黃征《敦煌語言文獻研究》出版（附：作者自序《我與敦煌學》）

作者: 黃征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6-3

定價: 36.00

裝幀: 平裝

ISBN:9787308154093

作者簡介：黃征，又名黃徵，號江浙散人。現任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導，兼任南師大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祖籍江蘇淮陰，1958年3月27日生於浙江江山。曾任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四校合併後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1999年9月起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2011年調至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目  錄

自序

敦煌寫本整理應遵循的原則

一 尊重原卷

二 不掠人之美

三 尋求確證

四 精通寫本文字符號系統

敦煌寫本異文綜析

一 因字形關係而引起的異文

二 因字音關係而引起的異文

三 因詞義關係而引起的異文

敦煌變文釋詞

敦煌俗語詞輯釋

敦煌俗語詞小劄

《壇經校釋》釋詞商補

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考釋

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輯釋

釋“接”

《搜神記》釋詞

“踏破賀蘭山缺”——近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VC1 + N + C2

三字連文論析

敦煌俗音考辨

一 秀才識字讀半邊

二 字音不正讀別字

三 音義乖互讀又音

王梵志詩校釋研究綜述

一 王梵志詩校釋論著編年目錄

二 各家論著評介

三 對王梵志詩校釋研究的一些意見

王梵志詩校釋商補

《王梵志詩校輯》商補

王梵志詩校釋續商補

王梵志詩校釋補議

《敦煌歌辭總編》校释商榷

《敦煌歌辭總編》評議

一 《兒郎偉》是否歌辭，為何不收

二 逕改原文的利弊

三 “入派三聲”、“三聲還入”是否普遍現象，如何應用於校勘

四 是“訛火”還是俗字

五 對俗語詞的誤解

輯注本《啟顏錄》匡補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匡補

浙江敦煌學研究綜述

羅振玉——敦煌學研究的奠基人

王國維——敦煌文獻考證的開拓者

敦煌語言文字學——浙江敦煌學研究的傳統和特色

浙江的敦煌文學研究

浙江的敦煌石窟藝術研究

浙江的敦煌考古學、敦煌史學和敦煌絲綢史研究

浙江敦煌學研究的現狀和展望

敦煌文獻中有浙江文化史的資料

敦煌語言文字研究者的一次興會

一 語言方面

二 文學方面

有關“敦煌學三書”的撰著情況

一 《〈敦煌變文集〉校議》

二 《敦煌變文集新編》

三 《敦煌俗字典》

貴在有所發明——蔣禮鴻先生的精品意識

徐復先生對俗語詞研究的貢獻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寫一字空——郭在貽先生評傳

黃征論著編年目錄（1982-2014）

自序：我與敦煌學

我與敦煌學，如果要追溯源頭，那要回到1980年秋我在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本科的時候。我是杭師院第一屆本科生，當時教學條件很差，我們經常搬個椅子到農田裏看書，圖書館也沒有幾本可看的書。我大學一年級是做作家夢，但是看了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後覺得自己也屬於不適合詞章的人，於是就開始轉入研究。先是對現代文學感興趣，《新文學史料》每期必買，魯迅雜文反復研讀。可是大二之後，我的學術興趣從現代文學轉到了古典文學，也就是我考上大學之前最喜歡的唐宋詩詞之類，而當時張錫厚先生的《敦煌文學》小冊子剛出版不久，我就買了一本坐在一間朝北的我稱之為“北斗居”的宿舍床頭閱讀，感覺非常新鮮有趣。這是我最早受到的敦煌學啟蒙吧，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後來竟一輩子從事敦煌學研究了。與此同時，為了彌補學校圖書少的缺陷，我在中文系開了介紹信，經常騎半小時自行車到西湖孤山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閱讀古書，那裏的圖書管理員老朱師傅、陳華師傅不厭其煩地為我把一摞摞的線裝書搬進搬出，諸如許國霖《敦煌雜錄》、劉復《敦煌掇瑣》、羅振玉《敦煌零拾》等，以及繁體甚或豎排的新古籍如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之類，都是在那裏才有機會閱讀的。我一邊閱讀，一邊翻卡片櫃目錄，把想讀的書都做了詳細的分類目錄，逐漸形成了學科體系的基本概念。當時讀的書其實目標不是很明確，有感興趣的就借出來翻閱，多半屬於流覽。不過敦煌的材料，尤其是敦煌曲子詞的校勘解讀，我完整抄錄了好幾種，包括朱祖謀《彊村叢書·雲謠集》、冒廣生《新斠雲謠集雜曲子》等，手抄本現在還保存着。我在孤山古籍部還遇到了現在已故的陳植鍔先生，當時他正在撰寫碩士論文，他問我看古書想做什麼，我說主要是感興趣而已，準備寫一篇《六言詩初探》。於是他建議我考研，介紹我去找錢志熙，說錢志熙剛考取研究生，有考研經驗，我可以去跟他聊聊。這樣我後來與錢志熙（現任北大教授）成為朋友，幾年後經過努力也考上了杭州大學研究生。

我1985年秋考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班，同班七人，包括任平、王定煥、金永平、丁興根、鄭萬青、許建平和我。當時讀書很清苦，尤其古典文獻學，我們進門第一堂課，沈文倬先生就說做這個學問發不了財，但也餓不死，基本上靠國家養着，要耐得住寂寞。果然，有的同學覺得學這個沒用，後來做了報社記者，還有的則改行當了律師。不過我一直頂着家庭壓力，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從未動搖。我覺得有那麼好的導師條件，不多學點學問，實在太可惜了。我在1986年的時候，因為聽了郭在貽先生的訓詁學課和《說文解字》課，開始比較多接觸敦煌文獻語言材料，做起了敦煌曲子詞、王梵志詩和變文的俗字、俗語詞研究，並到郭先生家裏單獨求教。郭先生給了我許多鼓勵和指導，我當時寫的每一篇論文都經過郭先生的批改審訂，所謂“金針度人”，衣缽傳授，終身難忘。1987年春，在郭先生家裏我見到了師兄張涌泉，當時張師兄正與郭先生商量合作校勘《敦煌變文集》的科研計劃，張師兄提議可以與我一起在郭先生指導下來做這個合作項目。郭先生很高興，覺得這個合作團隊會很強。其實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們將進行一場上規模的合作研究，我也才第一次與張涌泉師兄見面談論。我不知道他從哪里聽說我的研學狀況，也許是從同學那裏，也許是從郭先生那裏，反正第一次見面他就認為我跟他合作能行，他說此前與一位女同學合作比較費勁。郭先生與張師兄都是急性子，在他們的帶領下，我也慢慢加快了步伐。就在1987年這一年，中國訓詁學會在富陽舉行大會，會上王鍈教授提議重新校對整理《敦煌變文集》，出版一個新本子，並且認為我們的三人組合是最強的。於是我們正式提出了“敦煌學三書”的計劃，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快馬加鞭研究起來。由於專心做學問，我畢業工作都沒有去找，後來郭先生說不要找了，他建議我留校到中文系古漢語古典文獻教研室任教。就這樣，我成了郭先生與張師兄的同事，合作團隊更加緊密，閱讀敦煌寫本縮微膠卷並撰寫校釋論文的速度快得驚人，以至於季羨林先生也很快看到我們的成果。1990年在北京舉行敦煌學研討會，我與季羨林先生都在語言組討論，當我讀完論文的時候，季老拿着我手寫複印的論文問我：“你就是黃征啊？怎麼是個小夥子，看論文我還以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先生，心裏奇怪怎麼還有我不認識的老先生呢？”原來我們那時候寫論文都跟導師學習，文章用的是淺白文言，老氣橫秋的，看不出是年輕人寫的。季先生還對我畢恭畢敬書寫的論文字體大為稱讚，他說這真是你手寫的嗎，像是印出來的差不多。不僅季羨林先生給我們很多鼓勵和獎掖，其他老先生也都對我們坐冷板凳的精神多有褒獎。記得2000年的夏天，饒宗頤先生路過杭州，通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昭晰教授找到我，說到了杭州，就想見見幾個人，其中敦煌學方面就有我。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饒宗頤先生，此前他主編的新文豐出版公司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邀請我出過一本《敦煌語文叢說》，書名是饒先生親自改定的，序言是他親筆書寫的（我保存了影印件）。他在序言裏有對我的評價，也說了他與我導師姜亮夫、蔣禮鴻和郭在貽先生的情誼。

我的寫作，能夠稱得上“文章”的，大概可以分類如下：一是詩詞、散文，主要創作於中學畢業到上大學之際，或賦閑情,或抒忿懣,後來也偶一為之，總數勉強可以“編為三卷”，留着晚年再來收拾；二是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大學期間所作，發表了一半，例如我的論著目錄中的《六言詩初探》（《杭師院學報》1982，1期）、《絕妙佳詞〈採蓮曲〉》（《詞刊》1983，3期）、《蘇軾〈山村五絕〉及其它》（《杭師院83屆畢業論文選》）等，未刊的有邊塞詩討論、魯迅雜文探微之類；三是訓詁校勘學論文，是碩士研究生期間才開始寫的論文類型，例如《“爝火不息”解》（《社會科學輯刊》1986，5期）、《“踏破賀蘭山缺”句法解》（《文學遺產》1987，2期）、《“攝弊衣冠”的“攝”》（《中國語文天地》1988，3期）、《釋“減”“僅”》（《文史》31輯，1988）等，此後也不斷有些發表；四是敦煌俗文學作品與俗字、俗語詞、俗音等的專題研究，是在1986年（碩士生的第二年）跟隨郭在貽先生研習訓詁學、敦煌語言文字學後開始寫的，《敦煌陳寫本晉竺法護譯〈佛說生經〉校釋》、《敦煌文學〈兒郎偉〉輯錄校注》、《〈王梵志詩校輯〉商補》、《王梵志詩校釋商補》等一批論文像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這第四類的論文，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年年有餘，以至於今。我一直認為我們古典文獻專業的研究生，論文品質是比較上乘的，大多言之有物，而且實際投入的精力比許多學科的要多。可是我們一開始往往很不自信。我在第一次見郭在貽先生時就很不自信，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做訓詁學研究會有成就嗎？”因為我本科畢業于師範學院，研究生讀的是研究生班（二年制），感覺比別人差一截。沒有想到郭先生平時話不多，這次卻足足花費了半個小時來打消我的自卑和疑慮，使我一下子“長高了”許多。在後來的歲月裏，我一直很有信心，也很努力，眼看着從許多同學、同事身邊走過，趕在了他們的前面。所以我至今念念不忘我的導師郭在貽先生，是他真正把我帶上學術之路。我還記得1988年郭在貽師特別告誡我：“不要只成個敦煌學家。”我體會那意思，是要我不忘訓詁校勘學的老本行，敦煌學對我而言只是跟訓詁校勘學相關聯的學科。後來我一直遵循這個原則，即以訓詁校勘學為根底，去研究、解決敦煌文獻中的問題。事實上也證明，從敦煌學到敦煌學是很容易流於膚淺的，研究者應該各自以本專業的優勢來鑽研敦煌學，使敦煌學的發展不斷向縱深發展，同時也不斷拓寬其研究領域。

說到我的老師，我真覺得很幸運。在本科階段，後二年我特別喜歡古典文學，杭州師範學院的樊維剛、羅仲鼎先生給了我很多的指點，并且也使我逐漸留意訓詁知識。1985年進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由於是個七個人的班，而且學制二年，導師不固定，所以第一年全靠自己摸索。不過我也因此感到很幸運：姜亮夫先生是我們掛名導師，沈文倬、劉操南、龔賢明、郭在貽、張金泉等都是我們的任課教師，而且還邀請了數學、建築學專家沈康身先生給我們上古典建築史，不僅很開眼界，而且結識了比別人多的老師。我們的畢業論文指導，是由自己選擇導師的，我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郭在貽先生指導，所以真正給我直接指導的是郭在貽先生。當然我也廣泛鑽研其他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姜亮夫、蔣禮鴻先生的著作，他們都是敦煌學的著名專家，也都是文字、音韻、訓詁學家，而且還都是書法家。兩年學習後我順利畢業，並且在郭在貽先生的推薦下留校到中文系工作，第三年在工作崗位上通過論文答辯（當時對研究生班的特殊規定）。1989年郭在貽先生因病去世。1990年，我在沒有人願意讀博士學位的情況下，考取蔣禮鴻先生指導的漢語史訓詁學方向博士生。因此，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都是我的導師。我之所以以訓詁校勘學為根底，而又從事敦煌文獻、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是直接受到了三位導師的影響。

1990年我在職考取蔣禮鴻先生指導的漢語史訓詁學博士生，並且受導師影響加入了九三學社。我的導師蔣禮鴻先生夫婦、郭在貽先生、洪湛侯先生，還有師兄顏洽茂先生，我們同在中文系古漢語古典文獻教研室，都是九三學社社員。蔣先生對我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我大概1981在杭師院讀本科的時候就與傅傑同學一起跑到杭州大學蹭課，聽過蔣先生的古代漢語課程。當時蔣先生正襟危坐，聲音清亮，教室鴉雀無聲。不過當時我再也沒有想到十年後能夠成為蔣先生的入門弟子。因為我們那時候覺得蔣先生輩分太高，不敢叨擾老先生，所以也就只能蹭蹭課而已。蔣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指引我學術道路的明燈，他以精湛的考證與縝密的推理折服了我，我想我一輩子都達不到那個高度。不過我們在《敦煌變文校注》等著作中，亦步亦趨，用同樣的方法，卻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蔣先生的理論研究似乎沒有多少文字，但是實際上都貫穿在一字一詞一句的考證解讀中了。他的漢語史研究一縱一橫兩條線索的理論，看起來就幾十個字，但是卻遠遠超過有的人洋洋灑灑數百萬言的專著。他的關於中國俗字研究的導言，雖然只是一篇論文，而且發表後很久被人遺忘，現在看來真是遠見卓識，甩人半個世紀。他的訓詁研究“釋義”、“通文”、“解惑”、“溯源”四個層次理論，對我也很有啟迪意義，我在做研究時也總是力圖做到不獨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蒋先生严谨的科学精神，我觉得一方面来自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一方面来自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理論。我在這兩方面都受到了熏陶。

這裏收入的就是我從事敦煌學研究以來的文章，當然收得不全，主要是前十年在浙江的研究成果。文集中的《敦煌寫本整理應遵循的原則》，分別強調了“尊重原卷”、“不掠人之美”、“尋求確證”、“精通寫本文字符號系統”四個方面，是我自己努力遵循的原則，也是給其他研究者的參考和友情提示；《敦煌寫本異文綜析》分別對“因字形關係而引起的異文”和“因字音關係而引起的異文”、“因詞義關係而引起的異文”作了舉例分析，實際上表達了我對俗字、俗語詞、俗音等的基本認識，是我後來研究這些問題的立足點。我的文章談宏觀問題的比較少，所以這兩篇只反映了我的一些主要觀點。《敦煌變文釋詞》、《敦煌俗語詞輯釋》、《敦煌俗語詞小札》、《〈壇經校釋〉釋詞商補》、《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考釋》、《魏晉南北朝俗語詞輯釋》、《釋“接”》、《〈搜神記〉釋詞》等文，是我在訓詁學上的部分成果，力求做到符合“有所發明”、“無徴不信”的原則。這方面的更多成果，我主要融會在《敦煌變文校注》等大部頭的著作中了。《“踏破賀蘭山缺”——近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VC1 + N + C2》、《三字連文論析》是我在敦煌口語語法研究方面的努力，堪稱“訓詁式的語法研究”。我在這方面成果不多，但是很特別，引起許多語法研究者的濃厚興趣。《敦煌俗音考辨》開闢了敦煌俗音方面研究的新路子，分別歸納出“秀才識字讀半邊”、“字音不正讀別字”和“音義乖互讀又音”三個俗音生成的模式，《語言學年鑒（1994）》曾經予以關注。《王梵志詩校釋研究綜述》、《王梵志詩校釋商補》、《〈王梵志詩校輯〉商補》是我碩士學位論文的主要內容，後來又完成《王梵志詩校釋補議》，是對晚出諸書的補訂和商榷。這次未收錄的《〈敦煌變文集〉在匯校中》、《敦煌變文研究進展情況》、《說校勘中補改之難》及其對《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唐太宗入冥記》、《韓朋賦》、《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敦煌變文集新書》的補校等，是我與張涌泉師兄在郭在貽師指導下合作進行《敦煌變文集》校勘、注釋過程中由我執筆寫成的部分階段成果。《〈敦煌歌辭總編〉校釋商榷》、《〈敦煌歌辭總編〉評議》是我在敦煌歌辭校勘方面的見解，《輯注本〈啟顏錄〉匡補》、《〈劉子集校〉匡補》、《〈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匡補》、《〈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匡補》是我對於幾種重要敦煌學著作在校勘、訓詁等方面的訂補意見。另有《〈敦煌願文集〉輯校中的一些問題》分別探討了敦煌願文的性質、價值和輯錄整理的必要性，《敦煌願文的整理和結集》敍述了《敦煌願文集》收集的範圍、編輯的體例和主要內容，是我開闢敦煌願文研究的重要計劃細節；《敦煌願文散校》、《敦煌願文考論》、《敦煌願文〈兒郎偉〉考論》等篇，着重探討了敦煌願文的名義、篇名、範本及其術語，都是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敦煌歌謠〈兒郎偉〉的價值》、《敦煌願文〈兒郎偉〉輯考》、《敦煌願文〈兒郎偉〉輯錄校注》等篇，首次完整校錄全部敦煌本《兒郎偉》作品，并對其中民俗、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探索，後來廣為學者們引用，饒宗頤先生在為《敦煌語文叢說》作序時曾說“猶喜繼起有人，黃君征以整理《兒郎偉》有聲於時，其尤傑出者也”。《敦煌陳寫本晉竺法護譯〈佛說生經〉殘卷P.2965校釋》是我在敦煌佛經的校釋、考證方面的初步嘗試，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敦煌學論文，重點是考證其中的俗字、俗語詞。該文以原文校釋的形式出現，出版社的編輯當我面就表示頗為不屑，但是郭在貽先生卻大加稱賞，說“用來作為畢業論文也完全夠了”，對我真是莫大的鼓勵。除此之外，我還寫了一些評述、介紹的文章，例如《浙江敦煌學研究綜述》、《敦煌文獻中有浙江文化史的資料》、《敦煌語言文字研究者的一次興會》、《貴在有所發明——蔣禮鴻先生的精品意識》、《徐復先生對俗語詞研究的貢獻》等，是我對敦煌學史、敦煌學研究的材料、態度和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看法。

書末附錄《黃征論著編年目錄》，凡是未收在本文集中的論著、雜寫，基本上都可以根據目錄尋獲。希望這樣能夠彌補本書的不足。

江浙散人黃征

於南京龍鳳花園騰龍里北斗居

2015-5-30

（感謝黃先生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