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神话，犹太人的神话就是其中之一，诸如“犹太人比别的民族聪明”，“犹太人的共济会阴谋控制世界”等内容充斥着媒体。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Shlomo Sand）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为我们条分缕析、剥茧抽丝，揭开了这些神话；回答了关于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哪来，犹太人的未来应该怎样等问题。本书资料详实、视野宏阔，对我们了解古代犹太人和现代以色列的历史非常有帮助。

本书的英文名“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其实更加反映了这本书的内容——“被发明的犹太民族”。“Invention”这个词更多的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比“虚构”更接近书的本意。《观察家》杂志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本书带来的静悄悄的地震动摇了人们对犹太教与现代以色列之间联系的历史观”。

一直以来我们对犹太人历史的认知大约是这样的：犹太人是中东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苏美尔地区，后来迁徙到了巴勒斯坦（迦南）。约公元前18世纪的雅各和约瑟时期一部分犹太人为了躲避灾荒从迦南流落到了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生活了数百年。他们由于人丁兴旺而受到埃及法老的迫害。

在先知摩西的率领下，犹太人跨过红海，逃脱了埃及人的追击回到了巴勒斯坦（这段历史在诸多宗教典籍当中都有提及）。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犹太人的力量达到鼎盛，后来他们的王国被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所灭，期间经历了悲惨的“巴比伦之囚”。

公元1世纪罗马人征服了犹太人，无法忍受宗教压迫的犹太人发起了数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圣殿（第二圣殿）被毁，只剩下一段哭墙。犹太人开始全世界大流散。在流散过程中，犹太人避免与外族通婚，保持了血统的纯洁和完整，他们自强不息，诞生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

二战中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打垮犹太民族，在失去祖国将近2000年之后，犹太人通过自己的力量在故土上重建了一个叫以色列的国家。这样带有神学起源的历史认知充满了国内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著作和新闻报道，成为大众接受的常识，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近代锡安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以色列国父赫茨尔

然而桑德教授在这本书中对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叙述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他回顾了所有重要的关于犹太人的历史著作和学者，分析了这些著作的理论和叙事，他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

质疑之一：犹太人究竟是一个血统单一的民族还是一个来源于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宗教信仰群体？

关于犹太人起源的理论声称，现代犹太人的来源是亚伯拉罕之孙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后代所构成的12个部落。犹太民族不与外族通婚，因而具有单一的血统。

对于这种观点，桑德作追溯了公元1世纪的犹太奋锐党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和他的著作《上古犹太史》。这本书将《旧约》中的《创世纪》作为犹太人历史的开端，用历史证据来证明《旧约》当中的故事，具有早期历史著作神学和史学不分的特点。此后直到近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犹太人历史的著作产生。

桑德写道：“在约瑟夫斯和现代之间，没有犹太学者尝试写过他们的通史……基督教高度发达的编年史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历史著述都没有求助过拉比的犹太教，而它们二者都无一例外地拒绝研究犹太教的过去。”（49页）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Shlomo Sand）

直到18世纪的神学家雅克•巴斯纳热的著作《从耶稣基督到现时代的犹太史》诞生，这中间隔了大约16个世纪。犹太人在16个世纪当中没有通史著作，为后来犹太民族主义者想象本民族的形成设置了巨大的鸿沟，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圣经》，来构建犹太民族家园的神话。这是现代以色列历史无法回避的一点。

桑德指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滥觞刺激了犹太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艾萨克•约斯特的《犹太史》和海因里希•格拉茨的《从最古时代到当下的犹太史》。这两人都是德国出生的犹太人，面对德国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知识分子深感压力，于是他们开始想象犹太人的未来。

这一批知识分子的观点分成了两派。

约斯特主张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融合，共同建立日耳曼民族国家（当时德国还未统一）。他们认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仅仅是宗教信仰不同，没有种族上的差别。“对于中东欧大部分启蒙运动的有文化修养的继承者来说，犹太教是一个宗教团体，当然不是一个流浪的民族或者来自外星的民族。”（57页）这一派认为，在一个国家当中不可能存在两种民族属性，但一个统一的民族应该有多样性。犹太人和新教徒、天主教徒一样，首先是德国人。

而另一派的代表，历史学家格拉茨主张，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血统单一的高贵民族。格拉茨的著作《从最古时代到当下的犹太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石。“从此对许多人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个……不同的宗教文明，而是成为了被迫离开迦南祖地，并在其青年时期到达柏林门口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或种族。”（58页）

桑德认为：这个时期，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犹太人当中的宗教观念开始动摇，他们渴望一种新的观念来补充他们正在崩溃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历史这种宗教是宗教信仰合适的替代物……唯一的选择就是虚构和支持一种类似的民族神话。”（61页）

格拉茨的犹太人民族观点遭到了特赖奇克这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二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关于犹太人概念问题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影响下，为后来的犹太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具有清晰边界的民族。

质疑之二：是否存在真正的犹太人大流亡？

公元70年的罗马人征服和随后的犹太人的大流亡被看成是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开始，对这种苦难的共同记忆为现代犹太民族的意识提供了精神养料。

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犹太人全体的大流亡吗？桑德对此表示了怀疑。

在《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这一章中，桑德指出：“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罗马人从未放逐所有民众……驱离土地上的所有民众、农产品的种植者和纳税人是无利可图的……他们显然没有放逐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的所有民众，也没有办法那样做。”

关于大流亡的证据，仍然是来自奋锐党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桑德认为约瑟夫斯严重高估了当时犹大王国的人口，丰富的罗马文献资料没有一处记录了对犹太人的驱逐，考古学家也没有在犹大王国周围发现难民遗迹。而且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1世纪末，也就是罗马人征服的20年之后，当地的人口已经恢复。

那么，犹太民族流亡的神话究竟起源是什么呢？作者指出，在公元2到3世纪的拉比著作中，流亡这个词“galut”的希伯来语本意是政治镇压，而不是驱逐。流亡这个犹太神话的出现，实际上与基督教有关。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初期成为了帝国的宗教，随着它的获胜，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教信仰者也开始了采纳神之惩罚的流亡观……犹太人由于违诫而受罚流浪的神话，根植于基督教犹太教彼此憎恶的辩证法中。……自此以后，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流亡的概念获得了彻底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仅仅是离开祖地的意义。”（132页）

作者指出，对于犹太人来说，声称是来自耶路撒冷最初被放逐者的后裔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能确立上帝选民的身份。在某些犹太教派别中，流亡成为了神性的首要属性，因为神的灵始终处于流亡状态。因为犹太人不接受基督为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世界仍在继续遭受惩罚，“流亡成为了一种宗教净化的形式，还有助于涤除原罪，因此，流亡并不是离开祖地，而是不能得到救赎。”（132页）

作者指出，历史学家们明明知道将圣殿被毁与驱逐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神话，但他们都乐于默认，因为这个神话来自宗教传统，并且在世俗意识中根深蒂固。

质疑之三：现代犹太人的主体究竟来自哪里？

既然犹太人的大流亡并未发生过，那么遍布世界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包括约瑟夫斯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第二圣殿被毁灭之前，也就是罗马人的征服之前，在整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都生活着数量极多的犹太人，据说有数百万之多，甚至还有犹太人的公国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些人是从巴勒斯坦迁移到各地的移民。就像古代的希腊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一样，犹太人也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移民的历史。但是桑德指出，犹太人与上述几个民族有本质不同。

首先，罗马人和希腊人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他们随着帝国迁移到各处。腓尼基人是以经商为业的海上民族。而犹太人是一个农业民族，既没有强大的帝国保障，也没有商业利益的驱动，而且不懂航海技术。

其次，不管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是腓尼基人，他们在故乡的人口并没有衰落，同时他们在移民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而犹太人在外迁的殖民地中不讲自己的母语，聚居地第一代人的名字不是犹太人名字，而且考古活动没有发现早期犹太移民的农耕遗迹。几千数万人的移民，在古代落后的农业条件下，不可能在200年内发展出几百万的犹太人。

结果很明显，这么多的犹太人都是各地民族当中皈依犹太教的人口。

作者指出：外族皈依这一点现代犹太历史学家并不否认，只是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更强调驱逐、迁移和自然增长，而有意忽略其实是主要来源的外族皈依。在巴比伦和埃及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父母是埃及人或巴比伦人的名字，而他们的孩子是犹太人名字。而后来历史上的哈斯蒙王朝曾经强迫本国的非犹太人加入犹太教。

犹太教这个年轻的一神教，对从希腊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个民族都很有吸引力。作者指出，在罗马帝国时代，犹太教发展到了顶峰，约有7%~8%的罗马居民信仰犹太教。有大量的罗马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的话：“犹太人这个名词不是一个种族的名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170页）

大量改宗犹太教的罗马人引起了罗马知识分子的担忧和愤怒。“犹太教蔓延到了罗马帝国吞并的欧洲各个部分，比如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地区，南高卢和西班牙。”（176页）

作者认为，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主要源于公元1世纪和2世纪犹太教徒在罗马的几次起义，以及基督教，这个从犹太教脱胎出来的，更适合罗马人的宗教的发展。直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犹太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受到了基督教会的抵制，这也是欧洲反犹主义的起源。

犹太人来自诸多不同民族，比如北非的柏柏尔人、也门的阿拉伯人、迦太基帝国灭亡后的腓尼基人，那么以色列人的主体，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占世界犹太人总数80%的现代犹太人的来源又是哪里呢？

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曾经在历史上人口众多、非常强大，主要居民信仰犹太教，并曾经活跃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属于突厥系的卡扎尔汗国（Khzars，希伯来语中为כוזרים）。卡扎尔汗国，中国史籍称之为可萨汗国，是一个公元8-11世纪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十分强大的突厥汗国，它曾经与拜占庭帝国结成联盟，帮助拜占庭帝国抵御过阿拉伯帝国的进攻，在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和中国诸多的历史资料中都记载过这个强大的汗国，有部分资料提到这个汗国的王室和臣民主要信仰犹太教。

      可萨汗国，650–850

桑德写道：“于公元2世纪开始的大规模的大众化改宗（犹太教）运动，在公元8世纪的卡扎尔王国达到了顶峰。”（237页）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认为，卡扎尔人大约从公元8世纪开始，由原来的萨满教改宗犹太教，并使用希伯来文为自己的书面语言。而到了11世纪，属于斯拉夫民族的基辅公国的崛起，削弱了卡扎尔人，这个汗国逐渐消亡。

这个汗国无疑比历史上任何犹太人建立的国家都更加强大，有更多的人口，而且更加持久。汗国衰亡后它的臣民散落在从乌克兰到匈牙利的广大东欧地区，他们一神教信仰的持久性远远超过对帝国、部落和宗族的记忆，这使得他们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起源，他们构成了现代犹太人的主体。

桑德提到，对卡扎尔人的研究，在有关犹太人的历史研究中曾经是一个热点问题，很多现代的犹太历史学家都对这个消失了的汗国充满兴趣。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亚伯拉罕•波拉克的著作《卡扎尔王国：在欧洲的犹太王国史》是最重要的一部关于卡扎尔人的研究。

波拉克是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和非洲史系的奠基人，他通晓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的研究资料十分扎实。这位历史学家断言大部分东欧犹太人起源于卡扎尔帝国境内。然而“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犹太人历史记忆的主导性建构越来越格格不入”，“从1951年至今，再也没有出版一部希伯来语的关于卡扎尔人的历史著作”（255页）。

桑德认为，“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非殖民化浪潮使以色列的记忆商们回避卡扎尔人的过去这个真实的阴影。……要是不断来定居的犹太大众不是雅各子孙的直系后裔变得广为人知的话……可能会导致对以色列国家生存权利的广泛挑战。”（256页）

搅动犹太人起源地问题的另一个重磅炸弹是阿瑟•库斯勒在1976年出版的作品《第十三个部落》[暗指卡扎尔人是除了雅各的12个儿子衍生的部落之外的第13个部落]。 阿瑟•库斯勒年轻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然而他后来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世界上幸存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属于东欧，这样说来也许主要属于卡扎尔人的血统。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意味着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约旦河而是来自伏尔加河，不是来自迦南而是来自高加索；意味着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与匈奴人、维吾尔人和马扎尔人的关系要比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更为接近。”（260页）

关于卡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事迹，其实可以参考一本著名的小说《哈扎尔词典》，“哈扎尔”和“卡扎尔”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这个词还有一个常见于中国唐代史籍的译法“可萨”（可萨部被认为是突厥九姓部落之一），在阿拉伯文当中，这个民族被称为哈扎拉人。

《哈扎尔辞典》阳本

《哈扎尔词典》的作者米洛德拉•帕维奇在书中描述卡扎尔可汗曾经邀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教士在汗国首都举行了一场大辩论，以决定自己信仰哪个宗教，历史上确有其事。张颐武在这本小说导言当中声称哈扎尔人是一个幻想的古代民族是不正确的。

小说的作者帕维奇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对这次大辩论的描述分别用红书、绿书和黄书来表示，这说明了不同主体对同样事物的不同表述问题。桑德在自己的书中也提到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对这次辩论的描述。熟悉中世纪历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争取欧亚大陆内部斯拉夫、保加尔、突厥各系民族当中的争夺十分激烈，为后来的世界版图打下了基础。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犹太教。

质疑之四：现代的巴勒斯坦人究竟是占领这里的阿拉伯人的后裔，还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古代犹太教徒的后裔？

既然现代的犹太人主要是世界各民族的改宗者后裔，公元1世纪的大流散基本不存在，那么古代居住在迦南地区的犹太人哪里去了呢？

桑德指出，阿拉伯穆斯林在公元7世纪崛起并迅速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阿拉伯人的军队并没有向这里殖民，而是继续向着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进军。众所周知，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缴纳人头税的基础上允许他们保留信仰。

桑德提到，当时的一位犹太人把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描述为以实玛利（阿拉伯人称为亦思马因）的后代来拯救以撒（阿拉伯人称为伊斯哈格）的后代[ 阿拉伯人被认为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以撒的后代，二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称为易卜拉欣）的儿子。]，实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许诺。“上帝啊，正是他唤起了以实玛利人的国王来资助我们”。（187页）

桑德引用了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亚伯拉罕•波拉克的观点认为，正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相似性、阿拉伯人的宗教宽容和对非穆斯林的宗教税，使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最终都皈依了穆斯林。

桑德还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初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很多人都接受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是犹太人后裔的说法。“许多希伯来语的地名都被保留下来……当地的阿拉伯语方言充满了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词汇，使得它不同于书面阿拉伯语和其他阿拉伯语方言。当地民众没有把自己界定为阿拉伯人，他们自视为穆斯林或农民，而把贝都因人称为阿拉伯人。当地一些团体的特殊心态使人想起了他们希伯来祖先的心性。”（191页）

桑德还引用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波罗乔夫的观点；“从种族上上看，巴勒斯坦当地民众与犹太人的关系，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密切。非常可能的是，巴勒斯坦的农民是犹太人和迦南人的直接后裔，与阿拉伯血统只有些微的混合。”（192页）

通过对犹太人起源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质疑，最后桑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现代的以色列国究竟是一个以色列公民组成的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按照现代国家的理论，以色列应该是一个全体以色列公民的国家，不分民族、宗教。但是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以色列只能是一个全世界犹太民族的家园。为了维护犹太人在这个国家的主体地位，以色列只能不断从世界各地吸引犹太人，不断扩建定居点，来保证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优势。犹太复国主义也催生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也是巴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所在。

然而每年从非洲、印度、东欧等地吸引来的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犹太人的同时，还有大量的欧洲裔犹太人迁往美国等发达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家实践使这个国家内部始终无法整合：欧裔犹太人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之间；不同肤色的犹太人之间；犹太裔公民与阿拉伯裔公民之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解决。

《同时》联合广东黄，创作的#SaveSheikhJarrah为hashtag、表达对巴勒斯坦支持的海报。东巴勒斯坦的Sheikh Jarrah区是以公元十二世纪萨拉丁的外科医生Hussam al-Din al-Jarrahi命名。在阿拉伯语中，Jarrah 为جراح，就是治疗师、外科医生的意思。

通过这本书我们知道了犹太人起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会不会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爱因斯坦、萨特、弗洛依德这些我们熟知的犹太名人其实都是突厥人呢？这个问题显然是荒诞的，任何民族都避免不了想象的成分。尽管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建构的完成，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前途在于去犹太复国主义化，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包含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民主国家。

这本书能在以色列出版，本身也说明了以色列国内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清醒认识。有人形容这本书是以色列的《古史辨》，那么桑德无疑就是以色列的疑古派。事实证明，去除神话的成分，通过科学的辨析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本书作者以深邃的笔触嘲讽了民族主义的虚伪，为读者指明了道路——现代国家只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在不同的文化和族群之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从而取得全体公民而不是特殊族群的认同。建立在民族想象基础上的国家注定无法持久，也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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