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社会、性暴力

本文是田野米兔小组的第四篇译文。请点击上方“与猛虎谈情”或以下链接，查看我们的：

project简介：#MeToo在田野

第一篇译文：没人告诉我做田野会被性骚扰

第二篇译文：脆弱的观察者：关于田野调查和强奸的笔记

第三篇译文：权力下位者会成为强奸犯吗？田野工作者的反思

1931年七月，二十二岁的人类学家Henrietta Schmerler在北美的田野调查中被当地印第安人奸杀。令人可悲的是，Henrietta的死却成为了其同行们论道的反面教材，唯有她的亲人为其死因正名。Henrietta一案对当今的田野工作者有何启示？我们如何改革学界的谴责机制？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在河南省做田野调查时的性侵经历，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现世意义。

在过去两年里，我一直在找一种有别于历年来口诛笔伐的方式来重新谈论Henrietta Schmerler一案。Henrietta曾于192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人类学，师从Ruth Benedict。她仅存的学术作品是对美国一印第安人部落的强奸和乱伦迷思的系谱学考究。论文题为“与女儿通婚的骗子手”(“Trickster Marries His Daughter”) (H. Schmerler 1931)，发表于《美国民俗学研究》(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ore)。1931年，就在该论文发表的前一年，Henrietta开始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白河镇（Whiteriver）的田野调查。同年七月，她被奸杀。随后，亚利桑那州格洛布（Globe）市的陪审团判决白山阿帕契部落（White MountainApache Tribe）成员Golney Seymour谋杀罪成立。

Henrietta Schmerler 

在此之后，真正问津Henrietta二十二年的生平与惨死经历的人寥寥无几。Henrietta谋杀案的管辖权归属联邦调查局（FBI），然而甚至在所有涉案人员过世后FBI还坚决以法为由对此案资料严加保密（参见G. Schemerler1990）。在1931年8月1日, 一位曾在亚利桑那与Henrietta谋面的博物馆策展人Arthur Woodward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论文中Woodward记录了美国印第安人惯于周六和周日安排“印第安人邪酒”和“群体性狂欢”的嗜好。在谋杀犯招供之前，Woodward 在文中以当时常见的口吻推测到: “Schmerler小姐很有可能忽视了这些喝疯酒的派对，在某个周六夜晚或者周日清晨从她的小屋中步行至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营地的路上，被某个喝醉酒的印第安人尾随或拦截, 随后强奸并且杀害了”（Woodward 1931，69）。几十年之后，关于Henrietta 谋杀案的经历推测变得更加详细了。在《人类学新闻》（Anthropology News）的1986年九月刊中，Nathalie Woodbury写道：“既然她毫无察觉或完全忽视了自己主动上马坐在一个男人背后所代表的性暗示，那么奸杀的下场为她咎由自取。当我二战后在新墨西哥州教书的时候，Henreitta仍被西南印第安人学生当做年轻气盛又愚蠢的田野调查者来取笑”（Woodbury 1986，3）。Woodbury对此案如此冷酷的表述即引发学者们在《人类学新闻》上长达数月的论战。两个月之后，Deborah Tannen 在该刊上谴责了“奸杀下场为她咎由自取”这一 “自相矛盾的表述” （Tannen 1986,2）。Tannen 指出， “若性为自取，何谓性侵犯。” 这项论战在《人类学新闻》一刊中更续一载，并成为Nancy Howell(1990) 在其著作《田野调查的生存之道》（Surviving Fieldwork）中关于此案讨论的原始资料。此书旨在帮助人类学家评估田野调查的风险。

诚然《人类学新闻》一刊上关于此案的论战都值得回顾，我仅在此讨论一封由Henrietta的侄女Evelyn Kamanitz和其外甥Gil Schmerler合写的信。此信刊登于《人类学新闻》的1987年五月刊上。信中，他们用十分严谨的学术逻辑来维护了他们姑姑的尊严:

至今，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单身女性和一个阿帕契部落男人一同骑马是一个文化禁忌或者这项行为意味着邀请或同意进行性行为。进一步来讲，Henrietta 和她的谋杀犯一同骑马­又或自愿接受骑马邀请这一假设仅来源于谋杀犯本人和他姐夫两人的证词，并无它证。(Kamanitz andSchemerler 1987, 2, 4)。

或许最讽刺的是，这两位并非人类学出身的作者恰恰比其他学者更加懂得对Henreitta一案的反思。在同一封信中，他们写道：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此案每每重提。然而在每次回顾中，案件事实陈述隐晦，解释也往往矛盾不一。究其本质：要么谋杀犯的行凶过程主要依赖于谋杀犯本人的供述；要么翻案者兢战于谋杀案的反响。（Kamanitz andSchmerler 1987, 2）

我属于后者。在我最终和Gil Schmerler取得联系之前，我发现阅读他们的信会不自觉地让我内疚于其他人类学家的肆意冷酷的评论。此信之外，Kamanitz和Schmerler一直向人类学家群体寻求帮助来完成关于他们姑姑生平的书稿。历经三十余年的访谈和档案研究，这本名为《Henrietta Schmerler 和让人类学受审的谋杀案》终于完稿，并于2017年出版。此书为Henrietta的生平和惨死提供了最详尽的叙述，然而完稿过程中很少得到来自Henrietta误认为友的人类学家的帮助。

《Henrietta Schmerler 和让人类学受审的谋杀案》

我自私地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被当做我对人类学先人的一份敬意。在2014年十月份从田野调查回到北美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研究经费让我在2015年六月份继续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那时候我没想要回去。2015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用Henrietta的案例来为我的决定申辩。那时距离我原先在郑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受到的性侵犯正好一年。据我所知，我的性侵者仍然是一名高官。在后续数月里，他和他的副手们一直追踪我的去处和心理状况，或许是要确保我不会将他报告给警察或者中央纪检委。我没有报警。取而代之的是，我尽力用剩余六个月的时间在我的田野点上建立全新的受访人网络，同时尽力假装无碍地在公众场合进行我的田野调查。

哪怕在我回到北美以后，那种会回到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有权男人住的城市所带来的不安感还是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我试图建立档案收集被性侵过人类学家以部分缓解自己的情绪。我想要了解为什么在我还是对这次性侵表示震惊，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它不应该让我惊讶。我第一次被性侵的时候是17岁。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间，我慢慢走进中国。我曾经觉得我可以因为自己的混血和外国籍的身份在中国成为一个性别中立的主体，从而远离性别暴力。反而观之，大错特错。我已经接受了性别暴力就是我北美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到底什么让成为了“人类学家”的我以为我就从此安全了呢？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田野调查就是被括号包起来的生活呢？

 如今回想起来，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来自恐惧和自责。责备自己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对自己能动性的（带有自我贬低的）投入。如果我该为那次性侵负责的话，这就意味着我有能力去避免下一次可能的性侵。同样的，谴责Henrietta只是让人类学家有个途径否认自己对会田野失去控制罢了。更准确的说，这是让人类学家否认田野中存在性别脆弱性的途径。《人类学新闻》里的辩论代表两种不同的立场：Tannen代表的政治理想型和Woodbury代表的无情的实际型。政治理想型要求女性用仿佛没有性别后果的方法做研究，而实际型坚持女性如果不“愚蠢”的暴露她们自己的话，就不会被强奸。Woodbury把“愚蠢”理解成一种不理解当地文化而产生不良后果的行为。然而对我的性侵却发生在为了欢迎我而举办的接风饭局上。不论是饭局还是性侵都不能说明我不理解当地文化，反而是我融入当地的一种证明。两件事都证明了当地人不仅终于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一份子，而且也把我看成一个有性别的人。

然而，承认这点对于一个看重安全和性别平等的职业来说是有危险性的。正如Howell在《田野调查的生存之道》（Surviving Fieldwork）里指出的： 

女性因为被怀疑可能被强奸和谋杀而不被允许去做田野调查的可能性[在Henrietta Schemerler的例子里]被浮出水面。... 女性因为害怕自己的行动自由被限制而犹豫要不要说出自己的被强奸或者被威胁性侵的经验。（Howell, 1990, 94-95）

 在女性仍然为自己职业的正当性而殚精竭虑的情况下，难道否认、打压、责备受害者是一个实际并且政治正确的立场吗？相信Henrietta应该为发生在她身上的强奸和谋杀负责 （又或者是仅仅强调这件事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就是把女人类学家挡在掌握自己主观能动性之外吗？更何况这种主观能动性早已经被那些要“保护”她们的话语而侵犯了。如果觉得Henrietta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我们就把整个事件归咎于（个人的）“极度愚昧”，而不是我们做为人类学家明明心知肚明，却掩耳盗铃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别脆弱性。

Howell和其他书写田野中的危险的作者大多关注预防田野中危险的措施，但是其无用性或许被Franz Boas一语点破。在知道Henrietta死亡的细节后，Boas给Ruth Benedict写道：“这太可怕了。我们以后怎么敢让一个女孩去田野呢？然而，这难道不是必要并且正确的吗？” （Howell 1990, 95）Howell还有其他她同时代的学者把这理解成一个男性学者想要保护和控制女学生的一种冲动，但我却认为这是Boas试图在政治理想型和实际型两种立场之间造桥。文章里的“然而”把Boas的想法带到一个前提假设性的“如果”中去。这个“然而”让他思考在这样一个道德逼迫的后果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最好的，如果女性可以无需顾虑性别暴力而自由的做研究的前提已经存在的话（Graeber, 2014）。

这个思考非常短暂。最后，Boas和Benedict、哥伦比亚大学的秘书、还有亚利桑那州Fort Apache印第安人居留地的主管人同流合污，一起操控Henrietta伤透了心的父亲。他们怕Henrietta的父亲起诉大学或者要求处决杀害了Henrietta的人。（这两个担忧最终不过无中生有。）不久以后，Benedict在给Margaret Mead（她也教过Henrietta，并被Henrietta视为导师）的信中激动地写下Margaret为了庆祝不用参加Henrietta的谋杀者的审判而举办的派对里的酒品（尽管当时是不被允许的！）（G. Schmerler 2017, 169-172）。

Henrietta Schmerler

澄清一下，我并不认为人类学家需要对在亚利桑那州Whiteriver地区发生在Henrietta上的事情负责。但是我们有义务对整个学科在她死后持续的否认负责，因为我们对学生脆弱性的回应有可能跟Benedict对Henrietta的冷酷大同小异，也因为一直以来让我们不想谈及这件事情正正指向了一个让人不舒适但是真实的情况：那就是人在田野里是一个有性的主体（Johnson 2017; Huang 2016）。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具体的方法，重访美国人类学的这段历史让我坚信我们必须要做的比以前好。或许Boas的“然而”是关键。一定能找到一个如让门开关自如的铰链一般的、连接起政治理想型和实际型的方法的。

在2015年6月，我回到了田野。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没有人可以保护我，我是脆弱的，但是我也拥有去留的权利。一个人类学家的任务是面对世界本来的样子，即便她想要活出其中更多的可能性。面对一个强奸和谋杀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学生身上，我们爱的人身上并不等于接受这些事情，而是尝试跟这些事情相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Henrietta Schmerler案之后做田野调查”，这里的“后”包括了“时间上在她之后”还有“对她的敬意”。Schmerler的性别或许决定了她的死亡，但是——从每一个角度看——她都没有让性别决定她要怎么生活。不加掩饰的、掠夺性的猛禽把Henrietta生与死的意义榨干，而我还没有找到离开这些后果的出口。但是她所失去的东西冥冥之中对我意义重大。我真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她计划做的事情。

注：文中图片皆由Gil Schmerl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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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译文：没人告诉我做田野会被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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