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5日是以色列独立日的第二天，也是以色列武装力量毁灭超过500座巴勒斯坦村庄，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等地进行恐怖屠杀，驱赶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并将巴勒斯坦村庄和山川河流名称希伯来化，转化为犹太定居点的起点。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一天被作为纳克巴日（Nakba）而纪念，Nakba即阿拉伯语浩劫之意。面对家园不断被毁，无论是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流亡各地的难民或移民，战火带来的凄切场景，犹如灾难日（Nakba）的不断重演，挥之不去。
2021年上半年，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的巴以冲突不断。自五月以来，以色列当局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街区，系统性地驱逐巴勒斯坦居民，扩大犹太定居点。5月7日，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以色列取消了随后的耶路撒冷日，派军警进驻东巴勒斯坦，并开始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2021年5月21日，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和各大国的呼吁下终于达成停火协议，为过去为期十几天激烈的军事冲突按下暂停键。然而，暗流汹涌之下，长期和平共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在2022年以色列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后，以色列军队在他们所占领的西岸至少杀害了166名巴勒斯坦人。2023年以来，数百名以色列军队已多次在巴勒斯坦的杰宁市进行了军事突袭。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武装分子突破了加沙-以色列屏障，并强行穿越加沙边境通道，进入附近的以色列侵占的定居点和军事设施。以色列随即通过轰炸战略性建筑和军事目标对入侵进行了报复，有多起炮击民用基础设施的报道，包括住宅楼、清真寺、医院和银行。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部署在24小时推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方通知超过 100 万巴勒斯坦人在进攻之前向南前进。当地时间10月17日，加沙地带一家医院（或附近）遭到空袭，遇难者大多为患者、妇女和儿童。10月21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位于被占领约旦河西岸一座清真寺内的哈马斯组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表示，杰宁的安萨尔清真寺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联合国表示，由 20 辆卡车组成的第三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周一向加沙运送了水、食品和药品，但警告说，其中不包括燃料，储备将在未来两天内耗尽。本文是法国《人道报》记者 Latifa Madani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的采访。桑德教授曾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以色列老兵，他一直在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而斗争，同时也希望让他的子孙能够有一天在“一个所有公民拥有同等权利的民主国家”中生活。他对此次暴力发生的历史回顾也揭示出一种共存的可能是如何被破坏的。记者 / Latifa Madani
受访者 /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
翻译 / 吴樾
编辑 / 孟竹
原文发布时间 / 2023年10月22日
作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论战的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从未像10月7日那样感到痛苦。作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以色列老兵，他从未停止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为其在以色列之外独立建国的权利而斗争。
但他也一直存有一个梦想：让他的子孙能够有一天在“一个所有公民拥有同等权利的民主国家”中生活。他在与我们的访谈和他自己的作品《两族一国？重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中解释了原因。
面对这场影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人民的悲剧，你的感受如何？
我对这次的暴力程度深感震惊。我正在疏远一些我原以为亲近的人。我感到孤独、忧郁。最初我被哈马斯恐怖的袭击而震惊。谴责哈马斯，这是应该做的。但在暴力之外，我对于这场冲突更深层的批评在于其政治层面。
哈马斯不寻求与以色列人达成妥协。但作为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及其电影《阿尔及尔之战》的忠实影迷，我想起了电影中一个在当时也被定义为恐怖分子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战士对一个法国士兵说的话：“如果有你们的坦克和飞机，我们就不需要用汽车炸弹搞恐怖活动了。”我的立场是不要脱离政治和历史的大框架根源来孤立看待此次暴力冲突。哈马斯在2005年掌握政权，这要归功于以色列，尤其要归功于时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他想要让哈马斯在加沙掌权，以此来减轻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撤军的压力。在当时，很多巴勒斯坦人还是支持两国方案的。沙龙的策略是让加沙地带孤立于约旦河西岸，并且回避一切和平进程。他对加沙建立了封锁，如今已经持续了近十八年。另外也不要忘了，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犹太人国家，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国家。相比于一个生活在境内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个国家反而会更亲近一个住在巴黎的法国犹太人。这是一个存在二等公民的国家，更不用说那些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居民，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套意识形态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温床，而与此同时左翼却极大衰弱。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左翼从未如现在一般衰弱，而这也是在全世界左翼总体衰弱的背景之下。最后，对以色列缺乏国际压力也导致了一种选民和舆论被强化，他们越来越希望不择手段地根除巴勒斯坦起义。许多人指责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与极右翼、霸权主义者的联盟应该为此负责。你怎么看？内塔尼亚胡并不是唯一的责任人和罪人。过去和现在，以色列所有的掌权者都是责任人和罪人。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并不是从极右翼掌权才开始的，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占领、殖民和蚕食也同样不是。内塔尼亚胡是沙龙的直系接班人，他只是通过加速殖民约旦河西岸而恶化了局势。要知道，以色列本届政府中有四位部长都居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殖民定居点当中，军队总参谋长也是！别忘了，就在2022年，有146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其中包括记者希琳·阿布·阿格莱（Shireen Abu Akleh），罪犯至今未被绳之以法。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成倍增加，而袭击者却逍遥法外。面对这种有罪不罚的情况，巴勒斯坦人在缺乏国际保护的处境中生活。更严重的是， 2021年10月，在贝内特-拉皮德政府治下，六个巴勒斯坦民间人权团体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它们还不被允许调阅档案来为自己辩护。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起义有着深层根源。要理解以色列人犯下的暴行和遭遇的一切巨大的不幸，就必须要去历史当中寻找根源。这场暴力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人深仇大恨的根源要追溯至1948年的“大灾难”（Nakba）。那时，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从故土逃离或被驱逐，而他们的故土后来成为了以色列。在加沙，难民们和他们的后代看到并一直看着，在“边界”的另一头，基布兹、犹太村庄和定居点拔地而起。作为历史学家，我想问，以色列人的集体想象建立在相信祖先在两千年前背井离乡之上，那么他们怎么就不能理解这些在七十年前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更何况这些人大部分还生活在贫穷之中。大部分以色列人并不想知道。然而我想到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历史时刻。让-皮埃尔·菲力乌（Jean-Pierre Filiu）在他的著作《加沙史》当中也回顾到这个时刻，这是以军总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1956年在被加沙巴勒斯坦人俘虏并杀死的士兵Roy Rotberg葬礼上的发言：“今天我们不要怪罪杀人者。八年以来，他们一直被困在加沙的难民营里，在他们眼中，我们把他们和父辈生活过的土地以及村庄变成了我们的地盘。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殖民这片土地的一代人，我们必须要直面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数十万阿拉伯人生活中燃烧并充斥着的仇恨。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这是我们人生的选择：枕戈待旦，自强坚忍。”桑德代表作《虚构的犹太民族》现在特拉维夫的舆论是什么状态？你感受到了什么？
这是以色列政治意识史上的至暗时刻。目前的舆论是充满复仇倾向的，即使在那些所谓左翼群体中也是如此。每个以色列人都在清点亲友当中的受害者。人们因哈马斯犯下的暴行而“极端化”。然而，即使受到殃及的以色列平民是受害者，我们也不能把以色列当作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为杀害儿童和无辜者辩护，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在哪里，以色列也好，加沙也罢。
1967年以来，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以色列拒绝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撤军，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让我们遭受了如今的局面。这也是一个目前无助于让以色列努力后退一步的局面。我希望这能够有所改变。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政府和国际社会两边都有责任吗？
以色列和那些支持它的人利用了哈马斯的屠杀来动员舆论，这些舆论不仅反对哈马斯，也在反对所有巴勒斯坦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改善被认为是和平之举，同时旨在削弱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力，并且简化巴勒斯坦问题。一个月以前，这里的所有人都曾认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可以被埋葬了，尤其是鉴于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现状。马克龙和拜登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无助于事态的和平解决。问题绝不仅止于谴责哈马斯。这种态度是在掩盖以色列对于当前悲剧的责任。法国必须拿出更明确的立场，它的外交从未如此软弱过。这个以自由闻名的国家现在竟然还禁止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示威。如果我们不和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业团结一心，那么怎么可能说服他们不诉诸暴力而继续斗争？马克龙跟在拜登后面装聋作哑，而没有采取更富智慧的政策：帮助实现停火、寻求和平和政治解决的道路。是的，我们应该在谴责哈马斯的同时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斗争；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自决，有权停止遭受苦难；推动结束已经持续太久的占领状态。马克龙同样应该谴责以色列长期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权利，以及尤其要谴责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你是否知道法国那些用种族隔离来定义以色列对巴政策的人正在遭受猛烈抨击……是的，以色列就是在实施种族隔离。这不是我自说自话，而是2011至2016年的摩萨德局长Tamir Pardo在9月7号对美联社公开宣称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有着从行动限制到实施戒严法令的一系列机制，而同时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者却只以民事法庭来管治，这些机制与南非当初的种族隔离政策不相上下。”利库德集团时任领袖梅纳赫姆·贝京（Menahem Begin）在1997年也有过相关的表述，他当时主张给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赋予公民权， “否则以色列就会成为一个种族隔离政权”。说实话，如今我不再相信和平。唯一的希望在于美国当局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如果没有外部的决定性力量介入，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放任以色列继续他们的殖民政策，那么将会导向以色列的自我毁灭。对于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的可能性。谈判是让以色列国家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我的立场是，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也无法存在而会最终灭亡。我即将出版的著作《两族一国？重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论证了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在中东没有任何未来。很遗憾，我认为两国方案已死。五十五年以来我都曾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在1967年边界下由两个民族分别建国。很多生活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乃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也都支持这个立场。1988年我曾在加沙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海达尔·阿卜杜勒-沙菲（Haider Abdel Shafi），他也鼓励我们朝这个目标斗争。但自从沙龙执政以来一切都受到了强烈损害，它的策略是孤立加沙，让哈马斯掌握权力，而哈马斯绝非和平伙伴。如今，以吞并为目的的持续殖民化更是正在毁灭这个希望。超过85万（非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居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土地上。从这时起，就只剩下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人口转移。有些以色列人依然认为他们可以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朝西奈半岛挤压。但我愿意相信以色列并没有意图去制造一次新的“大灾难”（Nakba），因为这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所以我们应该一步步去构建一个联邦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要忘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联邦国家都诞生于冲突和暴力。尽管这个观点目前还很难信服甚至想象，但我认为除了在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中和平共存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接近两百万人）和许多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都支持联邦国家方案。甚至包括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注：巴勒斯坦政治领袖之一）也是，很遗憾他仍然身在以色列狱中。他主张承认以色列实体的存在，而哈马斯的政治纲领却是要建立一个神权的“伊斯兰国家”。但是，在实现历史性的妥协、实现和平之前，很遗憾仍然会灾难频发，因为当前世界的严重问题在于宗教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从印度到伊朗，从加沙到耶路撒冷，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结合及其工具化是所有问题里最糟糕的。
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历史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译者
出处
https://www.humanite.fr/en-debat/guerre-israel-hamas/shlomo-sand-sans-les-palestiniens-israel-ne-peut-pas-v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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