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至今，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100多天。1948年5月15日是以色列独立日的第二天，却被巴勒斯坦人定为纳克巴日（Nakba）。Nakba在阿拉伯语里意指浩劫——以色列国家叙事中的独立战争，同时意味着巴勒斯坦人遭遇的驱逐与劫难。在1948年，以色列武装力量毁灭超过500座巴勒斯坦村庄，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等地进行恐怖屠杀，驱赶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并将巴勒斯坦村庄和山川河流名称希伯来化、转化为犹太定居点的起点。对于无论是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流亡各地的难民或移民，战火带来的凄切场景，犹如灾难日（Nakba）的不断重演，挥之不去。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武装分子突破了加沙-以色列屏障，并强行穿越加沙边境通道，进入附近的以色列侵占的定居点和军事设施。以色列随即通过轰炸战略性建筑和军事目标对入侵进行了报复，有多起炮击民用基础设施的报道，包括住宅楼、清真寺、医院和银行。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部署在24小时推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方通知超过 100 万巴勒斯坦人在进攻之前向南前进。据NPR报道2024年1月14日报道，近 200 万人流离失所，数千所房屋被毁，近24000人死亡，其中包括1万多名儿童。穿越这一场看似望不到尽头的劫难，本文的目光投向了阿拉伯裔的美国女性诗人，以及她们书写的诗歌。如作者所说，诗歌是见证，也能创建亲缘关系。诗歌能够“将纽约人的哀痛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永久的围困和殖民战争下所经历的身体脆弱状态相连”，而这种联结，或许也促使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希望成了跨越国境、跨越种族的诉求。原文作者/亚历桑德拉·马吉亚鲁(Alexandra Magearu)原文出处/2023年12月29日发表于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Online专题栏目原文地址/sites.lsa.umich.edu/mqr/2023/12/on-arab-american-womens-anti-war-poetry/
“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产生的一柱浓烟”，摄影：Mohammed Ibrahim，2023 年，出自Unsplash.com
这是哈拉·艾兰（Hala Alyan）的诗《流散他乡》（“Diaspora”）的头几行，是2014 年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后的回应。战争期间，两千多名加沙人被杀害，一万多人受伤，基础设施被摧毁，更多人无家可归。这是一场集体惩罚的战争，不仅意在恐吓、拆毁、杀害、残害，还意在破坏亲情、消灭基石、切断联结。以色列定居者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殖民扩张所占领的土地与日俱增，通过瓦解巴勒斯坦社会、不断建设以色列定居点、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以及凭借高速公路和检查站形成的种族隔离网络分裂地貌，连接以色列定居点而让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分崩离析。在加沙的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震荡整个加沙社会，造成分裂——侵蚀社群意识，破坏任何维持生活的组织，最终扼杀生活的可能性。当我们看到以色列最近一次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在屏幕前上演时，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被杀害或掩埋于被公寓废墟之下时，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扩张主义逻辑正以快得令人胆寒的速度加剧。哈拉·艾兰Salt House的中文译本《盐之屋》这是负重，艾兰写道。这是重负（weight），也是一个等待的时刻（wait），取决于你如何听取。这是见证的重负，以及在计数逝者面前无止的等待，这是无法计数的负重。美-以联盟所维持的技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绝对力量体现于将自然事物转化为火——铝的黄昏、硫磺的云、余烬的早上、闪光灯下的尸体。定居者的殖民权力运作完全垄断了日常生活、占领了那些构成存在的坐标本身：身体和感官的完整性、亲缘关系、社群联系、空间的分配、对时间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定居殖民主义是生命政治的。它的目的不仅是破坏，而且是控制，夺走声音、图像和展现，吞噬土地，扭曲时间，使人失去对时光流逝的感知。占领的时间没有尽头。时间是相对的。轰炸所选定的瞬间，和所感受到的时间。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从掩护严实、高度安全的特权位置发送炸弹的事实。在无人机战争的时代，时间尺度呈现出新的维度。我们如何来比较在那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人眼中，发送炸弹所需的一毫秒的时间，和那炸弹摧残下的人的生命无可挽回地永久损灭的时间？技术将我们拉近，又让我们愈加远离。对于艾兰，技术是一种中介，在巴勒斯坦流散者与加沙人民的苦难之间建立起终究脆弱的联系：
流散的见证在此交织着愧疚。一种无法逆转或消除的愧疚。流亡不是艾兰的选择；而是对她的遗馈。如她在这同一首诗中所写，在一个平行生活中，她父亲的父亲“抓住一抔泥土，没有离开，而是留了下来”。因此，流散是职责：“看是我至少所能。”要见证：收看、观察、记录、坚持关注、呈现痛苦、述说道德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见证者既是旁观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收集不公正的证据，证实暴力的反复生成，正名并传播受压迫者的叙述。艾兰写道：
艾兰在诗中肯定她与加沙的亲情联结，以及她个人和家族的历史。最重要的是，通过她的表演艺术和写作，她让加沙得以呈现，在暴力之后赞颂生存与爱的纽带。见证因此成为呼吸，生者的呼吸，承载语言的呼吸，与音乐共鸣的呼吸，改写主导历史的呼吸，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下来的呼吸。艾兰的最后两行又再肯定了同想象群体的亲情、责任，以及涌现的未来：
苏海尔·哈马德（Suheir Hammad）的《首次写作，自从……》（“first writing since…”）回顾了纽约 911袭击事件后集体和个人的哀悼经历。诗人一开始沉默：
创伤导致语言崩溃。一段等待的时日，集体悲剧后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如消退的印象缓缓累积。而后，感知和感受形成思想和诗歌语言。
哈马德的诗记录了双塔袭击随后几天的混乱——家人寻找失踪的亲人，举着印有他们照片和名字的牌子，愤怒在事物表面下沸腾，爆发出报复宣言：
但“那里”在哪里呢？“他们”是谁？哈马德认识到那里那抽象、遥远、人造的“他者”也包括这里的“她”。哈马德以多种方式卷入了这一关系——不仅作为一名纽约人和一名哀悼者，亦与家乡社群的悲伤相连，也不仅作为一名即将被征召参战的海军军官的妹妹，还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一名阿拉伯裔美国人，遭受着事件之后爆发的报复性仇外和民族主义言论，在媒体上、在政治中、在日常接触中，在房屋和店铺都装点着美国国旗的街头。但哈马德积极拒绝后一种质询：
通过重新排序由仇外心理、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和恐伊症造成的情感分离和分裂，哈马德建立了反对暴力反对毁灭生命的另外的联系。她的写作具有推想性，为她的读者生成了意料之外的认同、共情和亲缘关系：
将纽约人的哀痛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永久的围困和殖民战争下所经历的身体脆弱状态相连，哈马德从脆弱性这一概念中生成了重新定义的团结一致反对暴力。她还将 911袭击事件中显见的受害者与在以色列轰炸和军事占领中看不见的受害者联系起来。
哈马德捕捉并重构了布什政府的报复性语言，将集体哀悼转化为对尚待到来的全球共同体的呼吁，它将超越文化、族群和宗教的分别，生命能受到尊重，能作为社会的关系纽带被呵护。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摧毁巴格达前夕，娜塔莉·汉达尔（Nathalie Handal）在致苏海尔·哈马德的诗《第一轮轰炸》（“First Bombing”）中写道：
第一枚炸弹在巴格达爆炸，震响于纽约市说话者的身体：“我体内战栗着”。那里就是这里。汉达尔通过与哈马德相认同来寻求慰藉，这不仅是对亲缘关系、她们共同的巴勒斯坦遗产、她们共同的阿拉伯归属的肯定，还试图在一个忙于与转移、错位的敌人交战的社会里，找到一个哀悼空间：
在雅克·朗西埃看来，政治与美学密不可分。对此，他不仅指视觉和文学文本的政治维度，还指我们的感知受到特定历史和政治权力配置的制约。朗西埃写道，“政治围绕着所见的、对其可述的，围绕着谁有能力看到、有天赋讲述。”能看到并能述说，自由跨越边界、隔离墙、检查站，穿行于公共空间，接触他人，与他人结成社群——这些都是政治调控后的状况，关联着不同的对于特权、权利和获得展演手段的构连和表达。雅克·朗西埃，《美学的政治》，Bloomsbury Academic, 2006但如果帝国权力通过封禁、抹去、重写或消除被压迫者的历史，从根本上移换了感官的秩序呢？谁有权利在公开论坛、电视频道、主流媒体、国际会议以及政治权力集中的地方发言？谁的声音被系统性地扭曲、谴责和压制？这些声音和可见度的问题密切关联着我们对生命的区别：被视作珍贵、脆弱、会被伤害的生命和被视作隐形、可忽略、低于人类的生命。帝国权力构建了我们的情感秩序，我们与一些生命建立起牢固的情感联系，同时忽视对另一些生命的摧毁。朱迪斯·巴特勒关于危脆、战争意识形态和见证行动的著作广泛触及了这些令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受关注、更珍贵的帝国权力形式。在思考脆弱性的复杂度时，巴特勒区分了危脆（precariousness），即易受毁坏的普遍生活状况，和危脆性（precarity），“指政治诱发的状况，具体的群体在其中遭受社会和经济支持网络的失效，暴露于不同程度的伤害、暴力和死亡。”为回应911以后扩散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巴特勒分析了战争话语如何调节西方公众对遥远他人的痛苦的情感反应，尤其是当这些他人的生活被描绘为与“美国”生活相互排斥时。如此，我们“这里”的美国生活中部分人的危脆状态被用作一种自卫手段，以对抗那些“那里”的不配人性的、不值得哀痛的其他生命。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海外战争造成的危脆性的状况同时发生的，是战争、媒体和政治话语的解释框架抹除掉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穆斯林生活的可见度的状况。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Verso, 2010巴特勒写道，战争直接作用于感知，“精细地调控感知有选择性地理解世界，弱化对某些图像和声音的反应，又激活对其他图像和声音的反应。”我们在当前以色列入侵和摧毁加沙的整个过程中看到了类似的模式、叙事和可见度的框架。以“自卫”和一个群体的生活内在的危脆为名，另一群群体从生者的世界中被抹去。在帝国战争的最新展述中，我们的感知再次被武器化。然而，帝国权力的逻辑是可以被切断和劫持的。 朗西埃认为，创造政治艺术——例如，挑战主流的可见度状况的诗歌形式——就是让你的观众受到不同的感官政治的碰撞。感知的神秘秩序及其与内在情感景观的联系并非永不可变动，是可以通过激进的干预来使其陌生化的。这意味着政治艺术可以扰动我们习惯的观看、倾听方式，并打开我们的感官给其他的事物，那些还未看见、还未听见的事物。阿拉伯裔美国作家的反战诗歌经常在公共场所表演，引起共鸣和回响，破坏和重建，在此前未有情感联系的地方创造联结，将“那里”带近至“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对立的二分不再成立，并最终破裂。在加州流亡近十七年后，伊黛尔·阿德南（Etel Adnan）于 1972 年返回贝鲁特。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前夕，冲突已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一触即发。阿德南的两个世界被迫冲撞在一起，她的直接体验（新的老贝鲁特）和她的存在生活（“加利福尼亚在我的脑海里，像一个过滤装置”），她变得“易变、焦躁，且特别地，脆弱。”正是在这种恐惧和脆弱的状态下，不同世界的矛盾印象和情感在塑造她的日常习惯中相互竞争，阿德南发现了见证的行动中令人谦卑的东西。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生活在对灾难的预期中，阿德南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她现在能够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中把握到连接起所有生命的脆弱关系。生命面临毁灭的危脆与诗人感受到的脆弱性交织在一起。她对自己迷失处境的强烈认知反而使她更为生动地意识到自己深刻身处于这世界：
三十年后，阿德南再次回到湾区的家，发现自己正处于另一场灾难的边缘，这次是从旁观者的角度。2003年春，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入侵开始了。在她的散文诗《生活在战争时期》（“To Be in a Time of War），阿德南详细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其间夹杂着她对战争发展的情感反应，对战犯的愤怒，对轰炸受害者的哀痛，对自己安然的生活的愧疚：
整首诗中，阿德南的日常物件、习惯、安定生活中的小乐趣和小奢侈，被重新组织进她对过去的巴格达的依恋视角，那里充满了回忆、联系和亲友，此刻正遭受猛烈轰炸、劫掠，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被摧毁的巴格达。
对见证的召唤并不总依凭语言来回应。事实上，阿德南写作于沮丧和愤怒的状态，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言词来拉近自己与他人之间难以忍受的距离。但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领悟，她形成了一种诗性批判，将这里和那里、自我和他人交织在一起，努力打破人为的差异、敌意和冷漠的间隔。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来说，伊黛尔·阿德南对她撕裂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见证位置，以及在同谋与抵抗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一场对位读解（contrapuntal reading）。伊黛尔·阿德南，《在另一个国家心脏的心脏中》，City Lights Books, 2005
阿拉伯裔美国诗人哈拉·艾兰、苏海尔·哈马德、娜塔莉·汉达尔和伊黛尔·阿德南有着特殊的位置来质问帝国和定居者殖民暴力所造成的身体危脆，以及这一话题在欧美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战争的主导报道展现中的抹消。她们的作品从基底上挑战了帝国权力的再生产、其对空间的重新定义（“这里”与“那里”的辩证关系，以距离回避了对以色列或美国轰炸的受害者的责任）和其对时间的重新定义（进步叙事的帝国主义时间，以现代战争的科技理据为加持）。通过打破这些传统的意义框架，阿拉伯裔美国诗人突显出诗歌语言的功能，使其成为一个涌现空间，让时空坐标，以及共情、见证和责任等概念，都在其间得以重新配置。亚历桑德拉·马吉亚鲁（Alexandra Magearu），作家和艺术家，原籍罗马尼亚，现居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任教于凯斯西储大学（CWRU）英文系，作品发表于Tint Journal、World Literature Today、The Comparatist、Women’s Studies，亦收录于论文集书Ecosophical Aesthetics和Phenomenology of the Broken Body。本文受作者本人授权翻译发表，若要转发，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Copyright © 2023 TyingKnots
Matters：matters.town/@tyingknots20爱发电：afdian.net/a/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