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认识被化外的自我：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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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摘要

乡村曾被视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及其所成的“问题”本身，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也因其间的“现代”眼光所生成。这背后的一个要因，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对立。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原来作为广土众民代表的乡村逐渐沦为化外，不复能表述自己。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先是开始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观感褒贬参半；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见解贬多于褒；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升级为“破产”或“崩溃”，表述以贬为主。其间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些人因缺乏了解而把常态看成变态，甚至把国家整体的危难移植到农村身上。

关键词

农村；乡村；城乡；关注农村；农村问题化；认识自我

在中国，“农村”是个相当年轻的名相，此前更多说“乡村”或“乡土”。曾被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乃至成为负面的象征（实际延续至今）。也正是在“农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农村问题”才开始被“发现”甚至“发明”出来，并呈现在新的话语脉络中。这样的认知渐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分享，甚至一度被“确立”为整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及其所成的“问题”本身，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也是这一过程中部分源于“现代”眼光所生成的。

“农村问题”和“成问题的农村”久已为学界所关注，然而农村何以成为“问题”的探讨，却一直付诸阙如。梁心的新著《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即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有幸得读全书稿本，颇受启发，乃不揣冒昧，接续讨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对乡村的关注，以及农村问题化的一些特色，聊为阅读《城眼观乡》一书的注脚。

引言：近代城乡的疏离与对峙

从行业的视角看，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至少到全面抗战前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态。但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大量报纸、杂志的讨论中，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那时中国的乡村当然不是没有问题，然而主要是在新概念创造出的新视野下，乡村开始呈现新形象，并被看出了新问题。

其实乡村遇到的主要困扰，就是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专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指出的，“通商口岸以牺牲内地农村利益为代价得到发展”。城市不仅没有“促进落后的农村的发展”，还“剥削农村经济”，导致农业衰退，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使“农村经济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的确，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以及对立，是近代一个关键性变化。不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这一变化都还有很多待发之覆。

“城市”在中国虽不是个新名词，在近代却取得了近于新名词的新涵义。古人最初是把城和市分开说的，盖城近官而市即商，本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大约从两汉开始，城和市就逐渐连用了。到宋代进而较多出现“城市乡村”连用的表述，但不是强调城乡的关联或对应，而是泛指（生活方式）不同的区域。近代“城市”的使用，又多半与翻译或借鉴异域文字相关，逐渐侧重其与工商特别是工业的关联，后者颇带虚拟意向。

随着外来的“城市”观念流行，在很多人认知中，城市取代乡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即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城市不仅比乡村更重要，而且比乡村更正确。借用美国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话，城市远比乡村更显出政治重要性（politically important），而且政治正确背后又始终伴随着文化正确。

近代中国乡村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的步步紧逼。不仅国家控制的资源向城市倾斜，乡间的人才也向城市集结。而城市更凭借政治和文化双重正确的地位，越来越轻视乡村，渐形成城乡“文化之中梗”（章太炎语）。终使乡村在实际层面和认知层面都开始变得有些虚浮——乡村被表述为农村，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

这一趋势至少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兴起后，曾以耕读自诩的读书人开始疏离于乡村，新生的读书人更多生活在城市中，与乡土事物渐行渐远。他们往往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昔人熟悉的广阔空间和众多居民。随着发展中的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读书人所知的国家本体也日向城市倾斜，原来作为广土众民代表的乡村逐渐淡出，成为暌隔的异乡。这个异乡虽在国中，且占国家面积的极大部分，却已沦为化外。就此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知识人实际已不甚了解自己的国家。

旅沪川人王宜昌在1930年曾说，“有一个‘异乡’在现在底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僻处西南底四川”。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人们都明白四川是怎样的不异的‘异乡’”。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在另一位川人陈志潜的记忆中，成都居民的观念反映的恰是当时“中国整个农村人民的态度”。作为省会城市的具体“成都”，却代表着抽象的全国“乡村”，既表明它们同在一个两分范畴“传统”与“现代”的传统一边，也揭示出两者皆不啻国中的“异乡”。

在近代城市优越的观念确立后，冯友兰曾以城乡观世界，以为就世界范围言，西方是世界的“城市”，即使欧美的乡村也是城市；而中国则属于世界的“乡村”，连中国的城市也是乡村。这种城乡关系既有鲜明的等级，认定标准又并非固定，而是相对的。如在世界乡下的中国，上海、南京是城里，余则为乡下；在一个省中，省城是城里，余则为乡下；县城是四乡的城里，但对于省城说则是乡下。陈志潜的记忆与冯友兰的分析相近，故四川被视为国中的异乡，正与整体的乡村类似。借用王宜昌的话说——有一个“异乡”在那时的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随处可见的乡村。

异乡的“秘密”存在，意味着占人口和土地大部分的乡村已不甚为人所知。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这显然不能说是“正常”，故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表现为对乡村或农村的关注。这一倾向大体呈现为连贯的三部曲，先是开始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观感褒贬参半；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见解贬多于褒；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升级为“破产”或“崩溃”，表述以贬为主，甚至不贬不足以立说（虽也多出于同情）。下面即简单考察这一进程。

一、认识和理解被化外的自我

对于乡村那身在国中又处于化外的状态，时人已有所体认。定县乡村调查的先驱冯锐曾明言，“近世以降，国家社会事业皆偏重于城市，对于乡村几视同化外，漫不加意，以致国家社会与乡村素无统属联络”。这的确是近代的新现象，在耕读传家的时代，乡村就是国家社会的主体。故冯锐所说的“国家社会”显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甚至就是城市的代名词。然既曰“国家社会”，便不应也不能视自身的大部分为化外，故城市虽然渐成“国家社会”的中心，却并未充分承担“国家社会”的责任。

其他关注乡村者也多少感觉到乡村与“国家社会”的疏离。梁漱溟在论述任何社会和国家皆有其秩序时指出，即使是一个“不平等”的，带有“严重的榨取剥削”的秩序，也要对下有所保全。因为“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不会“不留余地毁灭他”。但那时的中国已“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

这“第三者”之说显然有所感，梁漱溟似乎体味到乡村已成为某种带独立意味的特殊空间，不仅游离于所谓“被统治的一面”，甚或游离于整个国家。这大约就是冯锐所说的“化外”状态。

吴寿彭曾列举当时中国社会中各种“怪奇的情状”，并指出这些“都是中国的‘现实’”，是“明白中国现时代革命的性质”所必须了解的。“不幸中国的革命者或革命的谈论者，不是见闻限于通都大邑的知识份子，便是熟视过东西洋的工业社会的人。而广大中国的社会，对于他们往往是谜样的模糊。中国实是一个未知的中国（‘Unknown China’）”。从他所列举的广大中国社会的对立面——通都大邑、知识分子、工业社会——来看，那“未知的中国”指的正是乡村。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中国通都大邑已显然赶入于二十世纪的新时代，广大的中国的各地还留在上古时代及中古时代。当上海的新工业已努力追随先进资本主义国时，而广大的中国的郊原还是逗留于纯粹的农业生产。当各个“主义者”已在讨论各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的时候，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却正在赶着骡车或小车，运送米谷布帛去上“集”，作原始的交易；车上插着威武的红缨标枪，倘使半路上遇到盗匪的截击，就得一场血战，显示着古英雄的气概。

作为空间的“中国”，已经两分为时间上的“现代”和“古代”，前者仅是“通都大邑”，后者却是“广大的中国各地”。吴寿彭所用的“郊原”一语特别能提示城市的中心地位，乡村再广大，也不过是城市的郊区。如冯友兰所说，“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现代化”；而“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整体上，吴寿彭是“古代”乡村的同情者，但在下意识中可能仍偏向“现代”——其最后一语把“正在进行”之事说成“显示着古英雄的气概”，无意中透露出他眼光中暗含的“现代”气味。

自从中国读书人因接受西方观念而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低劣后，其认知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他们以新旧置换中西的努力虽减轻了学习西方的压力，但终与西人不同的身份造成了自我认同的断裂。胡适说他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不同的“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隐喻国家层面自我的分裂。由于外来思想的内化，在中国整体变为世界之化外的同时，乡村进一步变成化外之化外。不少读书人面对西方自居于化外，既要对抗又要学习；面对乡村又自居于文明，既日益轻视又觉得应予救助。乡村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我认知的一种再投射——被读书人看出和指出的农村问题，颇类似于被他人（the other）看出和指出的中国问题，故认识农村也是一个国家或文明体要努力解决自我认知问题的环节。

这样一种意识层面和下意识间不自觉的紧张，也反映在其他人身上。鲁迅曾注意到，五四后一些侨寓北京的作家，其身与心，亦即个人与写作，是分离的——“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这些被“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的人未必不想融入异地，然而那近在咫尺、“明明存在”的事物，仍然属于非我，自己其实“不能接近”。因为感觉上的疏远，他们很难表现出所居之地的“异域情调”，故尽管“已被故乡所放逐”，书写的仍是乡土。对这些在北京维持着“侨寓文学”作者认同的人来说，“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要比写身边那些咫尺天涯的内容更为“舒适”，也“更能自慰”，于是不知不觉中成为“乡土文学的作者”。

不过这是一个很多读书人的认同发生着改变的时代。上述认同的犹疑，似已淡出五四后一代“被故乡所放逐”之城居人的心胸。在以城市为中国中心的虚拟认知武装下，他们更容易以异地为故土，故乡反成为“明明存在”而“不能接近”的事物，变成名副其实的他乡。乡村或者农村，就这样逐渐沦为国中的异乡，如果要表述和书写那渐为他乡的故土，已不得不加以想象，多少还带几分西来的“城市傲态”。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师提出，认为“城市代表着文明的独特方式”，甚至“代表着比乡村更高的文明水平”，是“西方文化传统的陈腐观点”，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独特的城市傲态”。而在传统中国，由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的分野很早就消失了”，城市傲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随之消失，使“城市优越感”难以存留。即使“‘城市傲态’在中国”确曾存在，在其特定内容上、强度上，以及对整个文化的意义上，都与西方的城市傲态“有深刻的差别”。就个体来说，“中国人心目中的‘乡下佬’可能是个不通世故得可笑的人”；然就整体而论，在中国文化中“‘农’字是不含鄙视之意的”。有学问的士君子愿意“自称‘村夫’‘乡愚’，作为谦恭的套语”。

能作为“谦恭”的套语，说明“村夫”“乡愚”仍有低一格的意味。然读书人的类似自称不仅是谦恭，也是对耕读这一生活方式的确认。在耕读尚可传家的时代，很多读书人乐于维持这样的身份。即使到科举制废除之后，像刘大鹏这样的乡绅，尽管实际的收入来源已经依赖煤窑，仍苦苦维持着“老农”的认同。章太炎曾观察到：“自教育界发起知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与乡村之分。”他的意思，大概是把新学制毕业的知识人与城乡对立关联起来思考。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知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遂产生出城乡“文化之中梗”。从牟复礼所论的古代之无到章太炎所见的近代之有，大致呈现出西方的城市傲态在近代已输入中国。

传统读书人本无所谓城乡认同，入近代则逐渐向城市倾斜，再后来的新知识人基本疏离于乡村（当然也还有乡村教师这样的“一方圣贤”在）。到了耕读不复能传家的时代，读书人如何获得立身的正当性，其实已发生问题。认同的断裂造成认知的差异，在因关注而看出问题的进程中，新知识人的视角和眼光也在变化。而上述“被故乡所放逐”者那带有诡论意味的复杂心态，正是新一代的读书人已经不那么了解自己国家的表征。

故五四后读书人对乡村或农村的关注，可以说代表了他们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意向。如乡村研究院的瞿菊农所说，“要了解中国，必需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这是最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根源”。不幸的是，由于城市的兴起及其逐渐被视为国家的代表，这根源已淡出很多人的认知。不少新知识人以一种由内向外的视角——不是我们看自己，而是我们看他们——观察那个已经疏远的异乡。惟对乡村而言，这却是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这样一种反差使得对乡村的观察和表述充斥着想象、借用和构建，往往带有模棱两可甚至似是而非的意味，无意中仿佛作雾迷人，给后人的理解增添了许多近于雾里看花的烦恼。

二、后五四时期对“农村”的关注

五四后对农村的关注，其“相与呼应汹涌”的程度，多少称得上梁启超喜欢用的“思潮”一词。它当然是更大思潮或风潮的一部分，与其他政治、思想举措相呼应，却不必是别的什么事物的“反映”，而有其相对“独立”的起源。当大家开始从基本处思考中国的问题后，乡村可能是一种因为想要解决中国问题而自然“抵达”的目标。

梁漱溟曾梳理说：

（中国）自近百年来与西洋交通以后，因为受国际竞争的打击、世界潮流的影响，乃不能不变。最近二十余年更激烈急剧的变化，或由上层而达下层，如变法维新革命等是；或由沿江、沿海而达内地，如一切生活习惯等是。而最后的影响都是达到农村。

他的本意是要说明农村的变是被动的（故生不知所措之象），然对民初那些步趋西方潮流的趋新者而言，实不排除他们的眼光也会随西方影响而“最后”到达农村。另一方面，如章士钊所说，大凡思潮之起，“社会中先有何种不安之象，其不安之程度或缓或急，而要不可不施以救济”，于是出现各种相关主张。关注农村这一思潮的因缘是多重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来因素，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而短暂流行的新村运动，以及稍后的农民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体上，当“农村”和“农民”这样的新词语开始被较多地使用，就是昔日的乡村引起关注之时。先是天津《大公报》在1916年已出现以“农村”为题的议论，李大钊在1917年写了《乐亭通信》，多述乡村之事。随后《新青年》从1918年的第4卷第3号开始，设置了不定期的“社会调查”栏目。陶履恭在《导言》中明言，“我国是以农业为本，人民的大部分全是务农，或作农业副产物的工作。所以农间生活实在是我们现在最切要的一个大问题，较比都市生活所产出种种问题切要得多”。尤其因为“中国人住在都市里的人极少，住在乡村里的人极多”，故“现在第一要务，调查‘郡国病利’，就是先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方面着手”。

当期《新青年》这一栏里就刊载了一篇关于农民的文章，此后陆续有文刊发。这些早期的关注多带有同情色彩，如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青年与农村》和傅斯年关于山东农民状况的“社会调查”，都是这趋向的表现。虽也有言过其实的描述，似尚无农村问题已很严重的感觉。

如果说《新青年》是开路先锋，其对农村的关注却不是偶然的。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所办的第二种月刊《少年世界》就计划设立“农村生活”的栏目，“专载国内外农村生活状况”。学会同人在论及少年中国学会所应从事的事业时，也包括“实业运动”，特别指明“如兴业、归农等还要留意”。

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浙江省江山县旅京学生（多就读于北京大学）出版了专门讨论农村改造问题的《光明》杂志，强调“乡里改革比都市改革为重要”。其出版宣言说：“近来中国出了许多杂志，都是提倡新生活的。但是他们所讲的生活大半是都市的生活，很少是乡村的。这是一个缺点。我们这个杂志的出版，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不过，《光明》的预设读者并不是“多数乡村生活里的人”，而是“少数识字的而且要做点乡里改革的事业”之人。

1920年5月，北京农专学生创办《醒农》半月刊，创刊号上刊发《发行〈醒农〉的用意》，强调“在这新思潮澎涨时代”，各种杂志风涌云现，很多主张“彻底解决”，然而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一般人竟忘却了多数的农民”？所以他们“发行《醒农》的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创刊号上载有《农民解放》《农村改造》《劳动神圣》等诗文。

一两年后《东方杂志》这样一个对新思潮反应相对迟缓的商业刊物也开始注意到农村，1922年8月特别编了“农业及农民运动”专号，主要内容是对外国农民运动的介绍，展现出一种全球的视角。吴觉农在开篇文章中强调农民在国家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完全是以农民来作代表的”。文章最后也提倡归农运动，与李大钊和《少年世界》的关注相近。到1927年1月，《东方杂志》第一次定期征文活动，题目即为“农民状况调查”，并欢迎来稿者附带表出“对于改良农村之意见、振起农民生活之方案”。后“因来稿过多”，遂于8月（第24卷第16号）以整整一期的篇幅登载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报告，成为“农民状况调查”专号。

与此同时，《晨报》《京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也陆续刊登“社会调查”式的文章，不少涉及乡村。这类“农村调查”意识在大约同时出现并诉诸行动，提示出时代的一个显著变化——尽管过去的天下士基本是靠阅读了解和想象天下的情形，在耕读这一基本生活方式存在时，他们中的多数对于乡村有着直接的感性认识，全无需什么调查。但在四民社会解体后，耕读取向不再延续，读书人逐渐疏远了乡村，于是要想知道乡村情形就不能不借助调查了。

从上面对各种报刊与农村相关论述的简单勾勒可知，关注乡村的思潮已悄然兴起。如前所述，这当然是更大思潮的一部分，表象背后的因缘甚多，而五四的影响可能是最显著的。如张宗麟后来总结的，五四运动“在思想界与教育界上都引起了许多极有力的、极有时代价值的运动，乡村教育便是其中之一”。而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救济社会的危机”。或可以说，为因应社会中种种不安之象，五四后时人改造的对象出现一个由思想向社会转移的趋向，此前处于化外的乡村（以及刚开始流行的农村），逐渐成为读书人关注和调查的目标。

谭平山明确提出，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知道群众运动不是一部分和一阶级的事体，必要得国民中多数的同情”。过去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今后“救国的手段”应当改变，要以“极经济的手段以求根本的解决”，就当先“开化社会，指导社会”和“改造社会”。而国民中的多数不在城市，故要“从实际上改造社会，非从改造农村着手不可”，可以说“改造农村是我国今日劳动问题中最重大最切近的问题”。

换言之，改造社会是五四学生运动的自然延伸，而要改造中国社会只能从改造农村入手，也只有改造了中国农村才能改造中国社会。这样的思考逻辑展现出后五四时期对农村关注的一个主要发展理路。既然社会的改造是“全体的”，就“应该从全体着手”，特别要从人民当中占最多数的农人着手。毕竟“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不像欧美各国是以工商立国的”，故“现在中国的社会改造，大部分必须藉着农夫的力量”。

所谓立国的差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年的“劳农”运动本是受外国影响而生，而名列前面的劳工似乎占着更主要的位置。希望青年“加入劳动阶级运动”的王光祈就提出，“工厂、农村皆须有我们青年的足迹，亦就是我们改革社会的起点”。但张东荪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只有几个交通的商埠有工人，纵使在这几个商埠有什么举动，也决不能影响全国”。故要“改革社会推而至于改革政治，不单是现在不能专靠工界，并且以后也不能专靠工界”，而“要把眼睛注在农民方好”。盖“农民一天不能有组织有活动，中国的社会问题是永久不能解决的”，自应“下全力于农的阶级”。

尽管“农夫大半是没有知识的”，但“农民的生活简单、心地洁白、环境很清”——“他们的生活，不像城市中复杂；他们的心地，不像城市中狡猾；他们的环境，不像城市中那样污浊”。若“用法子来启发他们，教训他们，非常容易”，而他们也“很容易领教”，并“很容易接受文化运动”。农民“占全国民的大多数”，经过教育就“可以有转移社会的力量”。他们只要“受过教育，一定可以接受文化运动，对于社会是很有影响的”。简言之，“新文化运动不但是要在城市中提倡的，也是要在田间提倡的”，故“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对于农民这一等人，应当注意”。

梁漱溟

部分因为政府限制学生运动，五四一周年时北京纪念活动中众人异口同声地主张，此后运动的方针与目的，就在于文化运动。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到乡村并把农民纳入运动，是一个过去较少注意的倾向。余家菊也认为，“农村生活是低层社会的生活”，而“社会的改造要文化运动普遍到了低层社会才有希望”，惟“现时从事文化运动的人对于低层社会太忽略了”。张东荪更强调“乡村的文化运动尤较都市的文化运动为急务”。这些人不约而同的表述，应当不是偶然的，特别能彰显出关注乡村是更大的社会思潮之一部分。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转移，也是一种扩展。

在张东荪看来，“使农民有组织”的“开发农民之法”在于示范，故“如能建立新村为一模范，则感人更速”。他说的新村未必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村运动所提倡的新村，但同样的用语多少也提示出其间的关联，并提醒我们新村运动那较少引人注目的一面，即建设新的农村，而不仅是给城里人提供乌托邦式的解脱。王光祈在强调关注劳动阶级时就提出，“除了华工之外，‘新农村’的运动亦是我们很注意的。我们中国的劳动者当以农人为最多，亦以农人为最纯洁，天真烂漫的农夫是我们青年唯一的良友，所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有一部分人自愿到农村活动”。

张东荪所说的新村，或更近于王光祈口中的新农村，都是向“改造社会”倾斜的取向。而谭平山少小“与耕田种地的农民所居住的农村接触的机会很多”，他当时“已觉得各地的农村已非常窳败，非设法改善不可”。后来碰着“新村问题”的刺激，就产生“改造农村”的动机。他也愿意组织新村，但强调“不是抱着那个人主义和避地避世的独善其身主义而来的，是怀着那改造社会的热心和改造社会的宏愿而来的”。

可以看出，对相当一些人来说，新村既是农村改造的触媒，也可以是农村改造的一种方式。谭平山所不满的“避地避世”取向，恰是一般印象中新村的主要特点。实则当时新村的取向至少有三，一是“避地避世”而独善其身的，二是径直改造社会以兼善天下的，三是以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的。第一类或更为人熟知，而倾向于其余两类的人数却不少。

对后一类人而言，半工半读的新生活和改造社会并不冲突。王光祈就提出“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且“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以够十余人种植为度。园中不仅要有生活起居读书会客的房屋，还要有一个球场，故其要求实已贴近城市。而“在乡间半工半读”的好处是没有衣食住的限制，不像那些聚集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因受此牵制而既没有成为“工”，也没有成为“商”。且“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故“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都市，而在农村”。

尽管“新村”最初可能是“空想家的实验”之代称，它与五四后关注和改造农村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互动，双方互受影响，甚或彼此互为对方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秉持由新改旧取向的人，实际呈现一种由新入旧的努力。李大钊曾说，“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所以他特别鼓吹青年携带着“文化”到农村去，这样“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而“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谭平山也认为，因为不可能让“全国的国民完全舍弃旧农村而另外组织新村”，就只能“拿组织的新村去做改造旧农村的模范”。换言之，“组织新村的最终目的，到底仍然在乎改造社会”，以“促旧农村之改良”。则选择地方“要与现在的旧农村极相接近”，才能“知道现在农村的弊病”和“斥取现在农村的弱点”，而新村的办理成绩也能“为旧农村所取法”。他很不赞成那些组织新村的“选择附近于大都市的地方”，自己倒是便利，却“与农村离隔”。

可以看出，谭平山所想的新村与王光祈心目中的新村是不一样的。然而，王光祈也有以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之结合来“改造中国”的立意。这一取向既是“兼善天下”的改造农村，又是（城市）知识青年改造自己的“独善其身”，颇能体现当时新村运动的辩证意义：乡村变成化外之化外意味着中国认同的分裂，以及读书人与国家之间的疏离。而农村改造的尝试正体现出使分裂与疏离重新统一起来的可能，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解决乡村与现代城市之分裂和读书人与国家疏离的两大问题。就此意义言，还真可能是《醒农》杂志所说的“彻底解决”。

谭平山或未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他把“对于近日所谓新村的组织未能满足”列为他想要改造农村的三个重大理由之首，其余两个是“改造社会要向实际上改造，要向根本改造和要向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那方面着想”，以及“我国现在仍然在农业国地位的关系”。这是前述改造中国社会只能从改造农村入手的思路，同时也涉及了不久即广受关注的“农业国”定位问题。

后者因章士钊提倡“以农立国”而引起争议，然而“以农立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共生物“业治”，却较少引人注意。章士钊说，他因“十年论政而不得通”，并感觉国人对“迎拒取舍”翻新的欧洲思境“颇失其宜”。于是自到欧洲考览，得出两个结论，一即“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二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可知两者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关，其共生关系显著。

“业治”本身在当时并无多大的直接影响，接受或反对的人都不太多，但其与“农”的关联却产生出意料之外的影响，是导致乡村被农村取代的重要因素。因为对“业”的看重，特别是通过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辩论，原本的“居住区域”变成“行业所在地”。而过去表征场所的“乡村”逐步淡出时人言说，渐渐定位成更具行业色彩的“农村”，且“农村”一词越来越多地与“问题”联系起来。在乡村基本变成农村之后，以前看到的乡民也逐渐变成了“农民”。

这一转化进程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使更多人开始关心、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另一方面则是相当一些人因反对“农国”说或重农说而更容易看到各种涉农因素那不积极的一面。大约同时逐渐兴起的农民运动，也对农村的关注和探讨农民问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先是1923年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就表现出对农工的关注（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实更注意城市和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村和农民）。到北伐期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遂逐渐把农民当成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面向。

受到外来影响的农工“运动”确实大大促进了时人对农村的关注。当时有人便曾把“南方革命政府确立”与“要求农运、农业以及村治的呼声”挂钩。这一趋势可能也推动了农村成为“问题”的进程。1927年《东方杂志》“农民状况调查”专号与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在一年，编辑部的引论明显左倾，不排除与土地革命的影响相关。像《东方杂志》这样相对疏离于时代思潮的刊物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既可以看出变化的表征，却也揭示了转变的方向。

或可以说，五四后想要认识已处化外的自己这一努力，并没有改变乡村在很多人心目中处于化外的现实，更多改变的是对化外者的表述（从早期的褒贬兼有转为对农村的同情与鄙视共存）。“重视”农村逐渐成为时代思想的一股主流，却也越来越多地以负面为主。于是逐渐发现（甚或发明出）农村的问题，进而把并未崩溃的乡村说成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农村。

谭平山

三、北伐后“农村”的问题化及“崩溃”的虚拟态

1922年《东方杂志》的“农业及农民运动号”以吴觉农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为篇首，虽或无意，也提示着中国的农民开始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然若长远看，农村成为“问题”还是相对突然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以有限的耕地面积保证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其农业可算比较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算是特例。一些研究者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当高，不仅能够养活人口，甚至还有剩余价值。这样的认识或许稍过乐观，且不乏争议。而近代中国不仅保持了一定水平的人口增长，还需要面对现代国家功能的诸多挑战。无论是部分学者所看重的民国建设“黄金十年”（有相当夸大），还是此后全面抗战的最终胜利，都需要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持才可能实现，若建立在崩溃的农村之上，是很难想象的。

换言之，中国的农村经济长期都被认为是大体健全的，甚至有着某种优势。但这一观点从20年代开始发生了突然的改变。马若孟注意到，“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大部分研究和理论说明”都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那时中国的“革命者和学者都开始意识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各种“农民的困境”之上。后来“对农业中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和解释，都可以追溯到这20年间的研究和著作”。

马若孟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于1935年所作的文献综述，在该所收集的1920—1935年间涉及土地问题的著作和期刊论文中，90%的专著出现在1927年之后，87%的论文在1933年之后。方氏认为前者与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土地问题——特别是土地分配问题——颇受朝野上下之注意”直接相关，后者则多因1933—1934年间《地政月刊》《地政周刊》《中国经济》和《食货》四个杂志的出版。而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伐后学术的社会科学化与同时兴起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此应都有所促进。

这样一种转折性的注目还有更广泛的背景，在马若孟看来，中国人之所以“直到1927年之后才激起对农业的兴趣”，是因为处于发展过渡阶段的中国固然有日渐增多的现代特点，如城市扩张导致的新式“学校数量的增加、报纸的创办和新的城市知识界的产生”，但“在农村落后的汪洋大海中”，城市“只是一些近代化的小岛”。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意识到了他们自己与农村居民之间正在变宽的鸿沟”，也促使他们去观察农民并考虑农民的问题。

城市中人既然感觉到了城乡之间“正在变宽的鸿沟”，就促使他们把眼光转向已经隔膜的乡村，带着同情寻找可以实施帮助的“问题”。然而这种定向的眼光本身就是问题。前引马若孟带着遗憾地喟叹中国“农村经济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其实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便是如此，原无需城市的“促进”；在没有新眼光之前，这也不是什么“问题”。换言之，中国农村成为问题，不必是因为其本身有多大变化，而是既存的常理被流行的新理取代了，于是构建出一个整体出问题也成问题的农村。

乡村生活那种长期存在、基本不变的状态忽然“成为问题”，被视为变态，显然是一种建构（不必是有意的）。而一种建构能广泛传播，影响并改变世人之视听，其力量从何而来，又怎样发展壮大，是某些变化被惯性地或偶然地放大，还是因为更大的时代波澜引起了眼光的转变，实大有探索的必要。

构建不一定是有意的，可能是在无意中带有某种倾向性或偏向去观察。这是一种眼光的转变。当年就有人注意到“强依都市的人情而来估度乡村的人情”这一倾向，今人将其归纳为一种“都市眼光”。所谓仁者见仁，从特定视角出发，带着某种有意的眼光去观看，很容易看到可能本来就想看到的问题。时人谈论的很多农村问题，包括民不聊生、破产、崩溃等等，恐怕更多是带着轻视的眼光从城市看乡村所发现甚或发明出来的。也因为有这一眼光在，许多不是问题的也被看成问题，或把不甚严重的问题看成很严重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从来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必将当时的乡村理想化，以粗粮土布维持温饱的乡村生活是相当清贫的，不能说没有问题。至少在清代中叶，所谓的人地矛盾已经引起了洪亮吉的注意，后来也一直有些解决的尝试。但后五四时期农村讨论的特异之处在于，其所说的“问题”并非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而是整体性地视农村为“破产”或“崩溃”。相应的“救济”以及相对中性的“建设”，也都带有指向整体的显著特性。故这一时期所论及的“农村问题”，程度和意义都与此前完全不同。

这样的整体性观察可能遮蔽了广土众民的多元特性。以1931—1935年间的“农业恐慌”为例，那段时间中国连年大面积遭灾，世界经济也在危机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遇到问题，农业自不例外，《东方杂志》便于1935年开辟一专栏以讨论农村救济方案；故“恐慌”的存在应无疑问，惟恐慌的程度却可以斟酌。一方面，当时已有人说，从1920年起，因天灾人祸时农业收获量大减，“现在中国本地所产的粮食，绝对不足供半数人口的消费”。另一方面，今人刘克祥虽确认恐慌的存在，却又说据其整理的统计数据，“1931—1937年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同1924—1929年相比不降反升”。尽管他认为“这是统计上的歧异，而非历史事实”；但出现统计数据与“历史事实”迥然相悖的“歧异”，却也提醒我们对此事还真要小心辨析。

何思源就注意到，在很多人“高呼农村经济破产”之时，山东1933年就“农产收成甚好，表面上看不出农村破产的样子”。那几年的实际农产量有高有低，惟1932年大丰收是很多人确认的。据刘克祥所得数据，以粮食和油料计，1932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的最高产量”。那年年末《东方杂志》发表姜解生的文章，也把“丰收成灾”视为“农业恐慌底新姿态”，特别能提示那“恐慌”的特异表现。

一方面，“丰收成灾”当然不乏“谷贱伤农”一类“自古以来”的慨叹，表现出中国的乡民从来就与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绝非单纯的“农业”人；另一方面，把丰收诠释为恐慌的“新姿态”固然体现出辩证的眼光，然谷贱之伤更多是在销售层面，若在农民口粮方面，丰收总会带来更多的保障。则“恐慌”似乎不尽体现在当事人的温饱方面，而说“恐慌”的非当事人更多表现出一种“全面”观察的宏观眼光。

在薛暮桥看来，中国农村经济的“总崩溃”就体现在包括“帝国主义、银行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外各方都在“高呼农村破产，高唱农村复兴”。他所提及的“银行”是一个有意思的提示，千家驹在1933年就注意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偏枯”这个问题“直到去年才忽然被许多银行家与学者所注意到”。梁漱溟也观察到，“救济乡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其“最先感觉到问题而着急说话”的，正是“上海金融界”。

金融业是百业之母，故从业者对市面的兴衰最为敏感。在梁漱溟看来，由于所谓“近代工商业”在中国发展并不理想，城市对乡村仍有很大的依赖：此前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乡村购买力降低，于是“影响百业，牵动全国”；但1936年“农产丰收，农产价格又不坏，工商百业立见起色”。工商业虽落脚于城市，其萧条与繁荣仍仰仗乡村，两皆“如响斯应”。从前引相当一些人关于“谷贱伤农”的讨论看，梁漱溟对农产价格的估量可能太过乐观，然若乡村仍是金融业放贷的重要对象，则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或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差。重要的是，金融视角下的乡村，到1936年就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金融业对乡村的“救济”很大程度上是“借”（放贷）而不是官僚视角的“管”（干预），两者颇有些南辕北辙。而千家驹口中的“学者”，似隐约偏向干预一面的思考。无论如何，如时人所指出的，“乡村破产”一事虽“万方同慨”，然而“讨论其事者，大抵皆安居都会，偶作空言”。则不论从区域言还是从行业言，恐慌的感触更多发于城市而不发于乡村。

“恐慌”一词本身提示出感知的情绪一面。在广土众民的中国，不同区域和不同年份的人，感觉实不尽同。千家驹所说的“银行家”应有实际的危机感（却也较快舒缓），而“学者”或就带几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真正危机的当事人，固然有走投无路不得不卖地离村者，也有因一些特殊缘由而出现“经济繁荣”者，且亦不乏安闲自在之人。

从时人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这边读书人在说“崩溃”的时候，那边农民心情似并不坏。如农人无事“总是粪筐一背，遇见粪当然要捡起来，遇不见也不恼丧，游游荡荡村里村外一溜达，小戏一唱，这才显着安分守己，天下太平”。对他们而言，农闲拾粪是“一桩工作化的消遣”。有人路经各村时，见“民众放纸鸢的颇多”，他们在翘首“欣赏纸鸢的飞展悠扬状态”时那种“怡然自得神态，甚难绘画”，令观察者感到错愕——“中国农村尽管日趋破产，农夫还是这样的过着一种优游的生活，这恐非极端唯物论者所能解释罢”。

可以看出，相当一些农民本身对生活的感受与那些想要“走向现代”的读书人很不一样。如张镜予说“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当莫过于今日”。但他在对“我国农民经济将陷于破产状态”深表担忧的同时也注意到，“可惜我国农民对于这点还没有感觉到”。稍后（1933年）叶圣陶在小说中描述了“‘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及各方面对此的讨论，大致与薛暮桥所说的类别相同，但他总结说，“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叶圣陶所说是有分寸的，小说里的乡亲处境并不甚好，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谷贱伤农”的话语。正如身处“破产”边缘的农民自身竟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无甚感觉，最能提示出“破产”或“崩溃”之说常常出于立言者那带有“都市”色彩的学理分析和担忧。如前引梁漱溟所言，救济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

1931—1935年间“农业恐慌”的存在是无疑的。如果从偏物质的层面看，由于中国的广土众民特色，恐慌在空间上是区域性的，其间一些省是丰收的，有些小地方甚至可能还经历着较长时期的繁荣；在时间上是波动的（时好时坏），其间也曾有全国的大丰收，出现粮食人均占有量超过以往的数据。那些发于城市的忧虑当然是实在的，不过立说者多从大处着眼，其所忧未必是乡民之所想，甚至非他们所能理解，故以“都市里的事情”拒而远之。换言之，那时可能存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恐慌”，承受恐慌者和说恐慌者之间，其实是疏离的，且距离可能还不短。

大面积的“恐慌”当然是典型的变态，但从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看，它是否改变了农村的常态，仍是一个问题。在“恐慌”过去两年后，认为农村问题严重的千家驹曾说，“自从中国的农业恐慌进入到更深刻的阶段后，‘复兴农村’这口号遂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然若“严格地说，‘复兴’两字是有语病的，因为中国的农村始终就没有‘兴’过”。如果农村“始终就没有‘兴’过”，自然也谈不上“复”，但提示出一个重要意思，即农村状态是持续的。

在意识层面，千家驹是相信中国农村正在“破产”并担心可能“一天天往下沉沦以迄于整个毁灭”的；但在下意识层面，他显然认为中国的农村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即使刚发生了大“恐慌”，也未曾改变。千家驹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家，他的内在紧张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提示出当年农村的“问题化”，很大程度上是不少人出于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农民的同情，抒发其对时局的不满，却也不无“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他们在激愤中不知不觉把常态视为变态，很可能是把国家整体的危难移植到农村身上了。

蒋廷黻在1932年忏悔说，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整个的乡村经济已到崩溃的程度”，再不加以救治，“我们这个国家就自然而然的亡了”。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的确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乡村崩溃”等于就是全社会的“根本”崩溃，当然非同小可！其结果是政府当局确认“农村经济破产已为公认之事实”，且鉴于“其恐慌之严重、现象之险恶，几有摧毁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及其存在之趋势”，遂于1933年5月成立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举措，意味着政府正式把农村作为一个问题，并且农村也已成为一个需要政府力量来“复兴”的领域。对一些人而言，这也进一步坐实了农村的破产。

国家机构的设立表明农村危机上升到国家层面，但这似乎更多是一种国家危机的转移，并未真正落实到农村的改变上。农复会主委彭学沛就曾婉转表示该会其实“经费甚微”，做不了多少事。故也有专家认为当局者“缺少诚意，缺少严重程度之真正认识”。冯友兰更担心政府的所谓复兴“恐怕要与清末之‘预备立宪’得同一结果”。于是“救济农村之呼声固愈呼愈高，而农村之崩溃依然日甚一日”。似乎忧虑者继续忧虑，而农村仍“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

余论

从城乡对立到农村成为问题，以至成为负面的象征，是20世纪前数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区域性的乡村转化为行业性的农村之后，农业的问题就变成了农村或者农民的问题。很多人从带有“现代”憧憬的城市眼光看过来，于是“看”出了乡民未必感觉到的严重不足。此前已经开始的一些乡村调查所见或所想见的负面现象，与城市眼光中本就落后或贫苦的乡村生活联结起来，使农村客观实情中不佳的一面被放大，逐渐形成了一种经济崩溃的认知。

这里当然有较大程度的虚拟成分，却也不能全怪当年许多看农村说农村的人，毕竟农村已渐处化外。如前引吴寿彭在1930年所说，以乡村为主的广大中国社会对很多观察者“往往是谜样的模糊”。到1934年，李紫翔仍指出，“我们可以常常在刊物上和人的谈话中，听到说‘谜样的中国’‘谜样的中国农村问题’的话句”。尽管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已然“闹翻了中国一切定期不定期刊物，然而中国农村问题究竟是什么，大多数的人，尚在不顾事实、曲解事实的把它当‘谜’猜”。换言之，在一般以为农村最成“问题”的那几年，它对很多人而言实不过是“谜样的模糊”。

且不仅观察者感到迷惑，农村自身似也有些不知所措。或因是近代西潮冲击最后抵达的场所，农村对变化的因应也显得更迟缓，在不少人眼里甚或是颟顸的。梁漱溟在1933年说，在近代举国西向的大趋势下，农村“被迫的随着大家变，却不能了解为何要变，并且亦追赶不上，但又没有拒绝否认的勇气与判断”；因此而“失去了社会上的价值判断，是非好歹漫无衡准”。换言之，农村逐渐沦为化外后，实已无法表述自己，致使“有心人亦且窘闷无主”。

此前一年，《东方杂志》就有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农村那进退失据的困窘。署名“有心”者说，“中国农村经济已陷于东不是西不是的走头无路的状态中”；吴觉农也觉得“病入膏肓的农村”就像“病人的热度，高也不是，低也不是；脉膊多跳是危机，过慢也是险象”。两人在大约同时的相似观感，或许反映出当时农村的某种状态，却也不必就是农村的本相。乡村的问题本虚实兼具，既然社会失去了价值判断，自然无所适从。恐怕正是认识和评估标准的歧异，造成人们认知中对农村现象的莫衷一是。

当年农村状态确实不那么令人满意，农民也有改变现状的诉求，而城里人对农村的忧虑更达到广为分享的程度，但整体的农村到底是否濒临“破产”甚或已经“崩溃”，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未知的中国”之主体，那时农村现象是丰富的，其整体状况不必很理想，或也不一定就那么悲惨。时人所说的农村凋敝、农业恐慌、农业破产甚至农村崩溃等，多少都有些名实不副，存在不同程度的虚拟成分。

李紫翔就指出，“目前关于农村运动的文字，差不多在每个刊物上都可以看到。但是每多失之夸大和歪曲的宣传，或认识不够的过低评价”。他说的是农村运动，这观感却也大体适用于农村本身。则前引他所谓涉农言说的“不顾事实、曲解事实”，仍然是延续的。夸大或低估本身就是一种“歪曲”，却不必是立言者有意想要歪曲，恐怕更多是由于认识不足，不得不在“把它当‘谜’猜”的过程中在过与不及之间徘徊。

尽管农村的“问题”带有虚拟特色，那时很多立言者又确实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借用孙伏园的比喻，如果中国是一幅轮廓浅淡的图像，相当一些人因看不惯其中的现象，有意无意间“不断的手拿一块橡皮向着这轮廓作研擦的”举动。一些人在不断的“研擦”中相信了自己的“所见”，另一些人或不过就是接受了因“研擦”而生的“传闻”甚或“所传闻”，终形成某种三人成虎式的效应。

到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破产已成广泛流传的口头禅。不仅“随便一个商人都会说句‘农村破产’，作一切营业不振的解释”；甚至“报馆里排字的工人，一见‘农村’就有急找‘破产’两个字的暗示”。惟无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在传闻或所传闻中“信以为真”，农村破产一类认知何以能从一些人的关切变成众人“公认之事实”，也有考究的必要。

研究乡村社区的社会学家蒋旨昂曾提出，“事实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大家‘以为’的。这以为的事实虽未必合乎自然的‘真实’，但是对于人生，其重要性并不稍减”，因为“社区政治活动很多以它们为根据的”。其实不仅是社区的政治活动，历史上各种范围的活动，往往也都依据“大家‘以为’的”事实而产生和推进。如果大家都“以为”农村出了问题，这个本带虚拟意味的认知也就成了近于自然而然的“真实”，成为各种举措的“根据”。农复会的成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那些立说的读书人尚不甚清楚农村的实际状况时，一个专门的国家机关已借助众声喧哗建立起来了。

那是中国的过渡时代，也是很多中国人对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时代。在此关怀之下，常可见到有着醒世意图的激愤之言。就像清末事事都要上升到“亡国灭种”一样，当时很多人都爱说破产，如“金融破产”“教育破产”等。这类激情表述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而立言者又想要表现其认识问题的高度和深度，遂不免在猜谜的过程中因担心词不逮意而张大其辞。大家带着同情心把农村“讲坏”，成为一时风尚，彼此竞相仿效、推衍、升级，甚至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

当年说农村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常态看成了变态。其背后隐伏的，实即对农村缺乏了解。用何思源的话说，“现在很多的人高呼农村经济破产，但是很少的人能指出所以然的缘故来”。说不出所以然，实因本不知晓，正如视常态如变态是因为不知何为常态。然而不知也要说，且敢说，显然有城市傲态在起作用，或以为农村已在化外，即使不了解也不妨随便说说。

无论是激愤之言，还是随便敢说，五四后对农村的关注，确实达到梁启超所谓“相与呼应汹涌”的程度。尽管时人并不十分清楚这一思潮究竟何以名之，故曰“乡村改造”“新村生活”“乡村改良”“归农运动”等，不一而足。但名称虽不同，大意却一致，都是对民国以来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种种不安之象进行反思的结果。农村何以“成为问题”，就需要放在这样一个经历变化的时代中，从基本处加以反思。

近代中国的确是一个以变著称的时代，但乡村社会似乎不是一个急剧变动的空间。从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言，乡村真正重大的变革，或要到1950年代土改时期才发生（再以后的遽变可能就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了）。从土改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来看，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农村状况，变化其实不特别大。如土改时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的要求，与陶行知1931年关于“三十亩地自耕农”的说法大致接近，表现出一种小富即安的持续向往。而一种愿望能够长期存在，多少表明农村的基本状况大体在延续。

从上文对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问题化的简单勾勒可以看出，废科举之后城乡的疏离和对峙，推衍出一个因农村处于“化外”而造成的“未知的中国”。对时人而言已经扑朔迷离，对后人就有着更多远未被认识到的复杂面相。其间本事和言说关联呼应，互为表里，故后五四时期的农村不仅是个社会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

无论农村问题这一朝野注目的国家问题具有多少虚拟成分，“成为问题的农村”却不仅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它的出现并为时人所接受，说明它与社会实际存在着某种关照。“农村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多大程度上是虚悬的，多大程度上是想象的，多大程度上是构建的，多大程度上是社会改变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改变后让本非问题的成为了问题，这些都需要一一考察分析，而从乡村到农村这一认知转化的进程，也还有不少待发之覆。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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