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二二八」是在台湾光复后不久发生的不幸事件，多年来被政治人物用作攻防之具，不断撕裂台湾社会。李登辉接任总统后，指示行政院于1991年初组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并于一年后（1992年2月）公布了《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作为该报告的审议委员之一，曾就该报告初稿向主稿的赖泽涵等人提出意见书，对其中几个重大偏颇不实之处提出了质疑。但是，胡院士的意见基本上未受采纳，以致于无法挽回该报告最终版本公布后对此后相关讨论与研究的负面影响。在此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际，《远望》将此从未公开的意见书公诸于世，以助读者对这一事件有更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编者除另定标题、校正文字、适当分段、加小标题，并对文中屡次提及的资深报人叶明勋加注以利阅读之外，别无增删。文中所引页数亦为胡院士意见书所依据之该报告初稿之页数。

此外，“台独”向来将「二二八」解释成「中国政府屠杀台湾人民」，以正当化其“台独”主张。为了加强此种作用，“台独”倾向于夸大在事件中死亡的本省籍民众数字。胡院士在2009年出席《亚洲周刊》主办之座谈，再针对此问题提出他的分析。（见《亚洲周刊》2009年3月22日刊出的〈二二八死亡人数谜团之争〉。）《远望》另将胡院士对「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的见解附于本文之后，供读者参考。

本文作者胡佛，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此文刊载于《远望》3卷2期（2017年2月号；总341期）。

「二二八事件」爆发在四十五年前，其真相如何，一直成为争议的焦点。最近几年来虽讨论较多，但也相当程度地流于泛政治化及情绪化，很易被扣上政治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院研究小组的诸位学者专家毅然运用严格的学术态度，撰拟此一研究报告，真非常令人钦敬。现不遗孤陋，要我就此报告表示一点浅见，因平素对这一事件并无深入的研究，恐只能泛谈而已。研究报告的篇幅浩繁，资料充实，行文立论皆非常精细，用心尤见良苦。这些优点实显而易见，无庸我多说，我所能说的大致是一些不同的感触，姑逐点分述如下：

背景──认同对立

一、「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十分复杂，报告的第一章列出若干项，大都是陈仪接收时的错失，包括对日人、日产处理的不当、官员的贪污、军纪的不整、经济的失策等等，但在我的心中不禁有一个疑问：如拿陈仪接收的情况与政府在大陆接收敌伪地区相比，陈仪可能较好，至少不比大陆为恶，但大陆为什么没有产生省籍的大冲突呢？为什么在台湾却「形成台人对外省人的仇视与反感」呢？（报告页14）我个人的感觉是：台湾同胞经历日本五十余年的殖民统冶，在心态上对「中国」的认同已发生严重的危机。

我说此语绝无好坏的价值判断，但也不能不强调：如在心理认同上产生隔阂，就很易把陈仪及外省人看成来自「中国」的殖民统治者，而不仅是政府的优劣与否了。美人马若孟（RamonH. Myers）即指出：「然而被日本统治半世纪的台湾经验，的确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当时日本人一致的世界观，使台湾民众与1945年后来台的大陆人士之间发生冲突。」（见：〈「二二八」悲剧的历史背景〉，《中国时报》民80年2月27日）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亦说：「以台湾言，五十年的日本统治，无容讳言的，自然有其极深的影响。」（见：〈编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刍议〉，《传记文学》59卷5期，民80年11月，页46）我现再举二二八时已来台的两位外省知识分子的观察：

（一）沈云龙：「在这里，可以看出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殖民地的许多成果，不由你不触目惊心，诧为奇迹。……台胞在日本五十年悠久岁月的统治中，不仅使其『日本化』，并且在投降之前，还曾进一步的企图其『皇民化』，如今我们要想在最短期间，使之根本改正，这不免是一种奢望。」（见：〈台湾光复后的青年再教育问题〉，《耘农七十文存》，汲古书屋，民68年，页1）；

（二）汪彝定：「日本人……后来又推行『国语家庭制度』，……战时再推动『皇民化』运动，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改了日本姓名。很显然，如果再经过一代人，许多皇民化的知识分子会完全认同于输入的强势文化，就像琉球人一样。」（见：《走过关键年代》，商周文化公司，民80年，页62）

至于当时主持军政人士的看法，可不赘举。

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不仅是更改姓名，甚至要焚毁祖宗牌位，另在厅堂置「神棚」，奉祀「神宫大麻」（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之神位），以达到「振作国民精神与彻底同化」。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运动是随着「生活改善运动」和「打破陋习」一并推行的。一般学者皆认为台湾民众在生活运动方面确实有了进展，那么作为整体生活一部分的皇民化运动也总会发生一些效果罢！（参见：蔡锦堂〈日据末期台湾人宗教信仰变迁：以「家庭正厅改善运动」为中心〉，《思与言》29卷4期，页65-84；洪秋芬〈台礼保甲和「生活改善」运动：1937-1945〉，《思与言》29卷4期，页115-154）

假如我在上面的析述尚非无理，则研究报告的第一章似应对这种「认同危机」及「省籍情结」多做些探究，不必回避，也不要轻轻放过。实际上，今日的独统之争，就是来自同一个问题。汪彝定先生也同此看法，他说的很透辟，值得再加转录：「近来台湾的政治问题，毫无问题是统独之争。但事实上这个独统之争的背后，却隐藏着比独统争执更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那就是省籍情结。假如没有省籍情结的话，独立根本是台湾四十年来的政治现实，用不着争的。事实上已经独立，却还要这么轰轰烈烈地搞独立运动，除了省籍因素以外，实在很难解释。」（见：〈痛论省籍情结与“台独”〉，《联合报》民80年10月10日）

肇事──台籍皇民

二、前引美人马若孟认为：只有城市和大的城镇卷入暴动；大部民众或将近80%的乡民甚少参与，无足轻重（见：同前引）。这一看法实际与陈仪相似（见：〈致吴鼎昌电〉，《自立早报》民80年2月28日）。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只有少数民众参加，而非全体「台人」，但研究报告中常提到「台人」、「人民」不满，或反应不佳等等，似嫌笼统。如能在文中酌加说明参加者只是少数，可能较符实况。

至于这些少数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士？他们的想法与目的又究竟为何？这些就值得深究。陈仪、柯远芬、彭孟辑、杨亮功及白崇禧等人都一致指认：这些少数人是日人统治期间的御用士绅，海南岛、南洋等地遣送回台的台籍日军，以及学生、浪人、流氓等。他们的指认是否正确？这些人究竟为了怎样的共同理想与目的，而能在数日之间集合于全省各大城市发动攻击？此是否与省籍情结及认同问题有关呢？

从各种报导、回忆文字看来，台籍日军曾受日军严格训练，皇民化的程度也最深，「对祖国观念极为薄弱」（见：杨亮功、何汉文〈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自立早晚》民80年2月28日）。在校的年轻学生也相当受过皇民化的训练，具有「国民精神涵养」，他们高唱日本军歌、国歌，出击「支那军」，不能不说与中国认同的剥落有关。吴新荣先生也认为这些军人，军属「倾向日本」（见：〈吴新荣的回忆〉，载张炎宪、李筱峰编《二二八事件回忆集》，稻香出版杜，民78年，页8）。我在前面已经强调，我所作的有关认定并无好坏的价值判断，只是就事论事，提供参考而已。

爆发──抗日vs反华

三、近百年来，日本累次侵略中国，八年抗战更是在浴血中进行，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已深不可解，陈仪等来台的接收人士也不能例外。这一种「日本情结」使得陈仪等对若干亲日的士绅，特别是参加推动「皇民奉公会」者，具有相当的恶感，甚至视为为虎作伥的汉奸。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也的确有这类士绅（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简朗山等），结合在台日军要求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独立。陈仪接管台湾后，曾将辜、许等人逮捕、判刑。由此可知，他对亲日台籍士绅心存疑虑、甚至恶感，当然不能予以高位，加以重用。

叶明勋先生（註：叶明勋，福建浦城县人，福建协和大学外文系毕业，记者出身，资深报人。1945年10月，叶明勋即以中央通讯社台湾特派员的身分，随国民政府首批负责接收台湾的前进指挥所人员由重庆抵台。从此定居台北，1946年并出任中央通讯社台北分社主任。1949年（时36岁）娶本名严停云的作家华严为妻，因此与辜振甫有连襟关系（华严与辜振甫妻辜严卓云是姊妹，与李敖台中一中的老师严侨同是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之孙、板桥林家林维让外孙）。1956年，叶并应成舍我之邀，共同倡议筹办「世界新闻学院」（成立后，称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叶明勋为人温和，加上因其姻亲以及新闻与媒体资历所成就的人脉，使其社会接触面极广。）认为：「政府与民间领袖之间的隔阂，症结在对台湾光复以前实际情形缺乏完整的资料与深入的了解，如果认为曾受日本重视或任用的人，都是视为汉奸，这是有失公允。……日本统治五十年，这是清廷丧权辱国的结果，与台湾同胞何尤。台湾同胞生于此、长于此，不可能不与日本政府接触，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见：〈闻道长安似奕棋〉，《中国时报》民78年10月25日）研究报告的观点与叶先生相似（见：页15）。我对此也不做价值判断，但觉得不妨将陈仪等的中国情结与日本情结，做一些解说，以明问题的究竟。

政策──宽严失当

四、上述的中国情结与日本情结，相当影响到光复后台湾社会资源分配及政府对台的政策。在资源分配方面，陈仪则加意培植由大陆来台，且具中国情操的台籍菁英，亦即所谓的「半山」，如「厚植黄朝琴」；但这些「半山」在台并无根基，「一片空白」，而「台湾同胞当时不免因当地硕宿未被重视而产生失落感」（以上引语，皆见：叶明勋，同前引）。「半山」及外省人士不仅分配到重要的政治资源，而且也掌握到日产的控制及社会的地位。本土菁英虽在台具有厚实的根基，但相形之下，总觉得受到压抑，成为被统治者。他们的批评、抗议更增加陈仪等的厌恶，终于造成冲突。

再看政府的对台政策。陈仪等特别着重清除「日本化」，加强对中国的认同，于是严禁日文、日语，推行国语运动，甚至在公共场所禁用闽南语。杨亮功及何汉文的观点与陈仪等也并无差异，曾建议「切实推行国语、国文并加重本国历史、地理及公民教学」；「防止皇民奉公会会员、流氓渗入民意机构」等等（见：同前引）。这种敌视「日本化」的态度及强迫性的作法，当然有损本省同胞的自尊心，而产生强烈的反感。林茂生先生即曾指出：「在中日战争，以及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对日本的仇视更加强。这些负面的情绪，现在就转嫁到台湾人身上，而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五十年的事实，更使这种情绪加倍升高。」（见：林宗义〈林茂生与二二八──他的处境与苦闷〉，《民众日报》民79年3月5日）汪彝定先生则说：「当时若不许台湾人说日语、用日文，甚至不许说台湾话，就差不多等于剥夺了他们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接受资讯，甚至讨论问题的权利。……其招致知识分子的怨怼，毋宁是十分自然的事。」（见：前引，页48）

研究报告中都曾讨论这些不满对「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但我仍觉得，如能就资源分配不均及清除「日本化」政策的立场，做一点分析，可能有助于真相的探究。

究责──功过是非

五、研究报告中曾采用若干报导及回忆文字，相当程度地将「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于陈仪一身。但这些资料具有多少可靠性，似应慎重斟酌。

叶明勋先生即曾指出：「此中不负责任的报纸言论与报导，为害最烈。对于缺乏判断的基层群众，最具有蛊惑性及破坏力。当时那种几近泼妇骂街的评论，风格极为低劣，从无出于肺腑的真诚之言。有人认为这种潜意识的反抗，是殖民旗帜下久遭压迫之后，失去理性的变态行为。」（见：同引）沈云龙先生则为文驳斥一些「据说」、「据谈」的报纸通讯与社论。丁名楠先生也曾指出：「有的报纸对台湾接管工作横加非议，恶意指责。」（见：〈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见闻杂记〉，《民众日报》民79年5月2日）

我毫无为陈仪掩饰之意。不过，如某些报导、评论确实是出于「潜意识的反抗」，恶意而无具体根据的指责，那么站在学术的严格立场，就不能尽信，至少也要参考不同的报导、评论，再作判断。

研究报告中对陈仪若干失策及军政欠当的说明，虽有相当的根据， 53 29910 53 15989 0 0 2970 0 0:00:10 0:00:05 0:00:05 3183 53 29910 53 15989 0 0 2504 0 0:00:11 0:00:06 0:00:05 3324 53 29910 53 15989 0 0 2165 0 0:00:13 0:00:07 0:00:06 3865 53 29910 53 15989 0 0 1861 0 0:00:16 0:00:08 0:00:08 3118 53 29910 53 15989 0 0 1667 0 0:00:17 0:00:09 0:00:08 3118 53 29910 53 15989 0 0 1509 0 0:00:19 0:00:10 0:00:09 0 53 29910 53 15989 0 0 1379 0 0:00:21 0:00:11 0:00:10 0 53 29910 53 15989 0 0 1257 0 0:00:23 0:00:12 0:00:11 0但我也有一些感触：

（一）根据叶明勋先生的看法，陈仪对言论缺乏辅导，而流于放纵，任其所为。（见：同前引）陈仪自己也说：「报纸恶性诋毁，未予严格取缔。」（见：同引）由此看来，陈仪对言论及出版的自由似还尊重，未做严格的限制。此与报告所言（页14），似乎有些距离，不知何者为正确？

（二）研究报告中曾提到陈仪不重视本省人才，尤其不给予政府中较高的位置。但实际上，日本的殖民统治确实较少训练及培植省籍的高级人才。在医学及自然科学方面还算放宽，文法两科则严格限制。

日本人在教育上的歧视，主要目的即在愚民政策，这才是本省人才最大的伤害。不久之前，司法院院长林洋港即指出：「台湾光复以后，大学毕业的不到八百人，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假如没有大陆来的师资，相信台湾教育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科技方面，更是如此。」（见：〈先喊统独不下田，一块土都翻不过来〉，《联合报》民80年11月21日）

丁名楠则说，在日本统治时期，日人掌握行政及企业大权，严格排斥本省人，不使担任「稍微较重要的工作」，以致工作能力无以提高和累积。陈仪除尽量延揽在大陆具有工作能力的台籍人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不得不罗致大批外省人才到台任职。他将这种原因归因于历史，认为「暂时无法避免。但有人利用地方观念，硬说陈仪与日本人一样，歧视和排斥本地人，这是一种恶毒的挑拨离间的方法，容易引起台湾同胞对陈仪的反感。」丁先生指出，台湾在陈仪接管后，半年光景，就成立了省议会，在全国各省中是第一个。另一方面，陈仪也宽筹文教经费，成立省训练团轮训台籍人员，以提高工作能力等等。（以上见：同前引）

我感觉丁先生所指说的，皆还算平实，似乎也可在研究报告中列出一些，使正反意见可以对照，否则，会给人一个印象：对日本人的恶毒可视而不见，对陈仪则过分挑剔。

（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时，大陆经济濒临崩溃，台湾的情况也相当破损、衰退。换句话说，两地的经济大环境皆非常艰困。在这样的环境下，如要求陈仪在短期内「使台湾经济恢复正规，人民不受失业及通货膨胀之苦」（见：研究报告，页23），似乎也有点过望。

陈仪所实施的统制经济政策，在台并为时不久，可能会产生许多错失，但我非经济专家，不敢评断。但他坚持将台币与法币分开，使得台湾的经济未随大陆一起陷入经济崩溃的谷底，纵从常识判断，也还是有一些贡献。

研究报告说，台湾当时的失业人数，在比率上为全国最多的一省（页25），我看要再考证一下。我非常同意物价上涨，招致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不过想指出的是：除掉人为的原因外，其中必然还有非人为的经济因素。

（四）陈仪是否带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经常「花天酒地」呢？我想总会有一些人行为不轨，欠缺现代知识，但是否非常普遍？有无如叶明勋先生所说的出于非真诚而不负责任的报导？沈云龙先生曾为文质疑一些夸大不实的传闻（见：〈质上海侨声报〉，同前引，页28-30）。

但不管如何，我觉得贪渎无能的形象一经造成，当然易引起民众的对抗，而如汪彝定先生所说的：「日本人在各阶层培植了这么多的亲日分子，一旦对大陆新来的人的失望涌现出来，这一份亲日情绪便勃然不可遏止的爆裂开来。」（见：同前引）这样一来，又会回到省籍及认同的冲突上去，造成恶性的循环，不易化解。

总之，我认为陈仪等对台湾光复后的特殊情况，未有深入的了解，致未能掌握问题，妥善解决，确实如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只知接收土地，不知接收人心」（见：页14）。不过，我也要强调，人心的接收在当时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其中牵涉到历史的、文化的、环境的种种因素，所以，我不太能同意研究报告所说的：「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大多是人为的错误。」（见：页27）

余论──历史教训

六、现要为朱文伯先生说几句话。朱先生是二二八事件时的新竹县长，当时他因公去台北，家中则受民众攻击。研究报告中则指出：「在朱文伯县长家中搜出台币三百多万元。……群情激愤乃将现金尽焚之；……朱氏任职未满两个月，竟积聚如此多之财富，民众认系贪污的结果。」（页77）朱先生出身日本士官炮科，是青年党党员，为人刚正不阿，毕生倡导民主宪政，发为文字，不遣余力，是我极为钦佩的长者。他虽去世多年，但就我所知，绝非富于私蓄而贪污之徒。研究报告对所引用的报导资料，似应严格地查证一下，以免影响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的令誉。还有，根据朱先生自己的回忆（见：《七十回忆》，台北：民主潮社，民62年），他在台北市近郊虽受到群众阻拦，被迫下车时扭伤腿部，但并未提起如研究报告所说的遭到痛殴（页57）。

最后，我要表达的是：若干对中国政情、法律皆甚隔阂的本省菁英知识分子，竟在事件爆发后的乱局中遭到杀害，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大不幸，令人伤痛。但望今后彻底解消省籍情结，永不产生如此手足相残的悲剧。

【附录】〈二二八死亡人数谜团之争〉（节录）

本文作者為童清峰，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原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09年3月22日，页32-33。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提出的数目是「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主要是根据人口学家、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陈宽政的推算，并经中研院院士刘翠溶核实。原本陈宽政的结论是「二万五千人左右」，后来官方报告只采用了他的下限和上限，即「一万八至二万八」。由于二二八事发当年（1947）并无人口普查，陈宽政的计算方法是向前推十年，及向后推十年计算人口平均成长，据此推估死亡人数约一万八至二万八。中研院院士、知名政治学者胡佛就提出了质疑。胡佛指出，从台湾整体人口来换算二二八死亡人数未尽周详，因为台湾人口是流动的，「有的到大陆去，也有大陆部队在这里招兵，也有老兵去大陆参加剿共的，也有台湾兵留在大陆的，还有很多外省人不敢留在台湾，回大陆去了」。他质疑：「人口流动能够算出二二八死多少人吗？」

胡佛本身也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审议委员之一，在该报告出炉后，他曾发表了一份审议报告，但由于跟一般受难家属的观点有极大出入，为了不刺激台湾民众的情绪，他要求行政院不要刊登他那份不同意见的审议报告。

胡佛认为，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对死伤的推估，相当可疑，因为它是根据人口学推估的。事实上，官方对二二八也有伤亡统计，但未获研究小组引用。

胡佛指出，二二八发生后，蒋介石曾派当时国防部长白崇禧和闽浙台监察委员（后曾任考试院长）杨亮功来台进行调查，事后皆有提出书面报告，对二二八死伤人数有清楚记载。

白崇禧来台安抚民众情绪，从南到北拜访很多士绅，查问整个二二八的情形，包括死亡数字。胡佛指出，白在报告里头有提到这类的问题，每个地区死多少、外省人死多少、台湾人死多少，都有统计，并报到中央，所以官方有数字。根据白崇禧的报告，二二八死伤总计1860人，包含军警与台籍人士。

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是杨亮功的报告，他与何汉文联名提交「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与「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中提到：军警死伤比台湾人严重，外省人死57人、伤1364人、失踪10人；本省人暴徒被击毙43人、俘获85人、自新者3023人。胡佛指出，杨是正直的读书人，其对二二八及死伤情形的报告应可信。但历史学者批评，当时官方多强调外省人的伤亡，丝毫不提屠杀台湾人的数据。

胡佛综合白、杨等第一手报告发现，台湾一般说二二八死好多万，「绝对没那么多，这是完全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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