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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革命”，首先这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比如历史教科书中被我们赞美了很多年的法国大革命。但现在很多人也慢慢知道了，革命不仅仅是打出来的，也有可能是谈出来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打出来的革命，其最终收获者必然是心狠手辣者，而谈出来的革命，就有可能收获一个良好的开端。您对此怎么看？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179字，阅读约需5分钟）。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想探讨更多真问题，酷哥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打出来的革命与谈出来的革命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两百多年前，发生了两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分别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

受法兰西启蒙影响，法国大革命宣扬平等、自由和博爱，却带给法国长达五十多年的动荡，巴黎也在复辟和政变的变动之间，血流成河。

受苏格兰启蒙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后选择了有原则的妥协，为美国赢得持续两百年的发展和繁荣，并且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等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一场是打出来的革命，一场是谈出来的革命。打的时候血雨腥风，却离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谈的时候面目狰狞，但在确立了秩序和原则之后，尽享发展和富足。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两场革命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革命的目标不同

一般来说，美国革命目标相对保守，在于“复归”——回到权利与自由未被英王与英国国会破坏之时。

法国的革命，却旨在彻底改变国家法律、政治与社会结构，要完全与过去决裂。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两场革命的目标如此不同，与背后推手以及政治观不同有关。

美国革命源自建制派精英， 1787 年费城制宪大会上，大部分出席代表都曾受高等教育，且有政治实践经验，曾在自治政府工作。

法国大革命的推手，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文人，在建制之外，欠缺制度运作经验。据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察，法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因，正源于文人被排拒于旧制度外，无实质政治经验而衍生出乌托邦理论。

因为背景差异，美国革命倾向渐进式改革，不完全拒绝过去的经验与制度，法国大革命则相对激烈。

对“统一”的看法不同

两场革命的激烈程度不一，亦表现在革命推手对“统一”的看法。

被喻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认为政治争论与冲突能为美国提供活力，强行统一意见并不可取，因此在设计联邦政府时，并没有着眼集中权力，而是重视制衡。他的理念是“野心必须以相对应的野心来制约”，故此设计了有两个立法权的议院体系：参议院和众议院。换句话说，他为政治党争制造了制度空间。

受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影响，麦迪逊认同司法机关应有监察立法机关的权力，且公众亦应有权利意识，维持自由政府，因此大力支持《美国权利法案》，终于在 1791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成为美国宪法一部分（注：《美国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第 1 条至第 10 条修正案统称，用以补充宪法正文中没有明确列明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限制政府司法权力等）。

法国大革命之中，“爱国”是重要主调，“国家一致”成为重要政治议题。亦因此，法国革命理论之中，敌我意识分明——除了“革命朋友”与“爱国者”，就是“敌人”与“叛徒”。

托克维尔指出，在人民集体狂欢之中，在为革命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之中，根本就没有反对与冲突的空间。 

结果，法国大革命牺牲了多元与民主。强调一致，衍生了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断头台恐怖政治。他曾言：“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

强调一致，亦令法国《人权宣言》有颇为浓厚的集体主义、国家本位的意识：《人权宣言》的前设是尽量避免“利己”的个人或小组织危害“国家和谐”与“集体利益”，与美国《权利法案》保护个体与少数派的出发点相反。 

革命的合法性来源

同时提到这两场革命，那么有一部经典之作是跳不过去的：《美法革命比较》。作者是同时经历了这两场革命的德国外交家根茨。书中，根茨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评判。在谈到核心问题——革命的起源和原则时，他说到：

北美革命的亲历者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法兰西革命的某些要角曾在十年前的美洲舞台大显身手。美国革命事业大获全胜的完美范例，势必对法国旧政体的毁灭者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超过任何更早的欧洲革命先例。引发法国革命的条件，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源于法兰西对美国革命的大力介入。大多数法国革命奠基者的辞令和举措只能设想为刻意模仿美国革命的进程、计划、举措、形式、甚至一部分语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踟躇地将美国革命视为范例，借此论证自己举措的正当性。

某些人在同样基础上肤浅地比较两国革命，混为一谈。诱导公众接受错误观点并非难事，在这个大动乱和活跃、激烈、广泛争论的时期，只有极少数天赋卓绝者能够洞察事件本质，承担艰难的任务，以长期思索和不懈研究为基础，形成判断。或许，只有为数更少的人愿意这样做，真正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并断然宣布，他们喜欢美国革命，因为根据公认的共同依据，“在美国正当的事物，在欧洲不可能不正当。”

美国革命最终取得至高意义上的辉煌成就，给美国和大多数其他邦国乃至英格兰带来毋庸置疑的利益。时间和宁静总会给人们带来判断力。美国革命以更大的温和与公正，终于让最激烈的反对者心悦诚服。同样是革命，第二种远比第一种更危险，因为它取材于空洞的遥远未来，以虚幻的希望盅惑很大一部分人类，“在美国造福于公众的事物，早晚且一定会以类似方式造福于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公众。”

十年灾难的经验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这种信仰，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它。无论如何，甚至动摇、犹疑的人也没有否定法国革命原则，他们用这种原则为自己辩护，以免自己陷于混乱。他们重新评估外在和偶然的条件，这些条件妨害了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利益，借口革命尚未充分完成，归咎于其他同样琐屑的潜在因素。他们设想：两场革命起源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其中一场的后果比另一场更有益，他们归因于幸运的青睐，无视人谋不臧。在他们的眼里，两场革命的奠基者同样睿智，理所当然同样正直。

最早将美法革命进行比较

极高的思想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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