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父亲参与新中国首次对港英的外交博弈

人物简介 / profile    

司马文森（1916-1968），福建泉州人，1932年参加共青团，1933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中共桂林地下党统战工作组委员、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领导抗日武装；1945年后任中共粤港工委、香港工委文委委员，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民促会顾问、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共中央文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并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解放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港澳工委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民革中央委员、华南文联常委、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委第三司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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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业除了友好往来还有激烈的国际博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承认新中国及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人民的选择充满敌意，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封锁、围堵。英国虽承认新中国，只设领事馆，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香港成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同时也被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作为反华、反共的基地。

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当年橡胶及种苗被定为重要军用物资禁运到新中国，棉花也是禁运的物资。新中国陆续成立东北、新疆、云南建设兵团。大批子弟兵奔赴祖国的边陲，既是戍边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工作队，建立了北大荒粮仓、新疆棉花主产地、云南橡胶种植园，为抗击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经济封锁、巩固新政权做出重要贡献。

港英当局在香港安置了几万国民党残余部队，纵容各派系敌对势力的间谍、特务在香港活动，设立了迫害中国公民的漆咸道集中营。

1952年1月10日凌晨，港英当局将进步电影工作者8人：司马文森（时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马国亮、齐闻韶、刘琼、狄梵、舒适、杨华、沈寂等非法逮捕，递解出境。

我当天因生病发烧和父母同宿，凌晨被剧烈的打门声惊醒。母亲将一包资料藏在我枕头下面，叮嘱我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躺好，一动不动。那些军警手持冲锋枪，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亲的信件、照片、稿件等。父亲质问带队的英籍帮办：“凭什么理由逮捕人？”英帮办蛮横地说“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没有任何理由！”，并强行将他带走。当特务走近床边，母亲说孩子正在生病发烧，不能动她。

同时被递解出境的有九龙灾民总代表李文兴等6人，上午由罗湖附近小路递解出境，下午到广州。

15日，白沉、蒋伟被驱离。

（作者供图）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港英当局迫害中国居民规模最大的暴行。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迅速报道港英当局对司马文森等的暴行。

1月24日，母亲雷维音和马思荪、张萍、朱明哲等在《文汇报》《大公报》联名控诉港英警察三更半夜闯入民居抓人，翻箱倒箧地搜查，说不出任何理由，提不出任何证据，强迫其出境，为维护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呼吁社会人士给与正义的支持。《文汇报》全体人员及社务委员会成员给司马文森写了慰问信，全国文联、中央电影局给司马文森发来慰问信。

司马文森参与新中国首次对港英的外交斗争，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中、英外交博弈。

1月11日

司马文森和被迫害的电影工作者在广州开新闻发布会，报告被驱离经过，抗议港英政府的暴行；

1月14日

发表致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公开信；

1月18日

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控诉港英政府迫害中国居民的罪行，“离开是暂时的，我们还是要回去的”。

父亲投身反对港英暴行的中英外交博弈，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控诉英美帝国主义的无理迫害》，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香港英国政府对我国同胞的迫害》。为了揭穿帝国主义妄图把香港变为反华、反共大本营和前哨基地，进而掀起攻击、颠覆新中国的险恶用心，他还创作了中篇纪实文学《基地》。

我国外交部1月2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抗议港英当局逮捕和驱逐中国居民的暴行，各全国性社会团体也发表声明，表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外交卷》）

1952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3月5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港英当局律政司控为“刊载煽动性文字”。5月5日威廉士法官初审宣判《大公报》从即日起停刊6个月。

19520304《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

向香港英政府抗议迫害中国居民

（作者供图）

大公报被控案4月16日第四次开庭时，主控方是港英当局律政司律师胡顿，辩护方是陈丕士、贝纳祺大律师，被告方是费彝民先生等大公报人。

陈丕士大律师在大公报被控案第四次开庭中，盘问控方证人警察副帮办劳维，指出对《大公报》采用双重标准，列举1952年4月2日伦敦《工人日报》刊登：“由于香港当局压迫中国居民和香港已日渐成为攻击中国的基地的事实，中国对此表示了极度的愤怒。九个中国编辑承印人被捕事件与美国允许将棉花重运香港的决定应该是配合的，而不是巧合的事情（自然棉花是不准许运往中国的）。英国政府能早日设法把香港归还中国，将能促进中英友谊的关系。”港英当局并未认定伦敦《工人日报》有“煽动性”。

陈丕士指出这一系列对中国居民的逮捕驱逐是非法的。陈丕士大律师首先指出：“本案控罪主题，是一篇中文的文字，七个陪审员中有四个英国人、一个瑞士人、一个葡萄牙人，六个人沒一人能读中文，这真是太奇怪了。”他声明，除了一个英籍华人张彼得之外，请求拒绝陪审员名单。他的请求被法官驳回，遂再次声明：“我反对在本案记录中未列拘捕状，我反对在本案记录中未列有被告答辩控词的传票，我反对控词的记录。”历次庭审中，陈丕士据理力争，词锋犀利。

庭审记录（作者供图）

在第四次开庭时，陈丕士盘问控方证人警察副帮办劳维，数度被法官威廉士制止发言。在激辩中，法官先后两次说“我可能是错的”，但他仍不许陈丕士继续提出某些问题。劳维的几次答话也前后矛盾。

在询问迫害中国公民的漆咸道集中营时，陈丕士问劳维“曾否去过漆咸道集中营”，并问：“你读过集中营那里的名单吗？”

劳：“没有。”

陈：“你知道他们被控什么罪名，为什么拘留在那里吗？”

劳：“不知道。”

陈：“这是秘密的吗？”

劳：“我不知道。”

陈：“你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一个秘密呢？”

法官高声制止陈丕士抗辩。

陈丕士大律师指出：“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共有60多位香港居民被递解出境。”

陈丕士说：“司马文森、李文兴等是在凌晨被警察进入家中，非法押送出境的。”

陈问：“你不知道谁能颁布这种非法的命令吗？”

劳答不知，陈丕士追问：“这种非法行动应否被促起注意呢？”

陈丕士又再问：“即是‘非法’，当然就是暴行。”

劳说：“当然啰。”

陈问：“是非法暴行可以说是迫害吗？”

劳说：“可以。”

陈再问：“有了迫害，应促请香港英政府加以注意吗？”

劳答：“是的。”

（作者供图）

新中国予以强烈反击，1952年5月10日，在周总理主持工作下，外交部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严正抗议港英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司马文森等中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的暴行。由于新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反击、陈丕士等律师的据理力争，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5月17日香港高法合议庭决定终止大公报停刊令。

1954年底，中央组织部发电到各地，抽调干部支援中央工作。1955年4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惨案发生，蒋帮收买机场人员在飞机上安放美制炸弹，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和中外记者罹难。父亲在广州人民集会上抗议美蒋暴行余音未了，5月奉调外交部，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还有张映吾、林林、徐中夫、汪普庆、卢耀武、于梦尤、丁波等同一批被调人员共24名，大部分被派驻外使馆任文化参赞。此时和新中国建交约21个，其中非社会主义国家10个。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第3366号任命司马文森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作者供图）。

1955年7月15日，父母亲携2岁的五女小维赴任（留下四个无家可守的女儿：两个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两个在育才小学寄宿），告别祖国和亲人，奔赴国际斗争的前线。途经香港，受到港英当局刁难，被拒绝过境签证。我国政府予以反击，一周后迫使港英让步。

国务院任命书尚未下达，父亲司马文森和母亲雷维音已奔赴火线，成为捍卫五星红旗的外交战士，面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在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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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司马小莘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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