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生活的初体验

作者简介   

马振岗 1940年11月生，山东省人；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1997年至2002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在英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学习，开始分配工作。一同调回来的留英同学，有的分配到英国，有的分配到坦桑尼亚，都是讲英语的国家。出乎意料的是，我却被安排到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作者在大使馆铜牌前

我立即去找干部司的领导，要求换个地方，说：“我对南斯拉夫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那里也不用英语。”

那位领导笑着问我：“你对南斯拉夫了解多少？”

我说：“我就知道三件事，一是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二是总统叫铁托，三是首都在贝尔格莱德。”

他诙谐地说：“这就足够了。”

他告诉我，由于中南关系长期不好，使馆的活动重点在使团。驻南的使节绝大多数不讲塞尔维亚语，主要用英语交往。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后，中南关系有很大改善，将来要重新互派大使。那里需要一个水平较高的英语翻译，将来的任务是很重的。听到这些，我当然无话可说。

分配了工作后，我抓紧时间回家去探望父母。两年不见，他们似乎苍老了很多。尤其是母亲，她长期患有哮喘病，这时身体更加衰弱。听姐姐说，汕头遭台风那些日子，母亲一天到晚都听收音机广播，希望听到又怕听到牛田洋的音讯。

上次从英国回来，虽然母亲痛惜我比在国内还瘦，但知道我不会很快离她远去，她心里才好过一些。去牛田洋接受“再教育”，虽然是在遥远的广东，但毕竟在自己国家里。这一次去南斯拉夫，她意识到我又要远走高飞，而且至少两年不能见面，感到特别难以承受。她也知道我是“国家的人”，心中的无奈和难舍明显流露在脸上。我安慰她说：“两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一家人合影（前排父亲和母亲，后排姐姐，哥嫂和作者）

她叹口气说：“我这身子，谁知还能撑多久。”那些天我很少出门，就是想在家里和母亲多待些时间，但该走还是得走，我把两年来积攒的三百多块钱交给母亲，要她补养身体，她含泪收起来说：“替你保存着，将来结婚时用。”

临别的时刻，母亲趴在窗台上默默看着我，那含泪欲哭的眼光令我心痛欲裂，我回头高喊：“娘，你要多保重啊！”然后，我咬牙扭头而去。母亲那痛苦难忍的目光，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与母亲的诀别。

1970年5月，我与一同去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温西贵（塞语干部）和去驻罗马尼亚使馆的陈德莱，结伴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又一次经历了那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四人的车厢里还有一位罗马尼亚女乘客，虽有讲罗语的陈德莱同她打交道，但毕竟处处都有很多拘束。

在莫斯科休息了两天，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我们只在使馆附近转了转，哪里也没敢去。然后又坐两天火车到了布加勒斯特，这里的情况与莫斯科大不相同，中罗关系非常热，又恰逢罗马尼亚遭灾，我国提供了特大一笔援助，到处都是罗马尼亚人对中国人的笑脸。我和温西贵趁机参观了一些景点，其中有前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庞大而宏伟的墓地。据说墓地还为以后的领导人预留下了位置，不过东欧剧变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没能享受到这一尊贵的待遇。之后，我们两人乘飞机前往贝尔格莱德。

作者在大使馆门前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个老馆。中南是1955年建交的，那时加上英国和荷兰两个代办级，总共才有22个建交团，而且首任大使是名望很高的伍修权，使馆也算是一个重要馆，但后来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中南两国的关系也随之恶化，伍修权1958年离任后，双方都没再派大使，使馆的地位也相应下降。

“文革”开始后，人员大都回国，使馆实际上处于“守摊”状态。在我们俩到来前，使馆里连两名新华社记者在内总共12个人，只有3名外交官。临时代办于立暄是二秘，另外还有商务处李东生三秘和办公室陈道贵随员。全馆是清一色的男子汉，是名副其实的“和尚庙”。

使馆是一座五层高楼，因为人少，许多房间都空着，我来后就一个人住在四层楼上。除了代办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外，使馆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活动。每天下午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不对外开放。楼后面有个不大的院子，大树上装了一个篮球架，晚饭后一般没事，大伙经常聚在这里比赛投篮，或者在三楼大厅门外乒乓球台轮流打比赛。活动完后一起到淋浴室冲洗一番，有的人冲洗完毕就光着身子回自己的房间，反正也没有女同志。

初到使馆的那两个来月，我的日子挺清闲。于立暄代办塞语很棒，也会一些英语，外出参加活动不带翻译。我不懂塞语，自然搞不了调研，就被安排在办公室。主任是陈道贵，手下只有我一个兵，他负责全馆的吃住杂务，还兼管领事礼宾业务，可以说是馆里最忙碌的人。我慢慢就把礼宾的工作接了过来，包括对外活动安排用车、宴请、大事记和来往照会等工作，还有使馆收发，另外负责打印使馆英文公报、接待讲英语客人的来访等。

作者与陈道贵于使馆后院合影

我刚刚开始工作，什么都不懂、不会，全靠陈道贵把着手从头一点点教。他是个既认真又热心的老师，每件事都是一遍遍反复教导，直到我学会。凡要用塞语的事都是他做，我学了一阵塞语，也能应付几句日常话。他把一些简单的活交给我，例如向花店预定花篮，我照着他写下的塞文语句念就行了。陈道贵是我外交的真正启蒙者，是他帮助我打下外交业务的最初基础，我一直对他心怀深厚的感激之情。

新华社的两位记者都不会英语，就把每天收到的几卷新华社英文电稿给我看。那时使馆都靠短波收音机收听国内广播，经常听不清楚甚至收不到，这份电稿可帮了我大忙。另外，英国等几个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联合起来办了一份南报英译汇编，每天两大本，使馆为我订了一份，解决了我看不懂当地报纸的困难。

使馆的设施多年没有改善，又经过“文革”的一番折腾，条件很差。热水供应是靠地下室的锅炉，大家轮班去烧。每天要添两次煤，值班的人提着煤桶顺着一道狭窄的铁梯子下去，把煤一桶桶地添进锅炉里，上上下下要十几趟，最后还要把炉渣一桶一桶提上来。轮到值班，这一天基本全泡在上面。虽然又脏又累，但谁也不抱怨，因为不烧锅炉全馆就没有热水用。

周六下午是劳动时间，打扫使馆卫生或整顿院落。楼最顶层是仓库，使馆“破四旧”时，使馆领导比较理智，没让人把“四旧”东西毁坏，而是用报纸包裹好封存在仓库里。

1970年6月全馆人员合影

我发现不少都是挺珍贵的物品，其中有一套四扇的水浒故事木雕挂屏，人物栩栩如生，做工非常精致。大使来了后又重新挂到了大客厅，经常受到客人们称赞。还有一架很贵重的屏风，可惜上面的玉雕都被人抠走了，成了废物。

使馆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文革”后也被封闭了。我请示领导同意后，就抽空去打扫整理，并挑选一些参考书籍、古典诗词和名著放到另外一个空房间，算是图书馆，我就自告奋勇成了“馆长”，还挺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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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外交官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 | 马振岗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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