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15年-1935年”的故乡

人物简介 / profile    

柯华 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

1937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参加八路军；

1938年调回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并于“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949年，解放前任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秘书、处长；

1949年~1954年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及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1983年先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西亚非洲司司长，非洲司司长，亚洲司司长，中国驻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等大使；

1983年~1995年先后任国务院港澳办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广东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等；

1995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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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我出生在广东普宁县里湖镇。

里湖镇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有点历史，明代时，这里商业比较发达，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里湖商业发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颇具地理区位优势。它毗邻邻榕江，东面和梅塘镇接壤，西面与揭西县坪上、钱坑相连，南邻梅林镇，背面是榕江南河，同揭西县金和镇隔河相望。镇内有榕江、火烧溪、西门溪、引榕渠四条水穿流环绕。

明代时，在石牌溪、火烧溪之间修建了一座龙门桥，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叫“鲤湖镇”，后来简写为“里湖镇”。

明、清两代，里湖镇的商业情况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不容忽视，就是里湖的商业始终是农耕社会的框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一旦农耕文明的社会框架遭遇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它就垮了下来。具体地说，就是穷人多了，农耕社会中的商业萎缩，大部分人家退守到单纯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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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父亲林志乐（二排左二）与其父亲林先典（二排左三）及兄弟林志明（二排右二），（后排左起）林志橙、林志勇、林志见、林志知、林志禄等合影。

我很小的时候，体会最深或者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家里穷——大杂院里有一间房子是我们家的，住着父亲、母亲、大姐、大哥、弟弟六七口人。房间里除了床之外，就是一个织布机。我估计这个织布机算是我们家唯一在当时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纽带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妈妈织布除了供家里人穿衣之外，还会将多余的布拿出去卖。

20世纪初，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文明已经进入鼎盛时期，我妈妈织的土布和洋布根本就没法比，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质量，都比不上洋布。

当然，我妈妈不懂这个，她依旧每天晚上织布，点不起煤油灯，我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蜡烛，就点一支香。一支香的亮度怎么能够照明呢？但确实如此，妈妈每天都点一支香织布。

妈妈织布，爸爸从事农耕，父母皆为勤勉辛劳之人，但却始终无法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平常日子，舍不得吃肉，就买二两猪油挂到门口。我年纪小，嘴馋，经常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仰着脖子舔那个挂着的猪油。弟弟也嘴馋，我干脆给弟弟抠下一块喂到他嘴里。弟弟吃下去，没过多大一会儿，肠胃受不了，吐得一塌糊涂。

我们家这种穷在里湖不是个别现象，大家都穷。穷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山东、河北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穷，很多人去闯关东，到东北去谋生。我们那儿的人去哪里呢？去南洋，飘洋过海到南洋讨口饭吃。

久而久之，漂洋过海到南洋找饭吃的人多了，普宁就成了侨乡，大概有一多半的人家会下南洋。就拿普宁的里湖镇来说吧，一共10万人多一点点，就有4万的侨胞，比例很大。

当时家里穷得没法子，我父亲也下南洋，去现在的马来西亚。父亲到马来西亚大概是1917年前后，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期，这10多年中，南洋出现了一批通过做橡胶生意发了大财的华人（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橡胶是热兵器时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战备物资），像华侨巨子卢文仪，他的橡胶园里仅雇佣的工人就有几千人之多。

我父亲刚到马来西亚，通过家乡的亲族关系，给一个号称“马来西亚第二大富翁”的人工作，不过不是在橡胶园里，而是在他开的一家杀猪铺子里当伙计，做些杂事，后来管账，每个月挣17块钱，寄回家来10块钱。有了父亲寄回来的10块钱，家里的生活这下子好转了。

后来，父亲成了杀猪铺子的经理。因父亲做事勤勉，把杀猪铺子经营得很好，所以大富翁送给他一片橡胶园，父亲挣了钱就往家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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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当年住过的房子院门

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有了钱就要盖房子。父亲经营橡胶园挣了钱，我们家也盖了大房子，从大杂院里搬了出来。家乡人把这种大房子叫“四点金”，那时能盖得起“四点金”可是了不起的事情。

房子盖好后，就准备搬家的事宜。搬家可不是随便什么时候想搬就搬的，讲究颇大，一定要选良辰吉日，我们选在了晚上。

我那时岁数小，跟着家里的大人后面忙活，很开心。

三姑见我跟着忙活，便拿桂圆给我吃，我不小心把桂圆的核咽到了肚子里，这下可不得了了，我吓得“哇哇”大哭。

三姑见状赶紧哄我：“不要紧！不要紧！吃下去没事的，它会在肚子里长出桂圆树，将来等树长大了，你就可以直接从长在脑袋上的桂圆树摘桂圆吃了。”

我听后便不哭了，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盼着桂圆树从肚子里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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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日，92岁的柯华重返故里。

其实，从我记事起，因为父亲在南洋的关系，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错了，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基本上没有在经历窘迫的日子。

母亲持家非常勤俭，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她常在乡里做些修桥、补路、救济穷人的事情。父亲打算买一辆汽车，母亲一听，和父亲闹，坚决不让买。总之，母亲很节俭。

父亲要买汽车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觉得父亲买车是资本家所为，向组织谈到家庭出身问题时，认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都很积极，也比较早，但因这个问题向组织讲了，也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考验，我到1938年才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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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燕京大学“民先”组织的延安访问团成员合影（前排左一为柯华）。

虽然这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错了，可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整个社会有多好。

在我小时候，对社会上土匪、军阀的了解都是通过耳闻得来的，其间没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都是些碎片式的记忆，脸谱或者说符号的意义更大一些，当不得信史，但我清楚脸谱或符号对我幼年时认识当时社会的作用亦是关键所在。

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乡下，散兵游勇时常出现，土匪、乞丐也不少。我在街上亲眼见过抓壮丁，人家正在赶路，过来两个当兵的把人家一绑就拉走了，也不让人家跟家里说一声，就被拉着去当兵了。

土匪更可怕。有个土匪叫“王老五”，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把人家的小孩抓走，让孩子的家里人拿钱去赎，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钱还没有送到，王老五就把抓去的小孩煮熟，放到小孩的家门口。

普宁乡下，家家都有很深的粪坑。有一天晚上，王老五走夜路，不小心掉到粪坑里，被人发现后，拉出来往死里打，由此可见老百姓多么痛恨土匪。

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最初没有进新式学校，而是去读私塾。

我在私塾读书，考试永远是最后一名，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轮猪，认为我笨得像那头轮养的猪。

我们那里穷得一家养不起一头猪，于是就三五家人轮流养一头猪。

上了一年还是两年私塾，反正我记不清了，我去镇上的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是2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

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对社会有了点朦胧的意识，主要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家乡驻军的一个师长，他下令把许多麻风病病人赶到一个村子，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全部杀死，再浇上油烧，很残忍。

第二件事情，1927年9月10日，彭湃在海丰县、陆丰县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陆丰县离我们普宁不远，挨着的。彭湃搞苏维埃不简单，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国民党过来镇压，到处杀人，我们有五六个同学，比我大几岁，也是十多岁的娃娃，我记得名字的有两个，一个叫陈志桥，一个叫李存嘉，他们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说是共产党。

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我就是很气愤，这些同学平时表现很好，怎么能被枪毙了呢？我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彭湃在广东的海陆丰苏维埃最终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共产党的革命转入了相对来说的一个低潮阶段，有好多共产党人去了海外。

这时候，我和母亲，还有弟弟，从汕头出发，坐轮船去槟榔屿和父亲、叔叔、姐姐团聚。这是我第一次去海外，第一次坐大轮船，轮船的名字我还记得，叫“万福士号”，是当时汕头去南洋最大的轮船。我前面说过，母亲很勤俭，买了底舱船票，睡大通铺。船在大海中航行数昼夜，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总有一种鱼好像是跟着船在游，这些鱼在船舷两旁不停地跃出水面，颇为神奇。

我们乘坐的“万福士号”到了新加坡港，停一天，我们没有上岸，一直待在船上。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看样子比较穷。

“万福士号”是大轮船，我在甲板上玩，许多小船围着“万福士号”，小船上的人衣衫褴褛，他们冲着大船或磕头或作揖，讨饭讨钱。有些好心人就把钱抛给小船上的人，我也向妈妈要了铜板抛给小船上磕头作揖的人。“万福士号”很高，把铜钱抛下去不是都能落在小船里，落到海里的也有很多。这些小船上的人一见铜板掉到海里，敏捷得很，跳到海里，潜下去就能捞起铜钱。

我父亲当时在槟榔屿。槟榔屿是马来西亚的十三洲之一，华人多在此聚居。我们到了之后，父亲送我去居林学校读书。后来我才知道居林学校有从国内来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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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3日，柯华（后排右三）与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69周年活动的黄华（前排左三）、龚普生（前排左一）等合影。

在居林学校读了大概不到两年，该上初中时，我又回到了汕头，在大中中学念书。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英文也好。读到初二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关东军两个中队才多少人？向沈阳北大营开炮进攻。北大营里有进口的坦克，武器装备比日本关东军的要好得多，军官一级一级往上报告请示开不开枪？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抵抗。

全国震动呀！全民各界要求政府抗日，情绪激烈，特别是在学生中的反响之强烈前所未有。

当时南京的学生，后来是北平南下的学生请愿团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集会请愿的时候，外交部长王正廷，还有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以及南京卫戍区司令陈铭枢都被打伤了。

我正在读初中，当然去不了南京，便和同学们一起到汕头市政府集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

政府面对学生的抗日要求根本不做正面的答复，只是一味地说你们好好读书，抗日的问题由政府考虑。他们这是在敷衍，如此一来，发生冲突，我们要求见高级行政官员。出来的人极力阻止，我们也不让步，就往市党部里冲，结果一冲就冲进去了。当然，市党部里根本就没有能说话算数的人，他们早就跑了，我们这些学生就把市党部砸了。

等到我们抗议完了，回到学校，学校要处理领头请愿的学生，开除我。我不买他们这个账，申请退学，开除我们是学校的错，我退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了，30年代初期，学校方面也不是一味地压制学生的抗日情绪，墙上也有些大标语“还我山河”、“勿忘国耻”等等。

— END —

图文 | 《新中国外交官耆宿柯华95岁述怀》

口述 | 柯华  执笔 | 郭彤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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