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外交中锻炼成长——疾病带来的痛苦与机遇

作者简介   

高锋 曾任中国驻瑞典、塞尔维亚和黑山和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1975年春我在驻瑞典使馆工作时，身体经常感觉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在乙状结肠里长了二十多个纤维瘤，又称息肉。请示国内后，使馆批准我回国治疗。

因病调回

我这次来馆前，夫人已经怀孕。眼看预产期就要到了，他们处长急忙东跑西颠地为她找房，最后在邮电学院找到了一个13平米的房间。她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就腹痛不止。邻居急忙用自行车把她送到医院，第二天她生了个女孩，老岳母赶来照顾她们。夫人写的报喜信还没送到使馆，我就因病调回了。我们一家四口在这里一下就是蜗居了五年，其困难与尴尬难以书表。

回国后第二天，我拿着大使的亲笔信去找肿瘤医院吴院长。他给我详细介绍了肠道多发性息肉的危害，说这病平时会有疼痛，可能会便血，如果不发生癌变，危害也不太大，因此可以先观察一段，再决定是否做手术。北京医院大夫看到我从瑞典拿来的片子表示难以置信，说这么清晰的片子，她从来没见过。为了查实病情，她让我重拍X光片。结果出来后，片子上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楚。她说：“国内技术就这个水平。吴院长是肿瘤界的最高权威，既然他同意先观察一下，你就先吃药看看吧！”

走进民间外交新天地

我向干部司报告了吴院长和北京医院的意见后说，我年纪还轻，希望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干部司主管领导说：“现在部机关里没有地方。你如果想工作，可以先到部属的国家旅游局试试。”就这样，我走进了民间外交的广阔天地。

我从邮电学院骑车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旅游局，来回大约要两个半小时。当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开始整顿。希望了解中国的外国友好组织纷纷组团来华，仅瑞典的旅游团一年就有八九个。因为我在国外学习并工作过，欧洲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很信任，重要任务特别是局领导向瑞典朋友介绍中国对外政策时，都由我翻译。大量的实践机会，使我的瑞典语翻译能力迅速地得到巩固和提高。同时，国内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也使我大开眼界。当时国内物资十分贫乏，但我们搞旅游的却饮食无忧，这使我生活十分愉快，把病痛也放到了脑后。在工作中，我还结识了一批新的瑞典朋友。

瑞典朋友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图中后排左二是笔者。

灾难袭来

这时，一场新的更大的灾难却迎面扑来。我刚到家时看到女儿长得很漂亮，躺在床上不哭也不闹，还直夸她懂事。后来有个同事来玩， 她一抱起孩子，就发现了问题：“这孩子四个月了，怎么腿脚还不会动？”我们急忙抱着孩子去儿童医院。大夫作了各种检查后，认定她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我们抱着她跑遍了整个北京城，问过了所有专家，都说无药可治。大夫们说，孩子大了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彻底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遗传，就与父母精神上长期受压抑、心情不愉快有关。这下子，我们彻底绝望了。农场锻炼时两人经受的各种折磨，又像噩梦一样回到眼前。

夜晚我们常常是相对无言，默默流泪。这时旅游局同事告诉说，有个瑞典教师团年底过来，问我能否陪团出差。想想我在家里也没有任何办法，与其在家痛苦，不如出去工作，稍微解脱一下。夫人也体谅我的心情，说：“想去你就去吧！”1975年12月下旬，我陪着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

第三天夫人来电话说孩子感冒住院了，我说：“我们明天就去外地了，通知都发下去了，现在换人不太容易。”她见我左右为难，便说：“不好换人就算了，我一个人能行。”我无可奈何，就说：“你知道存折存放的地方，一切都交给你，辛苦你了。”放下电话，我长叹一声：“这孩子命苦，半岁多了腿脚还不会动，跑遍北京大小医院，也没找到个办法。现在她住院了，看来也是凶多吉少。我这是怎么了？谈恋爱时受尽折磨，结婚时没有房子，生个孩子又是先天性残疾。现在她住院了，我却没法去陪。这是上天在惩罚我吗？就算我有罪，孩子又有什么罪，何况是个残疾儿。上天保佑，让这个孩子快些好起来吧！我别无它法，只能乞求老天爷的怜悯和保佑了。”

惊闻噩耗

我心怀痛苦，陪同瑞典朋友去外地参观。1976年1月8日我们来到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看到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感觉上海与北京大不相同。吃过午饭，我在饭店大厅里遇到了地方陪同，他走上前来，热情地同我打招呼，同时却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周恩来去世了。”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又重复说：“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外办刚刚通知的。”我立刻眼泪外涌，脑子里也乱了。

我恢复知觉后，想起代表团马上要出发了，就急忙向门外走去。代表团团长见我神情不对就问：“你怎么了，不舒服？”我含着泪水对他说：“对不起，我们的周总理不幸去世了！”他马上拉住我的手，“太遗憾了，太不幸了，太令人难过了！”他扶着我走上大巴，大声说，请大家安静，接着他沉痛地宣布：“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先生去世了，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是世界闻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全体起立为他的不幸去世默哀三分钟！”这时我稍稍恢复了思维，立即对瑞典朋友的悼念表示感谢。

晚饭时，上海外办领导向我证实了这个消息，说他们还在等候中央关于吊唁安排的通知。第二天早上，电视台公布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在去机场路上，我看到大街上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悼念周总理去世的标语。

家痛国哀

与上海不同，我们一到北京，就看到到处都是沉痛哀悼周总理去世的人群，特别是十里长安街上，人山人海，灵车开过，痛哭声如同山呼海啸。我们坐的大巴车停在王府井南口，目睹此情，瑞典人和我们无不动容。人们不仅为周总理去世而难过，更为他身后留下的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担忧。

住进北京饭店，我立即给儿童医院病房打电话，护士得知我是孩子父亲后回答说，孩子由感冒转成肺炎，昨天去世了。我感觉心里针扎似地痛，不禁回想起这孩子短短的一生，最后转念一想，“这也好，她摆脱了这无边无际的苦难，与周总理同天去世了，也可能跟着总理他老人家一起升天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周总理去世后万民悼念的情景使我的失女之痛迅速汇入到举国悲哀的汪洋大海中。

去延安路上险些遇难

这年春天我陪团去延安，乘坐的螺旋桨飞机只能坐20多人。飞机到太原就不飞了，说是前面天气不好。等了四五个小时，我们重新登机起飞。大约两个小时后，飞机突然急剧下跌，我的心脏也随之停止了跳动。快到地面后，飞机开始拼命攀升。再飞一阵，又急剧下跌，然后再攀升，这样来回几次，人人脸色苍白，心脏跳动失常。人们或者大声尖叫，或者默默祈祷，又或咬牙硬挺，不少人后悔没有留下遗嘱。事后，我们才得知，黄土高原地块之间经常有这种气流。大飞机飞得高，影响不大。而我们这种小飞机，只能任凭气流的摆布，所幸飞行员技术高超，我们才免于灾难。

到延安后，我陪同外宾参观并到当地百姓家做客，看到家中除了几床被子外，什么也没有。人们告诉我，这里是老根据地，过去就落后。后来去大寨参观，所见情况与延安也大同小异，几乎完全相同。

唐山大地震

这年夏天，我陪瑞中友联工人代表团去东北参观。坐火车从长春去大庆时，我看到车站前广场上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当时我心里一怔，却没有与28号夜里发生的震感相联系。那天深夜，我突然感到床在猛烈摇动并咯咯作响，顿时想到邢台地震时北京跟着震动时的情景，知道这是发生地震了。我当时太疲劳了，只是这样想了一下，转眼就睡着了。

从大庆出来，我们乘车来到哈尔滨。代表团计划由此地乘国际列车，北上经西伯利亚回国。我们抵达哈尔滨后才得知，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苏联列车没有获准入境，就原道返回了。瑞典朋友乘火车回国的计划落空了。旅行团只好从沈阳乘飞机回北京。当时北京各大饭店已停止营业。瑞典团被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住帐篷。瑞典旅客对此非常理解，也很配合，我们安排好外宾住宿后，才各自乘公交车回家。     

1976年7月下旬，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工人访华团在长城上合影，图中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笔者。

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家里情况如何。看到街上被震坏的房屋，我心里惴惴不安，因为夫人怀孕已经四个月了。进入邮电学院，看到楼外树林里扎满形形色色的帐篷。走近一看，大都是用绳子挂在树上的一块塑料布，勉强能遮掩身体。地震过去才一个星期，说起那天狼狈逃出的经历，大家还心有余悸。有些人匆忙跑下楼后，才发现身上仅有裤头背心，又不敢回家去取。我们住在一层，我冒着风险，进楼把单人床搬出来，还找来煤油炉和其它一些用具。看到老婆能睡上觉、吃上饭了，我急忙回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照顾瑞典客人。我和这些瑞典工人变成了患难之交，大家都相互交换地址，约定以后再相会。其中三个人成了我的朋友，到现在和我还有来往。

参观一个幼儿园，图中与孩子们一起跳舞的克劳斯先生后来成了作家。笔者站在后排中间。

喜得长女

1976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这年12月23日我们家一个女婴诞生了。上午夫人还在上班，下午就肚疼不止，她忍着疼痛，步行去附近的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晚上我下班回来，去医院给她送晚饭和洗漱用具时，她挺着大肚子满面红光地走了出来。我不由一怔，即将做母亲的妻子是这样的鲜艳动人！当天夜里，我的女儿就出生了。这次家里人长了见识，都仔细地盯着婴儿的一举一动，看到她手抓脚踢，又哭又闹的样子，才放了心。这一年是唐山大地震的一年，又是四人帮被抓后振奋人心的一年，就给孩子起名“振”，这一年我正好三十周岁。看到孩子健康可爱，我心情愉快，接连陪了两个团。

这时，我在部里看到了外交学院外语训练班招生的通知，心想，我本是学英文的大学生，可惜“文革”几年学业全荒废了。我何不趁此机会，进修提高并真正掌握英语这个工具？我向干部司申请，他们同意后，我就去外交学院报名。他们测试了一下，就把我分到了英语水平最高的771班。

战胜病魔

在开学之前，我去北京医院作检查。这时医院里有了纤维结肠镜，大夫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肠道内部情况。一个外科副主任给我作过检查后说，肠道未发生病变，但趁着年轻，早作手术切除，就可杜绝后患。我听人说，做手术关键是主刀大夫，大夫技术不过硬，容易造成肠漏，那就麻烦了。我就提了几斤鸡蛋去家里找副主任，在那个年月，这就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礼物。副主任主刀的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第二天我从麻醉中慢慢清醒过来，感觉到在死亡线上挣扎时的恐怖，生命与死亡交战之时的痛苦，重新活过来才是真正的幸福。

进修英文

1977年秋天，我身体恢复后，到外交学院进修英文。学员都是外交部在职干部，大部分仅学了少量英文。我们771班比较好，大家都会一些英文。平日我们都住在学校里，上午学口语，下午搞阅读，晚上自学，周末回家料理家务。

我已经两次学习外语，因此有了些经验，第一年我重点校正发音，同时努力扩大词汇量。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我每天坚持读一本英文电讯稿。第二年我把重点放在口语上，我利用旅游局的老关系，多次去陪美国和英国团，锻炼我的英语听说能力。

大量的实践使我的英文得到了质的飞跃。在1979年夏天毕业考试中，我在全校取得第一名。特别是在口语考试中，我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使他们十分惊讶，都认为这是历年搞培训以来所见到的最好学生。可以说，我的英文这时达到或者超过了本科毕业生水平。大量的民间外交实践，使我的瑞典语和英文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我后来的外交生涯和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夏瑞典议会社会委员会来华访问时在中山陵前留影，后排右五是笔者，左五是西格奈尔议员。他后来担任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并与笔者经常来往。

毕业后干什么？

干部司建议我再去瑞典使馆工作。西欧司同志私下告诉我，大使翻译的瑞典文一团糟，但却练就了一副铁口铜牙，让外行人难分真假。瑞中友联秘书长实在忍受不下去，就写信到西欧司告状说：“听不懂你们的翻译，我们与大使谈话，中间就像有一道墙，怎么也谈不通。”干部司与西欧司商量后，决定派我去担任大使翻译这个重要工作。

当时，我夫人在邮电科学研究院主管国际邮联工作，经常出差。我只好把刚满两岁的女儿送到济南爷爷奶奶那里。那天，火车快到黄河大桥时，突然停了，而且一停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年初一凌晨一点多火车才到济南。我一手抱着个沉睡不醒的孩子，另一手提着个沉重的箱子，勉强走出车站。火车站前不仅没有车辆，连个行人也没有。正当我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时，远处走来一个中年男子。我只好向他求助。他接过孩子，我背上箱子。大年初一凌晨，我们在大风雪中走了二里多路。他送我到楼前，门也没进就走了。妹妹告诉我，她们在车站等到十二点多，不仅没接到人，也没得到任何关于列车的消息。为什么列车要在黄河北滞留两个多小时，车站和列车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解释，似乎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1979年的那个春节，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在济南停留了三天，要回京时，女儿大哭大闹，抱着我不放。奶奶强行把她拉走时，我心里好痛好痛。为了党的外交事业，我既管不了孩子，也养不了老人。一家人分多合少，就成了我们家生活的最大特点。

— END —

图文 | 高锋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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