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中国外交官在国外过年
作者简介
郭邦彦 1974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非洲司、西欧司工作，常驻埃及、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瑞士和吉布提，分别任随员、二秘、一秘、参赞、大使。
近几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晚会上，经常插播中国驻外使领馆向祖国人民拜年的贺电和画面。每当我看到同行们摇动着国旗、满眼闪着泪花的镜头时，激动难抑。过来人最能体味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作为外交官常驻国外期间，曾赶上好几个春节，至今难忘那时过年的情景。
每逢佳节倍思亲
身处异国他乡，我们对“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体会最深，佩服古人概括得那么贴切、到位，特别是一个“倍”字，点出了游子思乡情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使馆里除了大使、参赞带夫人外，其他馆员大都是单身，有的馆甚至被戏称为“和尚庙”。平时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可一到过年，就不由自主地想念起亲人来了，年长的，想妻儿、老小；年轻的，想父母、兄弟、姊妹或对象。最急切的是在除夕夜与家人说几句贴心话，可当时通讯条件不具备，打不了越洋电话，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焦急地等待每月一次的外交信使带来家中点点滴滴的信息。春节期间来的那位信使，就成了我们“倍思亲”时备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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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馆领导理解馆员们在高墙大院里过节时的孤独心情，为了减缓和驱除这种“乡愁”，提前组织人马，布置环境，极力创造一个热闹的节日气氛：大门门楣上挂起了四盏大红灯笼，两根门柱绕上彩色灯泡。入夜，红灯高照，彩灯闪烁，大厅、院落一片灯火通明，悠扬的乐曲在夜空荡漾。上下一忙活，还真营造出点儿“年味儿”来了。
在国内过年讲究吃年夜饭，使馆更重视这顿大餐，厨师拿出看家本领，烹调出一道道家乡特色菜，可谓既丰盛，又可口。大家频频举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内亲人身体健康。
有时，餐后，先放一场外交部专为各使领馆过春节精选的电影国产大片。饱了眼福之后，大家开始游艺活动：猜灯谜、钓鱼、套圈、投篮、“瞎子摸象”、“盲人”击鼓等。大厅一角的几张方桌是棋类、麻将爱好者的天地，他们摆开战场，拉开阵势，决一雌雄。大家置身于集体欢快的氛围可暂时驱散思乡的烦恼，玩得尽兴，直到午夜方散。
正月初一大清早，同志们不忘老规矩，走出房门，互相拜年。之后，大使偕使馆党委成员到中国派遣的各专家组、医疗队驻地拜年。接着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到使馆回拜。这看似一种形式和过场，然而，在当时特定场合和特定时刻却那么有人情味儿，至今回忆起来，心中仍暖融融的。
到访客人添光彩
时值1964年春节，已经仙逝的艺术大师谢添和电影《刘三姐》的配唱歌手等演员去阿尔及利亚演出，路过开罗，应邀到中国驻埃及使馆做客。办公室抓住这个机会组织了一场联欢会。印象深的节目有“对歌”和讲笑话。
已经退休的中信公司前副总经理姚进荣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他和留学生小刘竟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客串秀才与刘三姐对起歌来。三姐那回肠荡气、驻留山谷的歌声，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秀才那迂腐、酸劲儿，也引发笑声不断。
压台戏是陈家康大使和谢添的讲笑话，你说一个，我说一个，看谁说到最后没的说了。陈大使在外交界素以儒雅著称，书读万卷，满腹经纶，讲笑话当然不在话下。谢添多年从事于戏剧与影视，有喜剧天赋，讲笑话何惧之有？这两个人交锋，你来我往，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不分伯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双赢。观众从中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
1978年初，中国武术团到几内亚比绍访问演出，正值新春佳节，使馆邀请全体人员回“家”过年。武术队队员们都很年轻，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2岁，当今驰名天下的李连杰那年也只有14岁。他们大多第一次别离父母出远门，多少有点儿想家。一听说到使馆，都欢呼雀跃起来。我们与小朋友们在“家”里一起吃了年夜饭，拍了“全家福”，最后坐在芒果树下的草坪上“合家欢”。
几天来，这批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在几比已名声大震。许多非洲朋友在马路上见到我们，都伸出大拇指、夸中国“功夫”十分了得。小将们为中国争得了荣誉，我们表示祝贺。可他们一声不言语，只是腼腆地一乐，那纯真无邪的样子，真是招人喜爱。
在自家的联欢会上，他们仍然十分认真地表演了刀枪剑戟和拳术。从他们身上，我们似乎感悟到了一种东西：一个人，当有志气；一个国家，当有国威。武术团这次到访，给这一年的春节增了光，添了彩，我们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佳节。
慰问白衣天使和海外学子
与白衣天使和海外学子共度新春佳节虽已是旧事，但今天回忆起来，彼情彼景，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回味无穷。
1985年春节前，我在马达加斯加使馆工作期间，奉命前往中国向马派遣的医疗队慰问。医疗队总部设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分部驻守在偏远山区城市瓦特曼德里。平日里，使馆党委经常通过队长了解和过问这个点的情况。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我走过崎岖的山路才到了他们的驻地，带去了使馆全体同志的节日问候和一些年货。
我的突然造访使几位在深山老林里坚守岗位的大夫们喜出望外，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的使命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平时他们关心别人冷暖，然而过节时也需要别人给他们温暖，也会有柔肠寸断的时候。我与白衣天使们吃了年夜饭，向他们介绍知道的中国国内形势和驻在国的形势，一起听音乐、唱歌，守夜到天明。
两年后，我被调到驻瑞士使馆协助大使抓文教等工作，得知在瑞士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他们分散在几座大城市里，其中以洛桑、日内瓦的居多。这批海外学子不管是公派的，还是自费的，都是为了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识，更好地报效祖国。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有用人才和宝贵财富，大使馆有责任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年节时要去看望他们，听听他们的呼声。
1987年、1988年，我先后和两任教育参赞一起到洛桑、日内瓦、纽沙泰尔等地与留学生过年。我们既是使馆代表，也是家长代表，年轻人认可这双重身份，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专业设置、难易程度、教师的水平以及校务管理等，我们也记下了他们的一些困难和要求，答应留待回馆后设法解决。他们还流露了淡淡的思乡哀愁，但大家有说有笑，顷刻之间就雾开云散，重新绽开了笑容。
在洛桑，我与大学同学王佩华和外交部西欧司同事李福顺意外碰面。他乡遇故知，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联欢会上，年轻人表演了节目，有歌、有舞，生动活泼，充满朝气。我们好像又重返校园，回到了黄金的学生时代。
自编自演唱大戏
1994年至1997年我出使吉布提，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春节。到了20世纪90年代，使馆的条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越洋电话通了，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也落地了，馆员们大多不再单身，而是有家有口了。小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过年时分外热闹。
吉布提比国内晚5个小时，当地时间的正月初一下午3点，大家聚集在一起收看央视的除夕晚会，尽情地享用一年一次的精神大餐。与此同时还插空与家人通了电话。亲情沟通、交流后的愉悦，溢于言表，都荡漾在脸上。
我到任后的第一个春节，使馆只设“大观园”，略显单调。后来有人提议何不也搞一场晚会，自编自演，那有多亲切。我听了觉得有道理，立即给予支持和鼓励。使馆各部门和驻吉各单位积极响应、配合，群策群力，很快就搞出一批节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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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 year
央视春节晚会刚收场，使馆自家办的一台戏就开锣了。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方挂了一条横幅，上书四个大字“庆贺新春”。台下的观众除了使馆人员外，还邀请了中国土木建筑公司、中国建筑公司驻吉办事处、援吉医疗队、援吉体育组的师傅、大夫和工程师们。高朋满座，济济一堂。
1996年、1997年，使馆和驻吉各单位连续两年自办晚会，反应热烈，众口一词地说：比在国内过年时还开心，还热闹。大家之所以满意，源于晚会的群众性，节目的真实性和多样性。使馆和驻吉各单位百十来口子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人人参与。水平高低无所谓，大家要看的不是多么高的演技，而是那股子精气神儿。
已到花甲之年的李参赞，在时装表演中，带头领走模特步；从未登过台的工人师傅，拿起话筒引吭高歌。晚会的节目有独唱、小合唱、大合唱、京剧和地方戏清唱、乐器演奏、时装表演、诗朗诵、单口相声、对口相声、讲故事，还有小品，可谓门类齐全。
观众对自编自演的节目尤为感兴趣。医疗队“旧瓶装新酒”，借《军民大生产》的老调，盛赞中吉友好，唱新歌。办公室主任魏清廉走马上任时正赶上途经的国家发生战乱，他一路受阻，两天的路程竟走了一周，历经磨难。但他处变不惊，最终平安抵馆。我把他这段历险记编写成山东快书，并登台表演。机要员宋广华还取材老魏的逸闻趣事，编成单口相声并亲自表演。
李参赞的业余爱好是钓鱼，他因陋就简，把废弃的易拉罐改制成钓鱼竿。一同钓鱼的法国驻军军官起初不屑一顾，得意自己的那根现代化的钓鱼竿，可半个小时过去，一条也没钓上来，而李参赞的水桶却已装满。大军官的态度从不屑到不解，最后恍然大悟：诀窍就在易拉罐那秘密武器上，要求用他的钓鱼竿与之交换。李参赞谢绝，但友好地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李老的豁然大度，深得法国军官的敬佩和赞赏。我据此编成快板书，由于江同志代演。
我还抽空把经参处一对夫妇回湖南探亲遭遇路卡滥收费后被两本红皮护照救驾的故事编写出小品，取名“红皮护照”。当事人主演持照人，湖南籍的厨师饰演那个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对当官的阿谀奉承的地头蛇。两个人的戏演了十多分钟，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人的一生中，总会保留不少美好的回忆。来自五湖四海的华夏同胞在异国相聚、共度传统佳节的日子，是永世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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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外交纪实（四）》
作者 | 郭邦彦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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