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外交生活琐忆（下）

作者简介

马行汉 1950年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先后任外交部一等秘书、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曾任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时的会谈翻译（波斯语）。

（三）

派驻阿富汗的日子是漫长的。1955年至1962年，除了中间在1957年为参加阿首相达乌德访华的接待工作回国待了两个月外，我在阿富汗工作了整整七年。按照那时的规定，驻外使馆的一般干部不能带家属，所以，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常常萦绕心头。

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她总是特意带上孩子到照相馆拍张照片给我寄来，以慰我的思亲之苦。1957年我返回阿富汗续任时，我的女儿尚在她妈妈的腹中，等我奉调回国时她已经四岁了，可是她还不认识我，羞答答地躲在一边看着我这个“生人”。几天后，她偷偷问妻子：“妈妈，咱家的这个外国人怎么还不走？”妻子哭笑不得，一再跟她说：“这是你爸爸呀！”

☌ 1956年，妻子带着儿子照了这张相片，寄给远在喀布尔的我。图源：《外交官 第1辑》

然而，使馆的工作又是忙碌和紧张的。除了日常工作外，使馆每年都有到外地旅行的计划，借此机会交朋友，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收集些从报刊上、官方和首都得不到的资料。我在使馆调研室工作，又有外交官身份（当时是随员），会波斯语，所以每次出去，基本上都有我的份儿。

那时候，我用攒了两年的国外工资买了一台电子管的“飞利普”牌收音机和一台西德产的CONTEX相机，这两样“装备”是我驻外生活中的“亲密伴侣”，它们在我的工作中帮了大忙。尤其是那台收音机，不但能收听当地广播，还能收短波，每天下午5点（阿富汗与北京时差3小时）可以收听到国内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听到夏青、齐越同志那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就仿佛回到了北京。

（四）

1978年至1980年，我第二次到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期间曾担任使馆临时代办。在阿富汗政局动荡、政变迭起和苏军入侵的日子里，我和使馆同志面临生死考验。尽管喀布尔市内炮火连天，枪声不绝，我们仍不分昼夜地听广播、看电视，千方百计地同当地官员和使团接触，以便了解情况，及时研究形势并向国内报告。

1978年4月，阿富汗的新年（3月21日）过去不久，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使馆院内的桃花、杏花、苹果花和丁香花争相开放，满园春色。喀布尔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冬天雪大但不太冷，夏天日照时间长，也不太热。它的雪山、草地和湛蓝的天空令人难忘。

☌ 中国驻阿使馆外墙被炮弹片打了个打洞。图源：《外交官 第1辑》

就是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亲苏军官发动了推翻达乌德的政变，激烈的枪炮声把人们从甜蜜的睡梦中惊醒。总统府是反政府武装攻击的重要目标，与总统府一墙之隔的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也难幸免。炮弹在使馆周围爆炸，枪弹像雨点一样击中墙壁和窗户。其中一枚重磅炮弹正好落在我国使馆围墙外十余米处，炮弹片将围墙打了一个大洞，将紧靠围墙的房间内的一位熟睡的商务官员从床上震到地面，万幸的是，这位同志仅受了一点轻伤，使馆的其他同志均安然无恙。

70年代末期，是阿富汗政局的多事之秋。达乌德被害后，新上台的塔拉基和掌握军权的阿明之间又起了内讧。1978年9月14日下午和晚上，双方为争权发生了枪战。我当时正在使馆赶写一篇文章，听到枪声后忙跑到院内观察，有的同志还登上楼顶平台观察。夜空中的弹道光呈玫瑰色，双方火力交织在总统府内称之为“花宫”的一座小楼的上空。

在这次争权斗争中，当时对中国怀有敌意的阿富汗政府对我国驻阿使馆戒备森严，他们在我使馆墙外修建瞭望哨所，监视我使馆内的活动。出于安全考虑，使馆的同志是不能随意上街的，如需要出去购物等，也要两人同行，以防不测。所以在工作之余，或在饭后的休息时间里，除了球类活动和种菜之外，只能在院内散步、跑步，以保持身体健康。

在这次斗争中阴谋得逞、登台执政的阿明，如惊弓之鸟，神经分外紧张。他们对我馆同志按惯例早晚在使馆院内散步、跑步的活动也横加干涉。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突然打电话给我驻阿使馆称，请中国使馆的先生们不要在院内进行“军事巡逻和操练”，说对中国使馆的安全，阿富汗政府是会注意的。

这个电话真是莫名其妙！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武官处只有一个武官和两个翻译，哪里有什么军事操练？更无巡逻可言。经过仔细分析，可能阿方把我们的跑步、散步等活动误解为巡逻和军事操练了。

☌ 这是苏军入侵前两个月中国驻阿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图源：《外交官 第1辑》

在苏联1979年冬军事入侵阿富汗前后，我使馆人员的生命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威胁。自从塔拉基发动军事政变，把坚持中立、不结盟政策的达乌德政府赶下台后，阿富汗人民纷纷成立了各种反政府武装组织，向亲苏的阿富汗政府发起了圣战。他们从首都郊区向市内发射火箭炮弹，打击亲苏政权。处于首都的各外国驻阿使馆有的也遭到炮击。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紧靠阿富汗总统府，很不安全。

使馆按照国内指示，采取一些保卫和安全措施：

1

将办公楼一层的门窗用沙袋封闭，以防流弹袭击，将二层以上的人员搬至一层办公和住宿，人员均从楼的侧门出入；

2

在院内的小树林中挖了一个避难地下室，万一楼房被炸毁，该地下室可作临时办公室和休息室；

3

储备足够的粮、油（汽油和食用油）、菜、蛋，购置两台发电机，游击队一旦炸毁首都附近的水电站或切断首都电源，使馆可自行发电照明和抽院内井水救急；

4

精减使馆人员编制，撤退部分人员回国。

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当天下午，我同使馆调研室的一位同志开车上街观察动静。汽车在喀布尔转了一圈，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兵一卒。回馆后收看当晚的电视节目，电视台很异常，不放新闻和歌舞，仅放军乐。

当晚11时许，喀布尔市内突然响起枪声、炮声和隆隆的坦克声，一直持续到28日凌晨3时许，喀布尔电台突然广播了被当时的阿富汗政府开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籍、流亡在苏联的阿富汗前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他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已被推翻，并已被处决。卡尔迈勒本人被“任命”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

12月28日拂晓，喀布尔街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行人断绝。巨大的苏制坦克隆隆地在街上巡逻，我国使馆门前的坦克巡逻震得楼房窗户玻璃咯咯响。苏联战斗机擦着屋顶、树梢呼啸而过，声音震耳欲聋，气氛十分紧张。

之后是众所周知的阿富汗人民浴血抗击苏联入侵者的十年。我于1980年任满回国，中国驻阿使馆直到1993年都有同志坚守在那里。

（五）

回国后，我一直在亚洲司主管阿富汗事务。我的生活也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巨大的改善。

1991年，从正式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长年养成的习惯使我仍坚持跟踪阿富汗局势，陆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有关南亚、阿富汗问题的文章数百篇，还出版了十余万字的著作《中阿友好关系四十年》。

☌ 2001年1月，50位老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被授予“资深外交家”称号。自左至右：过家鼎、作者、冀朝铸、张瑞杰。图源：《外交官 第1辑》

新世纪之初，我意外地得到一个好消息：自己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这个称号虽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物质待遇，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励。更难忘的是，几个月后，一个更大的意外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珍贵的回忆。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拉丹的藏身地阿富汗一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11月，我和其他几位曾经在阿富汗工作过的同志奉命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了阿富汗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应机关团体邀请，我做了十余场专题报告。每次向人们讲起我所了解的阿富汗，我都滔滔不绝，感慨良多。虽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阿富汗是个小国，但我曾几十年默默无闻关注、研究它，我对那里的山水、人民，是怀有特殊感情的。

☌ 2002年，作者陪同卡尔扎伊游长城。图源：《外交官 第1辑》

2002年1月24日，我有幸在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访华期间，陪同他游览了长城。那天我起了个大早，从南城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当我用波斯语向他表示问候，并告诉他我的阿拉伯名字（努伦丁）时，他的眼光惊奇而愉快。

我陪他坐进一号车，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暖壶，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阁下愿意来一杯吗？”他捧着杯子一闻，便说：“当然，我一向喜欢中国的茉莉花茶！”于是，在中国香茶的芬芳里，在八达岭高速公路上，在雄伟的长城脚下，我们的交谈更像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我问起中国援建的帕尔旺水利工程是否躲过了战火，他则有一连串问题：中国有多少穆斯林，中国政府对不同民族有什么政策，中国如何解决民间枪支问题，中国人大代表有多少，这条高速公路是哪年建的，路边的高楼大厦是住宅吗……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并祝愿他在今后领导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重建阿富汗的工作中取得辉煌的成就。

是啊，经历了20多年战乱的阿富汗，如今仍在摸索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回想一下自己77年的人生，还有我们祖国的日益壮大，我感到幸福温暖，无怨无悔。

-End-

图文 | 《外交官 第1辑》 

作者 | 马行汉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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