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国宴

作者简介    

李景贤 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在国内外，我以不同身份参加的国宴，大概有200多次吧，从形式上看，大多比较雷同，但有一次的种种细节，在日记中就被追记下两三千字，而且在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只因这次国宴于我来说，显得相当“陌生”。

两粒降糖片被“判”作“疑犯”

2011年4月1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胡主席于当日晚6时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 请柬封面

此前半个月，我就被告知，被邀者名单上有我。直到18日晚9时30分，即离宴会开始只有21个钟点的时候，主管官员才把请柬亲自送到我家中。捧着这张经我多次催询而姗姗来迟，封面上印着鲜红国徽的八页本请柬，我端详良久，忽然想起给外交信使所定的一条“铁律”： 外交邮袋在“公共空间”逗留的时间要尽可能短，以利于安全。于是，我就寻思，对手中这张国宴请柬，这样的“铁律”大概同样适用。

△ 请柬内容

19日下午5时许，我早早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北大厅入口处先接受安检。我一踏上安检线，警铃就响了起来。一名年轻安检员客气地把我请到一边，拿出一个常见的仪器仔细在“扫”，“动静”依旧。我应其询答道：“身上没带任何铁质制品。”我全身又被“扫”了一遍，疑点犹存。

一名年纪略大的安检官，拿来另一种微型探测仪，慢慢地从头到脚“扫”，“警报”还是没有解除。当他再一次“扫”到我的西服左侧内口袋时，忽然停了下来，“高兴”地轻轻说：“终于给逮住了！”我应声从口袋里掏出两粒降糖片：格列喹酮片和阿卡波糖片各一，将其放在一旁的小桌上，重新被“扫”时，“动静”便消失了。

我轻轻说了声“仪器真灵”后，问要不要脱下鞋袜、解下皮带来再“扫”，安检官答道：“不用，您的鞋袜、皮带已被‘扫’过四遍了，并无疑点。”对两粒降糖片如此备受安检仪器“青睐”，我甚感不解，便问：“这两粒降糖片，总共才不过80毫克药力，难道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安检官答：“某些药物含有‘不安定’因素，不得不防！安检员的职责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我在国内和10多个国家接受过安检，总共有一百多次吧，这次最严，严得令我生慰：人命关天，安全至上，再严也值！记得有些国家为安检专门立法，规定凡是乘坐飞机、火车、轮船者，进入重要公共场所者，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不论是本国人士，还是外国来宾，都毫无例外地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安检法附则称：“在安检机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国宴上的“家常便饭”

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各项外交礼仪，包括举行国宴在内，从形式到内容，均呈简化趋势。采用分餐制的国宴只上“三菜一汤”这种模式，二三十年前就已定型。

但胡主席这次宴请的菜色，简朴得令我实感意外，叹其为“家常便饭”。三菜是：“清炒龙虾” “酿豆腐鲜蔬” “罐焖小牛肉”。这些菜品中，龙虾大概是最为名贵的了，其实，每份只有四块，而每块的个头儿，只有小个儿的生枣那么大。焖牛肉块多一些，我数了一下，也不过六小块。两块只有火柴盒大小的酿豆腐，配上少许荷兰豆、芥菜，充其量也就值几元钱。

竹荪鱼圆汤是淮扬汤品，瓷盅上漂着6颗小鱼丸子，由竹荪和黄瓜各四五小块、片点缀。冷盘的量，少得令我咋舌：薄薄的鸡片、凉瓜片各三，还有只够吃四五小口的海带丝、白萝卜丝、胡萝卜丝。

参加这次国宴的人不多，也就五六十人，大多是外宾，我方官员甚少，这与我以往参加过的国宴那种“大气魄”，形成鲜明对照。

国宴用的“银子”，是纳税人的税款，也就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一角一分，理应都花得很精细、节俭！

国宴后我一回到家，老伴和女儿就问：国宴吃得怎么样？我答：“家常便饭，菜量甚少。”二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个“啊”，之后即打趣道：“没吃饱吧？要不要下点挂面吃？”

△ 宴请卡里莫夫的国宴菜单

借此机会，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国宴的请柬、菜单和餐具，因为这些物件也让我感到新鲜。请柬下部是个金色图案，自左至右一连印着3幅近、远景长城，每幅约3厘米长，1厘米半高，以示国家历史悠久、地域辽阔。12页本的菜单中间，夹着一条长红丝带，下部为精美中国结，拖着长长的穗儿，显示中华文化之悠长。

菜单正页下部印着这样两行字：“张裕干红 2002 中国山东” “张裕干白 2004 中国山东”。对这种“创新”，看过菜单的朋友，反应截然相反。一种是“糟得很”，冷嘲“广告都卖到国宴上去了，成何体统”；另一种则是“好得很”，热赞用特种权威方式，把中国拳头产品推向世界。

后来，我看到过美国法国的国宴菜单，上面最后一行也都列出所用葡萄酒的名字及产地。我国的张裕干红、干白上国宴菜单，也算是“与国际接轨”吧。

-End-

图文 | 《回首前行路》 

作者 | 李景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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