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工作的二三事（下）
作者简介
王学贤 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
关于狗的故事
狗可能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算得上真正的老朋友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许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对狗往往是毁誉参半，甚至是毁大于誉。就拿汉语来说，什么“狗仗人势” “狼心狗肺”，贬毁之词，不胜枚举。人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觉悟起来，为狗恢复了名誉。欧美暂且不说，在中国，爱狗大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我下边讲的一只大狗的故事，即使喜欢不起来，似乎也不至于反感。
• 作者（前排右三）在联大主持安理会会议。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我于1997年9月5日离开纽约回国。前一天，也就是9月4日下午，我出席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安理会磋商会议。这个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大使。我在会前告诉理大使：“我明天就要离任了，可否在今天磋商会结束后向同事们说几句话，告个别？”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可以！”进而责备我不该对行期“保密”，不给大家一个做点“表示”的机会。我少不了要做些自我批评和解释。
理查森大使为人挺和气，赞扬人也挺慷慨。他先给我戴了一通高帽后，请我讲话。我把自己的讲话抄录于下：
亲爱的同事们：
我首先感谢主席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道别，其次要真诚地感谢诸位在过去的岁月中给予我的有力支持与合作。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我重述一段过去讲过的话，权作告别词吧。
10多年前，我在戈尔副总统家乡田纳西州的首府孟菲斯的孟菲斯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听众近千人，除该校师生外，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
演讲的主题是“联合国”。
我对联合国的成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当我讲到联合国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时，我把联合国比作一只狗。美国人民喜欢狗。我说这只狗是只好狗，不仅会叫，也会咬，能胜任看家护院的任务。可是，这只狗经常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它的主人太多，有159个，现在是185个。这些主人，特别是两个超级主人，把狗向不同的方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拉。弄得这只狗左右为难，不知该听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期望它履行看家护院的职责呢？
第二，这只狗经常吃不饱，要饿肚子。因为有人不交口粮钱，这只狗总是摆脱不了财政危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行呢？
第三，这只狗长着一口好牙，本来是可以咬的。读一读《联合国宪章》就会明白这一点。可是，主人之间的分歧给它戴上了嚼子，使它只能叫，没法咬。我的结论是，不要批评这只狗，不要抱怨这只狗。不是它无能，是它的主人们有问题。
孟菲斯市的最大报纸《商业报》次日用“联合国只会叫不会咬”的通栏标题报道了我以上的讲话，但未报道我列举的联合国的成绩。估计记者可能到晚了，没听到我前边的讲话。
冷战后，这只狗的主人更多了，但是超级主人却减少了一个，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请求各位善待这只狗，尽力为它创造完成其使命的条件，使它在今后的岁月中能够为世界看家护院，为弱小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
估计安理会从来没有像1997年9月4日那天那样热闹过。从“我把联合国比作一只狗”这句话开始，会议室里的笑声、掌声、跺脚声、拍桌子声始终没断过。就连翻译厢里的译员们也在前仰后合。
按惯常做法，使节们轮番发言，对我的“贡献”和“友谊”褒奖了一气。我的老朋友，意大利大使福齐先生当场赋诗，其中一句是：“你的幽默，像一缕阳光，照亮了安理会的磋商室。”当然，理大使也少不了要回敬我一下：“不过，我想提请王大使注意的是，恐怕用不了多久，这只狗又会有两个超级主人。”同事们虽然没有鼓掌，但是都把目光聚焦到我身上，笑了。我后来想，虽然同理查森大使的私人关系挺好，但在他当主席的会上讲“狗”的故事，是不是有点……
谁去抓阄
1995年10月22日至24日，15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云集纽约，隆重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共商和平、发展及合作大计。很多人对盛典是耳熟能详，但对筹备过程中的花边故事可能知之较少。
联合国大会于是年年初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筹委会的任务是就庆典中所涉及的礼宾安排、发言顺序等进行磋商，并作出决定。所涉事项虽然具体，却往往能从侧面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故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都给予高度重视。那些平时温良恭俭让的外交官们，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都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个个是寸利必争、寸土不让。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礼宾安排上是否应当区别对待，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了筹委会会议上争论激烈、难作决断的第一个大难题。为什么呢？出席庆典的有国家元首，也有政府首脑，礼宾安排区别与否，将影响他们在领导人全家福合照中的站位、宴会座次、发言顺序等。因此，那些元首与会的国家坚决主张按国际惯例元首优先；那些首脑与会的国家则极力坚持一律平等。这自然形成的“元首派”和“首脑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经过数轮激辩，“元首派”明显占了上风。
按说，筹委会应遵循民主的原则，顺应民意，作出正确决断。出人意料的是，筹委会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宣布了筹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即：辩论情况表明，多数国家主张平等对待；希望尊重多数，作出相应决定。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随后，中、法、俄等数十个“元首派”国家对主席团的“意见”展开了无情围剿，指责主席团绑架民意和强加于人。相映成趣的是，“首脑派”此时几乎哑了火，只有寥寥几家对主席团意见做了积极呼应。这种一边倒的形势最终迫使主席团收回“成见”。“元首派”顺势推动会议作出了“区别对待”的决定。这完全应了中国的名言：物极必反。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主席和主席团成员碰巧都来自“首脑派”国家，他们对辩论情况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叫“双方交兵，各为其主”。目的是坚定的，手段是灵活的。还是应当感谢他们，正是他们的误判加速了第一个难题的解决。
筹委会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发言顺序的安排。184个联合国会员国、观察员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200余人，都要登台讲话，会期只有3天，每天要安排近70人，每人只能讲5分钟（后来情况表明，遵守这一时限的仅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一人，他用时4分55秒）。
外交官们都希望为本国领导人争取一个好的讲话时段。联合国会议一般是上午10时至中午1时；下午3时至6时。必要时，可以开夜会。一般说来，上午时段优于下午时段；上午10点30分至11时30分时段尤佳，因为太早听会，人不齐，太晚听会，人容易出现疲劳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于发言顺序安排的辩论进行的是如火如荼。争论的焦点是各国如何报名。中国等一些国家主张，在规定的时间里，各国外交官到联合国秘书处排队报名，根据先来后到的顺序自行选择发言时段和名次。中国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外交官有不怕苦和挑灯夜战的精神。
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的发言安排就是排队报名。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参赞偕助手在天刚蒙蒙亮时就赶到联合国秘书处，当时还没开门。联合国警卫人员在问明情况后，微笑着开了大门。不用说，我们排了个头名“状元”，选择了会议第一天上午第8个发言位置。我们想把这一成功的经验应用到50周年庆典筹备工作中去，并做好了抱上御寒衣被、漏夜前往排队的准备。
没承想，我们的主张遭到了西方国家外交官们的强烈反对，声称排队报名有损外交官的尊严，主张抓阄。有损尊严只是借口，怕吃苦才是实情。也可能是社发首脑会议排队去得太晚，未报上好的名次，心里有股无名火。不管是什么原因，经过几天较量，外交官的尊严感终于被唤醒，多数人倾向抓阄。我这个从不信命的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抓阄的程序是这样定的：10月22日、23日和24日各分为上午和下午（含晚上）两个时间段，共6个。每个时间段都设6个小箱子，里面装着该时段内发言的序列号。另置一大箱，内装写有各国名称的纸条。抓阄时，负责大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先抓国名，凡被抓到的国家或组织的代表，先选时间段，再从该时段的小箱子内抓发言序列号。
抓阄对各国常驻团的外交官来说是个千斤重担。抓好了，大家都高兴。抓坏了呢？后果不言自明。抓阄的前一天，我找到常驻代表同志，想请他出山。他的答复铿锵有力：“大会事务归你管，当然应该你去抓。”我又找到政治参赞，他的回答同样干脆：“我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这是大使您的任务。”其他同志也不必问了，他们的回答是可以预知的。除了责无旁贷，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了。
抓阄那天，我尽管抱定“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但脚步仍然沉重。抓阄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抓到上阄的代表们弹冠相庆；抓到下阄的只能仰天叹息。这声声庆叹，就像加进油锅底下的干柴，烧得我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陪我同往的同志们，额头也汗液津津了。
只剩24日上午时段的三四个好号了！就在此时，终于听到“中国”这震撼心灵的名字了。我像从座位上弹出去一样，冲到了阄箱前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24日上午的时段，并从相关小箱中抓出一张纸条。一看，一个漂亮的“9”字撞上了眼球。由于前边8位发言者中一位是政府首脑，根据国家元首优先的决定，这个“9”字最终变成了许多国人情有独钟的“8”字。中国常驻团的喜悦可想而知了。
在抓阄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大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们抓的是24日下午的59号，恐怕要到半夜才能发言。其领导人一怒之下，决定不到纽约了。我对这位外交官深表同情。
• 作者与安南秘书长在一起。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领导人合照时的站位问题，虽然不像前述两个问题那么复杂，也未经筹委会审议，但幸亏及早想到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所以，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首先约见了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司长，征询他对照相站位的考虑。他张口就答：按50届联合国大会抽签决定的座位排序安排。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各国在联大的座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届联大开会之初都要抽一次签，被抽到的国家就座第一号位，其他各国则按本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顺序就座。很显然，照相站位按此办理，中国领导人的位置只能等联大开始后才能知道，站在后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我明确告诉那位司长：这次照相是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各国领导人的合影，不是出席联合国大会届会的领导人的合影。既然是纪念联合国成立，就应当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所照顾。道理很简单，没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二次大战中的贡献，也就不会有联合国。我请他将此意见报告联合国秘书长。
尽管他允诺报告，我还是不放心。我找到时任五常联络员（注：冷战结束后，五个常任理事国从讨论伊朗-伊拉克战争开始逐步建立起五国磋商机制，并确立了联络员制度，五国轮流，三个月一换）的法国常驻副代表，请他代表五常约见秘书长，就照相事说明五国立场。我还表示，必要时，五常大使可集体往见秘书长进行交涉。
几天后，法国联络员转达了秘书长的反馈意见：联合国秘书处有自己的礼宾之规，请五国放心。
• 作者与安南秘书长在一起。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世人后来看到的照片是：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和秘书长及5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站在前排中央，其他国家领导人则按本国英文字母顺序，从M开始排列。有多少人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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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风云际会联合国》
作者 | 王学贤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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