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作者简介  

吴嘉 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先后在高校、咨询公司和联邦政府供职。在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任职的二十余年间访问过80多个国家，并先后被派往美国驻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摩洛哥、加纳、阿尔巴尼亚等外交使团工作，参与起草、制定、实施了多项外援条例、政策与计划，经手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项目。

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已正式出版发行的文集包括：《飞去来兮》（2007）（燕山出版社）；《天地一飞鸿》（2014）（《光明日报》出版社）；《鸿斋书话》（2021）（台湾学人出版社）；《秋水集》（2021）（美国南方出版社）；《过眼风云——巴基斯坦驻外日记》（2023）（台湾学人出版社）。

部分文章散见于下列书籍：

《那三届》（人民出版社）

《书写@千山外》（台湾商务印书馆）

《相遇文化原乡》（花城出版社）

《丝路艺术》（漓江出版社）

曾在《美华商报》、《华盛顿邮报》（华人办）等华文报刊上开设专栏，也曾经常为《世界周刊》撰稿。

1996年后，探索世界的脚步深涉五大洲53个国家，曾在东欧6国追踪各类制度的兴衰史，曾赴古巴、智利拍摄社会现状，赴巴西亚马逊丛林探索原住民生活，赴欧法德荷比等国，追寻一战二战遗址，赴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老兵，采访当年的战斗经历，也曾赴非洲多国拍摄原住民现状，寻求中国援非项目今昔及背后的感人故事；远行世界的行程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曾多次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求助，得到驻博芡瓦纳、马来西亚、坦桑尼亚等使领馆的协助，为行走他国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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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军人出身，从儿童团到小八路到志愿军，一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至今身体里仍有战场上留下的弹片。父亲85岁高龄才从医院离休，看他的精神头，谁会相信他是5级伤残军人。

父亲于193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户贫苦人家。临沂古称琅琊，三国时的诸葛亮就是琅琊人，东晋有名的王家，就是王导王羲之那家也出于琅琊，后来还出了很多名人。

但在近代，临沂却非富庶之地。临沂地处鲁中山区，耕地少而贫瘠，每年夏秋收成不够果腹，只能吃山芋藤子和柳树叶子。这些藤叶切碎后，加一点黄豆粉拌成混合物，用清水煮成，叫作“渣豆腐”，没有丁点油，仅放点盐。每年春季青黄不接时，父亲就爬上槐树吃槐花，爬上榆树吃榆钱。他告诉我，喝生水吃野菜是家常便饭，10岁之前不论四季都赤着脚，不知袜子为何物，睡的是草垫子，冬天太冷时，夜间睡觉常会抱着狗取暖。

沂蒙山区是老根据地。白崇禧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儿。从红军到土八路，凡共产党生根儿的地方，都是在不易“清剿”的大山里。沂蒙山区根儿生得很深，抗战期间，八路军115师骑兵团就驻扎在那儿。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从苏北北撤沂蒙，中共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在沂蒙成立，所以沂蒙是华东解放区的首府。在红色经典中，沂蒙山是与井冈山和延安并列的革命圣地，非同小可。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这是父亲在村里上学时课文里的话。这宣传看来很见效，父亲一家几乎全部成了党员。我的祖父为了养家糊口，曾闯关东10余年，返回山东老家时，家乡已是根据地了。祖父便与同村的有志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主要任务是袭击渗透到根据地的日本汉奸队。

我父亲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三个妹妹。父亲的三个哥哥先后都参了军，大哥参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1940年前后在山东省兰陵县抗击日冠时阵亡，年仅20岁。二哥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任机枪射手，后来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上海解放后，我二伯原可以留下来，但他顾及父母渐老，无人干农活，便要求复原回了家。三哥加入的是青年抗日先锋队，做一些抗日的后勤辅助工作，如支前运输。三妹是老幺，那时还太小，大妹二妹都参加了识字班，并帮母亲给部队做鞋袜。

1942年父亲12岁，已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儿童团装备有两杆红缨枪。如同老电影里演的那样，儿童团的孩子们站岗放哨，爬到树上瞭望情况，因为根据地区内部也有向敌人通风报信的内奸。次年，父亲参加了区武工队，但因为年龄过小，只能做一名勤务兵。

父亲有一个堂哥，从小被平邑县城一户富家领养，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因他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毕业后即奔赴延安，被派往延安的白求恩医学院任学生队长。1944年4月，堂哥路过家乡顺便探亲。之前父亲两次参军，均因年龄小被强行送回家，不服气，就央求堂哥带他出去当兵。堂哥答应了父亲的请求，约定太阳快落山时在庄西头路边等他。果然黄昏时分，堂哥骑着马过来，将父亲扶上马送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新兵连，父亲算是正式入伍了。

父亲（右三）与堂哥（右二）

父亲因年小体弱，出操行军跟不上，更不用说作战了，于是部队送他到位于后方的鲁中军区直属医院学医。该医院又称白求恩医校，院校合一，学员一边护理伤病员，一边轮流听课。学习内容都是基础医学理论、解剖学、生理学等，后两年学习临床医学知识。给他们上课的教师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军医。他们被俘虏后经过教育，愿意留下来为八路军服务，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

山东人自古都有尚武精神，父亲从小立志做一名冲锋陷阵的军人，却因年龄太小，极不情愿地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让父亲终身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在鲁中军区学医，父亲没有直接上战场，但也随部队行军，参加反扫荡。在1945年春季反扫荡途中，父亲被日军炮弹皮碎片伤过头部，所幸无大碍。

三年之后，经过战场严酷的历练，父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医，被分配到当时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门诊部。

华野三纵是山东八路军八师改编的，山东八路军的大部后来闯关东到东北，最后成了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麾下。八师未去东北，后来成为三野陈粟大军的一部。三纵司令员先是何以祥，后是孙继先。何以祥这名字很生，后来授衔时只是开国少将，不知为何。孙继先也是山东人，长征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就是他亲自挑选的。孙继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三纵的这两位司令，远不如华野其它那些纵队司令那么有名，如叶飞、许世友、陶勇，个个大名都是如雷灌耳。

父亲跟随三纵部队，作为前线救护队员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如沙土集战役、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他才停下脚步，留在南京炮兵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解放战争结束时在南京留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父亲主动请缨，于当年11月入朝。从现存仅有的一张照片上看，父亲头戴棉帽，身穿立领志愿军军服，即50式军服，腰间的牛皮武装带上别着一把手枪。志愿军部队均不佩戴“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因为是以“志愿军”身份参战的。父亲说，刚出国时很匆忙，原解放军军服上的中国字都被剪掉，担心暴露身份。当时严格规定：入朝前，所有人员和单位必须将帽徽、胸章等一切具有人民解放军标记的物品留在国内，印信与文件一律上缴。

父亲所在部队原为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是一支屡建奇功的劲旅。朝鲜战争爆发后, 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七师。据父亲说，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重炮部队，配备的全是射程达20公里的苏式榴弹炮群，所以也被美军视为重点打击对象。

父亲到朝鲜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结束，接下来的第二三四五次战役，他都是亲历者，并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51年，父亲左踝部被炸伤，在朝鲜野战医院住院十几天后便急忙返回部队，留在左腿中的一枚弹片至今依然没有取出。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父亲所在的炮兵20团组织了一支前线救护队。在一次战场抢救时，他发现随身所带的急救包告罄，只得返回战地医院去取，途中遭到美军飞机丢下的毒气弹的袭击，身负重伤，由救护车急送到后方医院，但因伤势严重，被送往丹东的志愿军后方医院抢救，最后又转送到哈尔宾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昏迷了7天7夜之后才被抢救过来。一个多月后还未完全恢复，父亲坚决要求返回朝鲜，直至停战后于1953年11月再次回到南京。

战争期间，父亲数次立功，军队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医务人员。1954年10月底，中央军委通知，凡负伤的军人一律转业到地方参加国家建设。因此，父亲从南京军区来到我后来出生的城市，在同一家三甲医院干了60年，最后以85岁高龄从医疗第一线退下来。也是在这家医院，父亲收获了与我母亲的爱情，后来有了我和我哥。

军医的生涯，为父亲日后成为神经内科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的临床经验，成就了一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擅长普内科、神经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诊治的学者型医务工作者。我小时候常听父母在家分析讨论病人病例，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医学常识。母亲在影像学、肺科、骨科方面的临床经验丰富，与父亲相得益彰。家里常出现的场景是，全家人饭吃到一半，父亲就被卫生局的车子接走，赶往其他医院或外地参加会诊。

有一次夜间，地区卫校的退休黄老师突发脑溢血，其子（时任骨科主任）急急敲开我父母家的门，请求帮助。父亲很清楚，处理这类心脑血管疾病，一点也不能耽搁，时间是以秒计算的。他当场对黄老师实施了急救，并且不顾自己70高龄，主动提出并坚持用担架与骨科主任将其父亲从5层楼抬到楼下，以便及时送到医院。因抢救及时，黄老师恢复了意识，并能持杖活动。骨科主任对此铭感于心，每每提及担架抬他父亲的事，眼里都会噙着泪花。急救、会诊、咨询、不认识的病人找上门等事情，几乎是我们家的生活常态。

父亲早年做过郊区医院（现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和市医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大内科主任期间兼任过党支部书记，但他一直没有脱离过临床，也没休过假。连我祖母临终前，他也没空回山东探望。1974年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边抹眼泪边给老家写信，我才知道祖母去世了。后来他听老家人说，祖母得的是肝胆疾病，由于胆结石长年不治，转为胆汁性肝硬化去世。每次提到祖母，父亲深引为憾，他说这是可治之症，如果及时得到医治，完全不会走得这么早，自己是医生，却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

父亲唯一的一次请假，是在我考上大学后送我去学校报到，轮渡、火车，一路折腾到合肥。在女生宿舍替我安顿好床铺后，父亲当晚乘末班火车赶了回去，第二天继续工作。他每周一次的“知名专家门诊”，挂号病人总比别的专家多，他没有因为众多等候的病人就对眼前的病人敷衍了事。

有一年我回国探亲，出于好奇，特地去了一趟知名专家门诊部。只见他关注地听病人主诉，认真仔细地问诊，至始至终没注意到我。回家的路上我心生感叹，如果每一个医生能有我父亲那般耐心和爱心，病人何幸！父亲总是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才肯离开，不管有多晚。别的科室早就关门了，害得当班护士也回不了家。

85岁高龄仍坚持看专家门诊

那次去，我发现父亲旁边坐一位助手打字。后来父亲告诉我，医院实行计算机管理，看病流程包括病历、处方、检验报告，全部实现电子化，从此告别龙飞凤舞的“草书”时代。凡不按章办事者，一律自动下岗。电脑盲类的老医生们怨声载道，八旬父亲却选择了挑战自我，利用春节休假闭门学打字，几天内玩会了汉语拼音，居然通过了医院的硬性规定。我回去后教他汉字联想等功能，事半功倍。但父亲只会单指打字，挂号的人太多，将病人撂在一边，岂不本末倒置，才有了年轻医生在一旁帮着打字。

因为他的高尚医德，父亲退下来后仍有新老病人来家里求诊，父亲提供义诊时，同过去一样耐心、周到。母亲告诉我，他甚至会让病人平躺在家里的餐桌上，以便临检。父亲对穷人、乡下人、弱势群体极富同情心，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每遇到病人经济窘迫，他会主动掏腰包给病人买药，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父亲有山东人急公好义的基因，他对穷人心善，但自身性格却耿直、刚毅。在我的记忆里，没见过他为个人的升迁而求过人，他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给予他的烙印。他把工作放在首位，家庭其次，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不足为奇。

我儿时对父母最早的记忆，不是被父母宠爱，不是撒娇，而是与哥哥一起被父母反锁在家里，百无聊赖。大人上班，小孩放羊又不放心，干脆关禁闭。妈妈后来解释说，平时有外婆来看管，外婆有事来不了时，才偶尔为之。

父亲与3岁时的作者

童年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次他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我斜坐在前车梁上，被交警拦下来，原因是载这么小的孩子违反交通规则。后来妈妈说，我一定被吓得不轻，回家不停地跟妈妈描绘当时的情景，并喃喃自语：“为什么好人还抓好人？”妈妈说我小时侯有些腼腆，那是她第一次听我一口气说那么多话。

离休后的父亲每天用电脑上网查资料、看iPad、玩微信，宛如一个年轻人。

2021年，父亲因中耳炎引发颅底骨髓感染，这是一种老人中难以治愈的疾病，无论怎么用抗菌素，炎症也压不下去。父亲住进了自己的神经内科病房，经医院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包括他本人在内不停地调整治疗方案，父亲居然在连续6个月日夜点滴抗菌素后，奇迹般治愈。在此期间，我获得人道主义签证，回国住了4个多月，在陪伴、照顾父母的日日夜夜，记下来详尽的治病笔记，也更了解了年迈父母的日常起居和所需的帮助。

大病愈后，现龄93岁的父亲仍然腰板笔直，出门买菜骑电瓶车。父亲是一个克己自律的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守时，做事认真，凡事不出卖原则。他在生活上尤其是饮食上的一些习惯，无形中传给了子女，譬如每餐七成饱，不暴饮暴食，五谷杂粮，清淡口味，果蔬豆类为主，油荤肉食为辅。

作为子女，我们对父母的了解是渐进的，也可能是不全面的。对父亲的经历，我是闲谈中了解到的，或许只是点滴，因为除非问起来，他不太主动谈过去的事。军旅生活塑造了父亲健康的体魄，奠定了他的医学事业，也成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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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达人斯堂笔记”公众号

作者 | 吴嘉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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