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弗洛伊德、萨特与拉康 ——三种精神分析学说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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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萨特与拉康

——三种精神分析学说关系初探

卢毅 | 文

卢毅，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笛卡尔与法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包括法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与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等。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哲学动态》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译有《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雅克·拉康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等。

提要：弗洛伊德、萨特与拉康三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可被视为代表了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弗洛伊德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以对无意识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性欲的重新界定为基础，奠定了理解人的精神活动以及身心关系的一种新视角。萨特倡导的存在精神分析，通过强调体现人的存在的自由选择及其处境，由此拓展了精神分析的研究面向。拉康开展的结构精神分析，则在将结构主义范式引入经典精神分析框架的同时，积极吸收存在精神分析的成果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最终通过对无意识结构下的欲望主体及其“言在”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存在与结构两个向度对精神分析思想的深度整合，也将精神分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关键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萨特；拉康

弗洛伊德、萨特与拉康虽各自都提出了一套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与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但三种各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得到充分探讨与深入揭示。本文将在梳理并总结三种精神分析学说各自主要贡献的基础上，尝试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进而勾勒出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一条内在路径，并由此揭示这一发展及其转向可能具有的思想史意义。

1

弗洛伊德：

无意识欲望的发现与经典精神分析的奠基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其最主要的贡献便在于对无意识的再发现，而伴随着这一再发现而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了这一再发现本身新颖之处的，便是弗洛伊德对性欲的重新界定，亦即通过将他所说的性冲动或力比多与柏拉图所探讨的“爱欲”相提并论，以试图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性的狭隘化甚至污名化理解。简言之，无意识理论与性欲理论实际上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学说之一体两面。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乃是关注以性欲为核心内容的无意识情结及其身心效应的无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亦是关注性欲的身心发生机制对无意识心理过程之奠基作用与影响效力的性欲理论。可见二者实际上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因此，唯有结合弗洛伊德对于性欲及其身心发生机制与效应的深入考察，才能更有效揭示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新意所在，进而才能更到位地把握弗洛伊德所创立的整个精神分析学说的真正贡献。

按照弗洛伊德本人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精神分析”条目中的说法：“精神分析是：1）一种对心理过程的研究方法，而通过其他途径几乎难以触及这些心理过程；2）一种建立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神经症障碍疗法；3）一系列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心理学洞见，这些洞见逐渐凝聚为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经典文献《精神分析词汇》的两位作者拉普朗什与彭塔利斯，则在弗洛伊德本人的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对“精神分析”的内涵进行了更具体的说明：“［精神分析是］由弗洛伊德创立的学科，并且通过他［的界定］，人们能够在其中区分出三个层次：A）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揭示一个主体的言语、行为、想象产物（梦、幻想、谵妄）的无意识含义。这种方法原则上建立在主体的自由联想之上，而这些自由联想正是诠释之有效性的保证。……B）奠基在这种研究之上并且以对抵抗、转移和欲望的得到检验的诠释为特征的一种心理疗法。被用作‘精神分析治疗’同义词的‘精神分析’与这个意义联系在一起，例如进行精神分析（或分析）。C）将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与治疗的方法所带来的创见系统化的一整套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方面的理论。”

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界定和两位学者的诠释可以看出，精神分析与研究心理过程的其他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等）的首要区别，就在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方法难以触及的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或者说是作为相关心理过程之外显现象背后的无意识含义，由此便突显出无意识视角之于精神分析方法的核心地位。其次，精神分析也意指基于上述研究方法的一种主要关注神经症治疗的心理疗法，而这种心理疗法的特殊之处，同样在于其是以对无意识的揭示为导向原则，因此在临床治疗实践中会特别强调抵抗、转移和欲望等方面，其中尤以无意识欲望作为其核心关切——实际上，“无意识欲望”这一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两大发现的“无意识”和“（性）欲望”深层的内在勾连。最后，“精神分析”亦指将作为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所带来的创见加以系统化的理论学说或科学学科，而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有别于其他学说乃至学科的关键，同样在于其赋予了无意识欲望一种无可取代的核心理论地位。综上所述，完全有理由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欲望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来一探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究竟。

正如《精神分析词汇》的两位作者所言：“弗洛伊德的‘欲望’（Wunsch/désir）概念尤其涉及到无意识欲望，后者与幼儿期难以磨灭的印记联系在一起。”此处所涉及的幼儿期印记，指的是幼儿以吮吸母乳为典型的最初满足体验在其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按照弗洛伊德本人的说法：“这种体验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某种知觉（在所举例子中就是对食物的知觉）的显现，而这种知觉的记忆象（Erinnerungsbild）从此便与需要活动（Bedürfniserregung）的记忆痕迹联系在了一起。一旦这种需要下次再出现，它就能够借助已经建立起的联系产生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将再次对同一种知觉进行投注，甚至再次唤起这种知觉，因此根本上是想要重建当初满足的情境。这样一种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欲望’，知觉的再现就是欲望的满足，而需要活动对知觉进行完全投注则是满足欲望的最快途径。”由于欲望这种精神活动不仅能够对现实的外部知觉进行投注，而且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总是先以走捷径的方式制造出与这种知觉真假难辨的幻觉，因此欲望的满足在起源上就带有根深蒂固的幻觉性，“欲望的满足毋宁说是趋向于一种去现实化（déréalisation）。”不过，由于发现这种制造满足之幻觉的方式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而反倒会由于造成刺激量在体内的淤积而引发痛苦，个体日后便不得不逐渐发展出一套更为复杂的“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机制，改以更为现实的方式来满足其需要。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看来，欲望最初是从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原始身心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具体而言，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冲动（Sexualtrieb）起初以自保冲动（Selbsterhaltungstrieb）为依托（Anlehnung），或者说人追求快乐的性欲活动最初建立在身体性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上。不仅如此，性冲动最初的对象同样也借用了原始生理需要的对象。尽管性冲动不久就从自保冲动中独立了出来，或者说“重复性满足的需要与营养的需要很快就分离了开来”，但二者之间的这种原始依托关系却还是让人的欲望活动从此打上了生理需要的烙印，使得引发欲望的对象从此便以最初生理需要的对象作为“原型”。重点在于，性冲动起初基于身体之原始满足经验而后又与生理需要活动本身相分离的这一发生机制，实际上确立了人类欲望的最初形态不外乎追求能够带来快乐的初始满足体验，并由此奠定了以这种欲望为导向的整个无意识心理过程，而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初级过程”（Primärvorgang）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对人的整个身心活动都具有即便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关键性的影响。

作为满足个体生命最初需要的对象，母亲的乳房因此也就成了欲望对象的“原型”。然而，乳房作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并非完全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客体”，而是指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性对象、同时也作为一个同样有其欲望的人性主体的母亲。如果说人类个体最初的欲望乃是以重复性冲动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为目标，那么当这种欲望置身于同他人欲望的关系中时，便会衍生出一个新的、主体间的、更能体现人对于动物性之超越的向度。在通常构成人类原初经验的早期母子关系中，这就体现为孩子不仅欲望母亲的乳房或母亲本人，而且欲望母亲的欲望，或者说欲望被母亲所欲望，欲望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而由此得到承认。作为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孩子的这种朝向母亲欲望的欲望才是严格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乱伦欲望”，而它在弗洛伊德看来同样也构成了人的基本欲望。由于人的心理发生过程中“源初压抑”（Urverdrängung）与“事后压抑”（Nachdrängen）的作用，这一基本欲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大部分欲望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抵达意识层面，因此可称其为“无意识的”（unbewusst），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就此便销声匿迹了。相反，它们依然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持续发挥作用，并且通过表象符号化或语言化的心理运作机制——主要为凝缩（Verdichtung）与移置（Verschiebung）——构造了包括梦、过失行为、诙谐、身心症状在内的无意识的诸形态。就此而言，这些无意识的形态都是被压抑者的回归，都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某种表达或体现——尽管由于心理审查机制的存在，这种表达或体现总是经过了改头换面或扭曲变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对无意识欲望替代性的满足或实现。

经典精神分析在临床治疗领域主要关注的神经症患者且尤其是癔症患者所表现出的种种非器质性的躯体症状，正是这类被压抑欲望典型的迂回表达，正是被压抑的冲动以“肉身化”的形式所实现的回归。与此相应，经典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便是通过让患者自由联想和自由言说，通过让患者学会用语言而非身体来重新表达欲望以及围绕欲望展开的心理冲突，通过将已经“肉身化”了的冲动重新“语词化”，从而部分缓解乃至彻底化解相关的躯体症状。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表示可以通过例如艺术创作的方式对可能具有致病效果的冲动和欲望进行“升华”（Sublimierung）。无论是将神经症症状理解为被压抑冲动之躯体性转化的效果，还是将精神分析治疗的要领视为凭借言语将作为无意识情结之体现的症状（再）符号化，抑或将升华界定为使冲动转向具有社会价值的“去性化”目的，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始终都致力于一方面揭示以基于性冲动的欲望为导向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对人的（包括常态与病态的）整个身心活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冲动与欲望因系于语言而不同于自然本能的可塑性与可转化性，并由此为理解人的身心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新视角。

2

萨特：

人的自由及其处境与存在精神分析的推进

在精神分析思想领域，萨特对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的推进，便是基于其存在主义立场提出了“存在精神分析”。根据考克斯的界定：“［存在精神分析］是萨特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的一种形式，它强调对个人人格历史的详尽探讨，以便发现其自身独特的基本选择及其由此形成的基本筹划的性质。萨特同意弗洛伊德创立的传统精神分析认为人格主要由早期经验所塑造，但他不同意传统精神分析在对人格进行解释的尝试方面对某些被预设为基本的或不可化约的驱力和欲望的强调。”按照卡塔拉诺的说法：“因此，萨特赞同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个体行为可以说都有多层意义。……萨特不赞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基本筹划是无意识的或由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所决定的。毋宁说我们不是通过回溯我们的童年，而是通过向反思意识揭示我们的存在现在的、非反思性的自由选择，而抵达我们行为的意义。”并且，最终可得出结论：“存在精神分析最终要寻找的是自为关于其存在的偶然选择这一不可还原的事实。”

以上两位学者可以说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存在精神分析的基本立场及其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的主要差异。从中不难看出，萨特存在精神分析的核心观点乃是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自由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或“命运”。“从这个观点出发，正如存在精神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主体并非是不存在真正统一性的各种欲望的纯粹集合，而是这些欲望对应于原初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标志着一种人格并且主导着其实存成千上万具体的决定。”换个角度来看，存在的欲望作为人这一欲望主体最根本的欲望或对其存在的本质规定），“人们可以说存在的欲望以某种方式构成了独特实存者的抽象真理，而从其具体性方面得到把握的这些具体而实际的实存者本身则构成了基本选择。正是作为具体的基本选择的个体，通过为存在精神分析提供其实际研究领域而奠定了存在精神分析，而存在的欲望则为这种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一般性的真理，这种真理超越了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使得形成一套理论成为可能。”

虽然与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之间存在关键差异，但既然自称“存在精神分析”，萨特的这一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显然与经典精神分析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重要关联，并且始终提示人们其与弗洛伊德在思想上存在的深层亲缘性。诚如B. 坎农（Betty Cannon）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精神分析中的‘基本筹划’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情结’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正如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师试图探索导致形成情结的观念和记忆的群组，存在精神分析师也试图探索一位来访者借以获得这种或那种独特世界观的‘存在的原初选择’”。在萨特看来，正是由于人在其存在方面的原初选择构成了奠定其存在的基本筹划，因此“一种特殊的现象学方法对于解释这一最初的筹划而言将是必要的。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精神分析”。

在了解过不同学者的观点和解读后，有必要回到萨特本人的表述，来一探存在精神分析之究竟。在《存在与虚无》第四部分题为“存在精神分析”的这一章，萨特专门阐述了存在精神分析的原则、目的、出发点、支撑点以及方法，而这些自然也就成了探究存在精神分析最可靠的途径。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可将要点总结如下：存在精神分析的原则是人的整体性，人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不同行为活动的简单集合，其主体性完全体现在他最细节和最肤浅的方面；其目的是解读人的经验行为，并通过概念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充分阐明；其出发点是经验；其支撑点是对人具有人格的前存在论性质的基本领会；其方法是比较，即通过比较人具有偶然性与历史机缘的每种行为，来揭示其背后所象征的一以贯之的基本选择。

在萨特看来，他的存在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及其门徒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他也称之为“经验精神分析”——之间的共性或相似之处，主要便体现在“二者都将人性的存在视为一种持续的历史化，并且都致力于揭示这种历史的意义、方向与化身，而非去发现静态且恒定的给定之物。因此，二者都在世界中考察人，并且不认为可以在首先不考虑其处境的情况下对一个人进行追问。”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二者都寻求一种处境中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无法通过简单的和逻辑的定义表达出来，因为它先于一切逻辑，并且要求按照特殊综合的法则被重构出来。经验精神分析致力于确定本身作为包含多元性之整体的“情结”，而存在精神分析致力于确定原初选择，并且这种原初选择作为面对世界、对在世之中的位置的选择，和情结一样具有整体性。

就二者的分歧而言，萨特则认为构成经验精神分析基本概念的力比多或性冲动本身是一种并不清晰的心理学-生理学残余，它由于缺乏直观所需的明见性而不应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相反，存在精神分析所溯及的（原初）选择，表明了人的实存（réalité-humaine）的自由及其原初的偶然性。因此，存在精神分析不必从恰恰就是存在之选择的基本“情结”一直追溯到诸如力比多这样对其加以解释的抽象概念。不仅如此，萨特还表示，正是因为存在精神分析的目标应该是发现一种原初的选择，而非一种现成的状态，因此时刻都应当牢记这种精神分析的对象并非被埋藏在无意识阴影中的一种给定之物，而是一种自由的且有意识的决定。由此可见，存在精神分析并不反对像经验精神分析那样以情结作为探讨每个人的独特存在的出发点，也认可将情结视为理解个人多元现象背后具有整体统一性的基本结构的思路，只是反对将情结还原为力比多的生理心理学和无意识的因果决定论，而坚持将情结理解为人的实存所特有的意识的、自由的原初选择及其所构成的基本筹划。

在萨特看来，将存在精神分析与经验精神分析加以比较是必要的，“这种比较让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存在精神分析应当是什么，假如它有可能存在的话。它是致力于以严格客观的形式来阐明主观选择的一种方法，而凭借这种主观选择，每个人得以将自己造就为人，也就是向自己宣告自己之所是。它所追寻的是一种存在的选择，这种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存在。它应当将独特的行为还原为体现在这些行为中的存在的基本关系而非性欲或强力意志。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导向对存在的一种领会，而不该为自己指定除了发现存在以及存在（者）面对这一存在的存在方式之外的其他目标。”上述说法再次表明，从萨特的立场出发，存在精神分析相较于经验精神分析的一个进步之处，就在于其能够以作为人的存在之选择的欲望以及作为人的处境的存在之关联（与世界以及其他存在者的关联）而非性欲或力比多这类概念来更好地领会人的存在。

至此，便可以基于以上内容来理解萨特给存在精神分析一个总结性的定位：“存在精神分析的目的是通过这些经验性的和具体的筹划重新发现每个人对其存在做出选择的原初方式。”在萨特《存在与虚无》时期的理论语境下，人对其存在的原初选择在根本上乃是一种自由的“自行规定”（autodétermination），“并且这种根本的自行规定只不过体现了自身的原初选择乃作为每一人的实存的基础以及存在精神分析的本质原则。”按照萨特本人的说法：“如此一来，存在精神分析便是一种道德描述，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人性筹划的伦理意义。”正因为如此，诚如学者穆耶所言：“存在精神分析，通过借助关乎道德的‘存在论结论’来揭示筹划的‘伦理意义’，本身便构成了一项道德筹划。”由此可见，萨特存在精神分析对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的重要推进，不仅体现在其从存在论层面对于人的实存的自由及其处境的揭示，也体现在其表明精神分析本身何以可能代表一种伦理立场并具有一种伦理意义。

3

拉康：

欲望主体之“言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展开

与萨特对于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暧昧而复杂的微妙态度不同，拉康以“回到弗洛伊德”为口号来鲜明彰显其精神分析立场。正如拉康派精神分析师雷吉勒所言：“从回到弗洛伊德出发，拉康整个教学的关键，就在于重新发现弗洛伊德之发现的意义——以使其不迷失在封闭无意识维度的心理学化的解释中——并从弗洛伊德本人遇到的困难出发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带来新的元素。”而作为萨特派存在精神分析师的坎农，尽管并不认同拉康的思想立场与理论学说，却依然表示：“拉康的结构主义挑战在我看来似乎是精神分析团体内部对弗洛伊德式的或存在主义式的元理论唯一严肃的、系统性的元理论挑战。”由此可见，不只在拉康派精神分析内部，即便是在将拉康派精神分析视为直接竞争对手的萨特派存在精神分析阵营看来，拉康的学说为整个精神分析带来的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都足以使其成为与弗洛伊德和萨特比肩的精神分析的伟大思想家。

最早让拉康成名并且或许迄今为止依然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学说，当属其关于“镜子阶段”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通常被视为人类精神活动主体的“自我”（ego/moi），其本质乃是对身体镜象的一种想象性认同和误认的产物。有学者表示：“按照拉康从他关于‘镜子阶段’的论文的开头几行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必须得说从精神分析的经验出发，这种经验反对所有直接源自‘我思’的哲学。在拉康的语境下，这不仅意味着反对被设想为世界之意蕴的构造极的意识或‘我’的所有观念论，而且意味着批判所有以‘强化’自我的说法来表述其原则的疗法。”当然，尽管拉康在抨击萨特基于“笛卡尔-胡塞尔传统”的意识哲学方面不遗余力，却也在对待自我的批判性态度方面与萨特存在共性，甚至可能还从后者那里受到过启发。不过，从拉康学说的整体立意出发，其对萨特思想的最大不满或许还在于后者囿于其自身的理论局限而未能对“实在”（le réel）有充分把握，并且“我们要说，萨特在把握实在方面所缺失的，是从语言和冲动出发的一条主体进路。不承认符号秩序，就会迷失在想象界中；而不考虑冲动，就会把身体设想为其肉身仅仅由肉身化的意识赋予活力”。

从上述基本判断出发，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其一，由于萨特即便到晚年也顶多只承认语言具有某种“实践-惰性”，而始终未能像结构主义那样在存在论层面赋予语言对人的某种奠基性地位，因此从拉康的立场出发，即便萨特晚年不断强调“实践”，但因缺乏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及作为实践场域的世界在根本上被语言所符号化和结构化这一点的认识，萨特对实在的把握其实未得要领，难以真正突破其早年以想象为关注中心的现象学的意向性进路。其二，无论是《存在与虚无》时期将欲望视为自为的存在模式与意识的虚无化体现，还是《辩证理性批判》时期改以需要和稀缺来探讨人类主体的实践问题，从拉康的视角来看，萨特始终都未能把握到作为欲望真正基础的无意识冲动，或者说未能领会欲望在根本上既非人妄图成为自在自为的上帝的无用的激情，亦非资源的稀缺所导致的满足需要的努力，而是在人与他者欲望的关系中冲动的涌现——这种冲动简单来说可被视为符号性的语言对人实在的身体进行“切割”与重构的产物——也是人借以对其存在进行重新奠基而彰显其主体地位的伦理契机。由于拉康对萨特学说的两点主要不满正是针对语言和（作为冲动之体现的）欲望问题而发，因此不妨分别以拉康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为线索，来梳理并呈现拉康相较于萨特在精神分析思想发展方面的推进与贡献。

首先，就语言的问题而论，“正如拉康在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的重新表述，精神分析无法被纳入任何科学话语中，因为它以下述设定为基础，即只有人类言说并且只有人类受语言之苦，而他只有通过言语才能摆脱这一苦难。”与一般的结构主义者不同，拉康在强调语言和言语之重要性的同时，不仅没有因此而否定“人”或“主体”的概念，反而试图将语言刻画为人类主体的一种本质规定性。在雷吉勒看来，“这就是说，单凭结构主义的视角不足以说明拉康的取向。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导向对主体的否定，而是从语言出发导向对主体的重新界定。想象的自我与言说的主体之间的区分构成了拉康精神分析的暗号。如果说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学，那么是因为它要与并非自我且只有符号秩序才能说明的主体打交道。”从拉康的立场出发，之所以只有符号秩序才能说明主体，乃是因为由语言所奠基的人类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符号秩序的产物。学者马索塔表示：“在这点上，拉康是明确的：人‘陷入’到语言中。在成为语言涌现的场所之前——也就是说在成为‘主体’（sujet）之前——，人受制于（assujettià）言语。在此，正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一样，言说形塑了人，而非相反。”同样，与海德格尔将人理解为对存在本身进行追问的“此在”如出一辙，拉康也将人视为在语言中并凭借言说而对其存在进行追问的“言在”（parlêtre）。因此，在拉康的语境下，“谈论‘主体’，也就是谈论‘言在’所造成的一种差错/无意识（une bevue）的体验，而‘言在’在语言的领域对‘我’的存在进行追问。”

其次，在欲望的问题上，拉康与萨特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先于拉康并且未凭借拉康，萨特就直面了自我、主体、缺失、欲望、身体以及时间性的问题。就此而言，这位哲学家是一位完全有资格的对话者，值得被批判和讨论。”与此相应，“拉康的反自然主义及其对主体概念的热衷，勾勒出了一种专属于拉康精神分析的存在论，它与存在哲学之间有共鸣却绝非将自身化约为后者。一切就仿佛同时被萨特的笔调所触动和刺激的拉康，致力于在萨特之后并凭借精神分析来回应主体、其缺失及其欲望的问题。”可见，拉康对欲望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萨特思考的刺激和启发，而这也是使得其结构精神分析与其他结构主义思想乃至后结构主义思想大为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拉康并未因此便囿于萨特本人的立场与思路，而是从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认为“将现象学存在论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的中心，使得说明从一种不可化约的存在的缺失出发而得到界定的主体成为可能。尽管受制于能指链并因语言而分裂，拉康式的主体却也是体验到焦虑的主体，无法逃避刻画他的不完全性的主体，欲望存在却无法自我奠基的主体。然而，缺失、欲望、焦虑甚至偶然（性），这些都是拉康借助于弗洛伊德却也是通过对照萨特来界定的概念。”概而言之，拉康敏锐地把握到了萨特的思想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从存在论的高度来对人的欲望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由此也拓宽了精神分析研究的视域与面向——并尝试将其整合到自己的理论架构中，且不断从精神分析自身的立场、关切和问题域出发来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

另一方面，如果说拉康与萨特对欲望的理解毕竟存在重要差异，那么这一差异恰恰源于拉康对弗洛伊德欲望理论的根本继承。拉康本人曾表示：“萨特从未想要对弗洛伊德真正的精神分析感兴趣。”从拉康与萨特的思想分歧出发不难推测，拉康此处所说的“弗洛伊德真正的精神分析”，不外乎弗洛伊德以无意识欲望理论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说。按照学者多赫的表述：“在弗洛伊德之后，拉康的反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深化‘欲望’这一概念，而欲望尤其显得只能在与大他者（Autre）的关系中诞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验的空间内，欲望同样发现了其发生及其不可避免的重复的可能性条件。”“换言之，就婴儿被大他者的能指所俘获而言，他不可还原地处在大他者欲望的世界中。”然而，除了被大他者的话语和欲望所捕获和规定之外，拉康式的主体还有另一个往往被忽视而实际上却不该被忽视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的面向，“这就是主体化的面向，将以前曾经是异己的某物造就为‘属己’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个人在与大他者欲望的关系中的位置发生了一种彻底翻转。一个人为大他者的欲望揽下责任，而大他者的欲望曾是让这个人得以存在的外来力量。一个人让自己将因果性方面的他异性承担下来，将先前曾经被体验为一种外在的、外来的原因主体化……”正是凭借这一面向，拉康式的主体才得以免于被斥为结构决定论的傀儡，才得以通过其“异化-分离-穿越幻想”这一迂回而复杂的主体化之路，真正彰显其独特的主体身份与伦理地位。

由此可见，拉康式的主体既作为被大他者的话语和欲望所捕获并异化且在这种异化中获得其存在之最初基础的主体，又作为能够凭借其在异化状态下所剩无几的自由而同大他者的结构实现某种分离并进一步通过穿越幻想而争取其“本真存在”或真正主体身份的主体，其缺一不可的两面性完美地体现了拉康作为一个始终关注主体之存在（即有欲望的“言在”）的另类“结构主义者”，在将结构与存在这两个面向都纳入精神分析的视域并作为其基本维度的同时，也尝试勾勒出人类主体何以必然在结构中并经由结构而通达其存在的自由之路。拉康的这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存在与结构两个向度对精神分析思想的深度整合，由此将精神分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极尽复杂的各种结构之下，依然为人保留了作为真正具有人性力量和伦理地位的主体而存在的尊严。在21世纪“后人类主义”咄咄逼“人”的语境下，诚如雷吉勒所言：“面对所有想要将人造就为一种改良的动物或一种复杂的机器的论调，拉康的回应总之就是这只有以消灭人身上构成其秘密独特性的东西为前提才可能实现。……不承认人的这种特殊性，我们的时代就会倾向于抹杀在有生命的族类中构成我们人类专属维度的东西，也就是其与语言和冲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其价值及其创造力所寓居于其中的一种断裂的标志。”

4

 小结

从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欲望的发现而完成的对经典精神分析的奠基，到萨特通过对人之存在的自由选择及其处境的揭示而实现的存在精神分析的推进，再到拉康对欲望主体之“言在”的探讨而呈现的结构精神分析的展开，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环节。总体而言，如果说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发现了无意识的结构，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关注人的存在，那么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则揭示出无意识结构下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不妨将精神分析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类比于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与此同时，精神分析也由此实现了从其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形态到以存在与结构为主轴的法语形态的转向。精神分析的这一法国转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淡化并修正了经典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的生物主义、心理表象主义以及还原论和决定论色彩，从而有效回应了对经典精神分析的主要批评；另一方面则强化并发展了经典精神分析中有待彰显的主体哲学立场以及具有深刻存在论-伦理学内涵的“主体-对象”和“主体-他者”关系，拓宽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视域与研究面向，深化了对人的存在结构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的认识。不仅如此，由于“存在”与“结构”同时也代表了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的两大主要范式，即“生命-存在范式”与“概念-结构范式”，因此鉴于倡导存在精神分析的萨特到晚年对人的实践结构的关切，更鉴于以结构精神分析闻名的拉康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始终关注与深入揭示，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的上述两大范式或两条主要脉络，恰恰在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这一法国转向中见证了整合与融会的可能。

—END—

微信编辑：张 丹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22年第3期（注释略）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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