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关采芹：九旬奶奶忆曾祖母，我想回到7岁那年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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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 | 关采芹：九旬奶奶忆曾祖母，我想回到7岁那年

关采芹新三届2 2019-08-29

作者简介

关采芹，满族，1926年出生在沈阳一个军人官僚家庭，幼年丧母，在北京度过童年。战乱中随着当军人的父亲辗转各地。抗战全面爆发后进入专门招收流亡学生的四川德阳国立第六中学读完初中以及2年高中，49年后全家到武汉，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至退休，现居武汉。

原题

忆曾祖母

作者 | 关采芹

编注：这是一位九旬奶奶回忆自己曾祖母的故事，由作者的女儿、新三届作者郭爱平荐稿。

“我不是一个诗人，我也许能成为诗人，我无需拜倒在缪斯脚下，祈求他赐予我诗的精灵，因为我有一颗虽然平凡，却能读懂诗的心。”

作者

我的曾祖母

我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却要著文回忆我的曾祖母。别人会奇怪，连我的孙儿孙女也会仰起小脸儿问我：“奶奶，您的曾祖母？她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奶奶吧？”

是的，时间隔得太久远了，就象遥远的梦。然而，一个人无论经历了多么漫长的人生路程，对他最初接触的人和事，爱和憎，却难以忘怀。

我一出生就不幸，母亲产褥染疾，竟一病不起。父亲把母亲由沈阳送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两岁的我也被带回北京老家交给曾祖母看管，她用温暖的手臂接过我。

晚上坐在炕头上我总是拉着她问：“太太，（满族人的称呼）我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大夫给她看好病就回来啦。”“大夫呀，好大夫，快给我妈看好病吧，让我妈快回来吧。”

曾祖母的眼睛湿润了，她一把搂着我说：“咱们睡觉吧，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哪，有一个......”

孩子听得津津有味，鼻翼翕动着睡熟了，脸上还带着甜笑。她哪里知道，妈妈在前几天就咽了气，永远不会回来了！曾祖母一边掖着被子一边叹着气：“可怜的孩子......”

我的母亲

母亲的容貌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她离开我太早了。可是拜别母亲的灵柩，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屏幕上。因为这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是太奇特了。

我睡眼惺忪地被抱下骡子拉的大车，带进一间阴森空旷的屋子里。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停着一具漆黑的棺材，（后来我才知道叫这个名字）前头插着一对惨白的蜡烛，晃动着微弱的光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惊悸的小眼睛四处睃视着，感到有些害怕。

曾祖母拉过一个蒲团，放在棺材前。

“来，给你妈磕头。”

我真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和妈妈联系在一起的，但听太太这样说，连忙跪下，小脑袋连连直磕，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曾祖母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大奶奶升天好好走......保佑你闺女长大成人......消灾免难......”

拜完了，曾祖母又把我抱上大车，车轮又咔嚓咔嚓地滚动在乡间的土道上了。曾祖母见我还是怔冲冲的，就指着路旁的庄稼地说：“这是老玉米，多长的须子呀！”“哟，这芸豆花开得多好看呀！还有小蜜蜂在飞呢......”

刚才的怪异印象渐渐被新奇有趣的事物代替了，我活泼起来，不住地问这问那，觉得乡下真好玩。

后来我又问起妈妈，曾祖母说：“那天咱们不是把她送上天了吗？”此后我再也没问起过妈妈了。

父亲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又回沈阳去了，我就留在曾祖母身边，古老的北京成了我童年的摇篮。

2岁时的我，与父亲

“太太，带我出去玩儿一会儿吧？”我央求着曾祖母。住在深宅大院的孩子多想走出胡同看看外面的世界。曾祖母那时要照料生病的曾祖父，要做家务事，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哪有多少空闲？可她听我这样说，从来没有不答应过。她对曾祖父说：“这孩子没伴儿，怪闷得慌，带她出去遛遛吧。”

当我们一老一小走上大街，看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疾驶而过，或是坐在大树根儿上瞧着一队骆驼，脖子上挂着铃铛慢悠悠地走来，跟在后面的小骆驼欢蹦乱跳的，我不知有多开心。

曾祖母带我到护国寺赶庙会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虽然每月只能去一两次。她不但给我买好玩的面人儿啦，风车儿啦，绒花啦，还要在摊子上吃点灌肠，豆汁，切糕什么的。再买一串通红的冰糖葫芦拿着，临走时还要带我到牛奶铺去喝一碗牛奶或奶酪。她自己什么也不吃，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我，由于我出生后母亲有病没喂养好，一直很瘦弱，所以在饮食上她也特别照顾我。父亲每月寄回的拾元大洋全用在我身上还不够，每天早上都要给我“沃”一个油鸡子儿，（油鸡下的蛋打成荷包蛋），我爱吃“花糕”（奶油花蛋糕），磁坛里就没空过。有时不好好吃饭，她就去买酱肘花儿，夹在热烧饼里可真香，或在饭上淋点芝麻酱，于是我就吃得饱饱的了。

曾祖母常说，“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可是对我却老是怕冷着饿着了，天还没太冷，就把早已做好的驼绒棉裤给我穿上，她说我一岁多在沈阳时因母亲有病，都进九了还没棉衣上身，冻成了寒腿，还是她后来赶着做好寄去的，现在要加倍的保暖，不然大了落下病根就麻烦了。可我偏不争气，就这样还是三天两头的生病，每次都要到西城的名中医王汉卿处看，挂号费就是白花花的一块现大洋。其实也没什么大病，不外是停食，着凉引起发热，吃点万应锭之类的药三两天就好了。可曾祖母对我更是寸步不离，不让我下炕，她就坐在炕头边做针线边陪我玩儿。

“太太，我闷得慌，您唱个小水牛儿吧。”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烧羊脖子烧羊肉......”曾祖母轻声唱起来了。

“太太，打个花巴掌吧。”

曾祖母放下针线，和我左右手交叉地拍起来，“打花巴掌来，正月正，家家门口点花灯，二月二......”

吃饭时她把特意为我做的川冬菜炒肉丝和熬得稠稠的大米粥端到炕桌上吃，不让我下地。所以生点小病对于我倒是一种享受了。

由于体弱多病，我瘦小的脸上只看到两颗眼珠滴溜转，别人都说这孩子挺机灵的。曾祖母总是说：“机灵倒怪机灵，可命苦啊，死了娘没人疼，连姥姥家也没人了......”

我不以为然地噘着嘴声辩：“有人疼，有人疼，您不是最疼我吗？”

曾祖母的确最疼我，孩子的心是最准的天平。打从我知事起，她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她对我就象老母鸡对小鸡雏那样，时时用翅膀呵护着。我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偶尔她独自一人外出，我就象没了魂儿似的。只要门铃一响，我就睁大了眼睛看是不是她回来了。如果一次一次都不是，真失望得想哭。忽而看见她进院了，我赶快迎上前去。曾祖母连忙把提着的手绢包塞给我，笑嘻嘻地说：“瞧，我这不一会儿就回来啦！”打开手绢，总有我喜欢吃的零食，我一肚子的委屈都消散了。

曾祖母是这样疼我，曾祖父也慈祥，叔叔婶婶也挺和气，二爷（叔爷）下班回来就教我在石板上认字写字，日子宁静和平，我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和烦恼。可是有一天我感到空气有些异样了，曾祖母满脸愁云，二爷低着头唉声叹气。

“给哥哥写封信再求求他吧？”曾祖母半天说了这么一句。二爷没吭声。 “哥哥对你也不错，供你大学毕了业。几次给你找差事都是你自己不争气。” “我不争气！我该死！还是让我到绥远去，明天就走！”二爷站起来就往外冲。 “恒贞！你要急死我吗！绥远又远又冷不能去呀......”曾祖母喊着二爷小名哭起来了。

二爷跺了一下脚，又回到椅子上了。

我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惊呆了。只紧紧地拉住曾祖母的袖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二爷在朝阳大学毕业后，在沈阳的祖父帮他谋过几次差事，都因他性情憨直不善逢迎而被解职。祖父是看不上这个异母弟的，声称以后不再管他了。曾祖母为这个唯一的亲生儿子不能出头很是伤心着急。她曾有两个聪明的女儿都夭折了，这唯一能依靠的儿子又这么窝囊。她的命真够苦哇！二爷赋闲数月，后来还是曾祖父出面写信给爷爷，才在京找了个小差事。

我5岁那年的阴历年过得很热闹。祖父和父亲都多寄了钱回来，曾祖父的老病也颇见好，曾祖母当然高兴，年三十儿晚上忙个不停，蒸那点上五梅花的大馒头，包带花边的煮饽饽（饺子），还要烧香敬祖迎财神。大年初一一早就叫醒我，给我换上她早就做好的里外三新的衣服，梳头洗脸点上胭脂，戴上绒花帽子，带我给家里人和各处亲戚去拜年。我的口袋里装了不少压岁钱和拜年得的赏钱，这叫我真够快活的。可是没想到在逛厂甸时出了一挡子事，把我吓坏了，把她急坏了。

过年时北京人都爱逛厂甸，不仅这里热闹非凡，而且要到这里碰碰财气，里面戏棚子，百货摊，吃食担很多，大姑娘小媳妇平时少出门过年也要到这儿来逛逛。所以游人很多，不知怎么我在太太和姑太太挑选东西时竟东张西望走散了，我在人群中只能看见大人的腿，傻呼呼地一边随着人流走一边吓得哭起来。径直出了厂甸上了大街。那时心里可真怕呀，早就听大人说外面有“拍花子”，他用手那么一拍，小孩就迷迷怔怔跟他走了，然后给卖啦，再也不能回家啦......我哭得更厉害了，不住地大声喊“太太......”幸好碰见一位好心的叔叔他问我在哪儿丢的，我说在厂甸，他说兴许你太太还在那儿找你呐，我带你先过去看看，没有再送你回家。你知道家住哪儿吗？我这倒记得清清楚楚的，连忙说我知道。他就带着我往回走，刚到厂甸门口，就看见曾祖母眼睛直勾勾的，正仰着脖子大声呼叫我哪！我朝她扑过去，她象找到了失去的珍宝，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向那位叔叔不知道了多少声谢。她没责怪我乱走，只是不住的说：“好玄呀！要是把你丢了可怎么办呀......”

那一年是我的灾星年。没隔几个月，我又得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出天花。我是种过牛痘的，可不知怎么还是给染上了。

高烧，昏迷，我觉得身子很轻，象柳絮似的，在云端飘呀，飘呀。忽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大会儿，我觉得咬紧的牙关轻轻被开启了，好象有苦丝丝的水流进嘴里了，又好象有甜滋滋的水流进嘴里了。我睁开眼一看，曾祖母端着碗坐在我身边。我又闭上了眼。

死神在我身边徘徊。我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的，曾祖母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她亲自熬药，喂药，喂水，烧香磕头，敬送花娘娘。几天几夜没好好吃，好好睡。日夜守护着我。终于热度降低了，我清醒了，我得救了。

高烧过去后，全身出脓泡儿。连头发根，眼皮里都有。脓泡结痂时浑身奇痒。这时如果一抓，就会落下一个大麻坑。可小孩怎么忍得住啊，身子骚动起来了，手伸出来了。

曾祖母连忙凑过去按住小手：“你听，外面有什么在叫啊？”我静下来啼听：“没声儿啊” “再听。那不是小花猫吗，小花猫，咪咪叫，想吃油炒饭。” “不是，想吃鱼，想吃肝儿......” “那好，赶明儿咱到什刹海去，抓条鱼回来给它吃。”“什刹海有好多鱼，大鱼，小鱼......那天我看见的。”

于是注意力转移了，烦躁的情绪安静了。

就这样，我每次发痒她就拍着我，哄着我。不厌其烦地给我唱童谣，什么“小耗子，上灯台”呀，“天上打鼓四门开”呀，加上我从小就听话，一点也没乱抓。过了几天，痂疤自己脱落了，皮肤渐渐光洁了。我又顺利地闯过了一关。

这场病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她食不甘味卧不安枕地照料我。病后又是精心的调养，我很快复原了。一天，她边给我梳洗边叹息着“一个姑娘家要是成了个大麻子多难看呀，会找不到好婆家的。”又指着我鼻梁边和眉梢上两个浅浅的小疤惋惜地说：“到底还是落下了这点痕迹，只怪我大意了。”

1931年秋，家中蓦地热闹起来了，在沈阳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已娶了继母）和小妹妹，还有三个姑姑，都被“九一八”日本人的大炮轰回来了。家里一下子添了8口人，成了四世同堂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搬到一座大四合院去住。来了这么多亲人，可是我并没有感到增加了多少温暖。爷爷威严得使人不敢亲近他（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将官）奶奶是第二次续弦的，比父亲大不了几岁。爸爸呢，不苟言笑，我和他生疏得很。妈妈是小学教师，初来乍到和她还没建立起感情来，所以我仍然是依恋着曾祖母。

在这个新组成的大家庭里，各种关系也复杂起来，祖父母是当权派，曾祖父是当过京官的老太爷，大家不敢不尊敬不奉养。曾祖母则当不了家只能侍侯老太爷，加上婆媳，姑嫂，妯娌，叔侄之间总会有写闲言碎语，曾祖母避开是非，不多说话，对我仍是无微不至的关爱。

“瞧这孩子给娇惯的。”

“哼，这孩子让她太太给栓在裤腰带上了。” 奶奶，大姑姑撇着嘴这样说。婶婶和后母虽没说什么，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他们谁能懂得对一个打出生就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需要情感的滋润啊！

“小白菜呀，地里黄，三岁两岁，没有娘哟......”小姑姑老爱对我唱这个歌，还说：“你就是那个小可怜儿！”（她比我大4岁）我好象被针扎了一下，心里很不好受，但听多了我也跟着大声唱起来：

“跟着爹爹好好儿过哟，只怕爹爹娶后娘哟！......”

曾祖母听见了，连忙对我摇手，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快别唱啦，让你妈听见不好。”

忽然间我好象明白了什么，再也不作声了。

有一次，我闯下祸了。

那是爷爷生日快到了，请人在家做奶油酥饽饽，又香又好吃，不知谁先拿了一个给我。我正吃着，家里那条黑毛狮子狗摇头摆尾朝我走过来，我挺喜欢这狗，就掰了一小块给它吃。不料爷爷走到院子来正好看见了，他哼了一声瞪了我一眼走过去了。我情知不妙，呆立了一会，赶紧跑回后院躲进屋里。果然不一会儿奶奶扭搭着走过来，朝着曾祖母说：“这家我没能耐当啦，寿饽饽人还没吃就喂了狗......”好象是曾祖母叫我这样做的，又好象我只是曾祖母一个人的孩子。曾祖母听着她阴阳怪气说了一通风凉话，也不争辩。等她走了以后，才把我拉出来，也没责骂我，只低声说：“乖乖地玩，别再惹祸啦，没事少到前院去。”

我到前院去是想和小姑姑、三姑姑（比我小3岁）玩儿。他们是奶奶亲生的心肝宝贝，吃得好，穿得好，玩具也多。我不免眼馋，回屋常向曾祖母絮叨。曾祖母说别跟他们比，等我有了钱也给你买。又说你上了学好好念书，长大了自己挣钱爱买什么买什么。

我说：“太太，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您不是老得不能动了么？我给您好多好多钱，我给您买好多好多东西......”

我忽然记起她给我讲过的“乌鸦反哺”的故事了。乌鸦是孝鸟，小乌鸦刚出壳不会飞，老乌鸦天天去打食回来，一口一口喂那饿得嗷嗷叫的小乌鸦。后来小乌鸦翅膀硬啦，老乌鸦老了飞不动啦，它也象老乌鸦从前对它那样，衔回虫子米粒一口一口喂老乌鸦......

曾祖母摸着我的头笑了：“你可真有良心，我没白疼你，听这话就叫人高兴。”

1933年4月，我上一年级了。一天，放晚学时曾祖母和往常一样来接我。我俩走在僻静的胡同里，淡淡的夕阳照着我们。可我又觉得她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半天没说一句话。忽然她停住脚步望着我的脸：“明天你甭上学了。”

“怎么啦？”我惊异了。

“孩子，过几天你就跟你妈到南京你爸爸那儿去了。”（父亲那时已到中央军校工作）我顿时好象头顶上挨了一棒子，一把拉住她的袖子：“不，我不走！我要跟您在一块儿......”哇地一声我站住哭了，书包也掉在地上了。

曾祖母俯下身来替我捡起书包，给我擦干眼泪：“别哭，好孩子，你妈会疼你的，象我一样疼你。到南京去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别惹他们生气......”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临走的前几天我真难受。白天闷闷不乐，晚上就扳着手指头算我还能跟她睡几回，悄悄抹眼泪。那一会儿我好象长大了几岁，想了好多事。我觉得曾祖母真可怜，光受气，又没钱花。我有个闷葫芦罐，里面攒了好些钱，是准备以后赶庙会买好玩意儿的。动身的头天晚上，我拿起葫芦罐往地上一摔，“哗啦！”一堆铜子儿流出来了。我捧起一半送到太太手里：“这是给您的！”又捧起另一半送到姑太太（一个常在我家小住的穷亲戚）手里：“这是给您的！”（也真巧，后来听说这两堆铜板竟是一样多，象数过似的。）

分了铜子儿，我好象完成了一件大事。

“轰隆，轰隆！”津浦线上的列车疾驶着。我第一次坐火车，但新奇感驱散不了我离开曾祖母的惆怅。第二天一到站，爸爸已在月台上接我们了。就这样，我离开了那响着驼铃充满梦幻的北京，我离开了曾祖母用爱的柔丝编织成的童年摇篮。这一年，我刚7岁。

我在南京大中桥小学插班上了二年级。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中我日渐懂事了。娇气减少很多，但失去了原来的活泼。曾祖母是从来没用指头戳过我一下的，但这时爸爸打过我两次，罚跪一次。在我伤心的时候更想曾祖母。看着天上流动的云彩，就想它能把我带回曾祖母身边该多好啊。

真没料到，1935年深秋我真的又回到北京了，那是因为父亲调差到成都分校并晋升一级为上校教官。恰巧姥姥刚从东北来看妈妈，她们母女多年不见不愿即刻分开，就让爸爸先去四川，我们陪姥姥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当我又坐在北上的火车时，心情和上次迥然不同，因为我很快就能见到曾祖母了。

两年间，北京的家起了不小的变化。曾祖父去世了，叔叔婶婶搬出去另住了，二爷还是去绥远傅作义某部当小文书去了。曾祖母呢，没了曾祖父，家里对她更苛刻了，只给她一间简陋的小偏房。甚至不让她上桌吃饭，每天施舍似的给她几枚铜子儿叫她外面买着吃，晚上也不给她点灯的油，连家里的老妈子也比她强。她只好到亲戚家帮着做针线活，一个月只回来住几天。她开始吃长素，更虔诚的烧香拜佛了。

我们回京后，她当然赶着回来看我们。当她出现在院子里时，我飞也似的向她扑过去，她一把搂住我左看右看，说我长大了，长高了。那一瞬间，我真觉得最幸福最快乐了。

由于弟妹都小，而且母亲又要分娩，就要曾祖母回来帮着看孩子，沾我们的光，饭桌上也算有她的一双筷子了。我转学到北魏胡同插班上三年级。发榜时她带我一同去看榜，见我考了第一名，她乐得合不上嘴，她叫我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也不枉她带我一场。

环境使9岁的我早熟，我开始思索一些问题了。我想，曾祖母应该是爷爷的母亲，奶奶的婆婆，姑姑们的奶奶，为什么在家里连一个老妈子都不如？后来这个谜解开了。那是有一天大姑姑不屑地说：“你‘太太’算个什么？只不过是我奶奶的陪嫁丫头给收房的，你的太太早死了......”

我的脑袋里“轰”了一下，好象是我被侮辱了似的，我想哭，最爱我的太太原来是这般低贱......（我的小脑瓜里已有了等级观念，而且自以为是高贵的小姐）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改变对曾祖母的看法，不，她是最疼我的人，也是我最亲的人，丫头又怎样......

晚上睡觉我什么也没对她说，只是和她的头挨得紧紧的。我已经不是离开北京时那个稚气的小女孩了，而是一个有心眼儿的小大人啦！

曾祖母早晚都要到她的小屋里去烧香、念经、拜观音菩萨，神情是那样虔诚。她是请菩萨保佑她来世不再受苦吧？有时我进去她并不阻拦，还让我教她认金刚经上的生字，可是有些字我也不认得。

1936年春小妹妹出世。满月后母亲和父亲商量我们还是先回南京去——北京的家她也感到不适应；姥姥也从亲戚家回东北去了。这次去南京就把曾祖母也带上了，因为路上母亲一人照料不了四个孩子，再说到了南京总是要请人带孩子的，外人哪有她贴心？曾祖母也愿意跟我们走。我也因不再和她分开而高兴。

不久二爷在绥远的事又吹了，母亲只有让他也到南京来谋事，这样曾祖母母子都和我们同住了。二爷谋事又不是那么容易，多一个人吃闲饭母亲不免有些闲言闲语，曾祖母只能听着。我却因二爷来了在学习上更有进步，二爷常给我买儿童读物，又指导我写作文投稿，在《南京人报》儿童园地栏目中就登过我好几篇作文。

到南京的第二年，芦沟桥事变的炮声响了，跟着是八.一三松沪之战，全国抗日拉开帷幕，战火遍地燃烧。我们一家奔向四川，开始逃难生活。由南京到九江（中央军校内迁，父亲已调回本校，我们在九江相聚）辗转经武汉、宜昌、重庆最后到了成都。战争使曾祖母娘儿俩不可能再回北京了，跟着我们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本来可过富裕日子，现在要节衣缩食，父母未免把他们母子当成累赘。曾祖母把我们姐妹都带大了，她的作用也消失了，只是给我们做饭、干点零碎活。父母对她虽不象祖父母那样苛刻，但也并没有真正的把她当成长辈。她一心想自己的儿子能找到个好工作，能成个家，可是却难以如愿。

我在新津县中读完初一，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面临辍学的厄运（学费以米价折算，每期一石多米）。二爷托朋友弄来一封给国立六中德阳分校的介绍信，这个学校是为沦陷区流亡学生设立的，免收一切费用。我决心只身到离成都百多里，又是人地生疏的德阳去求学。临行前曾祖母帮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一人在外处处留神，天冷要穿棉裤，别洗冷水等等，我都一一答应着。天刚朦朦亮，吃完她给我炒的饭，就坐上长途人力车，让它把我拉走了。坐在一颠一簸的车上我前前后后的想着，我觉得我现在真象小乌鸦一样，羽毛丰满了，要飞出去闯一闯了。家，我对它的感情很淡薄，如果不是曾祖母，更没什么可留恋的。

在学校里我更多地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反封建意识、自由平等的观念增强了。我同情曾祖母的遭遇、处境，对欺侮她轻蔑她的人产生极度的反感和憎恶。我暗自想，等我以后能独立生活了，一定要接她一块儿过，我要好好奉养她，象我小时侯她待我那样。那时，我毕竟太天真了。后来我自己找份工作都那样困难，只不过偶尔给曾祖母寄几个零花钱，可她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能挣钱了！

1948年于重庆，大女儿都都还未满周岁

我结婚后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为了找工作东奔西走。1948年春，我带着刚满三个月的大女儿到重庆去（她爸爸刚在那里找到工作），曾祖母赶到成都东门外送我上了长途汽车，嘱咐我在路上要小心带好孩子，还托同车的人关照我（在路上要走整整两天）。烧木炭的破车发动机响了，车身渐渐移动了，我从车窗看到曾祖母飘拂的白发，瘦削的面颊，深陷的眼眶里滚动着泪水。我忽然感到她这样衰老、孤独，一种凄然之情涌上心头。她，已经不是给我唱“小水牛儿”时那个能干、麻利的老太太了，这近20年的愁苦岁月给她增添了多少皱纹和白发啊！我伸出头轻轻说了一句：“我明年就要回来的，您别难过。”她的身影就留在车后了。谁知道，这竟是我和曾祖母的诀别。次年重庆解放，我们一家到了武汉，我离她更远了，直到她去世前也没能再见上一面。

成都解放后，我原以为曾祖母的处境会好一些，贫穷出身再也不会受人歧视了，她的儿子总该得到一份适当的固定的工作了吧？可是，他们好象是墙角的尘埃，太微不足道了，革命的浪潮席卷不到这里，需要翻身解放的劳苦大众多得是，他们又算什么呢？70多岁的曾祖母又怎么会从“皈依佛门”到“投身革命”呢？又靠谁来启发她的“阶级觉悟”呢？她仍然是早晚一柱香，乞求菩萨为一家人消灾免难保平安，仍是用颤抖的双手做饭洗衣。二爷呢，他因病老又是旧职人员从华阳县府的小文书被资谴回家，用这点钱每天买油条饼子再提篮沿街叫卖。他完全不会做生意，最后还是把资谴费吃完了事。父亲也因经济更加困难而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

命啊！曾祖母只有把一切苦楚归于命，今生命不好修来世吧。

1957年秋，弟弟由于心脏病不能参加高考，心情郁闷来武汉小住。他带来了曾祖母亲手做的三个布娃娃——戴着尖尖帽的滑稽小丑。这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爱屋及乌，她疼爱我当然也疼爱我的孩子。所以戴着老花镜用碎布一针一线地缝制这些小玩意儿博取孩子们的欢心，这针针线线都连着她的深厚情谊啊！

就在这一年的岁暮，家里来信告知我们曾祖母病逝了，这辛勤一生的老人终于离开了这个除了劳累愁苦蔑视什么也没给予她的世界，伸着一双枯瘦的手到天国去寻求那在人世间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幸福去了！

我和弟弟默默地在江边走着，走进滨江公园的一间亭子坐下，我们抑制不住情感在心头的撞击而痛哭起来。我们姐弟几个都被她抚育过，她对我们是一样的慈爱。虽然对我更偏爱一些，那是因为我没有亲娘，就由她来填补这感情的缺陷了。她的心原是最公平的啊！

唉，我终于没能象乌鸦那样反哺。她给予我的和我给予她的是这般悬殊！想到她可悲的一生，想到我没能还报她的恩情，我喟然长叹，我抱憾终生！

我时常这样思索：要是没有曾祖母，我会怎样？我的童年是金色的还是灰色的？我能正常地活下来吗？我会夭折还是落下残疾？

当然，曾祖母只是一个旧社会极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没有文化，不能传授我多少知识，不会教导我多少大道理。但是，她以自己的行为教给我“爱”，教给我“善”，教给我“真”，这难道不是做人的最根本的品德么？这难道不是人性美的集中体现么？

如今，我自己的头发也白了，我也是幼孙绕膝了。在抚育疼爱孙辈时更深深的体会到曾祖母待我的如三春之晖的恩情。很早我就想写一点东西纪念她，现在这种感情愈益强烈，必欲抒之而后快。我自恨不能写出华章，仅以这一束小草遥献曾祖母的在天之灵，聊表我永远感念她的寸草之心。

1983年10月 21 日初稿

1996年修改定稿

2000年1月29 日再次修订于武汉

母亲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