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帐号已被封,内容无法查看 此帐号的内容被自由微信解封。
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被微信屏蔽
其他
陶海粟：新旧碰撞的年代，我们的故事
学人档案
本文作者
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延川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故事之一
新旧碰撞的年代
作者：陶海粟
北大同学在形容八十年代在校生活时，用得最频繁的词是“激情燃烧”，但我更愿意用“新旧碰撞”。
我们七七级在1978年2月入校的时候，一群理论工作者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在密室里紧张地制造那颗后来于5月份投出的重磅炸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元老派”和华国锋的“文革派”激烈斗争，直到1981年即我们进入四年级时才正式终结；包产到户在我们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但直到我们毕业时人民公社制度也还没有宣布解体。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四年中目睹了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奇事物：朦胧诗、喇叭裤、迪斯科、西单墙、邓丽君的歌、李谷一的“气”、潘晓来信、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校园选举……
理性在祛除愚昧，现实在代替空想，多彩在驱赶单调，温馨在战胜狰狞。这一切无不在新旧碰撞中进行。
刚入校的时候，校园里还满处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英明领袖”的画像以及大字报、大标语，用当时的学生的话说，“像是一个还来不及洒扫庭院迎接新客人的主人”。
在经济系的迎新会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并用豪迈的声音喊出“我们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还有什么谁的不谁的，但在那个凡是领导人就必然英明的年代，对于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长大的我们，谁也不会觉得这么说有什么别扭之处。不想这句话引起了当时还在校的75、76级同学的不满，在校园里贴出很多大字报，争论谁才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坦率地讲，刚刚告别十年动乱的文科老师们，还来不及写出（也缺乏素材来写出）适应新时代新思想的课本，用的还是“十七年”时期甚至文革时期的教材。我记得我在修西方经济学这门广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时，课程的名字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老师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随之进行一番批判，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把人家的理论弄得支离破碎，难以连贯。
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门课时，充满着“三个兼顾”、“四大平衡”等政策性语言，学术味道极为欠缺。在论证一个道理时，有一个很通用的公式：“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比如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有快速发展的必要性；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快速发展。这种三段论的论证方式，被反复地运用在不同的论题上，听多了味同嚼蜡。
最尴尬的是教党史的老师，整个党史课是围绕着“十一次路线斗争”来展开的，当时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还没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但学术界已经在发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可老师又不能擅自修改教材，所以授课过程中不时地出现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挑战。老师自己只好跟大家说，他也不一定同意教材的说法，但只能这么讲。
当然老师们也在努力。我们系的厉以宁、萧灼基等老师当时接触外面的学术界和现实经济政策问题较多，经常能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次萧老师给我们讲价格机制在商品经济中作用时，讲了他在一个工厂调查听到的故事：过去用厉行节约的道德说教办法，号召工人们把用过的水泥袋回收起来，但效果甚微，造成很大浪费，后来谁回收一个袋子给谁五分钱，结果一个水泥袋也不会浪费了。
拿我们学生自己来说，七七级的学生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来自基层的精英，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刚刚走出那个荒谬的年代，在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上，都难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
比如二年级时修闵庆全老师的会计课，这是一个非常严谨、负责的老师。他的课，内容也是实用性强，片汤话少的，但是因为在期中考试时出的题有些难，引起了部分同学不满，便征集签名后写了大字报贴到系里（当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四大”还未被上面取谛）。
用这种旧式的方法来对待一个敬业的老师是非常不公正的，我当时是支书，虽然自己没有签名，但也未设法劝阻，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不安。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高考回忆
邵巍：给弟弟妹妹陪考后，第三次考入北大
薛虹：我14岁上北大，弟弟进北大才13岁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