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揆||新批评：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文学根源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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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昕揆，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麦克卢汉青年时代受到以瑞恰兹、利维斯为代表的剑桥新批评派思想的熏陶；20世纪50年代前，麦克卢汉将学到的新批评方法应用于课堂教学和批评实践，逐渐成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成员；20世纪50年代后，经由伊尼斯启发而转向媒介研究的麦克卢汉，继续尝试用“实用批评”去唤醒人们的媒介意识，提出了一套注重从媒介本身出发去探讨媒介后果的全新媒介思想：其整个媒介思想根基的“媒介即信息”命题，其把媒介视作语言的核心观念，其注重从媒介本身出发的研究思路，其“不解释、只探索”的媒介方法，其独具新批评风格的媒介理论表述，以及其媒介思想所呈现的浓郁人文色彩和文学意味，无不体现着新批评的深刻影响。新批评是理解麦克卢汉的一个绝佳入口。

关键词  新批评  麦克卢汉  媒介研究  文学根源

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前者是颇具影响力的英美现代文学批评流派，后者是实现西方媒介研究范式转型的媒介思想家，将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放在一起，似乎有些怪异。人们不禁要问：麦克卢汉何以能和英美新批评产生关联？事实上，麦克卢汉极富原创性的媒介思想，不仅脱胎于新批评派的文学思想，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批评文学思想在媒介领域的转译和应用——其整个媒介思想根基的“媒介即信息”命题，其把媒介视作语言的核心观念，其注重从媒介本身出发的研究思路，其“不解释、只探索”的媒介方法，其独具新批评风格的媒介理论表述，以及其媒介思想所呈现出的人文色彩和文学意味等，无不与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所接受的新批评训练密切相关。

20世纪30年代，麦克卢汉不仅在剑桥新批评派奠基人瑞恰兹（I.A.Richards）的“实用批评”课堂上参与过其著名的“文学阅读实验”，而且同以利维斯（F.R.Leavīs）为核心的《细察》撰稿人群体过从甚密。在剑桥新批评最风光的年代，麦克卢汉受到了新批评派思想持久而深入的熏染。正如他在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英文系主任布朗（E.K.Brown）的信中所说：“剑桥大学瑞恰兹和利维斯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文学趣味。在此之前，我对经典著作、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充满无限热情。”

1934年10月，获得曼尼托巴大学硕士学位的麦克卢汉，受加拿大皇家天主教女修道会（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Empire）提供的奖学金资助，再次以一名本科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宫（Trinity Hall）学习。以瑞恰兹为代表的剑桥新批评很快重塑了麦克卢汉的文学趣味：“短短几周，瑞恰兹、利维斯、艾略特、庞德和乔伊斯就为我打开了用诗歌感知世界的大门。”用马尔尚（Philip Marchand）的话说：在剑桥大学，麦克卢汉原先在加拿大接受的文学观念“被完全推倒重来”，剑桥大学“杰出教授们给麦克卢汉提供的思想启迪，极大地突破了麦克卢汉的原有认知”。在这些教授中，对麦克卢汉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新批评派”的奠基人瑞恰兹。在文学批评史上，瑞恰兹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剑桥大学课堂上所开展的一项“文学阅读实验”，以及根据这项实验所完成的那部名著《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瑞恰兹的“文学阅读实验”始于1925年，他把隐去作者的诗歌（其中既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被认为很糟糕的诗作）发给学生，让同学们认真阅读后写出评语。为鼓励同学们大胆发表意见，瑞恰兹让同学们以编号的方式匿名提交自己的作业。实验结果令人吃惊：在匿名条件下，许多名家的作品被诟病，而很多原本被认为糟糕的诗歌却备受称赞。此后多年，瑞恰兹坚持在课堂上开展这项阅读试验；“实用批评”也作为一种考试形式和教学方法，成为剑桥大学英文系保留至今的课程。

进入剑桥大学之后，麦克卢汉选修了瑞恰兹的课程，并参与了这项“实用批评”阅读实验。在数封家信中，麦克卢汉记录了对这项阅读实验的参与。麦克卢汉在致其母亲的信中说：“这个学期，瑞恰兹在探索如何对诗文段落进行批评方面做了大量实验。他分发一些摘录的散页给我们，让我们花二十分钟写出评语。”在致其父母和弟弟的信中写道：“今天，瑞恰兹在课堂上大声宣读并表扬了我（匿名）的课堂作业。”

1935年5月16日，在利维斯夫妇家中举办的每周五例行午茶聚会中，麦克卢汉与利维斯相识，并很快加入到以利维斯为核心、以《细察》（Scrutiny）季刊为阵地的文学阵营。剑桥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等都是《细察》的撰稿人。利维斯吸收了瑞恰兹的文学批评观念，“以《细察》为论坛和阵地，将文学批评推至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通过重塑早期剑桥英文学院的学术精神，将由瑞恰兹等人开启的关于文学批评和英文学位考试的变革在剑桥英文系的学术机器之外继续下去”。在“细读法”和语义分析的意义上，利维斯与瑞恰兹、燕卜逊、艾略特等的文学批评一起，都是剑桥新批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利维斯并未将文学批评视野局限于文本和语言，而是将文学与社会相联系，突出文学批评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判断。在他看来，瑞恰兹等人的诗歌分析方法同样“可以分析广告，并将新闻作品和通俗小说相比较”。这在利维斯与汤普森（Denys Thompson）合著的《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1933）中有明显的体现。如果说瑞恰兹和燕卜逊让麦克卢汉认识到文学语言在建构意义和传承文化方面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利维斯的《细察》及其著作则使麦克卢汉意识到“新批评”方法能够成为分析整个人类环境的有效方法。1936年，从剑桥毕业的麦克卢汉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教，这为麦克卢汉将新批评方法拓展至文化领域提供了机会。麦克卢汉第一部著作《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ge,1951）就有着明显的利维斯影子。麦克卢汉还常将利维斯的著作及《细察》杂志推荐给朋友和学生们。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肯纳（Hugh Kenner）曾回忆道：“麦克卢汉让我读了利维斯的《英语诗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后来又让我把每期《细察》都看了一遍。”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末，经由兰色姆（John Ransom）、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等人的推动，新批评在美国蔚然成风并逐渐走向体制化。他们一手抓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一手抓文学批评刊物出版，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和批评方法。新批评在美国的期刊阵地主要是《塞瓦尼评论》（Sewanee Review）和《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麦克卢汉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塞瓦尼评论》成为接纳其论文的第一本重要杂志。20世纪40年代，在泰特的带领下，该杂志关注新批评、消失中的美国南方农业传统以及对美国北方现代文明功利主义精神的批评，这与麦克卢汉情趣相投。1944年，麦克卢汉在《塞瓦尼评论》上发表《埃德加·爱伦·坡的传统》一文，这是麦克卢汉发表的具有新批评风格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麦克卢汉在《塞瓦尼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45年，麦克卢汉又在由兰色姆创刊的《肯尼恩评论》上发表《纽约的智慧》一文。随着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麦克卢汉逐渐被以兰色姆、泰特、布鲁克斯等为核心的美国新批评派所接纳，并成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成员。

麦克卢汉被美国新批评派接纳的事实，也可在以下事件中得到印证：其一，兰色姆曾向泰特推荐麦克卢汉，以作为《塞瓦尼评论》的主编接替人选。以提出“张力”论闻名的泰特曾任《塞瓦尼评论》主编。1946年，泰特辞去主编职位时，请兰色姆帮忙推荐接替人选。兰色姆向泰特推荐了麦克卢汉。在给泰特的回信中，兰色姆用“自己人”一词表达了对麦克卢汉的认可。这一推荐得到了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布鲁克斯的大力支持。其二，麦克卢汉曾受布鲁克斯邀请同访芝加哥大学，其向哈钦斯校长提出的文学批评修改建议，得到了布鲁克斯的高度认可。麦克卢汉在博士论文中对“三学科”的讨论，给布鲁克斯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邀请布鲁克斯到芝加哥大学为其“名著”阅读计划提出建议。出发之前，布鲁克斯认为芝加哥大学使用的“逻辑”批评方法存在问题，而麦克卢汉在博士论文中的论述能够直击此方法的要害。为此，他邀请麦克卢汉于同年6月同访芝加哥。布鲁克斯回忆道：“麦克卢汉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充满睿智。我在那里待了半年，只隐约感到存在一些问题。他却用明快有力的语言、准确的方式，把我想表达的全都说出来了。”其三，耶鲁大学对布鲁克斯的聘用，被麦克卢汉视为新批评派在英语研究领域中地位提升的标志。如果说剑桥大学曾是英国新批评派的大本营，那么，耶鲁大学就是新批评派在美国的主要阵地。1947年布鲁克斯受聘于耶鲁大学，麦克卢汉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新批评在英语文学研究中地位的提升。凭借和布鲁克斯的私人关系，麦克卢汉曾多次介绍学生、朋友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致沃尔特·翁（Water J.Ong）的信中，麦克卢汉写道：“布鲁克斯今年秋天担任耶鲁大学正教授，他会对你的研究计划感兴趣。他容易相处且从事新批评实践，我想不出还有比那里更好的地方。”麦克卢汉也曾凭借同布鲁克斯的私人关系，介绍肯纳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大体可以将麦克卢汉的思想划分为“文学”和“媒介”两个时期：在“文学阶段”，麦克卢汉将其在剑桥大学接受的新批评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和批评实践，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圣路易斯大学以及加拿大阿桑普星学院开设了具有新批评风格的课程，发表了一系列“新批评”风格的批评文章。“媒介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麦克卢汉与伊尼斯（Harold Innis）的相识，麦克卢汉将新批评方法与伊尼斯的媒介启迪相结合，将学术重心转向关注媒介本身及其感知后果，实现了新批评在媒介领域的转译与运用。在“文学阶段”，新批评对麦克卢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课程开设”和“批评实践”两个方面：

（一）在课程开设方面，瑞恰兹风格的“实用批评”和利维斯风格的“文化与环境”课程成为麦克卢汉在“文学阶段”开设的主要课程。1936年，拿到剑桥大学学士学位的麦克卢汉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系担任助教。初登讲台的麦克卢汉有意识地摹仿利维斯在《文化与环境》中的建议，在课堂上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讨论流行文化，把英语文学课变成了分析广告、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文化批评课。1937年，改宗天主教后的麦克卢汉加盟美国第四大私立耶稣会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在这里，麦克卢汉继续开设具有剑桥风格的“实用批评”和“文化与环境”课程：其“实用批评”课程，几乎完全照搬了瑞恰兹在剑桥的文学阅读实验，即向同学们发放隐去作者的诗歌，让他们去评论。1944年3月9日，麦克卢汉在为申请加拿大阿桑普星学院的教职而致墨菲神父（Stanley Murphy）的信中表示，他能够开设的“特色”课程是“实用批评”和“文化与环境”。他写道：“课程一：对散文和诗歌的‘实用批评’。这项工作我已在美国做了几年，尽管其他地方也有人在做类似工作，但我相信我是整个美国唯一在剑桥大学瑞恰兹、燕卜逊、利维斯的实用批评上打下坚实基础的人……课程二：‘文化与环境’。这门课是对当下流行的广告、报纸、畅销书、侦探小说、电影等的分析。”在同月致墨菲神父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在暑假班开始的时候，注重对散文、诗歌进行阅读分析的‘实用批评’课程是最佳选择。在这门课上，文本和相关阅读不会有太大困难——这点对暑期学校学生来说十分重要。”1946年春，麦克卢汉到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学院任教。多伦多大学英文系兼研究生院英文系主任伍德豪斯（A.S.P.Woodhouse）在当时加拿大的英语教学中拥有绝对权威，他的批评方法是从作者生平出发去解读作品——比如，他用弥尔顿（John Milton）的神学去解读其《失乐园》，这与麦克卢汉从剑桥带回的新批评方法格格不入。这使麦克卢汉不得不投入类似利维斯在剑桥发起的那种战斗，他甚至不得不争取人们对艾略特等现代作家的认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伦多大学几乎只有麦克卢汉在讲授20世纪英语文学。就像他在致沃尔特·翁的信中所抱怨的那样：“在多伦多大学讲授‘实用批评’，比其他地方要难。这里的考试太多，让人无法独立思考。”

（二）在批评实践方面，利维斯式的批评成为麦克卢汉开始学术研究之初的主动选择。剑桥新批评对文学的重新评价让麦克卢汉的兴趣点从经典作家转向现代派作家。麦克卢汉在致伊尼斯的信中说：“在当代意识中彰显语言的威力，是自兰波、马拉美以来象征主义美学最重要的发现。”当然，麦克卢汉并不是那种专注于形式技巧和文本结构分析的纯文学批评家，他遵循利维斯的路子，把文本同历史或当代环境相联系。麦克卢汉于1937年到圣路易斯大学任教，这为刚刚踏上学术之路的麦克卢汉开展新批评派式的文化批评提供了机会。在接下来的四年（1937~1941）里，麦克卢汉多次在该大学学生文学杂志《百合花》（Fleur de Lis）上发文谴责广告、工业主义以及大型企业对家庭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瓦解，这种思路是麦克卢汉“把切斯特顿和利维斯的主题相结合之后的产物，成为他未来十年批评实践的重要特征”。自此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麦克卢汉发表了大量在今天看属于“新批评”风格的批评文章，涉及的现代派作家有：兰波、马拉美、叶芝、爱伦·坡、庞德、乔伊斯、波德莱尔、刘易斯、艾略特、济慈、霍普金斯、柯勒律治等。

在“文学阶段”，麦克卢汉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托马斯·纳什的学术地位》。从标题上看，这篇论文似乎在研究16世纪后半叶英国人文主义者纳什（Thomas Nashe），实则是借纳什去探讨西方文化史脉络中古典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三学科——语法学（强调言语分析）、辩证法（强调逻辑和辩难）、修辞学（用语言形式劝说读者，强调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之间隐蔽而持续的轮替关系，最终目的是揭示“新批评”来临的必然性。在麦克卢汉看来，整个西方文化史就是一部三学科不断更替的历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强调辩证法，逻辑在这一时期盛极一时；进入文艺复兴之后，修辞和语法得到复兴；17世纪，笛卡尔走向另一极端，逻辑再次成为主导；进入20世纪，随着语言学的转向，语法再次得宠，语言再次成为核心问题。麦克卢汉认为，语法在20世纪初得宠的标志之一，就是强调对文本进行语词分析的“新批评”的出现。麦克卢汉将古典人文教育三学科视作看待世界的三种不同方式，他最感兴趣的是强调言语分析的“语法学”。对他来说，语法学的基础理念是一切知识都蕴含在语言之中，理解世界就是要去破译语言的奥秘。就像他在回应艾略特的“听觉想象”时所说，这个主题所用的分析方法是这样分析语词的：“不只把语词视作符号，更把它们视作具有神秘生命的事物。通过确立语词之间准确的节奏与和谐关系，就可以控制和释放生命的奥秘。”

麦克卢汉传记作者马尔尚指出：“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思想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事件，大概只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的影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新批评派的影响，不只体现在麦克卢汉在“文学阶段”所开设的新批评风格课程和进行的批评实践上，也体现在麦克卢汉在“媒介阶段”所提出的实现了西方媒介研究范式转型的媒介思想中。或如麦克卢汉研究专家戈登（Terrence Gordon）所说，麦克卢汉的“全部建议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要细察媒介的形式，以便解释媒介强加的预设和培育的习惯。这样的细察和麦克卢汉从剑桥大学利维斯和瑞恰兹学到的重要的分析技巧相去不远。”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Eric McLuhan）更是直接将他父亲的代表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视作“将瑞恰兹的‘实用批评’介绍到大洋彼岸的关键文本”。具体来说，新批评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新批评对文学本体的重视，使麦克卢汉将媒介研究从原先注重媒介内容转向从媒介本身出发去分析媒介的后果，推动实现了西方媒介研究的范式转型。新批评派倡导“回到作品本身”，从作品出发而非从作者、读者、世界的维度去研究文学。这种把作品视作独立自足有机体的文学本体论，是新批评派的重要特征。在新批评史上，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是第一个使用文学“本体论”的人。他把诗的本体理解为诗的形式构造，这里的“形式”特指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从作品本身出发，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借用兰色姆的说法就是：“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熟悉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人不难发现，其媒介思想最具独创性的地方在于，特别强调从媒介本身（而非媒介的内容）出发去探寻媒介的后果，这几乎就是新批评文学本体论思想在媒介领域的理论翻版。

（二）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启迪麦克卢汉在媒介理论中坚持所有的媒介都存在一个基本的语言结构。瑞恰兹著名的语义学批评，注重从文学作品的语言入手，通过对诗歌语言和语词多义性的分析，把握词语本身及词语运用所达致的效果；在此，作品中所谓时代印记的体现、作者传记的细节以及读者对作者意图的推测都不再重要。瑞恰兹发现，语言艺术作品不仅通过语言传达意义，而且借语言潜意识地改变人们的意识。为此，他呼吁，研究语言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当务之急，要充分认识语言在意义建构和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在于，麦克卢汉始终把媒介技术视作语言，认为一切媒介都有语言结构。麦克卢汉在《地球村》开头就指出：“本书提供了一个研究媒介对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模型。这个模型来自于一个发现，即所有媒介都有一个基本的语言结构。它们不仅像语言，就基本形式而言，它们就是语言。”

（三）新批评派提出的悖论（paradox）、反讽（irony）、张力（tension）、复义（ambiguity）等术语，被麦克卢汉应用到媒介理论表述中，形成了独具新批评风格的媒介表达。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许多概念、范畴，如媒介即信息、定型与原型、冷媒介与热媒介等，都是新批评式的表述风格。以麦克卢汉媒介思想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命题——“媒介即信息”为例略作说明：首先，在西方传统媒介理论中，媒介是渠道和载体，信息是渠道传递、承载的内容，媒介与信息之间是载体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将之前作为渠道/载体的媒介与渠道所传递、承载的内容画上等号，将原先的二元对立关系变成等式关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批评派所谓的“悖论”式命题。其次，将作为渠道的媒介和渠道所传递的内容画上等号，说明“媒介即信息”外在意义同内在意义之间存在错位，这种错位使得该命题在意义上呈现出新批评所谓的复杂“张力”，这种“张力”使国内外学界在对“媒介即信息”的解读中存在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形式论的等多种看法，此即新批评所谓的“复义”。另外，麦克卢汉又对“媒介即信息”中的“信息”（message）一词进行拆分、变化，衍生出了“媒介即按摩”（massage）、“媒介即大众时代”（mass age）、“媒介即混乱时代”（mess age）等不同表述。这些表述表面看似乎是文字游戏，实则是麦克卢汉从不同方面对电媒时代特征不同方面进行严肃揭示的“范畴星丛”，都是颇具新批评风格的理论表述。

（四）新批评对麦克卢汉的文学熏染，使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整体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人文主义意味。阿贝尔（Richard Abel）曾经指出：“新批评派学者们认为，文学理论和文艺思维是最充分的认识论力量，在理解和阐释不同时代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时，能够做出比哲学、神学和历史学更好的阐释。麦克卢汉对此深信不已。”麦克卢汉多次表示，其媒介研究实际上就是“应用乔伊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麦克卢汉就系统阐述了媒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谷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1962）中对印刷媒介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考察以及在《理解媒介》中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面貌重塑的探讨等。当然，在麦克卢汉那里，“文学”并不是狭义上所指的“语言艺术”，而是与其经常替换使用的“艺术”概念相近。“文学”，或者说“艺术”，对麦克卢汉来说都是用于操练、培养和提升人们感知的手段。这可以从他对“文学”/“艺术”的界定中清晰地看到：“文学是对感知的研究和操练”；“艺术是用来提升感知的专门的人造物”。不仅如此，麦克卢汉对待媒介的态度也“完全是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媒介是对人的（感官、身体或神经中枢的）延伸，始终坚持从媒介的感知偏向出发去探讨媒介与人的关系，关注媒介之于人的作用和效应，这既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根本特点，也是其媒介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他在《机器新娘》中探讨了“工业人”（Industrial Man）的民俗，在《谷腾堡星系》中探讨了“印刷人”（Typographic Man）的诞生，在《文化即产业》（Culture is Our Business,1970）、《理解当代》（Take Today,1972）、《地球村中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1968）等著作中探讨了“电子人”的生存状况。麦克卢汉常以文学/艺术去验证其“媒介感知理论”，也常借助文学/艺术去操练人们对于媒介环境的感知，就此而言，我们或可将麦克卢汉称作“媒介艺术家”，将其丰富的关于媒介与文学/艺术关系的思想称作麦克卢汉的“文艺媒介学”。

纵观麦克卢汉的一生，从青年时代受到剑桥新批评思想的熏陶，到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从古典三学科轮替的角度论证新批评的来临；从初登讲台时开设新批评相关课程，到论文在《塞瓦尼评论》《肯尼恩评论》发表而逐渐成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成员；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由伊尼斯启发而转向媒介研究的麦克卢汉，依然孜孜不倦地尝试用从剑桥学到的“实用批评”去唤醒人们的媒介意识：他使人们认识到媒介本身（而非媒介内容）的重要作用，提醒人们从媒介本身出发去理解媒介的后果，以警惕媒介对人的异化。这其中，到处都显露出源自瑞恰兹、利维斯等新批评思想的深刻烙印。概而言之，新批评文学思想是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文学根源，由此，从新批评入手，也就成为理解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最佳入口。

注：本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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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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