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同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众所周知,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多年经济增速下行, 伴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的升级, 更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广泛担忧, 看空中国的心理正在到处蔓延。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怎样?当前种种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目前舆论场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囿于现代 (西方) 宏观经济学的狭隘框架, 看现象不看本质, 看树木不看森林, 看眼前不看长远, 导致众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流言所及, 噪音四起, 莫衷一是, 社会共识无法生成, 政策举措进退两难, 竟致中国经济多次几入险境。本文意在跳出西方宏观分析框架的窠臼, 尝试用多元学术视角,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视角, 实事求是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真相, 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本文结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用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来应对, 等同于向肥胖病人注射糖浆;用宏观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来应对, 则是饮鸩止渴。唯有认清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优势, 协调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共生互持, 构建基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 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期困难, 走上新一轮长期增长轨道;即使在中美经济关系发生巨大断裂的极端条件下, 仍然可能实现内需为主的、高质量的准高速增长。
产能过剩、库存过剩、杠杆率过高这三大问题, 揭示了中国经济当前病症的一面;而生态环境、核心技术、先进产业、高端人才等供给侧的“短板”则是另一面。前者代表的是“过剩”, 后者代表的则是“短缺”, 两者并存。“过剩”与“短缺”同时存在, 看似巨大悖论, 但实质上又相辅相成, 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 这叫做相对生产过剩。所谓相对生产过剩, 并非常识意义上的产能与产品过剩。产能与产品并非真的没用处了, 但相对于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 (即有效需求) 而言, 是过剩了。中国目前过剩产能主要是什么呢?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基建与重化工——煤、电、钢、铝、水泥、化工、运输车辆、工程机械、建工队伍, 等等。不但涉及产业面广, 且规模巨大。这些被称为“生产要素”的好东西为何成为过剩产能呢——因为没有投资项目出钱来购买这些“生产要素”!但是, 是不是中国今天的发展真的不需要这些“过剩产能”了呢?显然不是。我们看一下供给侧的短板。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到民生保障, 从高新产业的科技基础和产能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国防装备、边海防基础设施和全球布局软硬实力, 在自然资产、产业资产、民生资产、国安资产这四大类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资产方面, 中国仍然存在着系统性、大面积的发展不足。显然, 补齐这些结构性短板, 需要的是投资建设大批可称为“国家发展超级工程”的重大项目——而这些工程所需要的物资恰恰就是上边那些过剩产能的产品。因此, 现实的状况是:一方面, 国家长期发展对那些产能有巨大的需要;另一方面, 却是因为没有现实购买力使这些产能成了过剩产能。这就是说, 这些原本宝贵的生产力, 因为缺乏有效需求, 变成了“过剩”产能。
相对生产过剩并不新鲜。它是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现代经济现象, 而且每隔几年就周期性发生。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虽有不同说法, 但基本共识是:周期性生产过剩是老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内生的经济现象;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危机, 官方经济学称为“商业周期” (Business Cycle) 。那么, 常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如何产生周期性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呢?我在《超常增长》一书中, 曾讨论过“常规市场经济中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经济波动”, 我的大致观点如下:综观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 大体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加以说明。从供给方面说,经济运行一旦正常, 投资与需求的增长便会互相促进, 轮番引导经济增长的加速, 从而到达繁荣的阶段。这是市场运行内在的自然现象。但是, 到了经济繁荣的高点, 产业利润率便开始转为下降。其原因在于:第一, 经济繁荣的时候投资随之增加, 导致产能扩张;产能扩张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令投资成本上升, 从而使投资回报率下降。第二, 繁荣阶段也是市场过热的时候, 过热导致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引起工资上升。其结果是总的生产成本提高, 从而降低利润率。从需求方面说, 繁荣阶段是工资收入上升最快的时候, 因此消费随之增长。但按照凯恩斯的边际消费理论, 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是因为收入增长会带动消费增长, 但新增收入中的消费比例会低于原有的消费比例。这就意味着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 即收入中的储蓄占比上升和储蓄规模扩大的速度均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总之, 在繁荣阶段, 需求方面是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 即消费需求不足;而在供给方面, 恰是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之时。因此, 投资动机减弱, 造成储蓄大于投资的趋势, 即投资需求不足。其结果, 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繁荣阶段扩大了的产能形成过剩, 产品供大于求, 价格下降, 全面的通货紧缩发生, 于是经济整体上从繁荣转向衰退与危机。当然, 繁荣时期往往导致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 如同在经济下行阶段银行信用又会过度收缩一样。银行系统这种“顺周期”行为, 即经济上行时火上浇油, 经济收缩时雪上加霜, 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涨落变得更为险峻。因此, 在繁荣阶段银行信贷扩张越大, 经济衰退越被延迟;而当衰退不可避免地终于发生时, 则经济下跌就越是严重。可以说, 周期性经济危机 (大规模生产相对过剩) 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产物。自英国工业革命把欧洲带入现代资本主义起, 经济周期性震荡便如影随形, 如下所示: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部分经济周期比较
三、治理周期性生产过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
既然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既然中国自1994年起便已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那么一个重大问题便产生了, 即:中国能够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发生吗?首先, 要不要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 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定位问题。如果我们搞了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 总是周期性发生生产力的大面积毁灭, 同时又存在贫困人口、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基本公共服务短缺这些问题, 那么, 凭什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呢?其次, 能不能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的智慧、定力和创造力的考验。回首往事,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是以西式资本主义行不通为认知前提的;将近70年的探索性发展,虽然经过种种风险、曲折与代价, 还是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用一句习总书记的名言:“可以说, 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找到符合国情和未来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 但也比任何时候面临更加艰巨的风险与挑战!”毕竟, 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 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 近70年的求索与成长, 已经把我们带上了走向成功的路上。积累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已经把实事求是以及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融入血液, 并且把道路自信与制度创新融为一体。诚然, 中国制度的体制机制尚存诸多弊病, 发展道路上也还困难多多。但是,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几十年来的制度改革已经走在世界主要国家前头。总之, 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大问题, 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到经济稳定增长与收入分配,也是世界各国面临过或者依然面临的难题;当今中国改革者正在探索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 到穷人与富人, 同样也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没有解决的挑战。在回应这些挑战、寻求解决之道的时代探索中, 中国与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 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中国可以也应该关注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 而中国成功的经验也会成为世界的智识财富。再次, 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市场经济内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 关键是认清传统市场经济的两大根本弊端:一是投资决策的主体是微观企业, 目标则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 尤其是近几十年, 由于资本收益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 致使劳动者群体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 导致中产阶级瓦解, 穷富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两大弊端导致了我们目前遭遇的周期性危机问题:企业正是以利润为目的来生产, 在利润率下降时则必然停止投入生产;民众的收入停滞或增长缓慢, 则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投资停顿与消费不足二者叠加运动, 便是总需求不足和普遍性生产过剩了。明白此二端,便可以对症下药, 从病根上入手, 寻求对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了。综上所述, 可见要想解决周期性生产过剩, 就必须超越传统市场经济的局限, 即超越那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决定社会投资规模的微观机制, 构建一种从全社会长期发展视角统筹积累投资与消费的宏观机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中亟待解决的宏观战略管理问题。目前有种观点是力图用进一步市场化改革,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和信心不足的问题。这种思路的盲点在于, 这种经济下行压力本来就源于全球化体系中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趋势, 如何能够通过进一步市场化去解决市场机制固有的问题呢?从实践来看, 发达国家曾广泛使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 结果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陷入滞涨局面;以福利国家来应对, 确实有过效果, 但时间长了, 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危机和社会活力丧失的慢性病!由此可见, 无论是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 还是常规的宏观政策干预, 都不能解决经济周期的难题。因此, 必须超越市场经济的单一逻辑, 超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局限, 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着眼, 探寻新的解决之道。在这个意义上, 宏观战略管理正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宏观战略管理与近年兴起的“宏观审慎管理”不是同一层级的问题。宏观审慎管理关注的是防止经济过热及周期政策运用, 属于宏观经济学中短期政府干预的范畴;而宏观战略管理关注的是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制定与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措施, 属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制度建设的范畴。因此, 宏观战略管理的政策工具除了常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还必须包含面向长期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配套投资规划以及相关政策。下边简单讨论一下投资问题。宏观战略管理中的投资应该是全社会各类投资, 除了企业的微观营利投资, 还应该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投资。微观营利投资的驱动力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投资收益率, 其特点为:(1) 收益排他性, 即谁投资谁收益; (2) 投资机会的间歇性, 即所谓的顺周期, 经济上行时投资扩大, 经济下行投资收缩; (3) 投资量级的局限性, 即投资规模受企业自身承担能力所限; (4) 投资回收期的时限性, 投资回收期限较短, 难以承担长周期的大型投资。与之相比, 宏观战略投资作为国家战略导向、社会整体利益驱动的投资, 理应具有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投资效益具有外溢性这些特点, 从而超越了微观短期营利的逻辑。宏观战略投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 难点在于找到某种既超越市场逻辑、又不压抑整体市场机制的方式, 即融合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正能量, 同时避免各自的缺陷。这就要求:宏观-战略投资在提高当前有效需求时,不会压制未来的市场型储蓄与投资;在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企业营收利润的同时, 不会对财政赤字造成重大影响;虽在中短期中难有投资回报, 但在长期中则能形成有效的基础资产和可持续的收益能力, 从而最终全面融入市场体系。为此, 宏观战略投资的实施主体应该力求创新。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 一个可行的办法, 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 其要点是:(1) 在基金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 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 (2) 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 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 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 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 (优先回报的) 投资者, 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 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3) 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 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退休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经验的干才, 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 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 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4) 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 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宏观战略投资的功能是以国民经济长期发展为目标, 在市场经济转向下行、出现普遍性生产过剩的危险时, 针对性地加大宏观战略投资的实施, 主要通过提升宏观总需求的水平, 减小或化解宏观供求失衡, 解决生产过剩的蔓延。以当前中国经济为例, 现实是基建重化工行业大规模生产力过剩, 同时又有相对于国家长期发展而言的巨大结构性短板 (前述的自然资产、产业资产、民生资产、国安资产这四大类别的建设短板) , 而补齐这些结构性短板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又恰恰需要这些过剩产能的各种产品。因此:(1) 在补短板的项目建设阶段, 这些宏观战略投资会创造新的宏观需求, 把原本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 使其成为有效生产要素 (去产能变成了用产能) ; (2) 这些宏观战略投资项目的建设还会引致一系列新经济活动, 形成供应-产业链, 从而为微观营利投资创造众多新增投资机会; (3) 过剩产能的启用和微观营利性投资的活跃不仅会提升经济增长率, 而且会提高企业营利, 降低企业负债率;加上宏观战略投资以股权资本为主, 从而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增加股权资本, 降低杠杆率, 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4) 这些补短板的项目建设成功之后, 宏观战略投资又转变成供给侧的供给能力升级, 将中国国民经济质量与规模都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平。当然, 要实施一项全面补短板的宏观战略投资计划, 涉及实际操作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 而在政策上则要求以宏观战略投资计划为龙头, 引领财政与货币两大主要政策工具进行配合协调, 创新宏观战略基金治理模式, 进而要求突破对央行功能的传统定位, 主动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建构中国特色的宏观战略管理系统,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中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准高速长期增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