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兆梓，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主义的积累规律进行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也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从简单的模型出发，对社会主义积累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差异进行讨论，并对7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总结与展望。

一

社会主义积累的创新红利及其分配方式

一

两种经济制度创新红利分享空间的差异性

首先，我们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分配差异出发，考察两种经济制度创新红利分享空间的差异性。如图1所示，T0和T1分别代表了一个经济体在不考虑经济增长和考虑经济增长条件下的利益分配空间。T0是一个总产出为12万亿的经济体，数轴左边是工人的利益，右边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12万亿的GDP或者说国民收入，一半分配给工人、一半分配给资本所有者，那么6万亿就是一个利益分割点。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的情况，如T1所示，假定所有其它因素都不变，特别是劳动投入总量不变，增长只由一个因素导致，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GDP由12万亿增长到24万亿。而数轴上利益分配格局受一个基本条件限制，即工人的实物所得和资本的实物所得不能下降，因为下降就不能正常地再生产。也就是说，从6万亿到18万亿的区间才是创新红利可以分配的利润空间。首先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分配过程，是不是在6万亿-18万亿区间实现呢？实际上不是，资本家为了把所有的红利都占为己有，可以把工人的工资最大限度地压到实物工资不变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提高的水平，工人的所得维持在6万亿水平上。这样，全部创新红利都被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率提高到300%。那么能否将创新红利分割的区间从12向右移呢？虽然在分割点向右边移的过程中，资本家的实物所得只要不减少到6万亿（T1上18万亿处），就仍比T0上的12万亿要多。但是资本考虑的不是实物量，而是价值量，资本的生产目的是提高剩余价值率。因此，对资本主义而言，利益分割点上限仍然保持在12万亿的位置，维持原来的剩余价值率，也就是100%，如果再往右移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这是资本家所不愿意的。

图1 两种经济制度的创新红利分享空间

其次来考察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同资本主义存在差异，差异在于红利分配涉及的不过是劳动者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在整个自身利益内部的协调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创新红利的分配空间可以在6万亿到18万亿之间移动。

二

社会主义条件下创新红利分割点的移动方向

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创新红利分割点会如何移动？如果在创新过程中只实现了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激励，那么利润分割点能够向右移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得以大幅提高。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创新红利分割点在12万亿时，实物工资已经提高一倍，此时如果分割点继续右移，仍可以实现更大幅度的提高。反过来，如果往左移，只要不移到6万亿这点，那么实际上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提高了。此时虽然工人的福利提升幅度变小了，但仍然有实物工资增加的好处。利益分割点往左移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以剩余价值率为基础，剩余价值率高的时候，社会积累率就可以提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的创新红利分割点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当分割点向左移动时，一方面，资本收益增加可以提高社会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强化市场竞争，甚至激励企业创新，所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对生产的发展有益。当分割点往右移动时，就可以更快地增加劳动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总之，利益分割点无论是向左移动还是向右移动，社会主义再生产都向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新中国70年发展的三阶段

从实际情况来看，新中国70年的实践中，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大体上有一个直观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齐昊老师的研究表明，企业单位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率在前三十年上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先下降、后上升”。实际上，社会主义积累率应该计算全部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率，即应该包括农民，特别是对于农业大国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农民提供的剩余剔除，就不能够准确的反映社会范围内剩余价值率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计算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全部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率，考虑到数据的不完整性，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所做的计算是不连贯的，其结果如表1所示。

总结70年的剩余价值率的变动，和齐昊老师的结果类似，大体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初到70年末，剩余价值率上升的阶段，即利益分割点左移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一直是在震荡当中上升，从起初的120%上升到1978年的近180%。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积累率的提高，积累率从50年代初的20%上升到70年代的30%，从70年代开始积累率稳定在30%以上，这应该是中国前30年工业化初期保持高增长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对于后40年也有积极的影响，因为积累率维持在30%以上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剩余价值率下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下降，利益分割点向右移动，社会剩余价值率从1978年的170%逐步下降为1997年的130%。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段时间内，社会剩余价值率是下降的，下降实际上表现为劳动收入的提高。表现最突出的是农业，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从农业获得的收益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投资率提高。这是由于农民收入提高形成积蓄，积蓄转变为投资，因此社会总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比例下降，居民储蓄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的比重增加，因此维持了比较高的投资率，但是更重要的是改善了人民生活，改革让人们得到实惠。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从90年代末开始又进入一个上升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从130%快速上升到245%，近年来社会剩余价值率的数字保持高位震荡，是否会出现第二次下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的竞争加剧，企业的活力增强，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所以，以上三个阶段大体上同前面的理论分析相吻合。

三

积累规律效果初步显现

70年的积累规律获得了什么成效呢？一方面，这一效果呈现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仅是长时间，而且是大规模。中国人口规模是“四小龙”之和的16倍，这样大规模的持续增长，称之为奇迹毫不为过。另一方面，70年来的重要成效就是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尤其是后四十年，2017年的居民消费总额是1978年的30倍。居民收入的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四十年来我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达到70%以上。

图2显示了中国、美国和法国不同人群的收入增长数据。最左边的蓝色的柱状图是总体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在40年当中，中国平均增长了6.2%，红色和绿色的柱状图分别是最底层50%的老百姓和中间的40%的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增长，一共占了总人口的90%。从图上可以看出，中国90%人口收入年均增长在4.5%-6%之间，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且超过绝大部分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其中只有美国的十万人之一的富人收入增速比中国百姓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再来看减贫成效，减贫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中国减贫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才是老百姓生活较快改善的根本性原因。

图2 不平等与收入增长：中国与美国和法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WORKING PAPER,April 2017.

一方面是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的发展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众多西方经济学研究认为“中国奇迹”是一个谜，经济学无法解释。在我们看来就两条，一是中国在70年的增长过程当中始终保持高积累率，积累率稳定在30%以上，近年来甚至超过40%。高积累率是高增长当中始终不变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生产效率。前30年我们的效率不高，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劳动生产力持续提高。如果计算劳动生产率，会发现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也一直以很快的速度提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就是增长。扩大再生产首先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靠大量增加投入来支撑增长；再就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就是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所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增长没有什么奥秘可言，它就是成功的持续的扩大再生产，完全是“教科书式”的增加。

问题在于，我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了？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维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显著优越性，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根本性的原因。据此可以概括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中国经济在70年的波动中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是：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导致人民群众消费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者利益与权利也提升，能力发展机会改善，创新潜能充分发挥；而中国劳动者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又可以反过来刺激增长，推动更多创新，更快发展。这种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统一，生产力提高与人的能力发展相互促进，，这就是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一般表述。

四

问题与展望

以上仅是理论阐述，实际过程比理论复杂得多，也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当前的情况是，剩余价值率现在处于百分之二百多的高位上，社会积累率很高，我们面临着创新红利分配策略的两难选择。如收入分配差距、剩余价值实现等问题，大量过剩的剩余价值应当如何分配？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所在，但如果调整幅度过大，企业的成本上升，竞争力减弱，这会不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至少短期内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按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进一步促进发展，要同时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协调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这应当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政策。其次，多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劳动报酬提高的利润压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方面政策空间很大，政府应当大有可为。其三，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完善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捍卫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利益，从生产力落后的陷阱中强势突围。同时做好这三件事，关键还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制度已经在过去的四十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相信它还能在未来的数十年给中国人民交上更好的答卷。

责任编辑：陆家桢     审校：李怡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