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2020年12月20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武汉大学颜鹏飞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及其转化规律研究》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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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史概述

什么是体系？黑格尔论体系（“圈圈”）是表达真理“全面性”的最好形式〕。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体系” （“结构”“总体” ）视为德国民族和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马克思首先是在《哲学的贫困》（1847）破除普鲁东关于体系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之后，然后在《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首次树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理论。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把“实践”和“人的能动性”引入了哲学，区分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

《导论》的“政治经济学提纲8条” 把生产关系引入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任务就是“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概念的辩证法”，不仅仅研究原生态的生产关系，第1级的生产关系，而且要盯住“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以及产权关系（“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不平衡的发展"）。

并且还在《导论》中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五篇计划结构”，就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恩格斯进而认为，体系表现为一种“伟大的合力”。 

而习近平“把政治经济学系统化”，进而区分了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并且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总而言之，《＜资本论＞第一稿》中的 “导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上占有里程碑意义，是马克思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的飞跃，也就是完成法学、政治学和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也是是政治革命、哲学革命转向经济革命的标志。

二、话语及其体系发展的6条规律

中国古人把祀、戎、言视为“国之大事”，话语涉及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言丧命＂，并且把“立德立言立功”视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西方倡导“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并且力图转化成为“普世价值”。叔本华崇拜经典，认为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 尼采把《道德经》比为永不枯竭取之不尽的泉井。

圣彼得堡北面的拉兹里夫湖畔就是一个俄罗斯人经常顶礼膜拜的“圣地”即“列宁窝棚” 。1917 年 7 月和 8 月，世界十月革命的领袖在用树枝搭盖的窝棚里躲避资产阶级的追捕并埋头撰写经典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城的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花岗石窝棚，以兹纪念。 

《共产党宣言》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其诞生地众说纷纭。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鲜花广场的白天鹅咖啡馆这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直是主流媒体的论断，其中包括《 光明日报 》（见2011－6－15）、《环球时报》（见2011-06-24）、《求是》（见2019/22期）等等。我们在伦敦与布鲁塞尔两地自1847年12月14日（马克思接受伦敦共产主义同盟关于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委托，抵达布鲁塞尔）－1848年2月24日（出版《共产党宣言》）的逐日逐地的“田野调查”，结论是：马克思先后在布鲁塞尔野林旅馆（Hotel du Bois Sauvage, 19-21, place Sainte-Gudule）或者奥尔良路42号（42, Ｒue  d'Orléans，Ixelles ）寓所执笔撰写，既不是所盛传的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白天鹅宾馆，也不是仅仅在奥尔良路42号寓所，或者仅仅是在野林旅馆。这样才能得以到这个真正的“圣地”寻找马克思，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

三、五大体系和话语规律五条

分析和比较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异同点

１）理论体系管总的，这是因其逻辑严密性高于学术体系，而学科才能拥有其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应该从松散的处于低级阶段的学术体系，上升到严谨的高度规范化的理论体系即高级阶段。话语体系是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和表达形式，是受理论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话语就是表达方式。话语要有通识性、通约性，人们才能听得懂、接纳、认同。完成学科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化，科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进而信仰体系转化至关重要，这是从学科角度或者认知角度，对于既有的理论体系或者学术体系的丰富、深化、再思考和新飞跃。涉及三个主体——教材编写者、教师、学生，以及大学教育理念的再造。 

话语规律之一，话语具有鲜明的原生态，行业性，个体性。

话语规律之二，话语的多元性及其相互转化。区分政治话语（阶级性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学术性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政策——制度话语、学术——理论话语。话语的相互转换或者“话语共振”是一个大课题。话语建设。创造新话语不易。话语的传承、传播、交流和借鉴（话语良性互动）是主流。不能自外于世界话语体系。这是一把双刃剑。两种话语如果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两者如果隔离，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闭路循环 。

话语规律之三，话语的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要遵循“信达雅”原则。体系的通俗化也是一种再创造。考茨基通俗版《资本论》（1923年第七版）有篡改或曲解之嫌，但这种通俗化尝试的大方向值得肯定。

话语规律之四，涉及到约定俗成规律；人微言轻，而权利组织言重；话语权（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话语规律之五，应该抵制某些话语的欺骗性，其次不能盲从某些话语霸权（American First），破除西方文明话语中心论（“言必称希腊”）和“贾桂作风”（恐美亲美症），以及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推崇的“文化多元论”。中国经济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失语病征”即“学术失语”和“集体失语征”。必须摒弃西方话语中心论。

四、自立于世界话语之林的唯一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也就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核心话语的革命。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支撑和话语权，有助于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体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国化的奠基者。李达是倡导和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王亚南率先提出“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冯友兰倡导“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让哲学回到地上，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是陶德麟校长的至理名言。

核心话语革命，旨在占领世界话语制高点。为此，笔者在学界率先推出了“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新话语，以及把“社会主义变形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视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其一，关于“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我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节点上，应该适时转向以构筑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新话语或新术语体系。这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术语或话语的深化、升华和发展。

其二，“社会主义变形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符合逻辑起点选择的四大原则，即现实性（唯物性）、抽象性、始基性（胚芽性）和历史性。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概念定义变形理论的社会主义变形商品，兼具商品和公共商品的两重性，并且其发展、演绎和变迁趋势是商品－变形商品－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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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博渊    审核：秦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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