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敏里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重叠与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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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是处于新旧社会变革模式转型期的西方文明与处于传统社会周期性变革期的中国文明发生历史性接触的特殊历史时刻。对于前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变革模式正在结束、新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正在启动，而对于后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衰落刚刚结束、新的周期性增长刚刚开始。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时，不仅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主题上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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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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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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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一书中，杰克·戈德斯通提出一个富有启发的观点：如果从长时段来考察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即，前现代社会的周期性变革模式和现代社会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这一观点为我们思考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为，一部西学东渐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史。在西方科技、人文、宗教、政治逐渐进入中国，被中国社会逐渐吸收、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我们透过这一视角来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进行观察，我们立即便可以发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交汇点上，上演的正是这两种社会变革模式交织、重叠、缠绕和激荡的历史大戏。
首先，就西方主要是就西欧而言，作为内生型的现代化社会转型，16、17世纪的西欧发生的正是新旧社会制度的更迭，而这也就是戈德斯通所说的西方开始逐渐摆脱前现代的社会周期性变革模式，逐渐进入现代的社会加速增长变革模式，在经济、城市化、人口、技术等各个方面开始一个持续增长和稳定繁荣的时期。换言之，16、17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古代社会模式开始终结、现代社会模式开始发展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曲线，开始逐步让位于社会生产力稳步持续上升的直线。
其次，就中国来说，16、17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明清鼎革之际，但是，在这个时期上演的并不是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大戏，而是传统的王朝更迭的悲喜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衰老、腐朽的旧王朝被一个年青、强健的新王朝所取代，但社会发展的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更，整个过程不过是传统社会制度自身内部的新陈代谢，这特别是指统治阶层、权力家族的更换。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诞生，这无疑就是旧的一轮增长—下降曲线结束、新的一轮增长—下降曲线开始的周期性转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明清换代之际人口的大量减少、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以及清初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人口的缓慢增长。
对上述双方各自实际的历史过程、各种历史参数的具体考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假如这两种不同的曲线叠加在一起，会对我们的历史观察产生怎样的启发？而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这一观察的契机。因为，根据前面阐述的原理，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是处于新旧社会变革模式转型期的西方文明与处于传统社会周期性变革期的中国文明发生历史性接触的特殊历史时刻。对于前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变革模式正在结束、新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正在启动，而对于后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衰落刚刚结束、新的周期性增长刚刚开始。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时，不仅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主题上的深刻思考。
“西学东源”说与
两种社会变革模式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构成了四百余年整个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第一波，其中有一条根本的主线和变奏，就是由最初的西学东“渐”演变为最终的西学东“源”。它不仅是我们观察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也是我们审视整个四百余年西学东渐期间种种反复与曲折的切入点，在这里面正可以看到两种社会变革模式在重叠与交织中所起到的根本制度性条件约束的作用，而且也可以透视中国现代化制度转型之艰难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西学东源”说滥觞于康乾之际。康熙曾在多个场合论及西学，并直论西方的代数和天文学源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特殊知识兴趣及其本人与传教士的密切接触，他实际上掌握了当时在有关西学问题上的话语主导权。因此，在康熙这一钦定意见的影响下，康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学，不再有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的虚心学习的心态，相反从各个方面力倡“西学东源”的主张，并且逐步演变为中学优胜说。
“西学东源”说虽然只是在康乾时期才逐渐成形，并且形成了一些堪称定论的流行说法，但是，在整个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学东源”说背后所隐藏的中学优胜论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知识阶层观察最初与之相逢的西方人文、科技等学术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且也成为之后数百年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消除的情结，甚至可以说早已埋伏下了“中体西用”思想的源头。
以徐光启为例。虽然徐光启已经在上奏崇祯的《历书总目表》中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但同时他也抛出了“岂非礼失而求之野乎”的论断，不仅“西学东源”之论已显于其中，而且西学只是中学之补缀和遗义的思想也已昭然可见。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主张“会通以求超胜”的徐光启这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天朝上国心态，那么，造成这一心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在这里面单单从民族主义出发来寻求答案显然是一条错误的路径。因为，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百多年的屈辱史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一历史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现实语境。然而，徐光启时代的第一波西学东渐尚不存在这样的历史语境。那么，说这是与长期以来历史形成的中央帝国的皇朝心态有关，是否有道理呢？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只对周边处于华夏文明影响下的东亚诸文明体有效。而在面对拥有同样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当这个文明正处于开启它的新的现代文明的历史时刻之际，中国知识阶层在两种文明的接触与交流中依然能够得出像“礼失求诸野”这样荒诞不经的文化判断，就需要我们做出更深刻的历史分析。
对此，我们认为，最具解释效力的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出的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曲线叠加。
我们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年份1543年为节点，大体将之看成是欧洲科学革命开始之年，从这一时刻起，西方开始了新旧科学体制的转换；而以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为界，大体将这一时间看成是现代科学体制在西方的正式确立，自此之后，西方进入了稳定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期。参照这一时间节点，我们恰好也可以把由耶稣会士所主导的整个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过程大体划分成前后各一百年两个时间段。前一百年可以大体从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并获准在肇庆居留和传教开始，一直到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刘应五人抵华传教告一段落。后一百年则可以大体从1687年起，一直到1785年止，是年三名味增爵会士到达北京，至此耶稣会在中国两百余年的传教历史便宣告终结。
一旦我们将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两百余年历史切分为前后各约百年的两个时间段，那么，结合我们前面所说的两种社会变革模式，即，一种是前现代社会的周期性变革模式，另一种是现代社会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则前一百年大体可以看成是西欧第一种社会变革模式的结束期，而后一百年大体可以看成是西欧第二种社会变革模式的开始期。第一阶段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由于处于第一种社会变革模式的结束期，因而，他们所携来的西方的人文、科技更多地具有古代学术思想范式的特征，而较少具有现代新兴的学术思想范式的特征。因此，当处于这一阶段的耶稣会士向明清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介绍西方学术时，它们作为古代学术思想范式的特征自然不会和同样属于古代学术思想范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相冲突，相反，还可以彼此发明和互证。显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会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李之藻语）的感慨，并且产生“礼失求诸野”的想法，认为由耶稣会士传入进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只是《周髀算经》的遗绪、流布，正可以起到补缺、完璧之用。
第二阶段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已经处于了第二种社会变革模式的开始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前后，西欧科学进入了所谓的“巨人”时代，不仅出现了像伽利略、牛顿这样的划时代的科学巨匠，而且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代表的科学院机构在西欧各国纷纷成立，这标志着现代科学体制在欧洲的正式确立。实际上，张诚、白晋等法国耶稣会士来华，除传教以外肩负的另一重使命就是仿照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中国建立“中国科学院”。由于白晋受到了康熙的特别信任，他们这一在中国创建现代科学体制的目标也几乎影响了康熙。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康熙帝与西学的这段特殊的“蜜月期”，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从古代科技体制向现代科技体制转化的特殊历史机遇，但事实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撇开礼仪之争以及传教士所采取的传教方式的偏差等原因不论，我们认为，造成中国在这样一个最有利的历史环境中丧失这一科技转型的机遇，最根本的原因是此时中西科技的差距仍然不大。就中国来说，康乾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盛世”，用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观点来衡量，此时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社会周期性变革的上升期，政治稳定，社会繁荣，在没有强大外力挑战的情况下，正显示出传统社会的“勃勃生机”。就西欧来说，虽然这一时期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加速增长期，但毕竟刚刚开始，新原理虽然已经提出来，但新的技术发明较之传统技术并没有显现出几何级数的差距。因此，在这一历史时刻，当两种文化再度并置在一起，就会呈现出看起来非常相近的上升曲线。尽管这两条曲线的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一种将在康乾时期达到高点后逐渐趋于停滞，并最终进入下降期；而另一种则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最终将在19世纪显现出其强劲的竞争力。但是，在康乾时期，从同样的上升曲线来观察，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却像前一百年时那样彼此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在第一波西学东渐过程中基于特殊历史原因的曲线叠加，才造成了“西学东源”的立场和主张，并且最终造成了在制度层面上中国错失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简言之，一个处于高峰期的传统社会和一个正处于发轫期的现代社会相互碰撞时，并不会带来传统社会的制度转型，更不会使得简单的技术层面的移植转变为科技体制的现代转型。传统社会仍将沿着古代社会变革模式的逻辑走下去，直至面对羽翼丰满的现代社会体制的强劲挑战。
对科技转型的制度反思
在对造成西学东渐第一波——自西学东“渐”始、以西学东“源”终——的属于社会制度变革模式的原因做了上述探讨之后，我们可以就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一个更深入的理论层面的探讨。
我们认为，一部西学东渐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转型史，在科技转型的背后实际上是制度转型。因而，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中立的观点相反，四百年的西学东渐史，以有力的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社会制度架构，科学技术是厚的，而不是薄的，它绝不是如人们通常所想象和以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器物层面的存在，从而可以在任何社会中平行移植、随意嫁接。相反，存在着古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区分。与古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是一整套古代的社会、政治和人文的制度架构，而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社会、政治和人文的制度架构。从而，一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科学技术转型的问题被提出来，它就不简单地是从古代的科学技术范式向现代的科学技术范式转型的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是一个从古代社会制度模式向现代社会制度模式转型的问题。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以下几点有趣的观察：
第一，如果说与古代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是古代的科学技术范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的古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就属于同一个范式，在共性之下它们会有个性的差异和明显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在本质上二者无优劣之分，而只有发展得是否成熟和充分之分，以及是处于周期性增长与衰落的哪一个时段之分。
第二，如果说与古代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是古代的科学技术范式，那么，由于古代社会制度在中国明清时期达到烂熟程度，我们可以预判，在古代科学技术范式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清时期也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峰，与此同时，也就很可能是它即将步入停滞的阶段。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代的科技成果主要是一些总结性的科技著作，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而不再有新的科技成果的发明和创造。
第三，当一个社会的制度优势发挥殆尽，除非它自身完成制度转型，否则，其为科学技术提供制度支撑的制度模型会反过来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明清之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尽管有上述的在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总结性巨著，却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反倒由于制度自身的限制而处于停滞与守成状态。
第四，当我们来观察16、17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与同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相比，这个时期的西方科学技术就不能被简单地归于古代的科学技术范式。由于它正处于西方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它一方面具有古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开始逐渐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并且由于它在逐渐摆脱古代社会制度模式的限制，获得新的现代社会制度模式的支持，因此表现出长足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创新特征，同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与守成恰成鲜明对比。
综上观之，当一个社会的制度优势完全耗尽，它的科学技术也就将陷于停滞。不过，我们认为，一个守成社会不是一个科学技术归零或完全野蛮化的社会，因为它至少继承了之前社会文明的科学技术成果，只不过它不再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可能空间，而是将继承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某些方面，由于维护既有统治的技术需要，它甚至还可能将已有技术的运用空间拓展到极致。也许正是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的这一复杂联系，才使得人们错误地得出科学技术是中立的观点，认为不仅科学技术可以为任何社会制度服务，而且科学技术还可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得到孤立发展。通过以上探讨，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不是中立的，相反，它有着自己的深厚的制度内涵，它的创新和发展也需要一个能够给创新和发展提供可能空间的制度，而且在根本上，守成的社会制度是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因为它在根本制度层面上不会给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持久的制度支持。
明末清初中国的技术达到古代技术水平的极致。一方面，当它与由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古代的科学技术相接触时，由于彼此之间模式一致，它体现不出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另一方面，当它与其中属于科技革命的现代部分相接触时，由于后者属于初起阶段，也同样体现不出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这样，它就不会由于与西方科技的接触而引起制度层面的革新。
因此，当我们从科技体制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第一波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过程，我们将对其中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并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历史进程提供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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