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喜丨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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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历史定位。深入开展对这一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论证，是学界的重大使命和任务。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来看，论证一个思想理论的发展，基本都是从历史方位的变化、实践基础的发展、创造主体的贡献、理论主题的确立、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发展阶段的厘清等维度来展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历史方位作了新判断，对实践基础作了新阐述，对创立主体作了新评价，对时代课题作了新概括，对理论体系作了新建构，从而为新飞跃的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思想元素。
作者：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席教授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从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的阐述看深化学理论证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最初构建思想体系的背景下，突出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则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新的历史定位：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即把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对独立了出来。
把握《决议》作出的这一新的历史定位，对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从政治上看，它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在当代中国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提高我们对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其二，从思想上看，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理解，切实把握新时代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及其蕴含的原创性思想，从而坚定我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思维的决心。其三，从理论上看，它解决了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和相关教材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判断的历史定位存在的不协调难题，从而为全面系统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升华其时代价值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
简要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和相关教材在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时存在的模糊性并对此作出厘清，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其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关于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讲提纲中，在保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的同时，已经出现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等新判断。此后，在把党的十九大建构的思想体系转化为教材体系时，就始终存在着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判断的逻辑关系的难题。
党的十九大至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出版的权威教材总共有五种，按出版时间排序依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年版），中宣部组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2018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2021年版），以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年版）。它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定位的表述，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既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又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其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而没有直接使用“新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但又使用了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有所提升的判断；其三，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而使用了“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境界”，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升华”等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种情况的四种教材，在同时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或相近表达）的判断时，无一例外都巧妙地将这两类判断分列在不同的内容部分而没有将它们并列。同样，属于第三种情况的《问答》，尽管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但是在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指出它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教材的上述处理方法，既尊重了党的十九大的判断，又反映了编者的智慧，即尽可能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同时又避免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两类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党的十九大刚刚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相关教材的话语表达和理论界的学理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是情有可原的。
其一，党的十九大在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的同时，还作出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可以在逻辑上推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推论出它已经超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但是，由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所有的政治文件包括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中，都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在话语表达上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判断推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其二，党的十九大至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理论界在诸多文章中甚至标题上使用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等论断，但其论证都回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而是致力于梳理出其在哪些方面作出了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这对新飞跃的论证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的阐述至多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来看论证理论飞跃的必要维度
从学理上充分论证某一思想（或理论）的创立实现了新的飞跃，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上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论证。简要追溯这一思想史，可以看到实现一个思想理论新飞跃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即六个维度。
其一，历史方位的变化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出了必要性。历史方位实质是这一理论所诞生的时代条件，它包括时空两个坐标，空间坐标即它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条件中，时间坐标即它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理论之所以实现了飞跃，在于其创立的历史方位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趋势中又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其二，实践基础的发展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客观可能性。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论同实践的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这些理论之所以实现了飞跃，在于其实践基础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大方向中又都具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
其三，创造主体的贡献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主观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及其发展是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每一次的理论飞跃中，集革命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杰出领导人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的主体条件。这些理论飞跃，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及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杰出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为新的时代课题是他们率先发现并提出的，新的实践是他们领导推动的，首要的基本理论架构是他们奠定的，基本的理论范畴是他们确立的，重大的理论观点是他们创新的。
其四，理论主题的确立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前提性条件。任何一个思想理论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确立它的地位，必须有一个鲜明的理论主题。这一理论主题是对该时代课题的明确回答，从而构成这一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成为该理论的显著标识而使它与其他理论清晰地区别开来。这些理论主题的精髓都是朝着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但其中每一个理论主题都具有鲜明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论逻辑的阶段性特征。
其五，理论体系的建构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确定了丰富内涵。一般来说，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往往是先提出思想，然后初步形成思想体系以指导实践，再在实践的检验中发展，同时进行理论体系建构，这是一个理论丰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不断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中包含基本范畴的创新以及原创性思想的贡献等。这些新的基本范畴的确立和由此形成的原创性思想，在创立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同样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其六，发展阶段的厘清为实现思想理论的飞跃提供了必然性说明。一个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同实践的互动和继承发展前人思想的进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这一理论从萌芽到初步形成创新思想、到确立理论主题、到思想逐步展开、到在实践中检验和丰富发展、再到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的过程。通过厘清每一创新理论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及每一阶段的特征，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实现飞跃的必然性。
从《决议》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学理论证提供的思想元素
除了形成发展阶段外，《决议》对其他五个涉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论证的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这为理论界深化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思想元素。
其一，对创立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新判断。《决议》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之中，这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出了必要性。
其二，对创立的实践基础作出了新阐述。《决议》从13个方面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实践基础作了系统阐述。新实践蕴含了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实践。这些实践的成就既是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取得的，又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基础。这些体现历史性变革的实践成果孕育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其三，对创立的主体作出了新评价。《决议》在党的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基础上，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性贡献，明确作出了“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的论断。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主体条件。
其四，对创立的时代课题作出了新概括。《决议》在党的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概括，即“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大时代课题。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时代课题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反映了对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出的贡献，又体现了第二个百年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上需要继续推进的方向与路径。对时代课题的新概括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比，既有连续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将其转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为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其五，对创立的理论体系作出了新建构。《决议》在党的十九大阐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八个明确”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两个“明确”，并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首要的“明确”，从而形成了“十个明确”的基本内涵。基本内涵的新阐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作出了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总之，《决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所提供的上述五个维度的思想要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当然，在学理上深化这一论证，还须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各方面对上述元素加以提炼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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