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免疫学也有德国渊源
搬家时发现这本旧的中文免疫学杂志，32年前的出版物，mygoodness。谈及辉瑞新冠疫苗的内核是德国制造，实际上我的免疫学也是通过导师史良如教授间接从德国人那里学到的。
我们当年十几人分配到武汉生物所，现在那个造出中国新冠灭活疫苗的单位。当年中科大、武大、兰大、川大和我们同济的学生都有，实话实说我应该是里面相当努力的一位。我和同济卫生系的，再加上华东师大的三人，被随机分配到史老师的免疫学研究室。史老师当时更希望招生化的毕业生，因为他想做酶标记的抗体，但是武大的生化毕业生完全不听话，当时又是老板没有生杀大权的年代。
那是以前与裘法祖同船留德的谢毓晋教授创办的研究室，全研究所仅这个，后来有了病毒研究室，就在我们室加了免疫学的字样。我进去时所里决定我们大学毕业生是需要轮转的，后来领导早把这事忘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沒有去疫苗和血液制品的车间，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幸运。
当时史老师刚从德国著名的杜平根大学回来不久，从德国带回了大量的杂交瘤细胞株，那是他在德国日夜工作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德国人是多么地慷慨，允许中国学者把初步材料带回国，当时从美国回国的学者也是大包小包地把实验材料运往中国，只有现在川普当局才把它们当成国家安全的高度。但是史老师带回来的抗体仍然需要再做鉴定，这篇文章就是当时鉴定的结果之一，当时我仅从医学院毕业了一年半，就以第一作者将文章发表在重庆办的《免疫学杂志》上，另外还有三篇分别发表在《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杂志》和《上海免疫学杂志》上。
感恩我当年在生物所的史老师那里学会怎么拿试管和加样器，也能辩别脾脏和淋巴结的T或B细胞的淋巴分区，从而开始做免疫学，而我考上海细胞所的研究生的方向是分子遗传学。记得当年我问史教授，我是否应该学德语，他反问我：“你见过任何一篇文章是德文发表，你必须读的吗？”，我说沒有，他说：“德国人都以发表英文文章为荣，你学德文干什么？”。所以我虽然同济毕业，永远不懂德语，到是儿子和女儿在中学都学过早己经忘了的德语。回想史老师的我们四位弟子都跑到了美国，一位武大病毒系的家伙在深圳赚了大钱。
人生有很多步骤几乎无人能预测，机遇加努力造就了人生路。这是我以前说过的话：“我是从来不相信杰出人才未来所成就的辉煌是能够通过所谓的＂人生设计＂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学生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更不能预测未来那一扇门在何时何处会向你敞开。你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将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也是随机的。大家知道思想的碰撞为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也就是西方人常提到的＂同伴压力＂或伙伴间的影响与激励，而人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很难预定的。美国的沃森去北欧才是他的初衷，而他只有到了英国剑桥才能够遇见克里克，才有可能在弗兰克琳度假时在伦敦看到她的衍射图，而沃森和克里克文章中的DNA双螺旋图像还是克里克的具有艺术背景的太太绘制的，这些条件都不容易设计到所谓现代版的课题申请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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