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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士康到王村村,串起一个无聊时代

任大刚 冰川思享号 2019-04-05

任大刚

专栏作家。曾任东方早报评论部主任,澎湃新闻网社论委员会主编,梨视频评论总监。现任梨视频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与孔孟对话》(中文、韩文)。



王村村的身份是“企划经理”。四年前,他决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最近他在一档讲演中汇报了四年来,从古典主义无聊进化到现代无聊的种种成就,众多看客饶有趣味。无聊与有趣总是如影随形,他以一种无聊的方式,过上了有趣的生活。



01

无聊是一种资格


但王村村没有告诉我们,他以“无聊”为生的经济收益到底如何。生而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父母或他人资助,须得外出工作养家糊口。无聊本身并不能带来金钱上的收益。纵深来看,无聊是一种资格。

 

当绝大多数人为了吃饱肚子,奋战于田野草原河湖森林,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否则生命将受到威胁。也就说,绝大多数的人,如果不工作,立刻就会忍饥挨饿,因而工作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有意义的。他不需要去思考意义问题,活着就是意义本身。而劳动成果会成为一个明确的目的,展示于秋天的某个时段、显见于逐渐长大的牛羊或渔网拉起来的那一刻。这是耗费时间与生命的奖赏。


▲王村村在一席上的讲演


极少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繁重的劳作中脱离出来,衣食无忧,他们立刻就会面临意义的追问。如果发现意义残缺,无聊感就会陡然上升。

 

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对照是,《红楼梦》里,刘姥姥从无一言半语言及生活的无聊,而只有努力活着的无奈;小小年纪的林黛玉已能发出感慨“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敏感于生命的冷酷无常,因而与其说她死于疾病,倒不如说死于生命的无意义感。从这层意义上讲,无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能够感受无聊的,必定是有闲暇的人。人有闲暇,才会去思考玄远的意义问题,才会去追问生命之所依傍。

 

在上流社会内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人表现出无聊。譬如,皇帝可以说大臣是个无聊的人,而大臣不能说皇帝让他感到无聊。无聊是有等级的,也是一种特权。



02

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

 

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绝大多数人像古代贵族一样,衣食无忧,无聊就成了现代人的专利。有关这一点,在鄙人的另一篇文章《下一个马云,是能够帮助中国人打发无聊的人》中,已有清晰论述。不过,这篇文章只是从商业角度回答了“无聊何为”,预测了一个巨大的商机,而没有从意识和精神层面回答“无聊为何”。

 

诚如王村村所言,无聊与两个决定性因素有关:时间与意义。要度过无聊非常耗时间,而且其过程往往毫无意义,譬如花费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到底有多少粒。

 

米兰·昆德拉把无聊分为三种:消极无聊,比如打完一个呵欠之后的情绪;积极无聊,沉迷于某种爱好,比如通宵达打游戏;反抗性无聊,当一个年轻人纯是为了一声巨响,打碎橱窗玻璃时。


▲米兰·昆德拉(图/视觉中国)


鄙人则认为,所谓无聊,就是感受到着手的事情没有意义,或者在超过能够忍受的时间段内,无所事事,没有意义地空耗。而如果加上上述惧怕皇帝式的无聊,就凑齐了海德格尔划分的三种无聊:第一种“被某事物搞得无聊”,第二种“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第三种是深层次的“某人无聊”。

 

海德格尔的第一种“被某事物搞得无聊”,比如因为计划不周,提前来到某个火车站,距离火车到来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们因为火车站无法立刻提供乘车服务、需长时间等待而感到无聊。于是,我们不断看表,并尝试用各种无聊举动来消磨时间。

 

我们被车站的“拒绝”搞得无所事事,被我们急需抓紧却拖延着的时间拖住。无聊显然与时间相关,赶走无聊的方式,就是消磨时间。


▲候车室里等待的人们(图/东方IC)


在工业化的时代,我们都处在“忙”的状态,即便是休闲,也不过是事前计划好的“闲”,“闲”是被安排的,是“忙”之间的一种暂时状态,只不过这种“闲”的安排,不再来自单位或政府而已,它貌似是自由的。但是猝不及防、未经计划的“闲”,完全可以让你手足无措,一筹莫展,百无聊赖。

 

对第二种“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海德格尔的例子是,我们受朋友之邀,安排好时间去参加一个晚宴,期间其乐融融,丝毫没有感到无聊,无聊顶多会不经意闪现,比如我们偶尔会用手敲敲桌子,抽几只并不需要的烟,但尽欢归家之后,我们仍然会感到无聊。

 

的确,忙于社交和宴饮,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但是一旦社交和宴饮结束,如果无意义感爬上心头,无聊感将如影随形。

 

中国人刚刚结束普遍的饥饿时间并不长,因此全民性地热衷于宴饮,似乎要把过去数千年的饥饿一并填补,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显表现出对宴饮的克制,并明确表示出无节制的宴饮是意义极其有限的。

 

为了对抗这种“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王村村的办法是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不要停止,譬如请一次客,需要亲自种菜,亲自打制铁锅和菜刀,亲自钻木取火。这种行为艺术的隐喻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填满在现代社会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其目的是主动地消磨时间,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积极无聊。


▲王村村为了炒个空心菜,在北京七环外钻木取火(图/网络)


能够积极无聊的,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人,而他们往往最容易感受到无聊,因为他们总是处于工作、社交和宴饮等等“忙”的状态,一旦“闲”下来,除了必要的休息,便是无所适从。

 

至于第三种无聊,海德格尔举例说:“当人们星期天下午穿行于大城市的街道的时候,就会自发地受困于:‘ 某人无聊’。”你穿行于大城市的街道,但是这些整个的场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某人真无聊”——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只有人才可能自己感到无聊,或者被其周围的事物和人搞得无聊。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聊,暂且打住不做分析。

 


03

无聊,及其对抗

 

把无聊作为一种社会性精神世界的表征,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

 

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人都是可以看着后辈呱呱坠地到结婚生子,看着禾苗发芽到成熟,看着牛羊出生到最后被屠宰,看着撒网和收网,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忙碌的,但是他可以整个地参与生命的开始与再启或终结,如果时间与生命是一体两面,那么他的整个劳作,灌注了全部的生命意涵。

 

但是在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至少半数以上的人被卷入到庞大的生产体系中,除了休息吃饭,个人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统一管理起来,而且在整个流水线的生产组织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参与到整个的作业,而只是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疏于管理的体系内,他的工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这其实是双重的切割,一方面,一个人每天至少有八小时是被切割出去;另一方面,在八小时之内,你也只是整个生产组织里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是完成一小块切割下来的事物。

 

不惟如此,哪怕一个家庭的子女,其教养过程也是流水线式的,他们的相当部分时间,并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被各种机构有条不紊地轮番塑造,切割,然后组合成一个合格的成品。

 

那么,除了养家糊口,工作还有别的意义吗?坦率地说,毫无意义,所以很多人处在矛盾之中,一面怨气冲天,一面又欢欣鼓舞地走进工厂和写字楼。


▲每天上下班途中刷着手机的人们(图/东方IC)


管理学家提供的解决办法,是赋予工作以意义,最显著的是建立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总是回避企业的最大使命是利润最大化这一利益诉求,而是把它与社会责任或国家使命相勾连。这样,你在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里从事微不足道的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是在为社会为国家做巨大贡献。通过意义构建,零碎的个体被整合进一个大的有机体,从而看起来生机盎然的样子。

 

此外,在生产组织内部,也开始营造一种亲情和友情氛围,上下级关系得到重新调整,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工作看起来是使人愉快的,值得向往的。

 

再有,西方社会一整套的宗教信仰体系,其瓦解速度相对缓慢,它对缓解人的无聊、空虚感,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工业化国家从事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大大减少,更多的人参与到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中,工作的重复感降低,也有利于无聊感的缓释。

 

在晚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海德格尔的火车站呆上几个小时已经不那么无聊,任何人都可以掏出手机,把没有看完的电影或文章看完,平时没时间看完的冗长电视剧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看完。实在无可看,也可以在“社交软件”上,社交一番。

 

技术时代造成的无聊,最终靠技术缓解。

 


04

中国式无聊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整体而言,可以说工业化刚刚完成不久,但是无聊作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情绪,已经弥漫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

 

无聊大多来自于重复。全球最大的流水线属于富士康,而流水线却又是重复的代名词,因而富士康不幸成为无聊的重灾区。司汤达说:“无聊攫取了一切,甚至自杀的欲望。”但司汤达低估了无聊的危害。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事件,轰动一时,它可视为无聊情绪的极端表现。

 

试想,祖祖辈辈从未有过如此严格管理的流水线生存状态,直接将那些青工的多面性压缩到比纸片还要薄,因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无聊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将教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即你是非常渺小的。个人生存的意义除了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续不断的加班,而且个体之间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被分配进完全隔绝的空间之内,孤独感得不到缓释,人的焦虑、无助和未来感的丧失,使生存和生活失去意义。这印证了本雅明的预言: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是全新的,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死亡。

 

比较集中发生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开始改进管理制度,对员工予以必要的关爱,恶性事件虽仍有发生,但有所缓解。


▲跳楼事件发生后,由富士康工会组织在大陆各厂区发起的“珍惜生命,关爱家人”誓师活动,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员工正观看誓师巡游表演。(图/东方IC)


放眼望去,在今天中国,二三十岁的劳动者已不复他们的父辈那样,一辈子焦灼于吃饱肚子,他们中很多人即便一年半载不工作,生存并无大碍。但不工作,除非是富二代,又将面临社会舆论深深的敌意。而且,他们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已经远远不如其有正式工作的父辈。

 

首先是工作的不稳定状态更为普遍。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导致未来预期模糊,意义总是在远方,远方不清楚,意义就模糊。当然,不稳定的状态兴许说明有创业热潮,但须知,创业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以互联网创业为例,三年成活率据说也就3%左右。创业失败跌倒再起的,又有多少?

 

其次是工作的成就感稀缺。随着工业化极速推进,中国工商业企业已经走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阶段,出现了很多庞大的帝国型企业,普通员工通常只能在上级制定的工作方向上狂奔,自由发挥的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如果工作即份内之事,与混吃等死何异?

 

再次是收入水平赶不上以住房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住房可以说是普通中国人最大宗的私有财产,有住房就有自由,有更多的住房就有更多的自由。是故,现代中国人对住房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但是,房价已经被搞得很高,导致很多异地工作的人士购房困难。房子问题的难以解决,跟教徒无法接近上帝是一回事。没有住房这个上帝,生活便显得无所依凭。即便忙于工作,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无聊”。

 

在今天,王村村式的无聊无疑是人畜无害的,他让有趣与无聊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让自己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聊,从而使生活必须变得有趣起来。但是无聊的另一面,却已经与酗酒、抽烟、滥交、绝望、仇恨、暴力、自杀、冒险等等刺激性行为相联系。


▲王村村花了3个小时数出每个草莓上有多少个草莓籽


尤其是,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篇,网络时尚的速度远比传统的线下时尚要快速得多,在一个以时尚为原则的世界里,刺激更多,也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无聊。

 

无聊的王村村,映照出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面相。工业时代诚然要比农耕时代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但是它的进步性更多体现于对肉体的心满意足,而于人的精神世界却疏于看护照料。魑魅魍魉乘虚而入粉墨登场,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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