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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鄙视体力劳动,还过什么劳动节

卢小波 冰川思享号 2023-05-17


很多城市中产家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可能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卢小波



01


有一段时间,我住的这个楼在修补外墙,以及清洗玻璃。


某日,我家朝南的落地大窗户外,出现了两个挂着桶的“蜘蛛人”。他们身形精干,黝黑结实。我打开窗户,递了两瓶装矿泉水。一个小伙子,微微一笑,唇红齿白。这种笑容挂在半空中,很有明星范儿,让人印象美好。


转天,他们到了我家南面的阳台边,是三个人,我听着他们挂在那儿聊天。年纪大点的一个员工说,有别的公司拉他们去,一天600块,比这个公司多100块钱,福利也更好。


又过了一天,我到地下车库开车。在车库入口,有个小伙子坐在长椅上抽烟。晚春的南方天气里,他光着膀子,一身薄薄的油汗,肌肉线条分明。旁边是一堆沙子,一根扁担和两个篷布兜子。肯定是哪一家正在装修,他得把卸在路边的一卡车沙子,一担一担挑上楼。显然他挑过一阵子了。这时是上午9:30,我11:30回到原地,沙子已经快挑完了。


这一上午的孤独劳动,让小伙子饱满的一身肌肉,明显变得干瘪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短时间的强体力劳动,能让一个人这样起变化。


图/图虫创意


再过了一两天,装修垃圾堆放处,看到一部载重2.5吨的卡车。一个中年司机,正往车上搬运废旧板材、石材、钢筋什么的,哐哐哐声音极响。换成以前,司机是另有装卸工跟车的。


可以想象,为了多赚些钱,司机把装卸活儿也兼了起来。我在院子里绕圈子跑了一小时,哐哐哐的声音一直没有停。


不久后,我在小区不远处道路上,看到一群工人正在开挖电缆沟什么的,这群工人都在50岁上下。两三天里我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干活,沟里有一两个人在挖,三四个人是坐着喝水抽烟,他们轮流挖。


然后有一天,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附近干活的工人忽然多了起来?接着,又给了自己一个答案:我感到身边的工人无处不在,是从那天给“蜘蛛人”递上矿泉水开始的,是从旁听他们在我家阳台边聊天开始的。


工人并没有变多,是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打一个不恰当的心理学比喻,为什么一个男人上街,某天忽然他觉得,到处都能看到孕妇了?那是因为他的老婆怀孕了。


因为我跟工人有了一点近距离的接触了解,才对他们更关注了。



02


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在竞选时经常回忆,“我从小在商店工作”“我在印度餐馆当服务员……”但后来被人揭出老底,他在21岁时曾向人暗示,自己“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这个身价数亿的富翁首相,努力表达他对劳动者的熟稔,显然有政治目的。不过,扪心自问,我身为城市普通白领,有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似乎也没有


拿这个问题,向我上班的丫头和闺蜜提问,她们认真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没有。她们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其实,很多城市中产家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可能也“没有工人阶级的朋友”。


当然,你一定要说,电脑程序员和银行柜员就是工人阶级,那也是对的。只是,我这里讲的工人阶级朋友,是指纯粹靠原始体力吃饭的底层劳动者。


我的印象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界限,似乎并没有划得这么清晰。虽然那时候,一直强调消灭“三大差别”,但心理界限并不是那么像今天这样。今天的现状,是虽有清晰的政治正确,嘴里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是鄙视的。


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在南方的城市,家家户户如果打制家具,基本上是备好木料,请木匠上门现做的。在长达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城里孩子与农村来的技术工人,有建立深厚友情的机会。当然,大人之间有一点界限,但是跟木匠也有比较友好深入的交流,也并不禁止孩子与木匠的生活讨论。


我们家曾经两三次打制家具。我小时候,对木匠的工具,以及家具的制作过程非常熟悉,木匠甚至会让孩子比划使用一下工具。比如木匠师傅就告诉我说,制作板凳是木匠学徒的基本功。小木匠“出师”之前,必须完成一只小板凳。这个四脚板凳如果结实完美,经得起师傅的挑剔,就能够“出师”了。


图/图虫创意


我在读高中时,附近有一片建筑工地。班上有一个学霸,带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民工。


这个民工是个退伍战士,曾经是一名侦察兵。他经常拿出一个笔记本,按照上面画的招式,教我们打侦察兵“捕俘拳”。他还会吹笛子,每次拿起笛子来,就问我和同学,要听伤心的呢,还是听高兴的?他不用曲谱,随口就能吹奏,我估计是他自己即兴谱曲。


那个时候,也有对农民工的歧视。当地百姓不叫他们民工,而叫他们“老民工”,再年轻也叫“老民工”,其中当然有贬义。但我们很年轻就有机会明白,不能那么平面地小瞧“老民工”,不能这么看待这些外表粗糙肮脏的工人。


现在在城市,因为城市管理的需要,建筑工地都用围墙隔离了。建筑工人都住在围墙内、板房内,实际上跟本地居民是有很深隔膜的,更难融入当地的生活。



03


从前,从体力劳动者转成办公室白领,难度也大也不大。


我在银行上班时,对桌的阿姨原先是码头装卸工。当年,只要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只要你基本素质跟得上,人员是可以调动交流的。体力工作与白领的鸿沟,不是不可跨越。我还是从这个阿姨那儿才知道,装卸工是45岁就可以退休的。


顺便一说,现在职场上,再也不会有后辈称前辈为阿姨叔叔了。现在人都喜欢年轻,所以无论年纪再大也是称哥呀姐呀的。不过这个规矩,在体力劳动者那边,应该不会改变。你年纪大了,体力不行,后辈叫你叔叫你爷,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能说,白领年轻人很鸡贼。


随着技术革命的爆发,劳动的定义在发生变化,很多劳动会被AI替代。当然,操纵AI也算是一种劳动。但无论怎么说,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建筑业、室内装修业,很多体力劳动岗位,在肉眼可见的将来,是无法替代的。


过于细致的分工,使劳动更枯燥。过于讲效率,也使劳动更无聊。像旧时代那样,体力劳动者中的全才,越来越少了。


比如,从前的木匠师傅,胶水要自己熬,木匠甚至要身兼油漆匠。我妹夫、二舅都当过木匠,所谓心灵手巧是一个具象的词儿。像我妹夫,曾经当过4年木匠,当年家里的电热水器,都是自己做的。我二舅是国营大厂里的八级木工,更是无所不能,从小孩的鞋子,到家里使用的煤油炉,到整个房屋的装修,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完成的。


我记得,福建三明当年有一个农民,甚至制作了一架飞机,飞了几百米远。如今在民间,劳动者中这种大师级巧匠,确实是少了。


所有的劳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完全实现。其结果就是,手巧的普通劳动者,不怎么被重视了。更不要说,那些单纯靠力气吃饭的劳动者。


这几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快递小哥似乎被人关心了一点。但有多少人知道,支撑快递小哥的后台工人,劳动量有多么残酷。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近照(图/本人授权)


前两天读了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在物流公司分拣组里,当过“倒包员”。每天夜班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4天。晚上9点之前吃晚饭,到第二天清晨7点后才能吃早饭。他进去的头一个月,体重就掉了十几斤。他的一个同伴,在三个月内,体重从一百八十几斤掉到一百三十几斤。


再认真回答一下,我究竟算不算有“工人阶级的朋友"。因为在前文,我谨慎讲了“似乎没有”,这是有原因的。


25年前,我在这个城市的第一套房子,是两个姓苏的木匠装修的。他们是叔侄俩,从水电工、泥水工,到木制家具,都由他们包了。当然,泥水工是他们找来的。那个年纪轻的小苏,有点耳聋,但手艺巧。此后20余年,我们家的修修补补,还是叫小苏来家里。


因为他的听力问题,每次给他打电话联系,都特别费劲,但他做事靠谱啊。每次他都不肯收钱,但我是毛估着给工钱,200块钱的活儿,给500块钱。他今年大概有50岁了吧,他们这一群木匠,已经无法再接零工的活儿,而是在各家装修公司之间游走。


我和他这种关系,究竟算不算朋友?我确实没有把握,也许只能算是一种良好的雇佣关系。


我们虽然年年过劳动节,但很多人对体力劳动是鄙视的。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是人类良心的起点啊。不然,我们过什么五一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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