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

复杂多元的“交往”

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构建刍议

王 泰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学界对中东的区域国别研究日渐显示其重要性。加强新形势下中国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学科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坚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的基础上，站在建构中东研究中国学派的高度来审视和思考。中国的中东研究可以文明交往论的历史观为主题，以国别个案为基础，从历史意识（时间维度）、全球视角（空间维度）、“本土”情怀（文化维度）、中国立场（角色维度）和理论创新（思想维度）等多个角度，对复杂多元的“中东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历程，是有其确定内涵和独特价值的学术探究之旅，是集时间、空间、文化、身份、思想五位一体的多视角交叉和多学科融合之旅，也是坚持中国的立场自觉、问题自觉和方法自觉三者高度统一的理论自信之旅。

关  键 词  学术体系 中东研究 “文明交往论”学派构建 中国立场 方法自觉

作者简介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通辽028043）。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尤其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更加彰显中东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友谊深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双方关系走过60多年的历程，中国已经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同海合会建有“中海战略对话机制”。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原油供应方和第七大贸易伙伴。根据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阿要在政治、投资贸易、社会发展、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领域开展29项合作。此外，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等非阿拉伯中东大国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交往也非常密切，在中国对中东外交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国与中东彼此之间虽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为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都行进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而不懈努力。当前，中国正从新型智库建设、专业化人才培养、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等多个方面加强包括中东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亟需理论创新、视野创新、方法创新，在学科建设上做出系统设计。

究竟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的内涵、边界、外延等各方面，尽管分歧不甚明显，但中国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一些争议。例如，北京大学王周谊研究员认为，“区域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则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

应当说，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至少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及服从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批涉及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随之一批研究成果（主要是译著）出版。但直到改革开放后，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在国际政治学的学科支持下才取得快速发展。近几年，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又出现“井喷式”发展。新型智库建设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提出及其实践，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亟需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支撑、学理支撑。例如，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海外利益和全球利益的逐渐拓展和增加，中国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问题更趋综合，任务更趋多样，这些都迫切需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来解决和回答。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大国和周边国家，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认为首要的是处理好对欧美大国和周边国家这两个方向的外交问题，就可以创造相对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就可以利用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在新形势下，除了继续做好对欧美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国家外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体系重塑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非欧美世界和非周边地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60多个沿线国家中，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中东地区有17国（超过1/4）；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其中两大国际平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更是纳入了巴西、南非、埃及、土耳其等在地域上距离中国虽然遥远，但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

区域国别研究一定意义上还关涉国家政治安全。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国别研究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在向国内外阐释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起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从中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广义角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从而更加坚定和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也自不待言，因为没有高水平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就谈不上全面客观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更无从进行科学合理的国际比较。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议程不能也不应该缺失中东这个重要的战略区域。中东作为“异域”，这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相同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热点和焦点最集中的地方，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又有明显的不同。该地区几乎集中了当代世界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从民族矛盾到宗教纠纷、从地缘政治到资源争夺、从大国干预到内部动荡、从治理困境到文明迷失，等等，由此决定了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中东交往”及其问题更加复杂和多元。中东究竟向何处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它充满了历史的沧桑，透显出人们对中东未来发展的担忧与困惑，蕴含着该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不确定性”发展的根源与前景，对它的任何形式的回答都需要建立在更加多维、更加坚实、更加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文明交往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观三大创新理论成果之一，强调从历史和个案角度，立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阐释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汇，对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交往及其自觉进行阐释，在理论上具有外交哲学意义上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本文立足于文明交往理论的主题和视野，试图从历史意识、全球视角、“本土”情怀、中国立场、思想创新5个维度就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乃至建构中东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学界。

强化历史意识：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中东

当前，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创新问题，涉及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正面临着“范式”转型的历史机遇。

对中国中东研究而言，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两个研究路径，即基于“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地缘政治”的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历史学——文明交往”的研究路径。但无论从研究人员的数量、学科背景，还是研究机构、发表的著述和成果等指标来分析，前者在中国都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成长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巨大成就和优势。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即国际关系学研究路径的学派意识不够明显，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构建和相对独立的宏大叙事分析框架，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西方种种“主义”话语的跟随、模仿层面。对于后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以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中东史专家、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为代表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文明交往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同整体化、现代化一起构成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宏观理论创新的三足鼎立，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是基于文明研究但又鲜明地区别于西方文明史观的历史观念创新，是立足于历史史例个案研究并强调对文明交往互动作重点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创新，对于构建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的中东研究完全可以文明交往为主题，综合两个研究路径的优点，推动范式转型，以此构建中东研究的中国学派。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信中也指出，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实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确实也都需要历史学的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异域”研究和“外国”研究，而“世界史”或者“区域史”、“国别史”、“民族史”是我们了解“异域”和“外国”的前提和基础。在变幻多端、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对于纷乱复杂的中东问题，需要我们尽可能“建立对历史的理解”。如果从近代中国社会最初面对现代世界的困惑与迷茫，开始强烈要求去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角度追根溯源，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最早开始于晚清著名学者魏源及其《海国图志》。魏源由此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著名世界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发文专门强调，世界史应该也需要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所谓重大问题，既包括现实问题，也包括理论问题。世界史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边界宽阔，知识丰厚，有条件以世界作为观察的舞台，为国人提供更多的思考。世界史在许多问题上有独特的视角，它可以超出“纯历史”范畴，更好地发挥跨学科的作用。

历史对中东现实问题的影响，首先在于从历史的本体论层面看，中东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宏观上分析至少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其一，中东孕育了伟大而神奇的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西亚文明（又可以分为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波斯文明），是古代文明伟大的发祥地。其二，在漫长的文明交往过程中，中东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和特质的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时序上又可以分为阿拉伯文明和后来的奥斯曼文明）。直到今天，伊斯兰文明都是当今世界不容忽视、影响重大的文明之一，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发展。其三，中东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不仅自身作为东方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漫长的交往，而且它还同其他东方文明（如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也有着悠久的往来。正因为如此，中东的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联系、沟通、交流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古代丝绸之路不绝的驼铃就是此种文明交往的历史见证，更是今天“一带一路”实现民心相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因此，中东作为人类多种文明的聚集之地与交汇之所，决定了对中东问题的研究要在文明和历史的基础上做大量细致的学术探究工作。

其次，历史参与中东现实问题的塑造，还体现在很多“历史的中东问题”本身在当代的发展、演化乃至发酵。例如，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地区的根源性问题，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为难以解决的国际政治问题之一，从19世纪末初步形成到20世纪经历5次战争，再到现在的停滞状态，跨域3个世纪、持续达百年以上。其复杂性体现在，它不仅是同一时代不同问题的叠加所造成，而且是不同时代同 37 54819 37 20449 0 0 9068 0 0:00:06 0:00:02 0:00:04 9068问题的累加之结果，从这一角度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还不如说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不能从历史的角度理解阿犹两个民族独特的“历史情结”、梳理阿以冲突与和平进程的历史演进、阐释清楚其所形成的复杂的国际历史环境，也就不可能厘清问题的根源与实质，更无从预测其前景，解决起来自然是难上加难。

此外，还有很多或者被隐藏、或者被忽略的“历史情感”问题，虽然不被觉察，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影响或参与现实世界的创造。例如，阿拉伯剧变后，对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吸引眼球的话题，不仅学者对它趋之若鹜，就是土耳其政府也沾沾自喜，以为到了引导阿拉伯国家走土耳其道路的绝佳时机。但很显然，它忽略了阿拉伯人被土耳其人统治400年之久的历史事实，其结果是现在大多数阿拉伯人根本不愿意模仿土耳其任何的所谓发展经验。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汲取历史智慧的体现，而且“一带一路”建设毫无疑问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早在20年前，彭树智先生就提出“我们关注着重振丝绸之路的繁荣”的重大命题，他认为丝绸之路作为“联系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应该从文明交往的角度对它“为何开拓，因何而盛，缘何而衰，为何而又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观察，并做出“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文明交往之路，都是人类文明交往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的重要结论。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强化历史意识？按照彭树智先生的看法，就是指研究过程中要做到：通古今之变的长时段；变中求常的动态视角；交往互动的联系观念；经验教训的总结思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创造精神；历史交往的文明自觉。当前中东所有问题，不论其如何复杂，都有其历史根源。站在历史看中东，就是从上述6个方面聚焦历史上中东的文明交往，深入探究“历史的中东问题”，从而为我们更好理解现实、解决现实的中东问题，乃至为回答“中东之问”奠定基础。

强化全球视野：

“站在月球”的角度看中东

常言道，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一些学者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组织角度总结了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视野方面的局限，即所谓“三单模式”：“在空间上局限于单个国家、在时间上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或者现状研究，在视角上局限于单一学科”。“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和热点国家，对很多重要的国家和地区缺少关注，从而缺乏全球的、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只埋头关注狭隘的研究对象，不论其研究本身如何具有丰富性，但总不可避免地“缺乏世界的整体性背景，无法形成国家-区域-文明的立体层面”。由此可见，在认识论层面，传统区域国别研究在全球性、整体性、战略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短板。事实上，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把区域国别研究置于更加宏大的时空背景，以满足区域研究在“文明”层面的学术担当。

环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中东，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同样，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也对中东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离开世界解读中东问题和离开中东解读世界问题几乎一样困难。审视中东问题，当然不能脱离全球的视角。所谓全球视角，狭义而言，就是指全球文明交往视角下正在重建的世界秩序，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与趋势。按照美国著名学者、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的判断，当前世界秩序的变动是“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研究员也指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回溯过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的过渡式‘后冷战时代’，我们今天正经历着国际体系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在现阶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和贸易的物质交流层面，全球化进程与逆全球化现象的“明争暗斗”，它对中东的影响是深层却不易被发觉的，例如，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现在特朗普又提出“美国优先”战略，这对于急需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又不乏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正在重启工业化的阿拉伯国家而言，显然是给了当头一棒；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文明交往层面，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系统“纵横捭阖”，重塑世界文明体系。就中东而言，地区秩序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上，这方面也呈现出新特点，突出表现在：美国的犹豫和徘徊——长期以来作为中东局势的主导者，面对新的格局变动，既想撤出中东但又似乎撤不出中东；俄罗斯的果断与决然——经过后冷战时代近30年的卧薪尝胆，最近几年终于抓住叙利亚问题和沙特试图推行“多边平衡外交”的意图等机会，而一举高调重返中东；中国的淡定与从容——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建设规划，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建设性参与中东。

所谓“站在月球”看中东，是借用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提出的历史观“站在月球看地球”而提出的一种思路和角度。从全球文明交往的角度审视中东，就是要紧紧围绕当前世界秩序重构之种种问题，理性判断中东（及其文明）在这一新的交往体系和秩序重构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客观认识“世界的中东问题”。例如，世界秩序重建下的中东、全球治理体系创新中的中东、逆全球化挑战下的中东、中国崛起视野下的中东、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东，等等。

文明交往并不排除文明冲突，因为冲突与战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交往形式之一。自1993年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该命题就像其始作俑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摧毁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重要因素，并最终促使其在1991年解体；而2001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九·一一”恐怖袭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命运。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自己深陷中东泥潭，极大地消耗了美国力量。如今，美国政治生态悄然生变，“特朗普现象”突显其政治极化趋势，加上白人与黑人的种族矛盾、白人与拉美裔人的文化矛盾，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族群撕裂的未来。2010年末，中东地区掀起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改变了中东，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恐袭潮、难民潮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不断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一些欧盟国家开始强调国家主权和重新管制边界。随着一波又一波恐怖袭击潮、难民潮涌向欧洲，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英国脱离欧盟，欧洲出现新的分崩离析现象。以至于一些专家认为，“现当代西方文明的霸权国家均陨落于全球穆斯林激进势力，又一次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冲突。

仔细考察上述各主要事件，似乎无一例外地矗立在“文明的冲突”的巨大阴影之下，最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几乎全部与中东密切相关。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全球层面看，21世纪初期所显示的“西方的没落”的情势，不再是20世纪初期像施宾格勒这样德国的历史社会学家主观的担忧和困扰，那时还属于西方文明内部单向度的交往自觉，而现在则客观上演变为正在展开的现实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属于双向度或多向度的文明交往自觉。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首先是西方自我膨胀、过度扩张、“两个拳头打人”逻辑的必然结果，完全符合保罗·肯尼迪所解析“大国的兴衰”的基因密码。事实上，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其本源在于利益冲突，一些文化或文明的差异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争。另外，纵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虽有各种文明之间的碰撞、摩擦与冲突，但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当然，不可否认，文化或文明差异现已成为中东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从“站在月球”的宽广视野来观察，由此避免以片断事件作为整体的思维观，才能全面把握中东政治与中东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强化“本土”情怀：

站在中东的角度看中东

正如上文所说，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中国人的“异域”研究和“外国”研究，那么作为研究对象的“中东”（区域及各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被我们观察的“他者”。这就如同作为一个男性去研究女性主义，一个非穆斯林去研究伊斯兰教相关问题，易产生距离与隔阂，乃至误解。因此，一些学者把当前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西方（主要指欧洲）从16世纪以来逐渐兴起、到19世纪出现高潮的“东方学”联系起来，与前述美国“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一样有相似之处。但问题在于，欧洲在“东方学”出现不久就走向了“东方主义”，美国的“现代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本体的研究，而是冷战背景下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具有浓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战略图谋。以上种种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又有哪些启示？

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就社会科学研究的“本相”与“表相”问题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为什么一个赤脚走路已习惯的人，踩在尖锐的砾石上不觉得痛？”他进一步追问道：“为什么一个经常受歧视的人，久而久之，对他人的侮辱性话语行为变得毫无反应？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历史’，即使那‘历史’让我们成为原住民、少数民族、新移民、劳工阶级、女性，并成为征服者、主体民族、老居民、男性与资产阶级之外的社会边缘人？”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在“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的“虚拟世界”里，“他者”自我已经习惯成为一个“他者”，就像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就如同光脚踩在尖锐的砾石上不觉得痛；其二，作为编织“知识体系”（例如爱德华·萨义德批判的所谓“东方主义”）的观察者（对上述状态同样理所当然地）所表现出的迟钝与漠然。作者援引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看法，认为观察者基于社会的偏见常让其对外界缺乏反思性的认识。“个人的社会认同、社会现实与学术法则等等，均让我们在认识外在现象、事物上非常迟钝……脚底生了老茧，我们踩在烫的、尖锐的砾石上，却没有抽回脚的反射动作。”

然而，随着联系和交往的扩大，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区域紧密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距离感或者陌生感，但对不同区域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是由人类的社会性本质所决定的。一定意义上，“真正的女性主义”并不排斥“男性的女性主义”。这里所谓的“本土”情怀，其实强调的就是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对其研究对象——特定区域所怀有的真挚情感，即能够站在中东这块辽阔美丽的大地上，从中东自身的角度看中东。作为研究者，理应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尽可能熟悉和热爱这块土地，包括它的历史和人民、它的诉求与愿景、它的困境与迷惘；尽可能地去深入、靠近和理解“他者”，从而尽可能缩短距离、缩小隔阂，以便达到破除上文所谓“知识体系”建构的“虚拟世界”和作为研究者“不迟钝”、不淡漠的目的。这方面，美国学者J·L·埃斯波西托在其所著的《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一书中，态度鲜明地主张站在中东的角度反思西方的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存在所谓的伊斯兰威胁，那么首先是因为存在某种“西方威胁”，其研究视角值得赞赏。随后，在他和另外一位美国学者莫格海德共同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将通常沉默的伊斯兰世界大众的声音呈现出来，被誉为“揭开真相”之作。他们“以有力的证据和无可辩驳的逻辑表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有着同样的希冀和梦想，也有着共同的关注和问题”。

从现实研究的角度，我们为此必须从破和立的角度尽可能做好两件事情。所谓“破”，就是破除和摆脱西方话语所构建的学术体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长期以来，正是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建构起我们对于中东的“虚拟世界”。正如郭树勇教授认为，当今比较流行的区域学、国别学知识体系虽然汇聚了各国学者的智慧，但无疑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彭树智先生对西方的中东史学科建设进行评价时早就提出过如下的批评意见，“西方学者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中东史作跨学科分析，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思路和推动学科体系创新，但现存专门学科理论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

然而，更重要的是“立”。首先，我们需要紧紧围绕进入21世纪后中东“文明交往”进入“新阶段”这一时代特征，从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换位思考“中东的中东问题”。这些特征包括：

其一，地区秩序变革进入新调整期。21世纪初不到20年时间，两大事件引发地区格局和秩序大变。一是由于“九·一一”事件，恐怖主义开始从内部撕裂中东，导致该地区几无宁日。“新月带”核心区（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伊斯兰国”的持续破坏和打击，一度面临着被解体的威胁，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结构处于危机之中。二是阿拉伯剧变以来，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的调整和重塑总体呈现“西落（以埃及为首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东起”（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南降（阿拉伯世界）北升（伊朗和土耳其等中东北层国家）”的态势和格局，阿拉伯世界在“剧变”之后国际地位虽称不上一落千丈，但在地区局势中发挥的作用完全不能与以前同日而语。

其二，地区权力博弈呈现新态势。一是阿拉伯世界内部主导权争夺异常激烈。2017年6月以来阿拉伯七国与卡塔尔“断交风波”原因众多，但沙特联手阿联酋试图重振其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而埃及长期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损失惨重，其对外影响风光不再，特朗普总统首访中东先去沙特，一改新任美国总统出访中东第一站埃及的惯例，这就是一个明显信号。二是土耳其趁势上扬，打出“土耳其模式”的旗号试图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埃尔多安在未遂政变后“修宪”，大幅对国内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其措施之猛烈，被称为有浓厚的所谓阿拉伯化倾向，其强人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三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传统教派冲突依然尖锐。伊朗在与美国妥善解决核问题之后，对内力促改革发展，对外大力调整外交布局，继续在什叶派的旗帜下努力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其三，地区内部治理面临新挑战。一是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共和制国家在传统威权体制被推翻之后，内部民族、部落等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加上国际社会干预和恐怖主义势力插手，致使它们再次面临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历史重任，资金匮乏、安全缺失、认同危机接踵而至。二是诸如埃及这样很快实现相对稳定的国家则显示出“重走”威权主义道路的迹象，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处理棘手的“三遗”问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何摆脱背负过重的历史“遗产”、如何清除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而在很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遗毒”，以及刹住长期在威权主义统治框架下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低下、社会腐败贿赂现象等“遗风”）。三是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问题虽在2017年底因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而使国际社会重新聚焦该问题，但并未改变其总体被边缘化态势。巴勒斯坦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还不如说是内部不同派系的团结统一问题，因为策略问题长期解决不好而导致战略问题被搁置已经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甚至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悲剧。

其四，地区文明自觉有了新进展。中东各国对民族复兴的渴望超乎以往任何时期，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大国在内的各国纷纷调整其国家发展战略。经历剧变后的阿拉伯各国，终于发现美国是靠不住的，新自由主义名誉扫地，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它们走过了很多弯路，痛定思痛，在政治上经历剧变后对稳定的追求，以及经济上经历动荡后对工业化的追求更加迫切，我们对此种“心情”应予以理解和支持。一些国家终于发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根本在于其经济发展程度”，这是阿拉伯国家在21世纪最难能可贵的自觉！但我们对这种自觉又不能过高估计，因为长期受制于固有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这些国家劳动力知识程度和科技水平大多较低，多数国家仍然依靠初级产品加工、资源出口和传统石油工业，尤为重要的是部分势力集团和当权人士缺乏创新思维，不能也不愿意解放思想，这已经成为现阶段阻碍和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加上很多老问题积重难返，要想实现工业化绝非一日之功。

其次，需要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西方的做法，不能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再编撰出中国的或东方的“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这和下文所提中国立场有区别）。如果说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最大特征和最大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那么，为中国外交服务的区域国别研究也理所当然应该继续坚持并强化这一立场，充分考虑和理解对方的想法，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必然要求。惟其如是，我们方能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我们要把握住阿拉伯人集体“向东看”的机遇，把原来彼此单方面的热情迅速转化成为双方共同的“兴趣”，想别人所想、急对方所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年初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提到，“来到阿拉伯国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有一种亲近感。这是因为，在穿越时空的往来中，中阿两个民族彼此真诚相待，在古丝绸之路上出入相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甘苦与共，在建设国家的征程上守望相助。这份信任牢不可破，是金钱买不到的。”这种“亲近感”可谓“本土”情怀最生动的体现。

强化中国立场：

站在远东的角度看中东

大约20多年前，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朱威烈先生《站在远东看中东》为题的论文集出版，题名所反映出其深刻的用意，已经提出了中国中东研究的“原则立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站在远东（中国）看（观察、审视和研究）中东，研究是为了服务国家需求，彰显了中国老一代中东研究专家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及其学术自觉。对此精神，我们理应在继承中发扬。不过，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同20年前相提并论。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前是西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以及在传统的世界秩序下中国与中东的交往，而现在则是西方整体呈衰落下降之势，全球秩序重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就有关全球议程开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赋予“站在远东看中东”以新内涵，围绕前述“历史的中东问题”、“世界的中东问题”和“中东的中东问题”，积极表达中国立场，深入阐释中国思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多年以后，撒切尔夫人的傲慢与偏见即使在其祖国也不攻自破。2016年，英国《金融时报》著名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在他的新作《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提出“全球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无情转移。”他发明了一个新词：“东方化（Easternization）”。在中国人早已习惯了“西方化”概念的背景下，这个词听起来虽然令人感到怪异而五味杂陈，姑且不论亚太世纪是否来临，或者所谓的“东方化”在“捧杀”中国的时候也隐藏着其“棒杀”的阴谋，但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我们正在通过50年的发展成就抵消西方通过500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优势，从而恢复我们5 000年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根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要求，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要求与之一脉相承。

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王毅部长认为，第一个特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努力使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和认同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第二个特色就是坚持合作共赢。中国决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搞零和博弈，也不搞赢者通吃，而是继续把中国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第三个特色就是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积极服务国内发展，努力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在国际上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正当权益。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其出发的原点在哪儿？新时期“站在远东看中东”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从何而来？建立中东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对此，区域国别研究又如何占得先机，率先做出榜样。专家学者已经探讨了很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要求，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六个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指导区域国别研究。

首先是立场自觉，即要明确“为谁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要在坚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原则基础上，明确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及中国大国战略的底线和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何以继承？就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遵守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何以民族？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文明型崛起，这一过程可能对中东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意义，特别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之提出“中国方案”的战略任务。

其次是问题自觉，即要明确“研究什么”的问题，这就是要在坚持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的原则基础上，面对世界秩序的重建、面对中东形势的巨变，面对“一带一路”在中东的任务与愿景，根据国家所需和国际正义，实事求是、精准梳理“中国的中东问题”。问题从何而来？从宏观的角度看，当前最紧要和紧迫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中东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第二类是中国与中东关系问题。关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谈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抓住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谈到中国对阿拉伯政策原则时提出，“我们将融合中国向西开放和阿拉伯国家向东发展两大趋势，发挥产业互补和资源互补两种优势，用好工业化和文明对话两个抓手，谱写中阿传统友好新篇章”。实际上，围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实现中国与中东交往上述“五大身份”的互动，三个“双向”合作，是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总依据和总原则。

最后是方法自觉，即要解决“怎样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在坚持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原则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国别区域研究最大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学科和方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或者历史、民族、宗教以及军事、外交，需要多学科参与共建。当前，在更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新形势下，区域国别研究也面临着学科融合的新机遇，也必须在学科融合的进程中尽快实现学科的转型升级。还需要明确，智库建设主要是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但并不排斥基础研究。相反，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应该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在历史学领域，世界史研究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碎片化”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再次呼吁宏大历史叙事，向大历史观和长时段回归，强调从总体性角度研究和阐释人类历史发展变化规律。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重要学科支撑的国际政治研究，长期以来的确存在着学科“窄化”现象，我们需要更多地聚焦“文明”，树立本体的多元意识，从而确立在学科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及其总体性。

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家战略，落实到中国与世界（区域、国家及国际组织乃至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交往的外交实践。如果说前述坚持中国立场还只是理论出发的开始和理论预设的前提，那么强化外交理论创新，并在创新的基础上指导外交实践、推动实践创新才是理论的最佳归宿。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时代要求，必然呼唤与之紧密相伴的理论研究、理论阐释的大力创新和适度超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研究和创新同样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针对特定区域研究的区域内涵。

强化理论创新：

站在思想的角度看中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大国。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其他国家几百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与之相适应，我们有更多资源和手段坚持和平发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也有更多能力和条件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动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最新的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主张，已经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5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下谈及该理念上百次。2017年1月18日，他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再次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它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此后，联合国多个层面的多项决议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 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第一次在涉及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引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中。11月2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国际安全与裁军委员会（简称“联大一委”）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决议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联大一委历史上的首次，被称为填补了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的空白。以上联合国多项决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思想贡献。

中国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对于中东、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可借鉴性。就连西方媒体也承认，“尽管对中国模式仍有一定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将中国视为其发展经济的楷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踏上东方取经路，‘辩证地’学习中国经验，希望能复制中国经济腾飞的故事”。埃及央行经济研究处处长艾哈迈德·拉米被他所看到的中国发展现状所震撼，作为来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官员，其所言极具代表性，“埃及和中国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但是中国取得的成就却远在我们之上。我们希望学习和复制中国的模式，让埃及也能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超越了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引领中国外交占据了国际道义和时代潮流的制高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看来，“国家之间的互相学习，是为了成功而不是为了失败”。学中国，正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一次次“被动学习”或“邯郸学步”之后的自主选择。郑永年认为，中国最值得学习的正是其自主学习的精神。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决心。那么，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推动构建中国-中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蓝图中，究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文明底色？

首先，文明的生命在交往。和平交往应该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文明底色。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不称霸，敢于直面并回应世界关注的所谓“中东之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环视当今世界，形势和矛盾最为复杂的地区毫无疑问首推中东，对和平和发展的追求最为强烈的毫无疑问也是中东。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阿盟总部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中东应该通过加强对话来化解各种分歧，通过加强发展来破解动荡难题，要根据自己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针对外界关于中国种种“介入”中东的说法，明确做出“三不”承诺，即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习主席的上述讲话既打消了各种疑问，也明确了中国的建设性发展中东关系的基本思路。

其次，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互尊、共赏是最为亮丽最为鲜活的文明底色。人类历史跨越千年万年，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但不变的是人文精神，是文明情怀。正如2 000多年前横跨欧亚大陆绵延几万里的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和物质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通。我们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一，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的变革诉求，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其二，我们强调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有着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样性。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其三，我们倡导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再次，合作共赢则是其更高要求更高水平的文明底色。我们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我们提出以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为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我们提出通过高举和平对话旗帜、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中东工业化、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等方式手段，开展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等四个行动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告别了西方文化优越论，破解“西方中心论”神话，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古老文明共同复兴。一些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其单元是古代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化；把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洲际合作倡议，通过互联互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助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开创经济全球化“3.0时代”，是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融通。

最后，以上三大底色共同交织于致力于中国与阿拉伯及其他中东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阿拉伯陷入发展迟滞、政局动荡、文明迷失的状态中，但是，阿拉伯人从未放弃过重振阿拉伯复兴事业的理想，这就是“阿拉伯梦”。正如来自约旦的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所认为的，“我们需要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我们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文明复兴。”这位对中国“非模式化”发展超乎寻常重视的学者提出了阿拉伯世界应该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的理论。他意味深长地指出，阿拉伯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重视当今中国的崛起：其一，深入研究中国崛起，借鉴中国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其二，通过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借助未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作用，摆脱外部世界长期以来对阿拉伯复兴事业的阻碍。他说，“这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重振自身的复兴大业，早日实现‘阿拉伯梦’。”毫无疑问，这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所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当代写照与精神传承。

由此看，无论在中东地区问题，还是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做法、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已经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强不霸”等思想创新，需要学术界结合中东外交实践深入研究，形成思想的体系化，以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与此同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理念，中东研究学者亦努力挖掘处理中东事务而激发的思想源泉，凝练出更多的原创性理论，避免学术研究就事论事，从而为中东发展问题、包括中东在内的中国大国外交有更多的思想与理论贡献。

结语：构建中东研究学术体系：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对于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我们认为以“文明交往”为理论的分析视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均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它既重视现实又兼顾历史，既聚焦部分又关注全局，既关注自身更尊重对方，本身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却又对现实世界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解释力。彭树智先生指出，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性主题，是对自然认知上有“知物之明”，对社会认知上有“知人之明”，对自我认知上有“自知之明”。综合起来说，便是“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的核心，是要明白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明白发展规律而获得自觉。有了这种自觉，才能对自然不掠夺，对别的文明不霸道，对自己的文明不糊涂，从而防止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交而恶”，引导文明交往走向“交而通”的光明前途。

综上所述，面对复杂多元的“中东问题”，文明交往论之于区域国别研究，有其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第一，厘清根源，这是中东研究的认知前提和研究基础。历史总是在参与现实世界的塑造，我们要在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等文明交往的历史长河里溯源。探究规律、总结经验，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的基本职责。当前，中国的中东史、中东的国别史、专题史、中东国家对外交往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比起欧美史、日本史、俄罗斯史，由于语言、资料的诸多限制，仍旧不能满足于现实的巨大需要。而区域国别研究的报告、学术刊物多拒绝历史学类研究成果，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此外，培养历史意识，随时随地保持对历史的尊重更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

第二，看透外围，这是中东研究的形势所致，更是环境所迫。中东长期以来被喻为“大国政治的坟墓”，也有“国际政治的流沙”之称，这都反映出中东与世界，特别是与大国的复杂敏感关系。中国和中东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和中东，在全球秩序重建的时代苍穹下凝望，我们不得不从世界的角度，或者月球的角度看中东，正是因为找准各自在全球的身份和定位是极其关键的。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没有纯粹的双边关系，正视也好，忽视也罢，“第三方”的存在及其影响就在那里，中国与中东之间的美国因素、俄罗斯因素、欧盟因素，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因素，都是必须考虑在内而进行研究的领域，这些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彼此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视角下的中东国别区域研究可能同外交实践一样充满了复杂性、艰巨性和挑战性。

第三，理解内在，这是异质文明沟通和交往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内因而不是外因成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如果中东内部能够保持高度自觉，或者有足够的战略定力，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类似阿拉伯剧变这样的事件本质上还是中东国家内部有效治理缺失和长期以来民生困境所造成，而非必然是美国的幕后安排。由于曾经相似的历史命运，我们能够更好理解中东人民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历史命运，但在当前情况下，二者发展差距有日益拉大之虞，越是这样越是要求我们更加深入把脉进入21世纪后中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危机后出现的集体性焦虑，要在伊斯兰文明渴望复兴的强大呼声中认真倾听，不仅要听得懂，还要入得心，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情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难达到的就是民心相通，而最为恒久的可能也是民心相通。

第四，研究自觉，如前所述，这是包括立场自觉、问题自觉、方法自觉在内的高度统一。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外交，但不可忘记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因此归根到底它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正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才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有了强大自信，奠定了不可否认的世界大国地位，并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且不论中东传统上影响中国发展稳定统一的老问题（如“疆独”问题、伊斯兰极端思想扩散问题、油气资源问题乃至台湾问题），即使从“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过中东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中东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会转化为“中国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中东研究者要在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宏大叙事中担当。区域国别研究拥有广阔的舞台，但不是没有边界，我们既要守住“底线”（对敏感问题的研究至少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更要追求“高线”（更好为国家对外战略服务），这是研究的目的和功能，也是学者的使命与担当。

第五，思想引领，这是中东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永远不能给世界贡献思想”的所谓“撒切尔夫人命题”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面前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破产。世界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这样一个转折点，不论是贡献思想还是贡献价值观，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前，崩溃的是“中国崩溃论”，终结的是“历史终结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与中东及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这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历史叙事。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历程，是有其确定内涵和独特价值的学术探究之旅，是集时间、空间、文化、身份、思想五位一体的多视角交叉和多学科融合之旅，也是坚持中国的立场自觉、问题自觉和方法自觉三者高度统一的理论自信之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资格、有能力在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大潮中为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发展贡献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