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菊子

1.  以色列人看美国的抗议活动

这几天有一条新闻，说以色列产生了第一位黑人女部长。其实，这位新部长普尼娜·塔玛诺-沙塔（Pnina Tamano-Shata）虽然肤色较深，也确实是来自非洲，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黑人”，而是犹太人。

1984年至1985年间，三岁的普尼娜随父亲及五个兄弟一起离开埃塞俄比亚，先是步行到苏丹，然后由以色列的秘密部队摩萨德接到以色列。眼下，她是中间派蓝白党党员，蓝白党加入以内塔里亚胡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以后，普尼娜被任命为移民部长。

图一. 以色列新任移民部长普尼娜·塔玛诺-沙塔（Pnina Tamano-Shata） /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英国读书时，正好有一位以色列人加迪·本-艾泽尔（Gadi Ben-Ezer）也在那里作访问学者，他研究的就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史，从他的讲座和谈话中，我们听到过不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辗转来到以色列的故事。今天，以色列一共有大约14万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许多第二代埃塞俄比亚以色列人相当成功，在军事，司法和政治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新部长普尼娜·塔玛诺-沙塔走马上任，也是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是，埃塞俄比亚社区是以色列最贫穷的社区之一，失业率很高。他们也经常抱怨自己受到歧视。近年来，警察对埃裔以色列人使用武力的事件，包括致命的枪击事件，曾经导致过街头抗议和冲突。——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

更何况，以色列境内还有更大的少数族裔——阿拉伯/穆斯林以色列人。以色列将近9百万人口中，大约20%是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其他非犹太教的阿拉伯人（一百八十九万）。这说的还都是以色列公民。

除他们以外，以色列还必须面对巴勒斯坦人，就是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这个人口种族、宗教、国籍和地界都错综复杂的弹丸之地，也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密切关注着从美国燃起的种族抗议活动。

我在以色列《国土报》的“意见栏”中读到记者切米·沙莱夫（Chemi Shalev)的一篇评论文章，发现很多以色列人的看法居然和国内很多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不知道这里到底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人抄了作业。

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以前支持民权运动，现在却害怕“黑人的生命也重要”。沙莱夫说，以色列媒体报道了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后美国发生的抗议活动，而报道的重点则集中在最初爆发的暴力和抢劫上。当地媒体采访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时，他们大多抱怨其业务受到损害、担心家人安危，并要求当局作出更严厉的回应。

暴力事件平息后，以色列的报道也相应减少。美国的和平示威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以色列媒体却不再跟踪。因此，以色列公众并不了解美国公众舆论的巨大转变，也没有随之了解，其实，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警察的暴力行为只是许多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各行各业系统性歧视的冰山一角。

有几件事让很多以色列人感到愤怒：HBO暂停放映《乱世佳人》；《纽约时报》编辑詹姆斯·本奈特发表了一篇由阿肯色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呼吁军队以武力驱散示威者的文章之后，因为受到读者和记者的广泛谴责而引咎辞职；暴民擅自动手或州长下令拆除纪念南方联盟军将军的纪念碑等等。权威人士和专栏作家都纷纷谴责审查制度、扼杀异议人士、篡改历史和“政治正确的暴政”。

以色列右翼反对最为强烈。有人引用对洛杉矶犹太人企业的袭击，证明抗议活动完全就是反犹太的。以色列一位右翼名人发推文说，非裔美国人动不动就爱打砸抢，另一个人则说，非裔美国人根本无法赶上其他种族。在这些右派人士看来，抗议活动说到底就是那些激进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组织搞起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以色列的盟友和救世主川普。

六十年前，美国的民权运动兴起之初，以色列报纸上全都是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文章。以色列政府曾多次尝试邀请马丁·路德·金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尽管未能成功。许多以色列人赞同马丁·路德·金和自由派美国犹太人所作的类比：黑人美国人所受的迫害类似于犹太人面临的迫害，黑人解放，也和圣经中的犹太人出埃及有相似之处。

但是，今天的以色列已经今非昔比，其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黑人抗议者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被放大。以色列宣传人员及其在美国犹太人同盟中的盟友，经常将“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定性为反以色列的运动（即便不是反犹太人的）。

图二.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以色列游行群众呼吁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平权 / 图片来自网络

沙莱夫认为，六日战争以来的53年占领，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经过40多年的右翼统治之后，以色列人更认同白人，而不是受迫害的黑人。种族中心主义、犹太原教旨主义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敌对情绪，已经催生了对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以色列自己的黑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就是明证。以色列以前同情非洲和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现在则转而钦佩以川普为首的那一拨强硬、集权和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家。

毫不奇怪，当本杰明·内塔里亚胡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将继续被剥夺基本权利（换句话说，种族隔离），以色列人要么欢欣鼓舞，就是不同意，也只是耸耸肩。特朗普大嘴一张，耶路撒冷就成了犹太人的首都，他也一跃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成为很多以色列人和世界犹太人的偶像。以色列国内，内塔里亚胡屡遭挑战、官司缠身却仍然保住了总理宝座，目前当道的，还是鹰派强人政治。

2.  阿摩司·奥兹：《轻抚水，轻抚风》

尽管如此，以色列的鸽派还是一直存在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生前就曾经是和平派的领军人物。每一年，我们都翘首等候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然后猜阿摩司·奥兹会不会中奖。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评委丑闻暂不颁发，而奥兹也于12月28日因病辞世。

我翻译过阿摩司·奥兹的小说《轻抚水，轻抚风》。这是奥兹七十年代写就的小说，不长，只有八万多字。它并不是传统的叙事小说；全书有四十七个小章节，平均每一节也就是两千来字，从地域上来说，是在波兰和以色列之间来回转换；从人物上来说，主要是在男主人公波马兰兹和女主人公斯特法之间转换；从时间上来说，则是在二战前的欧洲和二战后的以色列之间转换。到故事结尾时，刚刚从二战中幸存下来、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再也不必担心受到路人嘲笑和捉弄的犹太人，又在“应许之地”迎接新的战争。

这么短的小说，令人惊奇的是它能在较短的篇幅中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比较生动而准确地传达各种情绪和感情，二是用寥寥数语刻画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平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狂热、认真、执着的追求，“公主”斯特法对普通钟表匠的普通儿子的真挚爱情，周围男人们对斯特法的爱慕，纳粹军官和俄国、战后欧洲小国的政客们同样的残忍和冷酷，以色列基布兹那群单纯而又认真的人们，从书记，到他怪异的儿子，到他两个忠心耿耿的“情妇”，甚至连波马兰兹教授的科学补习班的孩子们，无不生动、细腻，令人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我读过长篇累牍的历史巨著，这些巨著讲述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以及战后他们流离失所、无处为家的经历。然而，历史和政治学关注的是大画面，是政治家们如何运筹帷幄、军人们如何奋勇征战的经过，至于卷入这场战争的主体——无论是交战双方各国的居民，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大抵都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而文学，则和电影一样，能够把这个群体个人化，用单独个人的形象和经历来讲故事，于是，它令我们与历史和历史人物更加亲近，就像我们一伸手，就能够轻抚到有点自闭症的波马兰兹——他会躲开，因为他有洁癖和强迫症，一切必须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们也能够轻抚斯特法，尽管她个性坚强，能够将几百位强悍男儿指挥得团团转，心中却只真心爱一个人，那个柔弱、自闭、有数学天赋的钟表匠的儿子。他们从纳粹大屠杀里死里逃生，然而应许之地并不是梦想中的天堂，迎接他们的将是连绵不断的战火和冲突。

奥兹用他的笔轻抚着这些人。再也不要伤害这些破碎的心灵。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

像波马兰兹一样，很多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并不喜欢谈及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大约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不想再重复一次，哪怕是在语言上。苦难中有太多的残酷和屈辱，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人的尊严。

阿摩司·奥兹的女儿范尼亚是我在牛津时的希伯来语老师。彼时我刚刚出国，从前的英语也就够考考托福、GRE，真上课时非常吃力。加上我硬着头皮还一边开始翻译我导师诺亚·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花在学希伯来语上的时间并不多，只记得每天早上上课时有些惭愧，要么作业没有做完，要么单词没有记住，总之，我上的范尼亚的希伯来语课，在我这个低能却一向高分的学生的学习生涯里，算是少见的松懈。

范尼亚依牛津的传统，也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她的公寓在牛津另一头，我们都没有车，倒了两次公车才到达。吃的什么东西我也不记得，总之是比不得中国人请客的丰盛。我的希伯来语学得一般，倒是在她家从一位英国同学那里学了一个英语谚语：开往中国的慢班客船（slow boat to China），说的就是我们来她家的路程。

2002年，奥兹写了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少年奥兹亲历着现代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聆听着母亲讲述她的故乡旧事，目睹她遭受着抑郁症的折磨。2015年，娜塔莉·波特曼将这部回忆录拍成电影。

年幼的阿摩司跟着叔叔到一个阿拉伯上层人士家里作客，在后花园中，童年阿摩司和阿拉伯小女孩纯真友好的对话中也时时暗含危机和冲突，短暂的温馨，后来却又带来了误解、伤害和敌意。而童年阿摩司已经道出了他成年、成名之后的政治信念和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这个国家的地方足够两个民族来居住。我们只需要学会在和平和互相尊重中和睦共处”。

在以色列的犹太知识分子和文人中，奥兹一直是比较明确地主张和平、寻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的，因为在他心目中，原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也是受英国压迫的人，就像两个同时受欺压的兄弟，虽然他们受到的是同一个强人的欺压，并不能够保证他们之间就能和平相处，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分而治之。

电影的后半部更为个人，提醒观众，写这本书的阿摩司·奥兹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母亲，而不是在写政论……画面依旧沉郁晦暗，母亲生病的细节更加令人揪心。电影使用了很多时空闪回的蒙太奇，老态龙钟的晚年阿摩司，年幼的天真敏感的小阿摩司，和被疾病和忧伤折磨的年轻母亲交互穿插，原小说的旁白，加上电影的音像语言，同时叙述着家国和个人的悲剧，更加令人痛彻肺腑。深爱你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你，有谁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

图四. 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阿摩司·奥兹的小说，写的是个人、家庭中最隐秘最脆弱的故事，但他并不回避政治，他的一生中，一直坚持着明确的政治立场。他说过，他有想法的时候就写论文，没有想法的时候就写小说。

奥兹早年深受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参加了1967年的六天战争。战争结束后，他拿着录音机，和几位作家一起记录参战士兵们的真实感受；1973年，他又在戈兰高地参加了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摩西·达扬将军的崇拜之中时，奥兹却在电视访谈中公开批评达扬的策略。1978年，右翼利库德领袖贝京上台后，奥兹和一批预备役军人给贝京写了一封抗议他的政策的信，并因此而成为“即刻和平”（Peace Now）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奥兹还有一本书是《亲爱的狂热分子——来自分裂的国度的信札》（Dear Zealots – Letters from a Divided Land），里面的三篇文章文字犀利直白，十分尖锐，但立场却并不极端，而是温和。他激烈批评的，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它所煽动的暴力恐怖活动，但他并不是简单地谴责那些组织和参与这些暴力恐怖活动的阿拉伯穆斯林，而是着力抨击导致并为这些暴力恐怖活动辩护的极端主义理论和宗教。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同样带有暴力倾向的犹太极端分子。他批判极端狂热分子的出发点，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和和平主义，为此遭到犹太人的责难也毫不动摇。

奥兹是个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眼里，阿拉伯人也同样是经受着苦难的人，而不仅仅是阿以冲突的抽象的另一方、他者、敌人。为了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能够好好地生活，奥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离婚”。他说，治愈极端主义的灵丹妙药是幽默和好奇，而解决阿以冲突的最佳方案则是同情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