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全译|乔志健痛批戴史翠的《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行政革命》

BOOK REVIEW

是否存在行政革命？

本文是一篇罕见的、20页长的、通篇严厉批评的书评。近日，阿默斯特学院助理教授乔志健对耶鲁大学助理教授戴史翠的首部作品史料分析方面的批评引起了美国汉学界的轩然大波。“在美国学历史”为供学术争鸣，将书评全文由ChatGPT翻译刊出，书评内容不代表“在美国学历史”的立场。因小编非中国史专业，若有校对错误，恳请读者在评论区指出。受排版限制，注释从略。

评论文章：戴史翠《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行政革命》是否存在行政革命？

摘要：

本文仔细审视了戴史翠(Maura Dykstra)的专著《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哈佛亚洲中心，2022年）。它分析了书中的众多问题，如其错误的概念、众多的事实性错误、未能涉及现有学术研究、问题性的一手史料选择以及可疑的引文操作。最重要的是，本文旨在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书系统地歪曲了其大多数主要一手史料以支持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它认为该书的中心主张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关键词：

信息管理；档案；官僚主义；腐败；清帝国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3），第1-20页

doi:10.1017/jch.2023.19

作者：

乔志健，阿默斯特学院

电子邮件：gqiao@amherst.edu

（2023年6月21日收稿；2023年6月23日采用）

本文字数：14690字

阅读时间：45分钟

戴史翠的专著《例行帝国的不确定性》是一次对清帝国信息管理和清朝国家档案制作的雄心勃勃的尝试。然而，作为一本历史专著，该书未能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该书未能涉及大部分相关的史学史，充斥着错误信息，表明作者对其主题的掌握不佳。作者基于有问题地选择的一手史料来支持其论点，但未对这些史料进行批判或解释其使用策略，并通过引文方法使追踪其史料变得不必要的困难。至少有十几个地方的引文与书中内容不符。因此，该书在概念上、方法上和事实上都不可靠。

此外，作者通过误译文本、夸大其词、断章取义和添加不存在的信息和细节等方式系统歪曲其一手史料。该书中的大部分一手史料都被错误解释，以支持作者站不住脚的论点，而反驳这些论点的证据则被忽略。作者还在整本书中提出许多未得到任何史料支持的论点。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存在数百个错误。我们都会犯错，对于任何一本书中的单个错误来说，孤立地看，这是令人尴尬但可以原谅的。然而，这里的问题规模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所阅读过的任何其他学术专著，需要仔细审查许多引用的来源。

本评论分为四部分。首先，我介绍了书的论点及其主要内容。第二，我对书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评估，包括主要概念上的缺陷、重大事实性错误、未能涉及相关学术研究、问题性的一手史料选择和可疑的引文操作。第三，我专注于作者对一手史料的系统歪曲。第四，我剖析了第三章，即该书的中心章节，以展示其问题的程度和深度以及为什么该书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我对该书进行了总体评价。

论点、故事情节和主张

通过运用“信息为中心的方法（information-centered approach）”（第1页，以下括号内为原书页码），作者通过研究看起来随机的琐事和从帝国法律、官方命令、行政文书和法律建议中节选的凡事，声称在17世纪中期的满族征服和18世纪中期的清朝权力巅峰之间发生了一场“行政革命（administrative revolution）”（3）。

对于戴氏来说，清朝的“行政革命”是一百年来对行政官员越来越严格的规定的高峰，其中心是例行的信息报告和档案制作。按照戴氏的说法，清朝宫廷不断实施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以标准化报告程序和记录保存，以便中央政府能够更多地了解各个方面的领土治理情况。引用这些规定的扩展，作者认为政府各个层面的例行文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指数级增长。这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统计数据和交叉检查报告来追踪腐败和发现不法行为。与此同时，这场行政革命在政府档案中产生了大量的记录——其残留物成为历史学家今天所依赖的清档案。按照戴氏的话说，这场“行政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信息/数据生态（new information/data ecology”）”，并且产生了一种“根本的认识论转变（radical epistemological

shift）”，从而重塑了清朝国家和其档案（3）。因此，清朝成为一个“例行帝国（empire of routine）”。

尽管该革命具有“构造性的影响”，但该书将这场革命描述为“深刻而微妙”（4）。它是“出乎意料的，意料之外的，过去一直被忽视的”（3）。它“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学家都不可见”，“即使是国家中心的人也看不到”（4）。换句话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没有人包括撰写革命的皇帝和大臣以及研究他们的历代历史学家，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现在才有所发现。

这场革命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一百年来的“日常努力以产生更大的官僚问责”使清朝政府深陷于像山一样多的信息之中，尤其是“关于领土上不法行为的信息”。随着宫廷接收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它意识到可能以前未曾被注意到的问题。这导致了一种偏执和瘫痪感；前者是因为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后者则是因为文书越来越多。按照戴氏的话说，“清朝中央宫廷越是试图根除腐败，就越发现腐败。到18世纪末，清朝国家的领导层相信自己处于衰落中”（3-4）。不知情地撰写了信息收集革命的清朝皇帝和大臣成为其无意的受害者。 

问题和总体评估

戴氏在书的前几页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论点。几页之后，事情开始出错。在序言的一个名为“民国时期清档案的奇特行为”一节中，作者开始陈述“清朝灭亡后，宫廷的帝国档案落入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1916年，这些档案被转交给了新成立的北京历史博物馆”（xxvi）。这令人惊讶，因为在1912年至1924年期间，满廷仍然占据着紫禁城：民国政府如何将属于残存清政府的帝国档案从皇宫中转移出去？

事实证明，戴氏讲述的关于清朝帝国档案的分散的戏剧性故事，并不是关于所有帝国档案的故事；相反，她叙述的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并将早期民国时期这些内阁大库文献的漫游误认为是整个清朝帝国档案。因此，她进一步误解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档案（主要由宫廷和军机处回忆录文献组成）和“中央研究院”内阁大库文献的不同出处，错误地认为它们分别来自同一史料，后来在抵达台湾后被分成了这两个独立的收藏。为这样一本自称要讲述“清朝官僚机构和档案发展的双重故事”的书籍来说，对于现有的三个清朝中央行政档案的出处产生基本误解是不利的情况。

戴氏的困惑不仅局限于清朝档案的出处，还包括她的资料来源。例如，在第五章中，戴氏引用了五篇奏摺，并将它们全部归因于内阁大库（207-223）。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它们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数据库中的机密奏摺，而不是内阁大库的例行奏摺。作者是否仅仅是在匆忙中错误地标记它们？希望是这样，但实际上，另一份确实来自内阁大库的文献引用了一个“数据库”，她将其命名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数据库”（221）。在查看参考书目中提供的链接（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时，我发现了“典藏台湾”（Important Collections in Taiwan）网站，该网站提供跨多个台湾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数字化收藏的统一目录，包括战后资料，但我无法找到所讨论的数据库。查看实际文献后，我意识到了这个错误：被引用的内阁大库文献出现为原件的复印件，印在具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抬头的信纸上。在一本自称要讲述档案史的书中，戴氏错误地基于一张抬头信纸发明了一个档案数据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些错误让人怀疑戴氏是否真正理解不同中央机构产生的不同类型文件及其管理方式。清代期间，存在一个区分常规信息渠道和更机密、个人化和非常规信息渠道的不同。常规信息渠道以中央机构——内阁为中心，从各省和各部接收和处理常规信息，供皇帝审核。非常规的信息渠道则是高级官员和皇帝之间的机密、个人化和非常规信息渠道，通过“奏摺”传递，由雍正年间建立的军机处处理。与中央机构内阁不同，军机处是皇帝的个人研究会，是内廷的一部分。这两种信息渠道产生了不同的档案收藏。

这本书没有任何意识到这两个不同的信息流的存在，它们都连接着首都和各省。清朝宫廷不同于明朝前任，它严重依赖于非常规的机密奏摺直接发送给皇帝，以获取和测量其广阔领土上重要事务的关键信息，并监视和控制其省级官员。但是戴氏从未提到“奏摺”或“机密奏摺”，也没有区分常规奏摺和宫廷奏摺。在书中有几个地方，戴氏展示了皇帝对奏摺的关注（6、229），但她从未具体说明是哪种类型的奏摺。皇帝们是否真的非常关心常规奏摺中的罪犯名单或有关县级官员处理法律案件的摘要报告？或者，他们是否更关心战斗结果、突然的叛乱、高级官员和大臣的重大腐败指控，所有这些都会在宫廷奏摺中呈现出来？无论如何，在一本关于清朝信息管理和官僚控制的书中，关键的宫廷奏摺系统的功能不应该被讨论吗？

在一些地方，作者流露出对清朝中央信息处理机构的知识有限。在第三章中，她声称北京有“三个人事部门（相当于三个法律部门）”，并说它们是吏部、都察院和“内阁人事部门的河南道部”（the Henan Circuit section of the Personnel Office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111）。问题是，内阁从未有过人事部门，更不用说其下面有河南道了。在第四章中，戴氏首先将内阁误译为军机处（Grand Council, 161），然后在讨论秋审时，错误地将主持秋审的九卿说成是军机处，错误地声称军机处负责审查死刑（164）。事实上，九卿由六部的尚书、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组成，与军机处无关。这些错误就像一本关于美国政府的书声称白宫审查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法律案件一样。

这本书的缺陷与作者没有充分参考现有研究有关。这些主题上有几本重要的专著存在，其中任何一本都可以澄清行政职能的划分、文件流程的正确性、监督责任等问题。但是戴氏似乎没有真正参考它们。例如，这本书没有引用庄吉发（Chuang Chi-fa）有关清朝宫廷奏章制度的权威研究。尽管参考文献包括吴秀良（Silas Wu）的同一主题的1970年专著，但在章节中似乎从未被咨询。这本书只引用了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对军机处经典研究的一些细节，作者似乎对其核心信息不了解。尽管承认孔飞力的《叫魂》是研究清朝官僚制度的“开创性作品”（21），但这本书忽略了其分析清朝行政中常规和非常规方面冲突的观点。戴氏也没有回应孔飞力的论点：“帝国为了更紧密地控制官僚，不得不坚决超越例行程序。”（8）。相反，戴氏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强调只有例行公事，并声称清朝是“一个例行的帝国”。

事实上，戴氏的参考文献（题为“已引用的作品”）非常薄弱。尽管雍正皇帝的改革是这本书论文的核心，但戴氏没有引用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对这个主题的开创性研究。忽略了瞿同祖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经典专著，她试图揭示地方政府信息报告的功能。在没有考虑雷榮廣和姚樂野介绍的各种清朝官方文件的情况下，她旨在创造一个新的理解“文本在调和帝国治理结构中的作用”（5）。没有参考秦国经有关明清档案和记录保管实践的两本权威研究，戴氏勇敢地指责先前的历史学家误解了清朝档案。尽管特别强调清朝宫廷控制领土官员的努力，戴氏没有引用任何关于清朝官僚监督制度的作品。在关注司法事务的常规行政方面，戴氏从未提到蘇成捷（Matthew Sommer）对清朝中央法律档案或法律评论传统的分析。这种对一些最重要和相关的学术研究的轻视方法令人深感不安。因此，这本书不仅存在概念上的缺陷和事实上的错误，而且未能清晰地展示它如何改变我们对清朝行政和清朝档案的看法。

戴氏还忽视了“新清史”和清朝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清朝行政的理解。这是不幸的，因为满汉之间的族裔紧张关系已被证明是导致清朝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后采取许多重要行政改革的原因之一。此外，这本书只关注了中国本土的情况，未能承认清朝在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行政和信息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只有忽略了清朝帝国的行政多元性，戴氏才会得出像“到18世纪末，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使得帝国最偏远地区的领土行政也暴露在中央政府的审查之下”（187）这样的陈述。

戴氏在选择一手史料方面同样存在问题。尽管声称她是“使用清朝中央宫廷的档案编写历史的”（xviiii），但本书的一手史料是已出版的《实录》和《会典》，以及一些法律和行政手册。粗略计算显示，《实录》被引用了130次，《会典》（有时是乾隆版，有时是光绪版）被引用了74次，各种法律手册被引用了57次。出现的档案资料只有次要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的18个文件（其中9个来自同一不明确系列的同一十天期间），来自巴县档案馆的13个文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5个宫廷奏章，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内阁大库数据库的1个文件。几乎所有的非档案史料都可以在在线数据库中访问。尽管戴氏声称撰写了一本关于清朝档案制作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一项基于档案的研究。

作者从未证明本书依赖《实录》和《会典》的合理性，也没有解释她使用它们的策略。清朝学者知道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史料，它们是由清朝政府编撰的，用于服务于政治目的。《实录》是由宫廷历史学家撰写的各个年代的官方编年史，而《会典》是行政法规和先例的编纂。它们包含经过大量编辑和洗白的材料。历史学家对它们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当他们可以参考更好的史料时，即这些编撰所基于的清朝档案文件。令人讽刺的是，戴氏竟然使用这些已经经过严重编辑和出版的史料来重建清朝档案制作的历史。

最后，作者通过没有为《实录》或《会典》引用页码或卷号，使追踪她的一手史料变得更加困难，这两部巨大的编撰都没有提供具体的物理版本或特定的在线数据库。相反，她仅引用《实录》的内容日期和《会典》的章节副标题。她声称这种新做法是“使我们在访问（和缺乏访问）清朝资源的新时代中，更持久地链接到原始资源”（xv），即使她知道“追踪我的引文到其原始资源的学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查看目录”（xvi）。当然，如果你不引用史料的版本、卷数或页码，那么它将不会被新版本取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败坏了引用的目的。似乎由于戴氏几乎完全依赖数字数据库进行研究，她未能看到引用规定的价值。

核心问题：对一手史料进行系统性歪曲

比上述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本书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歪曲其一手史料，使本来站不住脚的论点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对比原始文本和戴氏对它们的表述，包括所有来自《实录》和法律手册的引文，以及部分来自《会典》的引文，发现存在数百个错误。该书包含了27个清代文献的长引用，其中25个要么被误译，要么被误解——通常是两者都有。本书的大多数短引和对文本证据的概括也存在问题。例如，结论部分引用了共计11个一手史料，除了两个我无法核实的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外，其他所有的史料都存在歪曲，其中一些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并非每一个错误都同等重要，任何一个错误单独拿出来都只是小问题。但当错误如此之多，而且大多数都支持该书的论点时，它们就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我认为作者对待史料存在五个问题。（1）误认（Misidentification）。戴氏经常误解清代官方文件的结构，因此误认为是皇家机构制作了它们。例如，她有时会误认为一位大臣的话是皇帝的话（229、231-232），或者反之（202）。（2）误译和不准确的概括（Mistranslations and inaccurate paraphrasing）。本书中的许多翻译和概括严重扭曲了原始文本的含义，有时甚至与之相矛盾。（3）脱离上下文（Decontextualization）。通过省略原始文本中的关键信息，戴氏经常将引文脱离上下文，使其含义变得可塑，并将其误导性地为她的目的重新上下文化。同样，她也以不合时宜的方式使用史料。（4）夸大其词（Exaggeration）。戴氏经常夸大一个史料的重要性，使小的行政调整——或缺乏行政调整——看起来像是戏剧性的改革，使具有特定狭窄应用的法规看起来像是普遍应用。（5）渲染（Embellishing）。戴氏习惯于用不在原文中的信息对文本进行翻译或概括。通过这样做，她改变了原始文本的含义以适应她的故事。通常是她的渲染和修改，而不是一手史料中的信息，构成了她的论点的关键证据。

作为证据，我首先提供从书中选取的两个没有相关性的事件，展示戴氏如何处理史料。在下一节中，我将说明本书的核心章节是建立在一系列歪曲的史料上的。

例一

第一个独立的例子出现在引言中，戴氏引用了一份1774年的圣旨，“命令两个主要官署更新和传播他们的法规”（13）。戴氏暗示下面这段话是乾隆皇帝对皇家法规（在《会典》中定义）是如何由部级法规产生的评论：

每个部门都是各省地区案件的总枢纽。通常情况下，经过帝国批准的法规（事例）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审议将实践适应于某些地方和时间的利弊时产生的结果。这些事情必须被编纂成部门先例（不得不纂为则例），以便首都和省份的每个人都能了解并遵循它们。(13)

下面是原文，引文部分已被划线。

諭。御史陳朝礎奏請修內閣都察院則例一摺｡殊可不必｡各部為直省案件總 匯｡其常行事例｡多有因地因時。斟酌損益者｡不得不纂為則例｡俾內外知所適從 … 至內閣固為絲綸重地｡然收發章疏｡繙本票簽｡及承辦誥敕寶冊等事｡ 並有一定章程｡祇須遵循罔斁｡遇有改簽事件｡則係朕親閱本章｡折衷酌定｡特降諭旨｡皆非閣臣所能參與｡又豈或有成例可稽｡若都察院雖風紀攸司｡而事非繁劇｡如監禮糾儀。稽察巡查。奏派諸務｡悉係奉行成憲｡并無庸臨事權衡｡是閣務院規｡均不過恪守舊章｡非若六部比擬例案｡必須互證兼資者可比｡ 又何必附纂例之故套｡而為無益之虛文乎。(乾隆实录 39.7.21, 卷 963)

通过省略大部分文本，戴氏扭曲了其含义和意图。前面的句子——圣旨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圣旨是乾隆皇帝对监察御史陳朝礎的奏摺作出的回应，其中陳朝礎首次请求编纂针对大内和御史台的则例（部级法规）。皇帝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然而，戴氏将皇帝描绘成支持陳朝礎的建议，好像乾隆字面上是“命令两个主要官署更新和传播他们的法规”一样。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这个史料的其余部分中，乾隆皇帝实际上是指出，编制针对这两个机构的标准规章，正如陳朝礎建议的那样，是不必要的。一方面，乾隆指出，作为处理常规奏摺、报告和皇家文件的中央机构，大内一直遵循历史悠久的惯例，在规章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虽然御史台在监督和惩戒官员方面非常重要，但事务不如六部那么繁忙，因此也只是遵循旧规。也就是说，这个史料与戴氏的论点完全不符，即中央政府一直在加强日常报告的管理和加强纪律，从而构成了一种“行政革命”。

戴氏在完全扭曲翻译部分的含义的同时，还误译了清代官方文件中的一个关键通用术语。这里的“事例”，字面意思是“案例和例子”，与在《会典》中定义的“皇家法规”毫无关系；乾隆皇帝在这里使用这个词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意思是“行政事务的规章制度”。这段引文应该翻译如下：“每个部门都是从各省汇聚案例的枢纽。许多重复性的行政事务的规章制度被讨论、增减、因时因地而适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编制部门规章的原因。通过这些规章，京外的人员都能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换句话说，它解释了为什么六个中央部门需要则例：因为部级法规经常变化，各省在处理相关事务时需要这些部门的稳定指导。这里没有什么新奇或令人惊讶的东西。皇帝只是在评论官僚机构的日常运作。在他提出的任何建议中，他并不是要加强或更新规章制度，而是要继续按照惯例进行业务。

例二

第二个例子来自第四章，戴氏在其中使用了《乾隆实录》的一段文字，声称在乾隆时期，北京对省份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导致文书的大量增加。戴氏写道：

北京各部门要求提交的报告数量之多，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新的报告类型：关于报告的报告。这些文件被称为“彙題”。要求各省每年提交一份关于其案件的汇报，最初是在1744年由河南巡抚彭肇洙（1699年出生）提出的。他认为，“每个省的管理都会影响人民的生活和习俗。虽然重要事务会通过奏摺报告并解决，但每年的末尾产生一份汇总摘要会更合适。”彭肇洙建议由省级机构负责编制有关其管理范围内某些案件的年度汇总信息，以便在北京方便查阅。（156）

以下是彭御史建议的政策的原始文本，其中戴氏只翻译了下划线的那句话：

河南道御史彭肇洙奏。各省關繫民生風俗重大之事｡雖經題結｡仍宜年終彙奏一次｡如戶部。則曰計今歲某省旱｡某省澇｡某省旱澇不為災｡某省豐｡某省歉｡某省豐歉居半｡如刑部。則曰計今歲某省強盜案件若干｡姦淫案件若干｡ 鹽梟案件若干｡謀故殺案件若干｡鬥殺案件若干｡干犯名義案件若干｡於封印日。簡明彙奏｡總計天下水旱豐歉姦詐盜偽之數｡歲歲考之｡則各督撫平日留心地方｡教養斯民｡有無成效之處｡可見一斑｡褒獎切責｡功罪不至相掩｡得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乾隆实录 9.12.1.4, 卷 230)

戴氏在多个方面都歪曲了彭肇洙的建议。首先，戴氏混淆了“汇题”和“汇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戴氏将这段文本作为“新型文件”的证据，声称“汇题”是“一种新型文件”。然而，在原始文本中，彭肇洙使用的是“汇奏”一词，根本没有提到“汇题”。彭肇洙实际上建议，将重大事务的摘要通过非例行的宫廷奏摺提交给皇帝，即使这些事务已经在例行的奏摺中得到了结论（雖經題結）。这个建议的基础是对宫廷奏摺的重视：为了使例行的行政事务引起皇帝的注意，它们必须通过宫廷奏摺呈现。戴氏的混淆源于她对清代中央政府两个不同的文书渠道——题本和奏摺——之间的区别显然毫不知情。此外，不清楚为什么戴氏认为“汇题”是一种新的文件类型，因为彙題（包括汇题和汇奏）的术语和实践早在明代就出现了，并且在乾隆年间之前的清史录中就有大量提到这些报告的记录。

其次，戴氏将彭肇洙建议的政策解释为命令省级机构汇编信息并制作汇总奏摺。基于这种解释，戴氏声称省级政府像“各种信息的清算所”一样运作（157）。但是，阅读完整的原始文本表明，该政策根本不涉及省级行政机构的报告。相反，财政部和刑部被命令撰写这些汇总奏摺。这两个中央部门被命令将整个帝国各省的信息按省份进行分类，以便皇帝和他的助手可以比较不同省份行政机构的表现；省级行政机构本身甚至没有被提到。事实上，在第四章的另一部分中，戴氏再次引用了彭肇洙的政策，并正确地将其解释为中央部门编制“用于国家领导人审阅的全帝国统计数据”（160）的证据。令人困惑的是，她如何在同一章节的不同部分中以矛盾的方式解释彭肇洙的政策，以提出关于省级行政机构和中央部门新的报告实践的主张。

戴氏不仅错误地描述了省级行政机构的报告职能，还发明了一种不存在的文档类型。她以一种铁面无私的方式陈述道：“到18世纪下半叶，‘大封’期间，巡抚们需要提交12份汇总报告，作为每年结束时衙门和档案封存的一部分”（157）。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此声明的引用，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讨论所谓的来自省级行政机构的“大汇总报告（mega-memorial）”是什么。没有历史学家或档案管理员曾经发现过这样的“大汇总报告”。事实上，正如戴氏承认的那样，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不到这样的“大汇总报告”。但是，戴氏并没有重新考虑她自己的分析或咨询第一历史档案馆以获取更可靠的信息，而是声称“每个省提交给皇帝的汇总奏摺的包裹已经受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的重组和数字化努力的破坏”。她进一步声称，这些报告的“关键信息”“已经永远失落了”，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指责。总之，这些“大汇总报告”似乎只存在于戴氏的想象中；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省级行政机构提交给中央部门的文书确实在乾隆时期大量增加。

总的来说，以上讨论说明了戴氏如何以《实录》中一个被误解的段落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不准确和矛盾的主张，发明了一种不存在的文件类型和报告实践，对档案管理员的指责没有证据，呈现出了对清朝政府的扭曲形象。对这个史料的处理只是戴氏经常基于有限和错误使用的证据进行大而不当的断言的一个例子。

一个问题章节的剖析

尽管这本书存在着史料问题，但篇幅有限，无法对每一章进行详细的批判。因此，我将分析第三章“雍正时期地方档案中的帝国常规：同步和审查（Imperial Routines in the Local Archive: Synchronization and Scrutiny in the Yongzheng Era）”，该章对戴氏的主要观点至关重要，以说明戴氏如何一贯地曲解史料来构建她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戴氏认为，为了应对官僚惯性和信息问题，雍正皇帝推行了关键改革。因此，新的文书实践被创造出来，这导致了国家档案的制作和清朝的“新数据生态”。据称，这种“档案转向”最终淹没了清朝的文书。问题在于，戴氏是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发生了。

省级审查职责（Censorial Duties in the Provinces）

戴氏确定了雍正时期解决信息问题的两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她所谓的“省级审查职责”。她首先概述了人事档案和关于地方财政和司法状况的一系列登记册如何在所谓的“大计”（三年一次的地方官员人事审查）期间从县令经过省级官僚传到北京。她声称，这种文书流使省级政府能够吸收审查职责，监督和评估官员。这种说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方法归因于雍正时期呢？（108）

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这里，戴氏在重建这种等级制度的文书流时，严重依赖于潘杓燦的《未信编》作为证据。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潘杓燦的书是在1670年代撰写的，1684年出版，因此这种做法在雍正时期之前就已开始运作了半个世纪。不清楚为什么戴氏将这种历史现象归因于雍正时期，并称其为雍正的方法。后面我会展示戴氏如何在其他令人惊讶的方式中使用潘杓燦的著作。

相关的是，省级行政部门何时开始吸收审查职责？之前的学者指出，这种现象发生在清朝在1661年废除巡按制度之后。（巡按是明朝的审查制度，派遣从北京派遣巡视和评估省级官员表现的流动审查官，但保持独立于省级政府之外。）巡按一旦被废除，其职责便由省级行政部门接管。巡按制度在这本书中并未涉及，但其废除对于清朝行政演变和控制地方官员的斗争非常重要，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主题。如果省级行政部门没有独立的审查机构，巡抚将会变得过于强大。在雍正时期之前，如何遏制他们的权力以及是否恢复巡按的争论一直存在。

那么雍正皇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并不是标准化常规报告的文书流，而是扩大了非常规的、秘密的宫廷奏摺系统的覆盖范围——这是戴氏显然不熟悉的一个系统。雍正皇帝赋予财政和司法委员（除了总督、巡抚和皇帝的亲信）直接向皇帝发送秘密的宫廷奏摺的特权，以便每个省会的高级官员都能报告他们的同僚。

中央部门的档案征服（Archival Conquest of Central Ministries）

戴氏确定的第二种方法是雍正皇帝坚持要求各办公室对文书负责。虽然这听起来相当平凡，但戴氏称其为雍正皇帝的“管理天才之举”（104）。据她所说，这构成了雍正的“档案征服”，这一转变从中央官僚机构向地方政府推进。

首先，对于北京中央部门的变化，戴氏提供了三个证据，而且这三个证据都被曲解了。为了避免过多的细节，我只会分析第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从《实录》中发布的一道诏书，戴氏认为这是“通过文书忠实实现官僚纪律新方法的奠基之石”。以下是戴氏的翻译：

一道针对每个首都部门和办公室衙门的诏书，关于每一个衙门的每一个档案和每一个案件……储存的档案不仅必须封存，而且在审核和审查时，它们不能离开负责人的手。任何盗窃、错放文件或更改字迹都可能引起多种渎职行为。而且，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就没有发现【渎职】和惩罚它的依据！今后，在任何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员调动时，他负责的所有案卷档案（包括他继承和创建的档案）都将接受审计并转移。每个人【离职和接任的官员】都要在上级面前大声宣读并签署承诺书，然后将其附在档案中归档。（116-117）

戴氏进一步解释说，“在转任职务时引入的誓言，使每个人对其任期内记录在档案中的行为负责”（117，我加粗了）。

戴氏对《实录》原文的翻译和解释都经不起审查。下划线部分是戴氏翻译的：

諭部院各衙門｡凡一應衙門卷案｡各有典守之官稽查引據。全以舊檔為憑｡此固一代之典冊。六官之掌故。不得視為具文也｡收貯卷案｡封禁雖嚴｡而翻閱查對。不能脫書吏之手｡盜取文移。改易字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嗣後司官遷轉｡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具甘結說堂存案。如有疏失換易等弊｡一經發覺｡與受同罪｡爾各部院衙門。急宜查核清楚｡設法封貯｡永杜弊端。不得因卷案浩繁。畏難退沮｡其交盤事例｡爾部院諸臣。公同確議具奏｡尋議。各衙門卷案。俱應呈堂用印收貯｡遇有查閱｡滿漢司官。親身驗看｡陞轉之日｡出結交代。并請揀發專寫檔案筆帖式｡三年無誤保送補用｡從之。(雍正实录 1.3.6, 卷 5)

她的翻译包含了原文中没有的重要细节。首先，注意她翻译中的“每个”，“每一个”，“所有”和“每个人”，其中只有一个出现在原文中。通过添加这些单词，戴氏改变了文本的语气，使一项实际的监管调整听起来像是紧急的、充满激情的命令，适合于一场“征服”的开始。其次，原文中没有关于“他负责的所有案卷（包括他继承的和他创建的档案）都将接受审计和移交”的内容。哪个词在这里暗示“审计”？此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每个人将在“他的上级面前”大声宣读他的誓言。哪些字符表明上级的存在？

此外，戴氏误读了段落中的一系列句子，使她的翻译与原文的意思相矛盾。她的翻译是：“存放的档案不仅必须封存，而且在进行审查和审阅时，它们不能离开负责的抄写员手中。任何盗窃、任何错放的文件、任何更改的字符都可能引发多种不端行为。”。

更准确的原文翻译应该是：“尽管[我们]严格关闭了归档的案卷，但各部仍依赖抄写员阅读和检查它们。这(抄写员对文件的接触)导致文件的盗窃和篡改。这已经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并变得不可能调查。”

换句话说，这项新政策并不是旨在解决官员不当行为的问题，正如戴氏所声称的那样，而是针对抄写员对档案文件的无限制访问。这反映了晚清中国治理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对运营者、抄写员和文员深深根植的不信任，并将他们归咎于各种行政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双重的。一方面，官员们必须对这些部门档案的完整性负责，并在转任职务时签署承诺书。另一方面——正如原文后半部分所示，戴氏没有引用——现有文件应该被封存并禁止抄写员接触。当需要它们时，满洲和汉族官员应该亲自阅读和验证它们。为什么戴氏会关注转任职务时的誓言？此外，正如我将证明的那样，在18世纪要求官员在转任职务时签署誓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绝不是雍正皇帝的“管理天才之举”。

最后，最重要的是，皇帝为什么会启动这项新规定？它是旨在让“每个人对其任期内记录在档案中的行为负责”吗？秘密在她的翻译中的省略号中。这个省略的部分（我已经在原文中加粗了）说未来参考的行政先例的证据来自部门档案中的案卷。也就是说，这些档案的保存和完整性并不是为了让官员对其中记录的行为负责，而是为了作为处理未来事务和编制诸如《则例》和《汇典》等规章制度的参考。通过省略原文中关键信息，戴氏歪曲了这项政策的意义和目的，以适应她的故事。

戴氏提供的另外两个证据旨在说明雍正对中央部门的“档案征服”，但也被误传了。这三个证据都被断章取义、误译和夸张其重要性。事实上，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程序性调整，它们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是戴氏声称，其中所谓的模式在雍正时期多次重复出现，并且在多个领域中。然而，她没有提供进一步的引用。这些模式在哪些领域重复出现？我们怎么知道？史料在哪里？这些模式是什么？除上面提到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档案转向在部级和地方政府中的应用

现在让我们转向所谓的地方政府中的“档案扩张”。我将检查三个证据，然后评估戴氏的说法。

为了证明她所谓的地方政府中的“文件繁殖”，戴氏举例引用了一项1723年的规定，称“有些新政策只是要求记录领地衙门人员或日常职能的文书记录。”根据戴氏的说法，这项规定要求“在巡抚衙门雇用的人员应该有他们上级官员的承诺书记录”（121）。但原文却说了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来自雍正皇帝的法令仅涉及到巡抚的私人秘书（每个省最多几十个人，被称为幕宾），只是“在巡抚衙门雇用的人员”中的一个微小的子集，可以达到数千人。列出几十个人的名字的注册表是否构成了省级的文书繁殖？戴氏在这里把一个特定人群的规定大大扩展了其意义。事实上，戴氏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表明除了私人秘书之外，要求更多的信息，或者要求有关省以下政府人员的更多信息。最后，原文从未提到“他们上级官员的承诺书记录”。这是戴氏自己添加的。

为了支持她关于地方文件繁殖的论点，戴氏直接引用了一项1725年的规定：“每次遇到盗匪案件，一方面应向监管官员报告，另一方面应通知周边管辖区和巡逻官员”（122）。但在这里出现的所谓直接引用根本没有接近原文。原文是这样写的：“在试图传唤跨省嫌疑人时，负责官员应一方面提供详细报告并请求巡抚发出通信，另一方面派遣差役通知该邻省的地方官员，请求他们派遣差役协助逮捕[嫌疑人]”（凡隔省關提人犯。承問官一面詳請督撫移咨。一面差人關會隔省該地方官添差協緝）。原文中没有任何暗示这是关于报告每一个盗匪案件的事情。翻译这个句子的人怎么可能把它误译成“每次遇到盗匪案件”呢？此外，这个法令的目的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在传唤中解决重叠辖区的具体问题。在这里，戴氏再次误译了一个支持她论点的段落。

雍正时期地方行政中“档案转变”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戴氏表示，涉及到官职调动。雍正改革要求县令们进行“档案问责”，他们需要签署承诺书，保证档案完整性。此外，“调任过程中需要对办公室进行比以往更广泛的审查和核算”（127）。为了证实这些观点，她提供了两个摘自雍正年间《欽頒州縣事宜》的节选，指示新任县令在接任前要密切检查行政事务的各个方面。（第一个节选被严重误译，第二个节选包含小错误。）戴氏声称，这些指示证明了在雍正改革之后，“调任不再只是关于核算收入”；新任县令现在需要审计和检查谷仓、公共工程、刑事案件和上级的命令等事项，而离任的县令则需要提供文件以供核实——这导致了文件的繁殖。值得赞扬的是，戴氏提供了巴县地方档案馆1786年的调动审计，以展示这种文件的复杂性。

但这真的是一个新现象，是雍正“档案转变”的结果吗？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戴氏的说法是错误的。黄六鸿在康熙年间写的《福惠全书》（清代县令最重要的手册）无疑推翻了戴氏的说法。值得引用黄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写道：

官职调动不仅涉及一个事务，还需要制作多种类型的登记簿，每种登记簿都追踪相应的事项。需要制作的登记簿包括：家庭和税粮登记簿、杂税登记簿、谷仓登记簿、邮局及其员工和马匹登记簿、各部和上级命令登记簿、监狱中的囚犯登记簿、仓库中被没收货物的登记簿以及从走私者那里没收的盐的销售价格登记簿。制作这些登记簿之后，离任的官员要对其中的每一项进行审计。之后，他会签署一份承诺书，声明没有更多未完成的税收征收，并保留这份承诺书和登记簿。然后，在助手的陪同下，他亲自将各县部门制作的这些登记簿和各档案文件的两份副本交给新来的官员或代理官员。后者必须仔细检查并确保它们没有错误。在确认无误之后，新官员在这些登记簿的封面上写下“已收到”并签字，旧官员也写下“已交出”并签字。每个人都保留一份副本作为证据。新官员随后要写一份承诺书给旧官员。之后，他们各自向各自的上级提供承诺书，声明所有档案文件已经移交。此时，旧官员可以放心离开。

戴氏无疑熟悉黄六鸿的著作，并且大量引用了他的书（72，79）。很难相信她会忽视黄六鸿关于官职调动的章节。上面的段落表明，戴氏声称是雍正时期的新改革——官员承诺所展示的档案完整性、县令行政事务的多方面登记簿的“文件繁殖”（税收、司法记录、谷仓、邮局、被没收的物品等）、以及调任文件应该接受的严格审计——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有所实践，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只有忽视这个来自一个知名史料的重要证据，戴氏才能将这些长期存在的做法归因于雍正改革。此外，戴氏在这里引用的《欽頒州縣事宜》并不是一套新的规定，而是现有有效做法的一个非常简要的概述（只有一卷）。事实上，戴氏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雍正朝廷发布了任何关于官职调动的根本性新规定。最后，为了强调雍正“档案转变”对地方行政中官职调动的革命性影响，戴氏采取了自由创作的手法：

交接衙门的登记簿、账目和财产意味着有机会和责任仔细研究行政的每个方面。每笔债务、每粒储存的谷物、每次谷物的购买或销售、每个由省厅下发的支出、每个由下属衙门上缴的各种基金、每个附加费、每个税收方案、每个兑换率、每个实际的办公室、每条街道、每座桥梁、每匹马、每个邮政局都要接受审查。与中央审查有关的案件期限是继承下来的，必须加以说明，以免新县令在任上由于前任官员犯的错误而吃亏。为了使过渡尽可能简单，在19世纪，指南鼓励离任县令避免受理太多新案件，结案，清理监狱，并销毁不必保留的一切（132）。

这是本书中最令人困惑的段落之一。首先，请注意“每个”这个词，它被重复了十四次。县令真的有机会检查每一粒谷物吗？每匹马？每条街道？检查街道甚至在县令的职责范围内吗？此外，戴氏从未考虑另一个重要问题：北京或者省级政府是否知道这些转移登记簿的内容？这些为转移编制的所有这些登记簿是否最终都交到了中央或省级政府手中？还是只留在了地方上？后者最有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如何帮助中央政府收集有关地方行政的信息呢？

其次，戴氏断言，由于对档案完整性的过度严格要求，到19世纪，指南鼓励离任县令销毁不必保留的一切。根据她的说法，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检查引文，就会出现一个重大问题。戴氏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唯一史料又是潘杓燦的《未信编》，这是一本印刷于1684年的书，而不是19世纪的文献。如果17世纪的县令已经在销毁他们的记录，那么这怎么可能是因为雍正在18世纪初的所谓“档案转变”的结果呢？

更令人困扰的是，潘氏的笔记并不是一个晦涩的史料，而是一本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重要史料。请回忆一下，戴氏用这本康熙时期的书中的一节来证明与“大审计（great audit）”期间的文件相关的所谓雍正时期的方法。此外，戴氏以潘氏的笔记为基础撰写了第二章，该笔记讨论了康熙时期的变革。她甚至提供了潘氏的简短传记，并正确地将他识别为17世纪的作者。令人惊讶的是，戴氏为了证明19世纪的官员销毁档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在序言中引用了潘氏的笔记的同一部分（xxiii），这是整本书中的第一个引用块。在这两种情况下，她甚至提供了逐字的脚注介绍史料（xxiii，132）。我并不是在暗示戴氏有意引用17世纪的材料来证明一个19世纪的发展，而且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她使用同一本康熙时期的笔记来说明三个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据称发生在三个不同的世纪，这真是太有创意了。

经过上面分析的所有证据审查后，我仍然不相信雍正皇帝发起了“档案征服”，因为这与史料不符。因此，所谓的“新信息生态”没有依据。这对第三章的剖析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了戴氏如何几乎完全基于歪曲的史料来建立重大主张。我已经在每一章中查看了许多史料，发现类似的扭曲和历史材料的一贯误用。实际上，这本书中很少有一手史料被准确地解释。

结论：拉伸证据以制造戏剧性故事的危险

虽然我可能请读者保持耐心，但我旨在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戴氏所谓的清初“行政革命”不是微妙而有力的改革的积累，而是一位作者的幻想，她误读、误译和误解了本书中的绝大部分一手史料，而不仅仅是一些。作者的所有重要主张——雍正的档案征服、行政法规的增加和加强、中央可访问的地方信息的激增以及她奇怪地标记的“案件化”行政事务——都经不起审查。相反，证据显示的是行政条例的微调、行政建议和官僚细节，戴氏随意拼凑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毫无根据、自相矛盾且最终不真实的故事。

过去两个世纪，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共识，即贪污危机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的症状开始在18世纪末破坏清朝的权力。挑战这种长期以来的观点，戴氏的书表明，也许这场贪污危机只是一种一直存在的贪污意识，是由“新信息生态”和所谓的“行政革命”所可能实现的。当掌握清朝国家大权的人们了解更多关于地方行政的情况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系统的缺陷。因此，能力危机只是信心危机。但由于戴氏未能证明“行政革命”甚至发生过，或者高度的清朝信息生态在任何实质性的方式上都是“新”的，这种贪污危机的激进重新解释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

戴氏的结论为我们的领域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教训。作为对于常规的幻灭的回应，她声称，对于非凡之事的渴望开始吸引乾隆时期官员的想象力。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引用了一份1740年的诏书，讨论了巡抚追求非凡成就所出现的问题。戴氏将这份诏书断章取义，大多数都翻译错误，并且误解了它。但第一部分值得关注。以下是我的翻译：

最近，巡抚和总督们经常认为履行基本职责不足以引起皇帝或公众的注意，因此他们将自己的想象力扩展到实验重大改革上。如果他们的计划取得任何小小的成功，他们就可以请求功绩的认可……像这样占据重要职位的人，希望利用自己的成就展示他们的积极态度。如果他们成功了，就会得到功绩；如果失败了，就不会受到谴责。但在促进农业、征税、储备粮食、救灾等基本职责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做得很好。(乾隆实录 5.7.22.2，卷 123)

可以将这与当今的中国历史领域类比。当我们评判一部历史著作，或者教导学生写作业或论文时，我们只重视并奖励那些提供宏大而轰动的故事吗？还是我们仍然关心历史研究的基本标准，例如勤奋地研究自己的史料，忠实地呈现它们，尊重现有的学术作品，用证据支持主张，并尽可能准确地表述事实？在这个信息不实的时代，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对非凡之事的渴望不受限制地发展，我们很快就会面临全面的“能力危机（crisis of competence）”。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没有。

附录：

1. 补充例子：https://tinyurl.com/dykstra-appendix-

2. 在第5章中重新讲述贵州丑闻：[https://tinyurl.com/dykstra-append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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