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

Original 雷颐呼吸公社PLUS 20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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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蔓延，灾难与危机不断威胁和改变着人类发展进程。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还提到，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这都是人类思想和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负面效应，我们怎么来面对它？一旦出现问题，人类应该怎样去修正？怎样去应对？

针对以上问题， “呼吸公社”将组织一场以“人类最危险的想法是什么？”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邀请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一系列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话题。为此我们采访了哲学家翟振明，历史学家雷颐，艺术家成卓、李晖，科学家王皓毅，艺术理论家藏策，前两期我们已经发布了翟振明和成卓两位老师的文章。

今天发布的这篇是来自中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专稿《疫前疫后：不确定的世界》，他在文中强调 “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并重申面对疫情牢记过去和灾难，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疫前疫后：不确定的世界

人类可以说与各种疫病相伴而生。从先民的烧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学日益昌明、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类为了战胜疫病而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与疫病激烈而持久的争战中，人类取得了一场场胜利，但同时，疫病也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历史上，疫病对战争结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权灭亡的影响数不胜数。在古希腊决定雅典命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对雅典人口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战争本身，实力受损的雅典人认为这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士气更加衰落，这是雅典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几乎摧毁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亡；18世纪末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鼠疫使其部队损失惨重，对他远征非洲计划的破产发生重大影响……

一些疫病能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人类的“软肋”，相当程度反映出人类社会体制的缺欠和弱点。

人类抗击和防治疫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个体或群体的本能的非理性防范到政府和社会的有组织的理性防范、最终实现科学抗疫的进步历程。正是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医学不断进步，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性医疗保健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有时还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社会性体制变革，改进旧体制的缺欠和弱点。当然，这种进步经历了极其痛苦而漫长的历史磨难。

社会能否进步、能否减少历史的磨难，与历史记忆或者说集体记忆大有关系。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岁月静好，没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人人自危。经过全社会的艰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之后，SARS最终消退，阳光重新普照，生活完全恢复正常。十七年前我写了“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开去”、“痛定思痛”等几篇有关疫病与社会的文章，传播一时。这种应时应景文章，时过境迁，应该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十七年后的今天，这几篇短文突然又在网上成“热门”，只因“新冠肺炎”来势凶猛，病毒再次肆虐神州，依旧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在那几篇文章中我写道：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但他在1896年5月与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隐瞒危情，已成官场普遍风气，甚至是一种被肯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一种“文化”。

当年SARS从初起、肆虐到终被控制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必详述，能大规模流行，绝非偶然。它证明了信息自由流动（包括获取与发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监督的、可批评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证明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重要性，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法制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曾经成为共识，落实为社会、政治某些领域的改革，迅速抚平了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岁月，渐渐又归静好，曾经的共识在静好中被静静遗忘，一些改革措施事实上被“冷冻”。这次“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几乎重新上演了十七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说，十七年前的灾难，没有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学习、前进的基础，对个人如此，对民族、社会更是如此，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则难免重蹈覆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尔干学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的代表性人物，对收入、农村与城市的自杀比较、社会阶层、社会学方法论等都有开创性研究，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方面，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即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

哈布瓦奇

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对此不表赞同，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与史学、传记等同样是记忆，是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强调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和公共论坛，比如家庭团聚、宗教活动、同行业聚会以及社会大型活动，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脱离集体的、公共的记忆，个人记忆将迅速被时间腐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

由于社会是分层的，又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集体”，不同的集体对过去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集体记忆”。因此，社会强势集体的“集体记忆”往往要尽一切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集体记忆”。对SARS，许多人记忆犹新，患者与家属，更是刻骨铭心。但是，这些全是个人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媒体、影视、艺术品中，在各种管控中渐渐消失。对SARS的种种个人记忆，迅速被时间侵蚀。

牢记过去和灾难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灾难、痛苦应该成为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把握未来。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

对个人而言，十七年是不短的岁月，但对一个民族而言，十七年只是短短一瞬间。在这短而又短的“一瞬间”，几乎相同的灾难转瞬又来，其中值得我们反思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十七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年满十七周岁，马上要行“成人礼”了，没有了记忆，那就只是一个巨婴。惟愿十七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民族，能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失去了灾难记忆，多难并不能兴邦，只是一次又一次受难。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重大灾难不仅与“自然”等客观因素有关，而与权利、制度等因素有更重要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重大灾害与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灾害后果的主要原因，在灾害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再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

“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

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他谈论的是饥荒，但对其他灾害一样适用。

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信息流通、言论自由、对公权力的监督等民主自由的价值，对预防灾难的发生和救灾确实意义重大。但这次新冠病毒大规模流行后，阻断病毒传播是防控、战胜病毒的关键。对公民行踪高度监测、密切监控的“大数据”起了重要作用，公民隐私降至历史最低位。越是不重视公民隐私权的制度，防控越有效，越是重视公民隐私权的制度，防控效果、效率相对较差。政府不得干预的公民隐私权本是公民权利的核心部分，公民权利是公民质疑、监督、制衡政府这种公权力的内在权力基础。

事实还证明，高度集权，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程序就可以命令居民不得外出，可以迅速采取种种强有力隔离措施的体制，比那种对公权力有着种种限制、对政府限制公民自由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的体制在防疫控疫方面确实要有效得多。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权利的“私”的范围是政府或曰公权力不能进入的，公民对公权力的猜疑防范，这些均是现代性的重要元素。在重大疫情面前，现代性体制的重要元素开始动摇，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在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将成为“现在”与“未来”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之前与之后，肯定会有所不同，更可能是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不确定性增强，究竟往哪个方向变化，与我们如何反思此次疫情密切相关。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最新发表的“疫情中我们将创造怎样的世界？”一文中说出了他的观点：“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我完全同意监测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是这些数据不该用来创造功能强大的政府，而应该用来帮助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

“如果我可以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得以判断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抗疫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在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还以为这是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

这是他的结论，其实也是他对未来的担忧。

本文作者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呼吸公社

2020首期线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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