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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卖国贼”的非正常死亡

海边的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2021-04-01

人类并不感谢罗辑。——《三体·黑暗森林》


这篇稿子,是上一篇苏伊士运河之堵,真的是个意外吗?》一文的续作。
昨天那个稿子,我写了现代埃及之所以积重难返的前因后果。
有朋友留言问我:小西,你说的埃及问题这么严重、病根又这么久远,中间难道就没有人想办法纠正一下,挽狂澜于既倒吗?
当然有,而且在问题发生后很快就出现了。
但此人的故事却是个悲剧,一个让我们这些外国人读来都会扼腕长叹的悲剧。

1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彻底击溃了看似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号称中东首强的埃及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将自己的孱弱、腐败和低效暴露无遗,之前捧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英雄、“萨拉丁再世”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含恨退出了政治舞台。
给这位伟人接班擦屁股的人,是萨达特。
萨达特这个人也算是纳赛尔的“小迷弟”,1950年纳赛尔还没有得势时,萨达特就加入了他组建的“自由军官组织”,并成为其核心成员。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夺权时,萨达特也出力甚多,所以在掌权后纳赛尔提拔他当了副总统。所以萨达特说起来也算埃及的“老革命”了。
但在顶替纳赛尔掌权后,萨达特发现他这个“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埃及当时遭遇的困境,绝对不是一次战场上失败那么简单。
在外交上,晚年的纳赛尔已经被“全阿拉伯民族的伟大领袖”头衔捧得忘乎所以,盲目的推动脱离现实的“泛阿拉伯主义”理想。这导致埃及不仅要与以色列和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为敌,还需要支援也门、沙特、利比亚等等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纳赛尔主义”政府或反政府势力,搞得埃及周边不是它需要支援的“小弟”,就是需要颠覆的“强敌”。
到头来,埃及所有外交都办成了“撒币外交”。埃及的对外援助一度甚至接近了政府总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这对于自己需要年年去跟苏联要援助的埃及来说,是非常讽刺的。
而在经济上,纳赛尔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在埃及境内大力推动他的“合作民主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的打击面太宽,企业搞大一点就会被国家收去,搞得中小企业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荡然无存。
而在国有、军有企业内部,由于“不是自己的买卖不当心”,管理混乱、贪腐、浪费现象横行,企业效率极其低下。军资企业过度深入民间,还导致了腐败现象在军队内蔓延,埃军的高级军官们几乎无人不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实际上,在1967年时,埃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数年接近于零。经济的停滞和纳赛尔留下的粮食补贴制度,让濒临破产的农民公开违反政府的限制流动禁令向大城市聚集,因为只有在城市才能买到几乎免费的补贴面包。这导致了开罗等城市人口开始恶性膨胀,埃及政府已经难以承担越发繁重的食品补贴了。
1970年,纳赛尔去世,在给这位“共和国之父”办完一场体面的国葬之后,埃及政府的国库一度只剩下了不到十万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国家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2


运的是,萨达特还真是一位精明的改革者,面对垂危的国家,他很快的理清了改革的思路。
首先,萨达特意识到,虽然国家已经穷到了叮当乱响的地步,但贸然放倒纳赛尔这杆大旗,与以色列媾和是不行的。
埃及还必须依靠另一场战争重新赢回大国的门面,萨达特自己也需要通过一场外战在军中“立威”,真正抓牢从纳赛尔那里得到的枪杆子。
于是萨达特依旧装出遵从“纳赛尔主义”的样子,联合叙利亚在1973年对以色列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
这场战争中,埃及军队在萨达特的指挥下打的非常滑头:埃军先是以突袭的方式,打了驻防西奈半岛的以军一个措手不及。而后果断收缩阵线,静等着叙利亚盟友在东线的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死磕。等强大的以军在回过味来后,果然是先打了还在猛冲猛打的叙利亚人,而后掉头进攻埃及。萨达特此时又非常及时的向美国提出了外交斡旋请求,最终将埃及的损失降到了最小。
所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双方虽然在名义上打了个平手,但以色列先败后胜,打出了最好的交换比;埃及先胜后和,洗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留下了遗恨;而叙利亚则当了冤大头,飞机坦克折损大半,元气大伤。
萨达特这种死队友不死贫道的打法,当然招来了叙利亚方面的不满,但萨达特并不在乎,因为他此时已经不打算要这个盟友了。
1977年,萨达特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了叙利亚,给这个多年的盟友传达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他不日将访问以色列,并寻求与这个交战多年的宿敌的和平。
被这个消息震惊了的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愣了半晌才回过味来,随即勃然大怒,说好的阿拉伯共和国呢?说好的纳赛尔主义呢?说好的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以色列这个眼中钉不除,这些怎么实现啊?
可萨达特的态度特别坚决:都不要了,以后埃及只想过好自己日子。而且我这趟前来也不是跟你商讨要不要跟以色列和谈的,埃及已经决定了,我就是出于友谊过来通知你一声。
老阿萨德一听更怒了:友谊?用不着!别来这套!咱俩没这个交情!
于是,萨达特的飞机刚从大马士革起飞,老阿萨德立刻发表声明,宣布昔日自己的亲密战友萨达特是“全阿拉伯世界的叛徒”,叙利亚今后永远不允许他踏上本国的土地。其后阿拉伯世界相继有七个国家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萨达特顿时在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人喊打,上榜了多个极端组织的刺杀黑名单。
但作为一个改革者,萨达特并不在乎这些。
1977年11月19日清晨,一架绘有埃及空军标志的波音707降落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萨达特在以色列仪仗队的注目下走下悬梯,成为首位到访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踏上了这片土地。这次外交访问给当时全世界的震撼力,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尼克松访华。
1979年,《埃以和约》在美国签订,第二年以色列正式与埃及建交,不久后,以色列依约撤出了西奈半岛,埃及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外部环境,终于得到了保障。 

3


而在外交上改弦更张的同时,萨达特对国内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1974年年末,萨达特政府出台了《十二月工作文件》,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口号。并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调动民族资本积极性,改造国有、军有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限制作为改革的四大目标。
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上,从1974年“门户开放”政策推行到1981年萨达特遇刺,埃及共吸引了三百多亿美元的外资,萨达特许诺这些外国资本不受国家监管、不会被国有化、5到8年内免征一切税款。外资和其带来的技术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滚滚而入。
从1974年到1981年,埃及吸引外资累计达到3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利用这些资金和技术,埃及开发新油田、重新疏浚、通航苏伊士运河、发展旅游业,经济重新步入正轨。
而对于民间资本,萨达特将纳赛尔时代没收的私人企业,分批分步的归还给了私人,将那些国营企业无法做好的领域重新还给了私人资本。并且取消了对私人资本的发展限制,允许他们直接对外出口进口。
而在最令人头痛的国有、军有资产问题上,萨达特的改革动手也非常之早。
早在1971年,萨达特就利用“军事生产部”入不敷出行将破产的机会重组了这个机构,但开出的条件是军方需要自律,今后不得涉足将手伸到民用经济中胡乱谋利——以埃及当时政治格局,即便是总统萨达特也无法断然下达“军队不得经商”的严令,这样的君子协定其实已经做到了他的极限。在“门户开放”的改革正式启动后,萨达特还改变了苏式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要求国有、军有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初步堵住了埃及这个经济出血点。
在改革的末期,萨达特还逐步意识到,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政治改革,纳赛尔时代过分严苛的政治空气迟早会阻碍埃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他重新强调了公民享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埃及报纸开始有限度的批评政府。萨达特还逐步放松了对议会的控制,让埃及公民真正开始实践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他的一番操作下,原本在埃及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势力开始减少比例,这也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拓宽了空间。
可以说,萨达特“门户开放”改革堪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奇迹,从1974年至1981年,埃及经济连年保持着接近8%的高速增长。
埃及成为第三世界中首个从苏式计划经济制度中转型,并取得初步成功的国家。
同时代很多尝试进行类似转型的国家,其实都是在借鉴和模仿了埃及的改革经验。有一些国家,甚至超越了老师,比萨达特的埃及走的更远、更成功。
但萨达特却忽略了一点:人民并不感谢他的改革,相反,他们恨他。
 

4


500多年前,意大利政治学者马基雅维利在写作他的《君主论》时,曾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让人敬畏比求人爱戴更好。
马基雅维利论证说,因为人性都是自私的,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相比于前者,后者显然更容易被君主所操控。
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埃及刚好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国父”纳赛尔是一个用铁杖统治埃及的“雄才大略之主”。在他的治下,埃及几乎成了一个有国家的军营:大部分民间资产被收归国有,所有民众被限制流动,反对者遭到铁腕镇压,国家经济凋敝、外强中干……
但,绝大部分埃及人都敬畏进而崇拜这位伟人。
军人感激他让他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民族主义者觉得他是阿拉伯的英雄,宗教狂热分子期盼他发动新的“圣战”,而穷苦百姓则觉得他提供的福利制度“养活”了自己。纳赛尔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呼和拥戴,埃及人民真的将其视为救星。
相反,萨达特却遭到几乎所有阶层的厌恶。
他的改革解放了埃及人,让人们有机会用自己的双手挣来明天的衣食,但到头来人们却都觉得这些利益都是自己挣来的,而萨达特带给他们的只有损害:军人抱怨萨达特束缚了他们经商的手脚,民族主义者痛恨他与以色列媾和,宗教徒天天听阿訇在清真寺里骂他是“可耻的背教者”,连自由主义者都觉得萨达特的改革步子迈的还不够快,是埃及奔向自由的绊脚石……
所有人都不觉得萨达特的改革对自己很好。埃及人并不感谢萨达特。
终于,这座仇恨的火药桶在一个节点被引爆了。1977年,在萨达特宣布访以色列的同年,埃及尝试暂停已经执行多年的食品补贴政策,萨达特将这一改革视为自己的关键之战,希望借此卸下政府的沉重财政包袱,并遏制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畸形增长。
但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蔓延全埃及的抗议潮,开罗等城市都发生了自195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骚乱。愤怒的民众在广场上高呼“绞死叛徒萨达特”,报纸则用刚刚获得言论自由批评萨达特的政策,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则借机扩大影响力,筹划推翻甚至暗杀萨达特。
最终,为了平息众怒,优先完成对以色列的和谈,萨达特不得不叫停了这一步最关键的改革。但这也只给他多争取四年的时间。
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中,一辆拖着榴弹炮的牵引车突然偏离规定行驶路线,在检阅台前面停下,从车上跳下一名带枪的上尉军官,一边向检阅台狂奔一边掷出了一枚手榴弹。同时,炮车上一名机枪手向检阅台上的总统射击,萨达特当场死亡。
堂堂一国的总统,居然在本国的阅兵仪式上被受阅军人杀死,这在世界刺杀史上都是奇闻。因为阅兵仪式一般都是安保最严密的,刺客能够穿过重重安保,完成对总统的刺杀,一定有着非常高层的内应。
但这个内应到底是谁?是宗教极端分子?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是军方既得利益集团?是底层民众同情者?还是激进自由派?这个问题其实至今仍存争议。
我们所确知的是,萨达特死后接任的,是他的副总统穆巴拉克,为了不再惹恼各方,穆巴拉克上台后对上放任了军队资本扩张、对下则恢复了食品补贴制度。埃及改革的难题被完美避开了,于是此后三十年承平无事。
多说一句,给公民发免费面包、禁卫军杀皇上、皇上死了副皇帝即位——埃及这个画风,精神罗马人实锤啊……只可惜他们学的是罗马末世。
穆巴拉克的执政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相比于萨达特重视改革,穆巴拉克只在乎自己的权力,所以他所有的经历都用于摆平各个阶层,给他们最想要的,让自己的执政时间长达三十年。
但埃及的改革,也就这么停滞了三十年,当2011年,国际粮价上涨,埃及财政终于难以为继时,危机就再次爆发了。
只是,此时的埃及,即便再想改弦更张,还来得及吗?这个国家已经错失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40年前,埃及杀死了萨达特,杀死了改革,也杀死了自己的国运。

据说萨达特遇刺时,虽然颈部中弹,却并没有立刻死去,旁人去探他的鼻息是,听到他用含着血沫的嗓音在徒然的自问:“难以置信啊,为什么?
是的,这是为什么?埃及,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对用铁杖统御他们的伟人狂热崇拜,却对试图解放他们的改革者恨之入骨?
这个疑问,将永远留给那些读史者,供他们在深夜里掩卷深思、扼腕长叹。
但埃及人只怕没空去想了,因为他们已浪费了太多时间。
全文完

PS:
以苏伊士运河为由头,,现代埃及的故事,连写了两篇,就先到这里吧。一段外国历史,愿您看的开心就好。
本文53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给个三连,优先转发,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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