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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他出生在乌鲁木齐，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小提琴家。2岁时，他搬到北京胡同，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4年。在这4年里，他经常坐火车，往返于北京和新疆之间，为排解旅途寂寞，他喜欢上了绘画和书法。6岁时，他回到乌鲁木齐，当时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上演文革。在其他孩子都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利用母亲工作之便，一头钻进图书馆，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当亿万中国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时，他却默默让知识的花雨润在心头。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开始了自学，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老师厉害多了。他说：老师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是这八个字。如果我提前三天预习，就可以在课堂上问出一个问题，让老师们都哑口无言。大三时，他还拒绝画商业效果图，因为觉得那是骗人的、纯商业的。还带着几个同学跑到教研室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开禁。”上了研究生，他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来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形成一股对传统继承与发展的风气。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的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
没有现代建筑师，
也没有现代建筑。
他的硕士论文名为《死屋手记》，论文全票通过，可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没有授予他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
你读过太多不该读的书，想过太多不该想的，也做过太多不该做的事。他特立独行，“狂妄”无比，思考自己的思考，选择自己的选择，不被学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可他却选择了一个，离体制最远的生活方式：隐匿七年，自我失业。他这个准硕士，每天大部分时间，却都和最底层的工匠们，一起调水泥、垒砖头。正是这样一段经历，让他从此做任何建筑的事情，都底气十足。越来越多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那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师们，脑子里只有快和钱，而他却一直在思索：再后来，无数的设计师做了无数的新东西，却彻底地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当其他建筑师们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之时，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
他无数次地感慨自己身处的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心痛地说：再过十年，中国的城市里头，大家还能说：我是中国人吗？这个城市所有中国传统的一切，都会彻底地被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都只能被放在博物馆里。1998年，他已经35岁了，可他除了一个“叛逆”的名声，仍是一无所有。
那时中国美院正要新建一个校区，当时的造价预算，只有同样规模工程的一半，其他建筑师都不敢接。“你定这么低的造价标准，还要达到国际水准，这些我都能做得到，但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彻底的自由。”而他却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顽念，故意在校园里造一幅“画”。一天院长站在3号楼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那边的他则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之时，他的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在占地800亩的象山校区里，有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来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他说：今天拆那么多房子，建筑成本浪费惊人，怎么样把旧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只是仅仅做回收。就是靠着这种回收的方法，他使整个校区建造的造价降了一半。而灰白色调各种风格的建筑，与田园式的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身处其中，有不尽的惬意和宁静。
许多著名建筑师都嘲讽他，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那就去象山看吧。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一模一样的房地产是难看的，而当这些人有一天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了。
果不其然，如今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已经成了建筑界的代表作。
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这是中国传统与现实，激烈冲突中诞生的另一种“乌托邦”，一条通往人们内心深处的返乡之路。
在象山校区落成的同一年，他又创建了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
许多人都说，他这个另类老师，每天都带着学生们“不务正业”。他的学生一进校，就得先学会当工匠，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还要自己会造小板凳。明明是建筑艺术学院，可他却要求学生们写小说、写剧本，还给学生们开书单：他当初之所以要在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是因为在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建筑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们成为共谋？最终，他想通了，那就是中国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当时他跑到现场去考察，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拆平的地方。而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随着商业区的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了。于是，他便想到了，使用这些老村落拆毁后，能收集到的旧材料，将它们拼砌出来后，就成了颇负盛名的“瓦爿墙”。“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心，用这么脏的材料做博物馆，什么意思？”他是虚心接受了，可却坚决不改，最终负责人摔门而去……而之后他的设计还要通过不同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终能够实现，真的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而宁波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真的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原定每天3000人的参观规模，却连续3个月，人数破万。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都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
一位另类的建筑师用一份坚持，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他主持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的综合保护与更新。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是南宋皇帝走过的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这条承载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也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各方早已围绕怎么改造这条街，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许多著名建筑师都不敢接这个活，因为里面牵扯的关系太过复杂。可他却毅然接下了这项工作，他到市政府开会时，一个官员问他：“这就是一条破烂街，就是一堆破烂，不知道王老师你准备怎么改？”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个破烂儿，看一下过去的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
我想说的是：这整个就是一堆的大破烂。
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一种影子。
这是杭州市城市复兴的开端，那就让我们从这条街开始，让大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好的城市吧！
后来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几个官员偷偷跟了进去，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说：
“王老师，这个市政府大楼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的，你是第一个。”重建后，南宋御街上保留了，原本的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建筑，中西方的建筑在这里浑然一体。刚开街，就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外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
2011年，他成为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
而在2012年，他却收到了，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好消息是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设立33年来，华人世界中，只有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获此奖。2012年之前，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光芒，还从未投射到我们东方的国度，可他这个在体制外游走的“非主流”另类建筑师，却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
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
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且有世界性的建筑。而坏消息是，一个画家朋友，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
他呼吁年轻一代建筑师，不要把中国发展，建立在毁灭历史之上。
他想要让人们，在某种无目的的漫游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从亲近身体的场所差异中，回望那座青山，返回一种，我们已经日渐忘却的生活方式，使一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贬的生活方式得以复活。仍努力在复兴本土建筑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在同龄人被束缚在教育框架里时，他早已跳脱到体制之外。在建筑师们追随成功和虚无名利时，他却收获了内心的富足。长命百岁不敌半世痛快，他活得潇洒，活得尽然，如此狂妄，又如此另类。他是一名建筑师，却有着文人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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