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家在世界（ID：Totravelandlearn）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这句话，被很多文艺青年们反复念诵，电视剧本甚至将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情话，然而事实上，这句话是为他而作。他是无数人眼中的“眼中钉”，他敢直接当面斥责北京领导，“睁着眼睛说瞎话！”他还敢将满满一大袋垃圾，扣在官员的饭桌上，他是谁？他凭什么如此大胆？
他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奠基者梁思成，母亲便是民国最有名的美女才女林徽因。在他小时候，因父母爱广交朋友，家里的客厅便成了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
当时，他家的院子里，经常聚集着无数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文人志士。作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他的幼儿时代，便是在这些有名的，文人志士宠爱下长大的。
从左至右分别是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费正清等
当时，金岳霖、沈从文这些，文学大家都是他们家的常客。金岳霖就住在他家后院，因此经常来家里做客，每次金岳霖来，他和姐姐便把他，亲切地唤作“金爸”，“金爸”在外人面前是知名大教授，可在他们面前就只是一个宠爱他们的长辈，会教他们唱儿歌，陪他们一起玩耍。除了金岳霖，还有沈从文，沈从文每次来，都会给他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只是这种安逸的童年时光没过多久，就被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
1937年，他刚刚5岁，卢沟桥事件爆发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也戛然而止。
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老小连夜逃去了西南“大后方”。母亲摸了摸他的头，柔声细语道：“我们屋子后面，不就是扬子江吗？”这年10月，他们一家人终于辗转抵达长沙，但敌人的炮火仍在他们身边徘徊，死神随时会来......当时没有任何警报，炸弹就落在离他们住的地方十多米处。轰炸时，他和姐姐还生着病，炸弹的每一次在耳边响起，父亲便用手死死搂住一家人。母亲因为旅途的奔波患上肺病，父亲旧疾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他和姐姐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1941年，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在四川李庄那时，他和姐姐两腿都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他的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忍着剧痛的他总是一声不吭，父亲只能轻轻摸着他的头，安慰他说：不疼，不疼......但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母亲仍旧给他和姐姐读米开朗基罗，父亲每日教他们画画，陪他做玩具。
1946年，已经14岁的他和家人，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
父母也开始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所有事情都步入正轨时，他却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打击。当时父亲是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母亲是建筑系一级教授。他身为系主任和一级教授的儿子，竟然没能就读于清华建筑系，最后不得已，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师从陈翰笙先生攻读世界史研究。23岁这年，他的母亲林徽因去世，这个曾经对着北京市委领导，义愤填膺的说出：这位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这个像一道光一样温暖他精神的人，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倒塌之时，怆然离世！而他学业完成后直接前往云南任教，一直到他30岁，才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就在他准备一展才华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作为名门之后，他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也变成了“梁三子”。37岁时，他作为重点被革命对象，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去便是漫长的9年。这个为了保护中国古建筑，曾攀爬过险仄难行的山道，从土匪窝中逃过命，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去考察龙门石窟，勘测应州塔和佛光寺的男人。他曾无所畏惧，然而却在北京大规模建新城之时心凉，当城墙被推到，牌楼被拆除之时，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在农场的梁从诫
作为儿子的他，此时只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去犁地，焊接，开拖拉机......世界史的专业慢慢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他只能静静等待，光再次照进自己的窗内，还好，他还抱着希望等上了十年！1978年，46岁的他终于被允许回京，但还是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当时并没有单位敢要他，直到被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阎明复，调到大百科出版社，他的生活才开始有了改观。事实上，他一直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他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47岁时，他创办杂志《百科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杂志的前言，他写道：“有人把知识分子誉为社会的栋梁，大脑等等，我们却宁可对他的局限性，保持一点自知之明。”
而《知识分子》的封面一直是一幅画：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
就像他追求的真理一样，迟早会从半开的门中，透出新的光明......
那时候，中国社会的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都是通过《百科知识》和《知识分子》杂志传播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偶然间读到的一份稿件，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从此让他走上了一条，被无数人铭记的道路。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污染源......
他从文章看到了，中国这个时期，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
自此他彻夜难眠，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让他决定必须做点什么。成立环保组织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在他的脑子里开始酝酿起来。1992年底，已经60岁的他，联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和作家兼探险家的王力雄。他们三人和他的妻子方晶，一起着手发起了，他心中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并根据国家条例，开始为注册而奔波，他向亲戚借了300元注册费，骑上自行车，找了一家又一家部门，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后面在他不懈的坚持下，终于为“自然之友”穿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就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创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他就将办公室设在自己的家中，对外公布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员工也只有他和夫人方晶两人，他们手写座谈邀请函，一张张粘贴邮票......自然之友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京西八里庄的一片荒地上举办的。荒地上有个玲珑塔，当时他发动朋友亲戚，一共聚集了82个人到场。从这座破旧的古塔开始，60多岁的他便带着，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中国环保的道路上摸索往前。秉承着这样的想法，他的后半生，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当时的他因为主动离开体制，从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而对于“环保”这项事业，他真的是发自真心的为国在做。他敢怒敢言，从来不会因为顾及某位同僚的颜面，而袒护其在“环保”上所犯的过错。
在一次到川西一个县城考察的时候，县长向他敬酒，他却对主人说：
一次去海南三亚，他在海滩上捡了一塑料袋的垃圾，吃晚饭的时候，他就把它带到吃饭的地方去了，直接搁在自己的椅子底下。当那里的领导说三亚的环境很好时，他直接把垃圾拿出来，啪，就倒在了吃饭的桌子上，并厉声说到：“你们说三亚的水干净，那这些，我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垃圾是什么？”他还会因为河床干涸的原因，和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就对着领导说：这一切，让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身边的很多人都在远离他，觉得他特立独行，是想引起大家对他个人的关注。而事实上，他只想的是，让那道门外的光，更快的照进屋子里！他为中国的环保起步事业敢说敢干，他会跑到各个高校，各个企业去演讲，去告诉大家：自然已经快要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了，他请求这个社会停一停，慢下来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但在当时那个经济、社会都极速发展的大潮中，他的这种诉求，实在是不合时宜。在环保的道路上，他经历了太多太多，他燃起过希望，感到过愤怒，但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奈。在考察三峡的过程中，面对黑漆漆的污水顺着江水流下时，他严厉的质问当地领导。
得到的答案是治理废水的费用，远远高于这个污染厂家的资产。而且厂子养活着这个几万人的小县城，里面有2000多名工人，关门了谁来养活这2000多人口，这让他无言以对。在宁夏考察的时候，穷苦的村民在草地里，挖掘发菜出售换取粮食，他不忍说出：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社会问题，这不是高歌，“还我蓝天，还我绿水”的口号，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时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虽已不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还会有那么几个！他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他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他毅然决然地奋战在中国环保事业这个“败多胜少”的战斗前线！他曾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的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而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
67岁这年，他还在和“自然之友”去筹集基金，支持西部野牦牛队艰苦的反偷猎活动。
将至古稀之年的他，还登上昆仑之巅，和队员们一起焚烧了收缴的藏羚羊皮。在这里他的一句“好像回家了”，让队里铁血铮铮的男儿们都流下了眼泪。
他右上臂关节完全脱臼，这让67岁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活动，那他就用手和笔继续战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华期间，他大胆写信给他，正气凛然：请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欧洲的影响，和我们一起来防止，藏羚羊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的现状。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应邀参加了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他却铁青着脸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
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
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此番话，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为梁家后人，他持有了和祖父、父亲一样不畏权贵的斗士的姿态！为滇西北德钦县森林里的金丝猴请命，直谏当时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一系列的环保举措和外交，使得他在国际环保领域声望载道，“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逐渐取代“名门之后”的影子。
除了这些傲人的“伟业”，更让人们感到钦佩的是，他将环保丝丝入扣融入到了生活中：不管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他都会骑上他那辆老到掉牙的自行车，一次，他骑车去政协开会让门卫给拦住了，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的。
他的友人王军也回忆道：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他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而只要外出吃饭，他一定会带上一个大布袋，里面是不知道用了几年的筷子和勺子。哪怕是去赴香槟酒宴，也会“寒酸”的拿出自己的筷子。而更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他永远会随身携带一块发黄了的旧手帕，他说：梁从诫从不用纸巾。而他的办公室，也是用“捡破烂”的方式：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等，都是他的朋友不要了给的；一组黑色沙发也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然后缝好了椅套再盖上，看上去才有了样子；招待客人时永远只倒半杯水，怕“倒多了喝不完浪费”。今天，泱泱大国，环保理念渐入人心，民间环保组织已有了近4000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参与。
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环保卫士，以谦和致远的普通人身份，坚持不懈的唤起了政府以及民间，大家对中国环保的重视和反思，凝聚起环保志愿者的一支大军。“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所以从花甲之年起，他就为我们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
而晚年的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自然之友的理事长杨东平说：
“这些年他做的事情，失败居多，哪怕有时候胜利了，也只是表面的胜利。”他的话越来越少，话语中渐渐开始多了些孤寂。后来他曾和友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
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
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如同一块疤痕下面，是已经溃烂到骨髓的剧毒，
可偏偏大家都以为这块疤好了，毒素就盖上了。“
2010年10月28日，78岁的他在北京去世。为环保事业付出大半生的他，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在他的告别仪式上，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献上一枝枝菊花，寄托一片片哀思。在送他最后一程的，回旋百余米长的送行队伍里，有青春年少的面孔，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在当年激起了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淹没在了各类娱乐八卦当中。人们甚至意识不到，他的离世，也许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时至今日，雾霾，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稀有生物灭绝......这些问题仍存在在我们的家园里，中国的环保事业仍旧任重而道远。善其身，兼天下，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奔走呼号；梁家的三代人都用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的在做着殉道者和启蒙者！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甚至悲壮的坚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他为时代使命而生，再决然奔向社会苦难而去，他以天下为己任，悲壮而执着，当年林徽因说他的孩子：而他确实用自己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爱和希望！可是，如今又有谁可以像他一样，甘愿为这一切献出毕生心力呢！？-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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