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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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引导中国走向“伟大开端”的“伟大觉醒”。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这种“伟大觉醒”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势不可挡。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及同时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孙中山等思想家，以唤起民众觉醒、中华民族觉醒为己任，使用“觉悟”“自觉”“觉醒”等话语，进行唤醒民众的思想启蒙，推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唤醒民众觉悟的重要途径，上海《民国日报》从1919年6月起开辟了《觉悟》副刊；周恩来等于同年9月在天津成立了进步团体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其他报刊也致力于以启发民众觉悟为宗旨的公共传播。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倡导面向下层民众的“平民文学”，鲁迅等人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文学形象，希望发挥文学唤醒民众、改良人生的巨大作用。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这些历史灾难同时也逐步唤醒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关于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与历程，学界有不同提法。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大大刺激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

我们不妨从以下角度理解：

从民族觉醒的深度看，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在1915年9月发表的《答王庸工》一文中对《新青年》杂志作了“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定位，其缘由是“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为“欧化之输入”，“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稍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陈独秀的说法表示认同，他指出：“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觉悟到“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于是大家又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宪论与革命论两派”。经过改良、革命，西方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安设在中国，“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梁漱溟提到“最注重政治问题的如梁任公一辈人到此刻大家都弃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趋重学术思想的改革方面”。梁启超也谈到了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根本的递进历程，他在1923年2月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谈到国人“觉悟”的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傅斯年1920年也谈到“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蔡元培称：“学生界除了对于政治的表示以外，对于社会也有根本的觉悟。他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演讲，都一天比一天发达。”当时思想界的精英人物都认同，如果不能唤起国民的全面觉醒，唤起全社会的全面觉悟，政治变革很难推动，已有的改革成果也站不住脚。

从民族觉悟的广度看，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觉醒到甲午战争失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被称为“国民觉悟”“劳动者底觉悟”“社会的觉悟”的“全面觉醒”，历史现场则从晚清时的部分地域扩展到五四时期的全国范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惊醒的是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先驱者；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觉悟到“不如夷”的仍是人数屈指可数的少数洋务论者，我们可以从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后“举世讳言之”、徐继畲因编写《瀛环志略》备受非议、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中的言论被严旨训诫等事例中，感受到先驱者因觉醒得早而遭受的悲凉。“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中国民族的觉醒由1300名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声中宣告于世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等人都谈到了甲午战后“觉醒”的群体意义。梁启超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陈独秀指出：“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梁漱溟指出，甲午之役后“大家又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三人都认同甲午之役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不过，甲午之役后开启的“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还不是“全面觉醒”。虽说“变法者乃纷纷”“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但觉醒的群体主要是士大夫，或者是陈独秀所说的“上中社会”，而不涉及下层民众。变法、革命虽轰轰烈烈，但所影响的地域范围是有限的。经过甲午战败的冲击，虽“鼾睡之声乃渐惊起”，但变法仍仅局限于京师、湖南等少数省份。与维新派立足于“上达天听”呼吁变法、革命派立足于“中等社会”推动革命有别，五四运动从象牙塔走向了十字街头，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唤醒劳动者、唤醒劳工阶级、唤醒国民为己任，推动了觉醒民众广泛、波及地域宽阔、影响面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社会改造运动。他们从新文化运动初期一般地倡导“民族自觉”“国民觉悟”，到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拥抱民间、关注下层，聚焦于提高劳动者觉悟、劳工阶级觉悟，使“全面觉醒”奠基于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指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同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他指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陈独秀在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在同年5月发表的《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他又强调“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当时，孙中山也关注国民的“全面觉醒”，他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划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与不知不觉者，他希望革命党人重视唤醒民众，“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他们所说的“庶民”“劳工”“劳动者”“平民”“不知不觉者”等都是指少数剥削者以外的全体劳动者，只有唤起全体劳动者的觉醒，才谈得上社会的“全面觉醒”。

从民族觉醒的态度看，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近代从被动惊醒到自觉反省的中华民族觉醒历程，可以称做由自在到自为，或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起而抗英，是在民族义愤的感召下集结起来，更多的是出于反侵略的自卫本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等概念、口号的提出，体现了先驱者对自身民族认同、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到了五四时代，“自觉”一词被思想家们纷纷提及，成为实现“全面觉醒”的重要标识。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陈独秀、李大钊已提及“自觉”一词并加以讨论。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要觉悟“国家之目的”，即认识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觉悟“国家之情势”，即认识到“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绌”，若不自度量逞意气之勇，“爱国适足以害国”。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五四启蒙思想家在相关文章中多次使用了“自觉”话语，如李大钊在1916年8月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当时属于东方文化派的思想界也强调了民族自觉或文化自觉，如梁启超在1915年发表的《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指出“自觉”贵在“自知”，“自知其所处之境遇何若责任何在”；在1922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专门有“中国人之自觉”一节。张东逊在1919年9月发表的《第三种文明》一文中把人类的文明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种文明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第二种文明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第三种文明是互组与协同的文明”。“第二种文明是部分自觉的，第三种文明是普通自觉的，第一种文明是不自觉的”。“这第三种文明，因为大战的缘故，方才出芽，因个人的自觉有先后不同，民族的自觉也有先后不同。欧美先进的民族自然比中华民族自觉得早些。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讲“觉悟”“自觉”，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在讲“觉悟”“自觉”；新文化运动发生前、运动早期与运动后期都在使用“觉悟”“自觉”话语；后五四时代人们又从各自角度、不同立场在解读、诠释五四启蒙中提出的“觉悟”“自觉”问题。

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其一，按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等文中“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的说法，及周恩来在《觉悟》一文中“因自己的觉悟得寻着人的生活，由己及人，渐渐可以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的说法五四思想家所谓“觉悟”包括了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启蒙者唤起工农大众的觉悟，正如孟子所说的“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新文化运动前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倡导与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经历了先驱者率先“自觉”，然后他们再去“唤起工农千百万”的过程。孙中山对五四思想启蒙“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过程描述为：新文化运动“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知识分子的优势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从实践经验讲还需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因此，“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中，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要求把启蒙主义的‘化大众’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其二，按陈独秀、梁启超、梁漱溟有关近代民族觉悟三个阶段的说法，五四思想家所谓“觉悟”包括了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中对应这三种觉悟，分别对应有科学、民主与“打倒孔家店”三个口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涉及了科学觉悟，重点谈了“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关于科学觉悟，他指出清季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耳”。关于“政治的觉悟”，他指出：“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是缺乏民主觉悟的。“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关于“伦理的觉悟”，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又指出：“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在上述三种觉悟中，陈独秀言说的重点，越来越偏离《新青年》创刊之初“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定位，越来越偏向于“谈政治”、谈国民的政治觉悟。他在11月《国民》杂志成立周年纪念的致词中把国民觉悟分为三步：“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政治不良之觉悟……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陈独秀这里所说“爱国心之觉悟”“政治不良之觉悟”与“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实际上都是“政治的觉悟”，尤其是他所尤为推重的“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导致“非把他改良不可”的认识，导致进步团体、先进政党的成立，从而从“全面觉醒”发展到“伟大开端”。

其三，按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有关对外对内两种觉悟的说法，五四思想家所谓“觉悟”包括了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或者说是包括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觉悟。陈独秀在1918年12月发表的《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指出：“鄙人以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中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前者包含了用暴力进行民族自救、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思想；后者包含了以强力争取国内民主、打倒封建军阀的思想。因此，他所说的“两种彻底的觉悟”，是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觉悟。1919年9月，李大钊在天津发表讲演，强调“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被称为“南陈北李”的中共主要缔造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有了对外反帝、对内反封建的觉悟，故他们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但中共刚刚成立就在宣言中仍顺理成章地提到了反帝反封建问题。

梁启超在1921年10月发表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中指出：“自觉，觉些甚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他在后来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再次提到了这两种“自觉”。

其四，按照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出的“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五四思想家所谓“觉悟”包括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包括“小我”“小己”之觉悟与“大我”“大己”之觉悟。五四启蒙思想家一面呼唤个体意识的觉悟、个性意识的觉醒、个体生命意识的觉悟，一面呼唤社会意识的觉悟、中华民族意识的觉悟、世界意识的觉悟。陈独秀既倡导“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倡导“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又引导国人关心国家命运与世界大势。李大钊认为国民个体的活力与民族整体的活力是相通的，要求青年“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要求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钊呼唤“我”之自主意识、个体意识，他指出：“孔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孔子尝示人以有我矣。孟子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孟子亦示人以有我矣。真能学孔孟者，真能遵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已足。”他也呼唤“新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群体意识，称“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胡适推崇个性解放，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表示希望“社会上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他也呼唤群体意识的觉悟，如其在1919年发表的《不朽》一文中指出：“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

其五，从新文化运动前期到后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从“辅导青年之修养”到唤起“劳动者底觉悟”，从倡导科学、民主与“伦理之觉悟”到传播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新文化运动的“觉悟”话语发生了重要转向，Bolshevism、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在同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包括觉悟到“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同年12月，李大钊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指出“Bolshevism这个词，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前期启蒙思想家抽象地提“国民觉悟”，但在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已经转换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聚焦于如何去唤醒劳动者的阶级觉悟。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提到：“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象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这是指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阶级觉悟。他在同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指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他提出，劳动者“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资本家给雇工的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

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有集会演讲、课堂教学、出版著作、组织社团、文学创作等多种途径，其中，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之渠道、觉悟之途径。1917年1月，李大钊撰文谈到对《甲寅》周刊的定位：“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之进化”；“以其自身之美，感化国人，使之益昭其美而交相爱也。”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称：《新潮》之编撰旨趣是“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期之以十年，“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同月，蔡元培为《国民》杂志作序并寄语社员：“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椓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他希望社员保持“唤醒国民之初心”，永葆朝气，进行不怠。同年10月，陈独秀曾寄语《国民》杂志社：“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可见，他们都希望通过报刊开导国民，感化国人，提高国人觉悟程度，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前行。

《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与觉悟社的《觉悟》杂志，是五四运动发生后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媒。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觉悟》副刊于1919年6月16日首次在《民国日报》出现，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四大副刊”之一。邵力子、陈望道均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觉悟》副刊自然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从1919年6月18日、19日初刊署名‘鹤’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起，《觉悟》在六年内，刊登介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专文的约在50篇以上。”副刊刊登了当时很多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等人的文章约200篇以上。

《觉悟》于1920年1月20日创刊，是天津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的社刊，由周恩来主编。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郭隆真等发起成立。《觉悟》只出了第1期，有100多页，近10万字，因觉悟社的领导骨干被捕入狱而停刊。《觉悟》第1期发表了周恩来的《〈觉悟〉的宣言》《觉悟》两篇具有发刊词性质的重要文章。该期还刊发了15000多字的《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

其他报刊也致力于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舆论传播，对唤醒工农大众、启发民众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高度评价了包括《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在内的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的重要作用。

五四启蒙思想家对“觉悟”使命的清醒认识、对“觉悟”话语的丰富书写、对唤醒民众的启蒙宣传、对与工农结合的路向选择，促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五四运动、五四启蒙所唤起的“全面觉醒”影响是重大、深刻和长远的，单从五四运动结束后短短几年内来看，“伟大觉醒”导致了“伟大开端”，“国民觉悟”导致了“国民革命”，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