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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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4月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夜幕中，一班绝密军列缓缓驶入。

上面搭载的，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和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在接下去的时间中，它们将被组合在一起，在此踏上飞天之旅。

自1958年来，为了这一刻，人们已经奋斗了足足12年。其间有过进展，有过挫折，还有过中断。但至少，它们已经从想象变成现实，即将拉开我国进军太空的帷幕。

尽管，这颗即将进入太空的卫星是那么的简陋，它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太空中播放来自中国的声音——“东方红”。

但这颗第三世界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将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今年（2020年）4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也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50周年纪念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本号将由我们的老朋友琪露诺同学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东方红一号”从论证到发射的艰苦历程。

1957年10月4日，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

莫斯科时间22时28分34秒（北京时间10月5日3时28分34秒），一条巨龙喷吐着火舌，轰鸣着从发射台起飞，向东飞去。315秒之后，这颗直径58厘米，质量83.6千克的小球，与R-7运载火箭分离，进入了一条近地点288千米，远地点947千米的轨道。它发出了“哔哔，哔哔”的信号，划过了天际，消失在地平线远方。这就是名为“斯普特尼克1号”的人造地球卫星，它也是第一个被送入近地轨道的人造物体。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

塔斯社很快报道了这条消息，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最恐慌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深刻地明白，苏联能够发射卫星到近地轨道，势必也能够发射核弹头到近地轨道，那么核打击将变成悬在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时间，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所有美国人的头上，他们称之为“斯普特尼克危机”。

而当时作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我国，对这一历史性的成就则报以高度的赞扬。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8篇文章，介绍这一历史成就，评价它是“对世界科学文化宝库是一项极重大的贡献”，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人们纷纷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来自外太空的讯号，并尝试用望远镜直接观测这一划过夜空的亮点。同时，应苏联科学院要求，中国科学院于同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斯普特尼克1号”的观测，成立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无线电观测组。北京、南京、上海、昆明四地先后设立观测站点，它们也是全国最早期的卫星观测站点。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纷纷把目标聚焦到了太空。

首先追赶的也是美国人，他们在仓促间准备了一颗人造卫星——“探测者1号”，并在翌年（1958年）1月31日利用“丘辟特-C”（后改名为“朱诺I号”）运载火箭将其送上了太空。但“探测者1号”的质量仅有8.2千克，因此被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揶揄为“发射了一颗柚子”，而此时“斯普特尼克1号”早已在同年1月4日再入大气层烧毁。

在苏美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之后，1958年，中科院主管国防尖端科研任务的新技术局将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定位为当年规划发展的第一号任务，简称为“581任务”。在这个任务组中，钱学森为组长。值得一提的是，“581任务”办公室当年被称为中科院地球物理物理所二部，因此赵九章（地球物理所所长）和卫一清（地球物理所党委书记）二位自然成为任务组的副组长，而这“581任务”办公室，就是今天的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前身。任务组的组员也是人才济济，包括钱骥（地球物理所办公室主任）、武汝扬（自动化所所长）、杨刚毅（力学所副所长）、顾德欢（电子所所长、党委书记）、施汝为（应用物理所所长）、华寿俊（化学所所长、党委书记）、吴智诚（地球物理所所长办公室秘书）等。可以说，全中国最顶尖的大脑，都集中在了卫星任务上。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然，出于一贯的幽默，他补充道：“我们要抛就抛两万千克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受此鼓舞，“581任务”小组会同30余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了运载火箭与卫星的设计和火箭载荷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同年10月，这些成果于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场观摩，予以高度评价。

在科技成就展上的张劲夫、吴有训、毛泽东、郭沫若（前排四人由左至右排序）

尽管前期的工作较为顺利，但对于我国来说，将一颗卫星精准地投放到太空中的预定轨道，敏锐地跟踪到卫星，精确地预测卫星的路径，完整地捕获卫星的参数，这些任务都是从未开展过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投送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还完全没有眉目。

纵观人类的航天历史，世界各国相当一部分运载火箭都直接发展自弹道导弹技术。例如运载“斯普特尼克1号”的R-7火箭，就是由“R-7”洲际导弹衍生而来；而“第聂伯”运载火箭则是由R-36M洲际导弹衍生而来。对于美国而言，由“红石”弹道导弹衍生的“红石”运载火箭让艾伦·谢泼德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把约翰·格伦送入近地轨道的“大力神”运载火箭则由“大力神”洲际导弹衍生而来。可以说，运载火箭的出现与兴盛，恰恰是“军用转民用”最真实的写照。

当时主导卫星研制任务的聂荣臻元帅，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也指出：“将导弹弹头的火药替换成卫星，那么导弹就相当于火箭，中国应着手研制导弹，同时对卫星进行早期研究，‘两条腿走路’，最终发射自己的卫星。”

同年10月，由赵九章领衔的团队前往苏联考察访问，调研人造卫星技术。但彼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且人造卫星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尖端技术，因此两个多月的访问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让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还得靠自己。

赵九章（右一）、钱骥（右二）、杨嘉墀（左一）等前往苏联访问

但对于1958年的中国而言，第一枚小型探空火箭直到同年9月份才得以发射，对P-2导弹的仿制工作（即后来的“东风一号”导弹）才刚刚起步，遑论更大型的运载火箭呢？因此在1959年，邓小平提出“应集中精力搞‘两弹’， ‘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部署。这无疑是相当有道理的，只有具备合适的载荷投送能力，我们的卫星才能够进入太空。

由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计划暂时放缓。

← To be continued……

我知道你们想问阿波罗11号，emmmm一定加油补完番，不用有生之年，今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