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在新时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来源---开源情报（OSINT）之海

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开源情报(OSINT)为全源分析者、秘密收集者和政策制定者揭示了当今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来挖掘它的潜力吗?我简短的回答是“不”，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认为的原因。

如今，收集情报有时不像在异国的黑暗小巷里偷偷摸摸地去见某个特工，而更像在办公室小隔间的荧光灯下上网寻找一些开源软件。随着商业和技术的进步，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如今，在收集帮助分析师和官员了解世界所需的情报方面，鼠标点击和在线词典往往比时髦的斗篷和闪亮的匕首更有用。与被盗的机密、外交报告和技术收集相结合，公开来源构成了一位前情报副局长所称的情报“错综复杂的马赛克”。

今天的商业和技术进步只是集合学科的最新发展，集合学科的先驱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发展这一领域。

基于普林斯顿大学早期对外国短波电台的监测工作，美国对外广播情报局(FBIS)于1941年开始在二战期间将电台变成主要的情报来源。外文期刊采购部门间委员会(IDC)通过全球收集网络收集了Axis出版物。当时在OSINT领域工作的男男女女生产的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与那些在文件上加盖“机密”印章的其他机构的产品相媲美。

Charles B. Fah博士在1942年中期作为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远东部主任撰文赞扬FBIS的产出是“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是关于日本和被占领的亚洲发展的“最广泛的单一来源”。战略情报局（OSS）自身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没能在日本建立一个代理网络，并将罗马的一个意大利“骗子”的杜撰作为东京事态发展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加以报道。

与机密报告相比，出版物的表现也不错。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汉学家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在战后时期领导了他的研究领域。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显然觉得费尔班克博士的简报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这位年轻的学者派到中国，帮助组织一个出版物采购项目。

在冷战水域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沉寂之后，情报官员继续帮助分析人士和官员在冷战的黑暗水域中航行。例如，FBIS(当时的首字母缩写是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和Foreign Document Division (FDD)的分析师曾带领中央情报局(CIA)察觉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疏远的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FBIS和FDD的官员就开始从对宣传材料的解读中发现中苏分裂的迹象。相比之下，一些来自众议院秘密一方的CIA官员，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观察人士都犯了错误，他们认为公开的证据在未来10年里都是虚假信息。

事实上，在整个冷战期间，OSINT构成了所有关于苏联、中国和其他对手的情报的主要部分。以OSINT对苏联的研究为例，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开始成长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情报官员在陆军特别文件处和陆军-海军联合华盛顿文件中心搜索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文件，寻找苏联技术能力的线索。到1950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发现了一种信息”的“财富增加流从苏联Union.5书刊的1960年代早期,一位内部人士写道:“总的来说,开放来源可能提供的大部分的生产中使用的所有信息在苏联军事情报。10年末，另一个人写道，“公共印刷文件的浪潮”既支持又威胁要“淹没”情报界。他还举例说明了OSINT的价值:“对北越媒体和电台的严格审查，一直是支持美国在印度支那冲突中的努力的一个重要情报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所有大国都利用了OSINT。事实上，我们的对手利用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公开来源的技术信息来监测外国的发展，并在他们自己的项目上节省时间和金钱。美国航空刊物《航空周刊》(Aviation Week)因独家报道被称为“航空泄漏”(Aviation Leak)，一直是人们的最爱。该杂志是美国科技期刊之一，东德情报机构和其他机构将其翻译成监控航空航天的最新发展。

到冷战结束时，商业和技术上的变化使OSINT的价值变得显而易见。广播在20世纪30年代是最先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此后的岁月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例如，当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时，华盛顿的情报官员通过无线电报告保持最新消息。一个资深中情局的董事会操作(做),指的是莫斯科的匈牙利起义的镇压,写道:“这是一个著名的现象领域的情报,往往当公共政治活动收益在这样一个快速、暴发性的秘密情报的步伐,代理的工作,被事件公开记录。大约30年后，当CNN播放柏林墙倒塌的画面时，兰利的情报官员和波托马克河对岸的政府领导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

当今世界公开的信息之多，是冷战时期情报官员无法想象的。1961年苏联将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时，行事隐秘的官员几乎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甚至对发射地点的位置也撒了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报道、网站和报纸文章都在去年报道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进入轨道的消息。甚至情报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从阴影中走了出来。1964年，两名记者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情报界的里程碑式的书，引起了轰动。今天，前办案人员讲述了他们的秘密职业生涯。

OSINT无处不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信息技术、商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只会让开源变得更容易获得、更普遍、更有价值。简单地说，一个人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低成本地收集更多的公开情报。OSINT的爆炸式发展正在改变着智能世界，出现了公开版本的人力情报(HUMINT)、图像情报(IMINT)和信号情报(SIGINT)。

近年来，情报界发现公开来源越来越容易获取，成本也越来越低。互联网的发展和商业创新为我们提供了网站、“亚马逊”(amazon.com)和无数其他供应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尔班克博士长途跋涉，花费巨资在中国收集日本的出版物，并把它们送到华盛顿。今天，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从amazon.co.jp或其他在线商家点击鼠标订购日本媒体，并通过快递空运接受订单。在不久以前的“旧时代”，学者和分析家们朝圣般地来到马里兰，浏览维克多·卡姆金无与伦比的苏联出版物商店的货架。现在，人们可以从家里的舒适处上网到www.kamkin.com，从库存的50万本俄罗斯书中购买或定制。

此外，IT革命已经超越了印刷文字。例如，越来越多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广播出现在万维网上。监视器不再需要靠近广播源。他们也不总是需要昂贵的天线和其他设备来听广播或看电视。

除了通常的公共媒体，OSINT正在扩展到HUMINT、IMINT和SIGINT领域。用一位在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有经验的倡导者的话说，“OSINT现在遍及所有的收集学科。他指出，如今人们可以通过公开要求收集者收集信息、订购商业卫星图像以及使用软件进行流量分析来收集情报。

例如，在一位情报专家看来，IMINT正在成为一种商业商品，以至于有可能不再是一个“INT”。“日本很好地展示了媒体对商业信息技术的利用。例如，一家以关注朝鲜而闻名的大型杂志经常在显著位置展示宁边核设施和据称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Chongil)住所等地点的商业图片。记者将IMINT与已公布的叛逃者信息、泄密信息和其他来源结合起来分析问题。2000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利用朝鲜导弹发射地点的空间成像照片，辩称平壤的导弹威胁远没有华盛顿宣称的那么大。不管FAS的论据有什么优点，这起案件突显了秘密行动的开始。

即便如此，OSINT也不能替代隐蔽收集。相反，开放资源正日益加强秘密收集计划。CIA、NGA、NSA和其他机密方都受益于作为其附属信息的大量公开数据。OSINT还允许秘密收集者为最棘手的问题收集有限的资源。例如，数字地球和空间成像永远不会取代NGA，但政府为满足基本需求而采购其商业图像可以减轻NGA的日常任务，并允许它专注于更高的优先级。

除了对收集原则的影响，开放资源长期以来在秘密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日本帝国雇佣德国人亚历山大·冯·西博尔德(Alexander von Siebold)来影响外国舆论，使之对东京有利。1899年，他在日本的支持下创办了《Ostasien(东亚)》杂志，向欧洲媒体提供了一些不错的文章，并以其他方式影响人们对日本的看法。他还监督媒体，提交他的“西博尔德男爵关于新闻界的报告”，向日本人通报外国的事态发展和意见。

在冷战期间，主要大国的秘密机关通过前线组织传播新闻和观点，以赢得人心。今天，公开资源仍然是政治秘密行动的核心，除了公开组织经常进行的活动。

周围目标有硬有软

开源情报不仅越来越容易访问、无处不在和有价值，而且它们可以特别针对最困难的目标。OSINT有时是第一选择、最后选择以及两者之间的每一个选择的“INT”。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断言可能代表了对OSINT的过度销售。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亚瑟·胡尔尼克(Arthur Hulnick)曾写过关于OSINT的重要性的文章:“公开来源既不迷人也不冒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秘密情报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还指出，无论是通过FBIS还是CNN, OSINT都能提供早期预警。他甚至估计，开放来源可能占到整个情报数据库的“80%”。然而，胡尔尼克认为，在朝鲜这样棘手的问题上，OSINT的作用可能要小得多。

然而，与开放的社会相比，开放的资源在渗透封闭的边界方面可能更有用。因为OSINT是来自开放资源的情报，更少的资源意味着在有限数量的监视器下更大的覆盖率是可能的。以朝鲜和韩国为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可能是世界上最独裁的政府，相对来说是OSINT的目标。朝鲜只有两家主要日报:《劳动新闻》(Nodong Sinmun)和《人民日报》(Minju Choson)，它们分别是执政党的报纸和政府的报纸。首都没有反对派报纸，也没有活跃的省级媒体发表不同意见或揭露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大韩民国拥有一个活跃的新闻界，它包括十多家以汉城为中心的报纸，其观点涉及政治观点的各个方面。每天都有大量的政府声明、公司新闻稿、社论、独家新闻和丑闻。相对而言，监测平壤的媒体就像喝吸管;追随首尔的开放资源，就像从消防水管里喝水一样。

平壤媒体虽然受到控制，但对任何试图了解朝鲜的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正如精通韩语、精通媒体的清崎伟(Wayne Kiyosaki)博士在《朝鲜外交关系研究》(study of DPRK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所说，平壤的交流不仅仅是宣传，它还是一种大众教化的工具。因此，它们提供了“优先级的晴雨表”。曾在永阳居住过的澳大利亚前外交官阿德里安·布佐(Adrian Buzo)博士拥有罕见的经验，他支持朝鲜媒体的价值，认为它是“朝鲜政权的优先事项、意识形态关切和关键人事变动的持续记录”。他警告读者，不要陷入西方普遍存在的“不加控制地”排斥媒体的陷阱，他建议说，“持续接触朝鲜媒体，无论是从本质上，还是从对朝鲜对手的报道的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要求。”

最后，以朝鲜为例，美国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判断往往没有什么依据。美国国务院在永阳没有大使馆。在首都居住的外国人很少;居住在外省的人就更少了。与居住或出国旅游的朝鲜人接触的机会很少。只有少数可信任的人才能打国际电话、发传真、交换电子邮件或上网。这些限制减少了秘密收集的机会。HUMINT的公开记录很能说明问题。“亚洲通”、曾在首尔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美国驻朝鲜大使唐纳德·格雷格(Donald Gregg)称，朝鲜是“美国间谍活动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情报失误之一”。

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们会认为，曾在朝鲜半岛上殖民统治30多年的日本人，会比他们的文字所显示的，完成更多针对邻国的秘密收集。在首尔担任过国防武官的退役将军冢本胜一(Tsukamoto kat遂hi)承认:“没有哪个国家像朝鲜那样不透明。”几乎没有信息泄露出去。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根据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和电台广播(朝鲜中央通讯社)的少量报道，以及有限的访客账号做出判断。

日本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公共安全情报局(PSIA)的一名前官员也写道，分析“公开资料”是分析朝鲜的“核心”，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他写道，这样的观点“比通常想象的更为重要和不可或缺”。

但是很少有人在海上航行

今天，开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糖霜”的范畴，并成为蛋糕本身的很大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权威分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约翰·甘农，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

随着开放资源变得如此容易获取、无处不在和有价值，人们会希望看到OSINT在情报系统中占据相当大的空间。事实并非如此。太多的人仍然拒绝OSINT作为一种智能。更糟糕的是，能够收集和利用开源资源的人太少了。最糟糕的是，情报界只指派了少数有能力的人来完成这项任务。

太多的人仍然把秘密当作情报。虚构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经久不衰的人气，或许要为情报界之外的一种误解负大部分责任。这种误解认为，燕尾服、手枪和魅力是收集情报的主要工具。甚至一些内部人士也错误地认为，情报与秘密来源和方法完全相同。一位退休的情报官员的以下观点是典型的:“尽管经常提到‘开源情报’，但在CIA内部，这个词多少有点矛盾。直截了当地说，情报就是秘密获取的信息——窃取的信息。来自杂志、电视广播或某人的时事通讯的信息可能有价值，但它不是情报。”

40多年前，中情局情报分析之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令人信服地提出，情报就是知识，但有些人仍将方法与产品混为一谈。可悲的是，这种困惑普遍存在。正如一位朝鲜观察家指出:“很多最好的公共资源的政治情报来自小心扑杀,喜欢阅读朝鲜媒体报道,但在情报机构并不认为是可靠的来源更深奥的技术手段,如卫星摄影和通信拦截,或者间谍。然而，正如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HPSCI)的一名工作人员主任曾经向一名运营副主任解释的那样，“我们不会因为你用最艰难的方式收集情报而给你加分。”

以下几个例子足以支持肯特对情报的定义:

•一名情报官员很可能因为在1988年窃取苏联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地图而获得高分。总参谋部军事地形总部的地图按1:10 000的比例绘制，长达80页，上面应该盖上机密图章，放在一个安全的保险库里，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能得到。这幅地图于1998年出版，被宣传为俄罗斯解密的第一张这种比例尺地图，今天公开出售。

•克格勃(KGB)官员斯坦尼斯拉夫·列夫钦科(Stanislav Levchenko) 1979年叛逃到美国，当时他在日本以记者身份隐蔽地工作。1983年，一名日本记者对他进行了20多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这名前特工说出了特工的名字，并讨论了谍报技术。根据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这本书和列夫钦科的新闻发布会比他在中央情报局(CIA)的报告更能说明问题。

•1942年6月7日，就在美国因日本通讯绝密中断而在中途岛出现“奇迹”的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在其头版大肆宣扬，美国海军“在战斗开始前几天”就知道了日本的计划。“一名日本军官读了那份报纸，可能会理解海军密码是不安全的。

公开获得的信息，无论是从一开始就公开的(比如电话簿)、解密的或泄露的，只要经过适当评估和传播，都是情报。

历史上有很多情报官员收集OSINT的例子:

•长期以来，武官们一直将飞机、舰船和坦克的杂志照片附在机密报告上。

•日本驻上海的Kempeitai在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时，收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著作。

•各军种从苏联军事日报《红星报》(Krasnaya Zvezda)的页面上摘取情报，包括战时日本皇军的哈尔滨特勤局(Harbin Special services Agency)和战后的美国情报界。

除了把公开资源视为情报的做法一直遭到排斥之外，美国情报界还受到美国人普遍对外语和观点漠不关心的影响。任何情报机构都反映出它所来自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说着一种已成为世界通用语的语言的美国人，对学习其他语言或了解其他国家的人的想法兴趣不大。其结果是，情报机构从相对较少的美国人中招募官员，这些人通过移民或教育，拥有收集公开资源所需的外语和领域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

了解外语是开发OSINT的关键。拥有LexisNexis的账户和订阅《华尔街日报》是远远不够的。

英语正在从世界的主导语言下降到仅仅是“世界第一”。就连互联网也无法让只会一种语言的美国人接受。中文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英语成为互联网的主导语言。33个域名曾经只以英文或其他罗马字母的语言发行，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韩语和其他非字母语言中。简单地说，英语最适合监视使用英语的国家。但美国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或新西兰面临什么样的情报挑战?相反，美国人最不熟悉的语言恰恰是那些最受关注的国家的语言:阿拉伯语(伊拉克)、汉语(中国)、波斯语(伊朗)、朝鲜语(朝鲜)和普什图语(阿富汗)，仅举几个例子。

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美国缺乏培养未来情报官员的教育基础。相对而言，很少有美国人从中学到大学都在学习外语。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大学语言专业的学生仍然在学习罗曼语或德语，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培养文学教授。然后，情报界必须与私营部门竞争，争取从大学毕业的少数有能力的语言学家。另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让成年人参加国防语言研究所(DLI)的速成课程，或者其他一些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区域研究的减少减少了准备以本国语言利用外国信息的有能力的申请人的数量，使外国信息到达美国的不足问题更加严重。例如，俄罗斯的研究在资金和招生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毕业生发现，美国企业更愿意将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会计师送到莫斯科，让他们教授俄罗斯会计专家。寻求大学终身职位的地区专家会找到这样的职位，政治学家则会大量撰写有关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国家的“理性选择”论文。如今，参加地区研究课程的学生更多的是寻找自己的种族根源，而不是为加入情报部门做准备。例如，一位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军事高度紧张时期教授韩国政治经济学的德国教授发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学生中，约有四分之三是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他写道，“我对美国学生对韩国相对缺乏兴趣感到惊讶，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紧张的形势下，只有对现代韩国的深入了解才能帮助防止潜在的灾难性政策决定。”

所有这一切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只有少数有能力、有语言和地区技能的军官会向全球的情报公开资源撒网。结果是灾难性的。用一名前DO官员的话说，“不应该因为乌萨马•本•拉登的失踪而指责”“实际上不可能渗透进一个革命恐怖组织，尤其是像本•拉登这样有组织有人员的组织。”责任落在情报界公开的情报搜集者和分析人士身上。他表示，信息是存在的，但分析人士根本没有阅读相关的外国媒体。他断言，同样缺乏OSINT剥削，也是华盛顿未能理解25年前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伊朗崛起的原因。两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警告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们指出，“随着开源材料数量的增加，文化、历史和语言知识将变得更加重要。”他们还承认，“美国人外语技能的不足与外语材料的指数增长不匹配。”

建立一种新的情报“流程”

“收集外国情报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都是神秘或秘密的。公开情报尤其如此，这些情报来自报纸、书籍、学术和技术出版物、政府程序的正式报告、广播和电视。甚至一部小说或戏剧也可能包含有关一个国家的有用信息。”

        ----艾伦·杜勒斯《情报之道》

这位前中央情报局(DCI)局长的话在今天看来比40多年前发表时更有道理，但情报界需要建造一艘更好的船，在开放资源的海洋中航行。FBIS是从事OSINT的办公室中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但它太小了，人手太少，无法在水中航行和收获猎物。总的来说，分析师缺乏外语知识、媒体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的调查。

该怎么办呢?

首先，DCI应该增加FBIS的语言官员人数。具有外语、国家和媒体知识的官员有必要收集和分析公开来源，因为需要图片翻译才能理解卫星图像。开放资源的海洋和秘密通信的海洋一样大，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应该有多少开放资源官员在网上冲浪，就有多少信号情报官员在破坏安全通信。要求提供大学奖学金给有中文读写能力的学生和其他创新手段来扩大未来OSINT官员的人才库。

其次，情报界应采取措施，将OSINT部队的杂七杂烩转变为一个有组织的舰队，以联邦调查局(FBIS)为旗舰。至少，情报界最好将FBIS指定为OSINT的协调员。一个增强的联邦调查局可以建立在它的专业知识，它的数据库，它的长期作用，服务于整个情报系统，协调输出的各个使馆出版社翻译单位，军事灰色文学收藏家，等等。另一个更具雄心的计划是建立一个以FBIS为基础的公开情报的中央机构。新的组织将是OSINT做的是HUMINT，国家侦察局是IMINT，国家安全局是SIGINT。

第三，情报系统必须组织自己的技术资源，并利用私营部门的技术资源开发最新的信息技术，用于OSINT的收集、分析、生产和传播。OSINT收集器、全源分析人员和其他人员将受益于更智能的搜索引擎、增强的机器辅助翻译软件以及将音频和视频流合并到情报报告中的更好工具。

最重要的是，情报界需要一种持续开放情报来源的方式。与其他收集规程一样，不能凭空变出OSINT程序。召集大量精通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韩语和其他语言的官员，并让他们在OSINT海域捕鱼，然后给他们提供资源和方法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将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文章来源：《情报研究》

作者简介：Stephen C. Mercado，美国国家情报局（DNI）开源中心的高级分析师和语言学家，专注于东亚，经常发表与亚洲相关文章和评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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