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建国归山，没有海啸，有一个之琪和适野编辑的图集，其中有新闻图片、黑白照片、也有广告画、宣传海报，它们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美国城市家庭主妇的生活图景。
适野选择的图片全部来自chineseposters.net，这个网站收集和展示了从1925年至今将近一百年来中国历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中的宣传海报。适野在1950年到1960年的这十年中选择了九张极具代表性的宣传海报，它们呈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为了动员城市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所使用的宣传话语，以及为城市职工家庭营造出的美好生活图景。
之琪则是以从冷战铁幕下美苏领导人一次罕见的“正面交锋”作为切入点，这次交锋出现在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的厨房展台旁。最新型号的家用电器——洗碗机、洗衣机、电炉灶——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领袖论证自身制度优越性的例证。郊区中产家庭主妇便利、富足的生活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也被纳入了爱国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
从这两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解放与福祉，是如何被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变革议程和意识形态话语之中的；也可以看到私人生活是如何被国家的力量主导，个体对于自由和幸福的定义又是如何被一种时代精神形塑的。
家务劳动是“家庭的琐屑事物”，是造成妇女“束缚着、窒息着，使她们变为愚蠢和保守的”原因。1950年3月8日，宋庆龄在《三八几年与家庭妇女生产建设》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2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家庭妇女钟碧林劳动就业了》，信中，曾经的家庭妇女钟碧林通过小家庭和大家庭的对比，表现出自己走出再生产场域（家庭）参与社会生产的喜悦感和满足感。“结了婚，一直做着 ‘贤妻良母’”，当’寄生虫’，解放前不敢想自己有什么真正的独立人格，被人歧视、鄙弃时，也只有忍受。……在新社会的教育下，我开始认识到我生活着不应该只为了一个家庭，而应该为了更多的人，于是我决心走出家庭。……上班了感到在大家庭的这种愉快是在小家庭找不到的。”曾经她是贤妻良母，是寄生虫，而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劳动中她获得了更高的自我实现，也在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获得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种从小家庭到大家庭的转变，让钟碧林实现了从家庭主妇到女工/女职工的转变。这种转变以及转变被赋予的意涵，与国家在1950年代初期的劳动话语有很大关联。在建国初期，家庭妇女被视为 “寄生虫”，这对于家庭妇女既是政治否定也是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首先是一种政治身份，其次劳动是一种道德律令）。而在1949年和1952年《人民日报》都发表过家庭妇女的来信，在信中她们要求摆脱这种可耻的生活方式。于是国家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1952年8月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称广大城市家庭妇女被视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城市剩余劳动力。在鼓励家庭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风潮下，一些女性走出小家庭，走入大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也是在这时，生产单位里出现了配套的托儿所，小家庭——即私领域的一切问题，包括家务劳动、家庭生活、夫妻关系都被视作影响生产的因素，因此安排好职工生活也被视为生产组织者的职责，因为这最终会影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女工走出家庭，她们的首要身份则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生产者，而非一位母亲，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责任（家务和照料孩子）则被国家视作亟待解决的“特殊困难”。因此生产单位负责办托儿所，集中管理职工的孩子，完善哺乳室、托儿所等设施，为女工分散家庭负担。但生产单位的介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男女劳动的性别分工，家务劳动的范围实则大于儿童养育。在高积累低消费的社会中，生活用品和服务设施普遍供应不足，家庭成员的衣食生活消费品基本上仍然依靠女性的无偿劳动。“爸爸妈妈晚上见”：同为职工的爸爸和妈妈一起去工厂上班，把四个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女性照料者。“工厂托儿所”，陶天恩、吕品，1953年11月，新美术出版社。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便是生产单位中的托儿所，也仍然维持着照料的性别分工——照料者无一不是女性。“光荣的生产模范”，金肇芳，1954年7月，上海徐胜记印制厂。女性职工在生产单位被表彰为生产模范，而她被记录被定格的的仍然是抱着孩子的瞬间，是她作为母亲的瞬间。在家，她必须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在工厂，她必须是一位称职的女工，最好是一位生产模范。而当前者和后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她最好拥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克服“特殊困难”。中央很快就发现动员广大城府家庭妇女全部就业是不现实的，一来没有足够就业岗位，二来妇女离开小家庭，国家随即面临巨大的公共养育负担。于是在1952年妇联谨慎指出，“宣传劳动就业中要极力防止轻视家庭劳动的情绪，要有意识地说明家庭劳动的意义，使不能和暂时不必就业的家庭妇女安于家庭劳动”。到1953年，全国民主妇联从利于生产的角度肯定了家务劳动的必要性。邓颖超在《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一文中指出，“教育一切孩子的母亲，带好孩子，正确地教育孩子，使之成为身心健康的儿童，这是一切母亲的光荣职责”。“让妈妈安心搞好生产”，徐寄萍，1954年，上海徐胜记印制厂。母亲作为生育工具的职能被加以强调，这种强调通过被四个孩子包围的平静、幸福和一片祥和呈现出来。“做好家务带好孩子”，魏瀛洲，1956年10月，上海画片出版社。“爸爸上工我们上学”，魏瀛洲，1954年10月，上海画片出版社。“睡吧别打扰爸爸动脑筋”，邵亲云，1955年10月，上海画片出版社。虽然1950年代城市的家庭妇女，除了家属职工，还有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家属，但其中明确获得“工人阶级”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却只有职工家属，收到国家表彰和承认的劳动也只有职工家属的家庭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对社会主义生产有贡献的家务劳动才会被国家承认和肯定。在当时，模范家属被归入劳动模范的一种。1956年为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总工会动员在全国召开先进生产者运动。为配合成生产竞赛，全国妇联在职工家属中展开“五好”评选活动。全国各地评选出许多模范家属——“五好”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而到了1957年，“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确立后，全国妇联曾短暂地将“五好”运动推向所有家庭妇女。在五好评选中，国家肯定了职工家属在家庭内部的劳动，特别是家属对男性职工的良好照顾，因为这种照顾间接促进了生产效率。“五好家庭”，邵亲云、陈之初，1957年10月，上海画片出版社。文字大部分来自《公中之私——关于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1949-1966）》，宋少鹏，《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所》，第19期，2011年12月。“我想要带你参观一下这个厨房，它和我们加州家里的厨房一模一样。”（说着指向一台洗碗机）“这是最新的型号，是以直接安装的方式嵌入到成千上万套整体厨房组件中的。在美国，我们想要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你这套资本主义对待女性的态度，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存在的。”“我想这种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普世的。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家庭主妇的日子过得更轻松。”这是1959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上，46岁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65岁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间发生的一段即兴对话。当时两人正站在一个美式郊区别墅样板间的厨房展台旁边，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展开辩论，史称“厨房辩论”（the Kitchen Debate）。有趣的是，他们用来论证自身制度优越性的例证，不是飞机火箭，而是洗碗机和女性的福祉。尼克松（左3）与赫鲁晓夫（左2）的“厨房辩论”，Howard Sochurek，Time Life Pictures。
这套样板间是美国参展商认为最能代表美国普通人生活的展品，尼克松向赫鲁晓夫介绍，这整套房子只需要1.4万美元就能建好，二战老兵和时薪3美元的钢铁工人都能负担得起，其中充满了各种最新潮的家用电器，代表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最高成就。但赫鲁晓夫对这套宣传话语并不买账，他借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一个梗调侃尼克松说，“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可以把饭递到人嘴边再送下去的机器吗？”而相对于尼克松对“创新”的强调，赫鲁晓夫则表现出对“实用”的看重。他认为尼克松展示的这些家电都很“有意思”，但并没有实际的用途，只是一些“精巧的小玩意儿”。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正值冷战的高潮，两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启了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而尼克松在辩论中则巧妙地将注意力从军事、航空领域转向了家庭和日常生活，试图用美式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来反击苏联在航空事业上的成就。这段“厨房辩论”通过电视转播传回美国，立即引发了非常正面的反响。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尼克松赢得了辩论，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在美国本土媒体的报道中，苏联女性被刻画成块头很大、面容憔悴、举止粗鲁的样子，她们因为贫穷不得不外出工作，并且做的是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们可以搅拌、搬运水泥，给铁路铺铁轨，她们是’女人’，但并不具有女性气质。”（“They are female, but not, in our words, feminine.”）苏联妇女和儿童参观美式整体厨房，来自flashbak.com。
相反，穿着意大利高档成衣、站在不锈钢整体厨房里的美国中产主妇，则是资本主义美好生活行走的广告牌。有趣的是，在热战中属于绝对后方的家庭，在冷战和核弹无孔不入的威胁之下，也不得不筑起一道“前线”（“home front”这一看似矛盾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当时针对女性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中），捍卫美式中产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厨房展台新鲜出炉的蛋糕，Collection of Dr. Shelly Weining。另一方面，在战后美国主妇阶层形成的过程中，家用电器的普及的确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家用电器帮主妇分担了一部分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了一种郊区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识。在1950年以主妇阶层为主要受众的女性杂志上——也就是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批判的Ladies Home Journal、McCall’s、Good Housekeeping等杂志——随处可见各种家用电器的广告，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电炉灶、电烤箱，在主妇的战场——厨房里，这些家用电器仿佛一支迷你版的“钢铁军队”，主妇本人则是挥舞着裙摆、意气风发的指挥官。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惠而浦洗衣机、烘干机广告，来自archive.org。
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Youngstown喷射塔洗碗机”广告，来自flickr.com。
1956年爱迪生电力的烘干机广告，来自flickr.com。
“搬进一个现代化全自动的家之后，我们更快乐了”，Life Magazine，1965年7月16日。“妻子们：仔细看看这张广告，圈出你想要的圣诞礼物，把它拿给你的丈夫看。如果他没有立刻去商店，哭一小会儿，别哭太久。就一小会儿。他会去的。丈夫们：仔细看看这张广告，选出你妻子想要的那个，去给她买。在她开始哭之前。”Dormeyer Electric1966年的广告，来自buzzfe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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