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振宇 | 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

贡献与误区: 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

姜振宇

北师大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科幻方向博士生

郑文光在1981年以误读的形式提出了以探讨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科幻现实主义”。就个人的角度而言，他实际上是在反思和发展五十年代以来自己的一系列创作观念；就科幻作家群体而论，则是对此前三五十年以来的“科幻科普论”发起的有力挑战。这一创作主张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金涛、魏雅华等人的热烈响应，进而很快成为与“惊险科幻”、“军事科幻”等并列的又一创作方向。由之诞生的重要作品如《月光岛》、《命运夜总会》等，其影响也确实突破了狭窄的科普话语。此时的“科幻现实主义”，从语义角度应当释读为“现实主义科幻”，但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种种创作，既窄化、庸俗化地理解了“现实主义”，尤其忽视了当时与这一概念相关联的热烈讨论；同时又模糊了“科幻”这一文类的核心与边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消解了其自身的独立性。郑文光等人的此次探索，是中国科幻作者建构本土传统的有益尝试，集中反映了一代科幻作者深刻的现实焦虑与强烈的自我认同欲望；他们以敏锐直觉观察到的核心问题，在此后数十年间科幻文类的发展当中，以种种面目一再复现；他们所试图传达的基本理念，也成为中国科幻文论发展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

郑文光 科幻现实主义 现实 科学 幻想

1981年11月12日，郑文光在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时提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作科幻现实主义。”[1]无论中外，这一提法都前所未见。而郑文光本人在1984年一度直陈：“……外国人说我是科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他们那里是贬义，但我却恰恰想致力于搞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2]结合两者，我们在出版于1981年5月的《ASIA2000》创刊号上，找到了《中国科幻小说之父》[3]一文，其中已然有“社会性科幻”（Social Sci-Fi）的表述方式；同年4月5日，郑文光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潘耀明访谈时，也曾明确提出：

“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则想建立这样的流派——社会性的科幻小说，探讨社会问题，并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4]。

由此可知，这便是“科幻现实主义”的实际内涵。

尽管“科幻现实主义”这一词汇在中文语境下的首次出现要迟至1981年，但就郑文光个人的创作理念来说，早在1979年底，他便已然明确提出：“好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假设故事发生在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应该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5]。在此之后，郑文光还做了许多阐释，例如“我尝试着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社会现实”[6]，“想创造一种类似科幻小说又不是科幻小说的东西；我想把写科幻小说的方法拿来写现实题材”[7]，或者“我们要提倡写些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8]等，这些表述在主张上大同小异，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这一创作主张延续到其晚年。在因中风停止创作十余年之后，作者在重述其创作主张时，仍旧反复强调“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是直写，我通过幻化、通过变形表现出来……往往比现实主义作品反映得更真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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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应当关心现实

郑文光对“科幻现实主义”的提倡，是建立在对其本人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科幻创作观念的反思和发展之上的。

郑文光于1929年4月9日生于越南海防。1954年4月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的《从地球到火星》[10]是其个人的科幻处女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短篇科幻小说，作品一度在北京地区引发了火星观测热潮。郑文光在“十七年”期间陆续创作了八篇科幻小说，其中《火星建设者》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作品。进入新时期之后，郑文光的一系列科幻作品在当时就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作者有时甚至被尊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11]。多年以后，新生代科幻作家韩松写道：“郑文光是真正抓住了科幻本质的大家”[12]，而吴岩则直陈：“郑文光是我们时代的科幻伟人”[13]。

▲郑文光 《从地球到火星》

郑文光的科幻创作道路是从科普工作开始的。早在解放前，郑文光就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以教学和撰写科普文章谋生；在1951年2月，进入中国科协担任编辑之后，科普更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仅1954年一年，他就创作了100万字的科普作品[14]，其中“光是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科普文章他就写了120篇”[15]。在准备开始科幻创作之时，郑文光预先广泛接触了当时已经被译介到国内的不少科幻作品和理论，其中又以对凡尔纳、阿达莫夫、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人的接纳和分析最为深刻。

1956年，郑文光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16]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理念：“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作斗争的文学样式”[17]。在郑文光看来，虽然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它的发展）是这一文类“产生的基础”和描写的“出发点”，而科幻小说“固然也能给我们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它却明确地“不同于科学文艺读物”，因为它所书写的，乃是“成为了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的面貌”[18]。

应当承认，要在五十年代初期提出这样的观点，不但需要敏感而深刻的洞察力，更要求论者有充分的理论勇气。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观点的内部逻辑，我们依旧能够发现其中尚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内部矛盾。

首先，郑文光在提出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文学作品”之后，仍旧将这一文类放在了“向科学进军”的语境当中，科学似乎既是这一文类的背景、出发点甚至是其阅读门槛，同又是其外部的功利性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郑文光如何试图通过不断强调“深刻的思想内容”来谋求文类自身的独立性，显然都是难以奏效的。其次，当郑文光在否认“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的同时，却又着重指出，这一文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虽然只是作家的幻想，但是却往往走在真正的科学发明的前面，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在相当大的准确程度上‘预言’着未来的”。此外，这种观念上模糊和自我矛盾同样也表现在对小说中的科学内容之“正确性”的游移上：郑文光一方面提出“科学幻想小说在它的出发点上，必需有科学根据”，但又要求“容许作者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19]。

这些概念和逻辑上的模糊与冲突，已然大致框定了此后三五十年间，在国内针对科幻小说展开的大部分争论。郑文光以及国内整个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科幻作者、研究者，鲜少能够充分厘清科幻文类的这些内部、外部问题。因此郑文光在此时的游移恰是是中国科幻发展历程当中的典型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创作理念，自然也难以稳固而有说服力：实际上，从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到金涛、魏雅华、王晓达等作者，他们在“新时期”以各种形式展开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则几乎都是以对这些问题的部分解决或整体悬置作为前提的。

文革结束之后，郑文光在1979年迅速地集中改写和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除了见于杂志的《太平洋人》和《鲨鱼侦察兵》之外，还有《鲨鱼侦察兵》和《海姑娘》两个短篇集。此时的郑文光似乎在姿态上放弃了原本要将科幻文类从“科学文艺读物”独立出去的激烈态度，甚至对于科幻小说的科普功能，做了强有力的强调和推广：“为什么要给少年朋友写科学幻想小说？这是因为，我希望我国广大少年掌握科学，又掌握善于幻想的艺术”[20]，“科学和幻想的结合，诞生了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幻想激发了不少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科学事业产生热爱，鼓舞着许多人向科学事业作不屈不挠的进军”[21]。

▲郑文光《海姑娘》《鲨鱼侦察兵》

这一态度表明，郑文光此时在谈论科幻小说的时候，已经接纳了它是“科学文艺”框架之下的一种文类这一思路。这种“妥协”，必然要放在他个人的科普创作观念当中进行考察——实际上郑文光对于“科学文艺（读物）”一直抱有一种相当超前的观念。

早在五十年代，郑文光在接触以伊林、高尔基等为代表的大量苏联科学文艺理论之后，就已然开始颇为激烈反对以“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来指导、评价科学文艺的做法。他将“科学文艺读物”释读为“带有文艺性质的科学读物”，进而一方面承认“科学读物的主要任务是给读者以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反对在科学知识之外加入一点“文艺性”来使科学读物“生动”起来的创作方式[22]。他强调科学文艺作品在地位上与科学幻想小说相并列，并且认为它们对于青少年读者，在“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勇敢、大胆、进取精神等方面有重大作用”[23]。

郑文光科普观念的核心——同时也是其最为独到之处——是他认为，科学文艺读物之所有具有“文艺性”，能够深刻地打动读者，是因为作品能够“正确地、深刻地表述科学原理、阐述自然现在象”[24]，他援引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说法来解释作品的“感染力”：“只有作者写的激动，才能让读者激动”。郑文光随后将这里所提倡的“激动”的来源，进一步细化为“推动他们在认识自然界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而“要从这些现象和原理中体会到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和真实的面貌”、“所讲的即使只是一滴海水，也应当让孩子们看到大洋”[25]。

▲苏联科普作家伊林

进入新时期之后，郑文光的这一观念并未发生本质变化：“首先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26]，“科学文艺读物并不只是要求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透过这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去阐明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7]。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科学文艺”所面对的巨大问题：“科学界认为它是文艺作品；搞文艺的，又认为它是科学，结果成了童话中的蝙蝠：鸟类说它象耗子，是兽类；兽类说它有翅膀，是鸟类。”[28]显然，此时的“科学文艺”这一概念已经将科幻小说容纳在内，同时也淡化了科学普及的任务。这种变化显然是受到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直接影响——后者在《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之后，在不同场合都要求明确区分科学文艺与科普读物[29]——问题在于，此时郑文光的立场并不如童恩正一样绝对化，他甚至对童恩正所提倡的，作为“情节小说”的科幻作品[30]，尤其是《星球大战》之类“一点科学性也没有”的“很大一个流派”，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31]。

▲左一 《珊瑚岛上的死光》               右一 童恩正

   左二《星球大战》海报

具体到创作实践当中，郑文光认为科幻作家们应当自觉承担“要在这片物质和精神的瓦砾堆上，培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32]的重要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们需要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典型”，也即理想化的“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33]，而后这个概念被进一步明确为“为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人”、“一种掌握现代化科学思维方法的人”[34]。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新人”，与五十年代“成为了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35]已经相去不远，不过是当初昂扬勃发的革命激情有所退却，因而显得更加脚踏实地、贴近现实生活的发展脚步而已：这对于经历了文革重创的作者来说，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郑文光“科幻现实主义”的提出，恰恰是在上述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当中的。1981年11月12日，郑文光提出“科幻现实主义”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一方面，郑文光认为科幻小说是可以反映现实问题的，他甚至提出“只把科学幻想的设计作为背景，实际上是表现社会现实，反映人生的作品”的“软科幻”是长期存在的，甚至“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了”；另一方面，“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特别适合表现我们人民的革命理想主义”，“总之，要写社会主义新人。对比于今天的现实，可能有点理想化了。但是，理想化正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创作原则”。这就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充满理想光辉的科幻现实主义”[36]。.

以“科幻现实主义”来统摄科幻作品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固然属于郑文光独出机杼的构想，但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文类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当时已然有不少作者和从业人员以各种方式进行过较多的论述。香港的译者、编辑杜渐的主张最为激烈，他认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本质，是反映现实的”[37]，“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它没有传播科学知识的功能”[38]。杜渐所提倡的“现实”，尤指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急速变迁当中的社会，而科幻小说是要“为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适应能力作必要的训练和演习”[39]。这一观念其实与童恩正提倡“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40]，有着类似的前提。童恩正认为“我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41]，而“这种文学形式只有在我们建设民主富强的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人民才需要它”[42]。

问题在于，在他们的论述当中，“现实”主要是作为基本的创作背景存在，他们鲜少要求作品直接、具体地对社会问题作出回应。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他们往往是针对着“科幻小说是‘逃避主义’[43]”的批判，才不断强调科幻小说存在一个现实性的根源。在实际的争论过程当中，金涛、杜渐、童恩正等人时常在论证“幻想”之合法性的同时，将“现实”的意涵混同于“科学”与“真实”；进而又将“幻想”与“文艺性”乃至“社会思想”、“社会主题”彼此联系。这就导致科幻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往往止于空洞地叙写“作者所向往的理想人物”[44]、“‘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45]、“揭露老殖民主义者吹嘘自己是万能的虚伪性……也大灭了现代种族主义者的威风”[46]之类。同时，他们当时在创作方法、题材选择上，也还多以断言式的直觉判断为主，普遍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

这种概念上的纠缠很快招致了大量批判，这些批判虽然多不中的，但其中不少却颇有威胁意味：“科学幻想小说之所以有生存的权利，就在于她不仅姓‘文’，而且姓‘科’” [47]；“这样来规定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科学性’，与其说是在肯定科学文艺应当有科学性，不如说是在取消科学文艺对自然科学的特殊要求”[48]；“科学文艺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其宗旨的，失去科学性就失去它的灵魂”[49]，“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灵魂出窍”[50]。

▲金涛

此时再来看郑文光的观点，就可以见出他在理论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了：“它的主要特征使用浪漫主义手法，透过科学幻想这面折光镜去反映人生”、“科学幻想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又往往幻想的是未来，但是其实还是要取材于现实生活的”[51]。与郑文光观点类似的，还有刘兴诗、金涛、魏雅华等作者，他们的头脑相对更加清醒，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给科幻现实主义以自己的阐释和支持。刘兴诗“打开联系现实的道路”的要求，虽然出发点还在宏大的科学话语当中，并且在题材上也仅止于从日常生活当中“寻找未知的科学之谜”，从而“更直接地为四化服务”，但毕竟已然意识到科幻小说有“在描写先进的未来科学技术问题的同时，勾勒出与其相适应的当时的社会面貌”[52]的需求。而金涛的创作理念则十分明晰，他回忆当时所面对的状况，是“中国的科幻小说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它仅限于表达理想的追求，或者是简单化地阐释科学、普及知识的故事，很少去触及现实，更谈不上对现实的批判了”[53]。魏雅华就显得更为激情澎湃：“谁说科幻小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远离生活的小说？不，它同样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生活的沃土之中”[54]。

2

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

金涛《月光岛》的创作始于中国海洋学会科普委员会于1978 年冬季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会议。彼时文革刚刚结束，某天晚上金涛、郑文光等作者在日光岩上闲聊，谈及浩劫中所经历的磨难，便诞生了小说创作的想法。据后来金涛的回忆，是郑文光“毫不犹豫地建议我尝试写成科幻小说”[55]，而在当时郑文光的推荐文章中，“写一篇科幻小说”的念头，则是由金涛本人“对我宣称道”[56]。

《月光岛》是“新时期”以来，国内第一篇成功地以科幻小说的形式，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映、剖析和批判的作品。小说自从发表之后，多次被各种科幻选集收录，也长期被视为“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影响较大。《月光岛》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文革期间，情节主要分为两条线索。故事主人公是海洋生物学高材生梅生。他在被发配月光岛之后，依旧在“平静的台风眼”继续此前和他老师孟教授一起进行的“生命复原素”研究。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梅生利用自己的研究救活了老师的独生女孟薇。两人一起生活三年之后，梅生获得了参与留学考试的机会，又在机缘巧合之下偶遇被释放的孟教授，但等他们共同回到月光岛，孟薇却已然离开。而在孟薇这边，起初她父亲受诬被捕，母亲因病去世，自己又被大学除名，便跳海求死。在被梅生救活之后，两人非但产生了爱情，更成为科研路上的同志。三年后两人相约考试归来便即刻成婚，然而在等待期间，孟薇获悉梅生的前途将因为他的“社会关系令人遗憾”而毁于一旦，便于伤痛欲绝中欲再度赴死。此时一直伪装成当地渔夫的天狼星考察队适时表明身份，与孟薇一道远赴天外。

▲金涛 《月光岛》

郑文光认为，《月光岛》作为一篇新人新作，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如此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科学幻想小说要不要正视现实？”[57]应当说，金涛非但在作品当中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甚至基本奠定了这一时期“科幻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逻辑。

在叙事框架上，《月光岛》深受“伤痕文学”的影响，尤其在对文革当中个体磨难的描绘、展现之手法上的模仿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关注到，小说除了对文革当中的“伤痕”作了充分的描写之外，还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在了对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描述和剖析上：文革虽然结束，但现实当中其“遗风”犹存。小说通过设置主人公利用“生命复原素”起死回生的情节，将批判和反思推向深入：即便承受、征服了文革带来的伤痛乃至死亡，仍旧存在科学与爱情都无法跨越的问题，“梅生虽有起死回生的手段，毕竟不能阻止爱人的‘失踪’”[58]。

在充分运用了“文革”题材之后，作者借由外星人之口，对“人类”作出了评判：“地球人要进入文明的理想境界，大约需要再经过一百个世纪。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比起宇宙中其他星球的人，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公德都差得太远太远”[59]。这一来自人类文明之外的观察视角，以及由之产生的批判，在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当中引发了争相模仿。

应当指出，金涛在此时的处理，还显得相当生硬粗糙，尤其渔夫显露自己的外星人身份一节，颇有“机械降神”之感。因而后来读者在脱离了当时语境的情况下再看文本，对作者的意图多有误读。日本学者林久之认为：“的确很像是传奇剧。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古典而闻名的《牡丹亭记》和《人面桃花》这些死者生还的故事”[60]还算可以勉强接受，至于有研究者得出“对孟薇来说，去了外星球不啻去了天堂”[61]的判断，就已经离题万里了。

郑文光当时对金涛这种将科幻视为手法，用以折射社会现实的创作方式颇为欣喜，1981年，《郑文光新作选》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录创作于1980年的新作八篇。在选集《前记》中，郑文光说：“我尝试着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社会现实”[62]，集中选文也大都确实是按照这一理念进行创作的。

其中《地球的镜像》[63]一篇最具特色，集中反映了郑文光的各种探索实践。这篇小说几乎没有情节，仅仅借宇航员之口，描绘了在外星人通过全息电影所记录的中国历史：“就像人们去参观笼子里的动物，未必总是选它最威武、最美丽、最生气勃勃的一瞬间”[64]。但作品当中所展现的历史片段，则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红卫兵武斗的场景与郑和下西洋、火烧阿房宫相并列。此时郑文光将不断被咀嚼、反思的文革题材，放在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当中进行考察，“伤痕”在此时蜕变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复杂关联。外星人在与中国人正式接触之前彻底离开，仅仅留下全息影像，这种回避毫无疑问已然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作者在文本中，极度简化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对于有些地球人，最恰当的比喻是——洪水猛兽”，这显然是针对作为整个中华文明历史之延续的当代人发出的激烈批判。小说最后又以“他们只是到达了我们到达不了的角落” [65]走向结尾，作者在此处昭示的不可抵达之处，显然不是空间上的距离之远近的概念。

在经过了种种尝试之后，《命运夜总会》[66]便应运而生。小说的情节框架直接来自作者本人远赴香港的一次旅行。郑文光在建国前后曾在香港逗留，其间积极兴办进步报刊，并参与了不少当地的时政活动。文革结束后郑文光携妻陈淑芬抵港，当时不少耳闻目见的经验，夫妻相处的体验，乃至作者此前往来祖国大江南北之时所经受的种种考验，都被写入到了小说当中。

▲郑文光 《命运夜总会》

《命运夜总会》的主人公耿定源初到大都市H港时颇不适应，却在一家名为“命运”的夜总会里获得了忘我沉浸乃至陶醉之感。这种沉浸感实际上来自“SS—万能超声仪”，“这种超声对脑神经的作用，犹如一种致幻剂……比鸦片和大麻都强”[67]。夜总会因此而门庭若市，但这种刺激有强烈的副作用，稍有不慎便会酿起血案——它本是文革期间某技术科长用以审讯拷问的工具。

《命运夜总会》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其科幻构思，而在于精巧的情节排布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头号反派徐国甡是个白面书生，虽然在文革中辣手整人无数，而后又奔赴香港投机淘金，生活中却是一个显得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思想相当丰富而深刻的形象。他一方面将“命运”视为推诿的对象，因而对利用万能超声仪作恶丝毫不以为意；但另一方面又极度依赖机器带来的短暂慰藉，以致于过度使用，如其它受害者一样精神崩溃。“甡”有“众多”之义，作者给主人公起名“国甡”有明确的暗示意味，他甚至在小说中直陈：“戴眼镜的白面书生，不是很多、很多吗？”[68]

鲍昌在附于小说之后的评论文章中认为，这是“一篇把科幻和现实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不过也直陈“科幻的色彩又淡了些”[69]。但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放入到“科幻现实主义”创作思路当中，会发现这一创作理念引导下的变化实在乃是题中应有之意。文中的科幻构思“SS—万能超声仪”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在低强度时能够供人以慰藉，稍微加强或者长期使用，便会致人疯狂。这种疯狂的后果并不可控，每个人都处在危险当中——此时汇聚在先进机器身上的具象化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

鲍昌以为：“在科幻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不必理解为细节上的真实，而主要看它对于现实生活本质的概括”[70]。这就极为精准地把握到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科幻小说的虚构特征，使得作者可以凭空构造出种种灵药和机器。在“科幻现实主义”这里，它们看似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产物，实质上几乎都是作者之“概括”的化身，其隐喻现实的目的和功能往往毫不掩饰。这一手法成熟于《命运夜总会》，此后郑文光本人在《哲学家》等作品当中也一再实践，而同时代的其它科幻作者也多有借鉴和效仿。

与郑文光同时的，还有叶永烈、魏雅华、王晓达等人也曾经参与到“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当中。其中叶永烈的《五更梦寒》《腐蚀》和魏雅华《温柔之乡的梦》《我与机器人妻子的离婚案件》同样影响广泛，不少甚至一度引发争论和批判。

郑文光等人对“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很快受到了来自期刊编辑和科幻评论界的不少认可。彭钟岷、彭辛岷在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崛起》[71]当中，明确将他们视为“社会性科幻小说”，这是对郑文光此前表述的直接引用。饶忠华的《幻想·创新·科学——1979~1980全国科幻小说读后感》也高度赞扬金涛等人“开拓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作品”[72]。与此同时，诸如叶永烈、童恩正等作者，则开始积极地在世界科幻史当中，为这一创作主张寻找依据，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创作视为与儒勒·凡尔纳相对抗的一派，。论述中或者直接引用“社会性科幻”的称谓，或者冠以“软科幻”的名称，其后续影响直至今日。

在1983年4月，郑文光因中风停止写作之后，陶力和魏威等人在回顾其创作生涯时，不约而同地将他对“科幻现实主义”的探索和提倡视为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其中郑文光的一批现实主义力作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3]，“他所达到的现实性的深度与广度，在科幻领域内都是十分突出的”[74]。吴岩对这一判断有所深挖，他认为在“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将文化大革命题材引入科幻文学的创作郑文光是提倡最多、作品也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75]。

3

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的误区和启示

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科幻现实主义”，在语义上应当释读为“现实主义科幻”。郑文光等人的这一创作主张，最初是面对此前来自科学界和科普界的批判乃至挟持，为反对功利性的创作观念而进行的“出奔”。在做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郑文光虽然将科幻现实主义抬高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的高度，但其中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系统性的问题，而郑文光本人此前在创作观念上的矛盾也并未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了作者们在消解了对于“预言性”的要求之后，依旧深陷于“科学性”的魔咒当中。

在当时“科学文艺”或者“文艺性的科普读物”语境下，对于科幻小说的创作要求，基本是从各种“性”[76]的角度出发的，这些颇为僵化和具有明确功利性质的科普导向，在由童恩正引发的“姓‘科’姓‘文’之争”，以及郑文光提出“蝙蝠论”之后，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郑文光等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科幻现实主义”进行了论证。

首先，在描写对象上，郑文光等人试图以关注现实问题来突破科学主题、科学构思的垄断。

此时的“现实主义”，似乎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涵：关注现实。这种理解显然是过度窄化的：郑文光们之所以要关注现实问题，恰恰是为了走向“非现实”之科学主题的对立面。那么现实主义这条“广阔的道路”，以及它对“写真实”的要求与讨论，在科幻作家们这里似乎被集体屏蔽了，他们着墨最多，成就相对也最大的方向，仅止于文革题材和现实当中的文革“遗风”。

当科幻小说被纳入“科学文艺”框架之下的时候，其题材在许多科学、科普界人士眼中，仅限于科学题材，而人物因而也只能被框定在于科学相关的若干类型化、脸谱化的形象之内。钱学森甚至以为，科学幻想要书写的乃是描写科学家眼中的幻想[77]，温济泽则毫不留余地嘲讽不少科幻作品“着力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讲科学家谈情说爱”[78]。这种批判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郑文光等人的反抗：“……有些同志提出个问题，说科幻小说应该幻想，应该写那些科学家头脑里的幻想，好象是预测一种科学。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79]童恩正则直陈：“我们往往忘记了科学工作者也是人，也是社会的产物。除了科学，他们还有家庭生活、社交活动和业余爱好。他们也谈爱情，也生孩子，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80]但细查之下，这种反抗往往是直觉式的。一如童恩正在前引文中也认同：“科学幻想小说是以各种科学事业为主题的，因此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往往就是……知识分子”[81]，即便其中出现的记者、儿童，或者是作为科学（家）的传声筒，或者是作为科学发展的接班人。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创作理念的内在核心，乃是这样一个几乎意识形态化了的尴尬观念：科学并非“现实”的一部分，尤其并非现实社会的一部分。

理念中的科学是理想，现实的科学研究活动则是通往理想之路，因而两者都被自然地隔绝于现实之外。“科学活动”的主体，被限制在了狭小的实验室和工厂之内。刘兴诗、童恩正等人虽然提出科幻小说要为“四化”服务，似乎在面向对象上有所扩大，但又因为“四化”乃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目标，科学幻想因而必须去书写完成时态的未来理想。郑文光此前对“共产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倡，同样也是建立在面向未来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科幻文学创作，自然也只能将科学视作与社会现实并不相容的他者；至于科学家以及其它科幻作品当中的常见人物，也随之成为非现实的形象[82]。狭隘的题材取向，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以及自然与这两者相始终的套路化、模式化的文类惯例，严重限制了这一文类的发展空间。而“科幻现实主义”的提出，多少在某一个方向上，昭示了打破束缚的可能性。

其次，在对“科学”的阐释上，郑文光将之视为“理想化”乃至“幻想”的工具，从而悬置了对于科幻小说中“科学性”——科学知识之正确性、精确性——的要求。

这一路径与对“浪漫主义”的狭隘理解密切相关：它被更加简单地标签化为“幻想”或“夸张”。1978年，叶永烈和童恩正联名发表了《幻想是极其可贵的》[83]，彼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刚闭幕，叶、童两人通过引用会议式上郭沫若的发言和列宁的名言，来高扬科幻小说中“幻想”的重要意义。虽然列宁、郭沫若的描述，实际上依旧是在重述“科学是需要幻想的”，但这毕竟使得郑文光得以将之阐述为“理想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理想化”，在“科幻现实主义”中又几乎总是是通过对“科学”的 “幻想”来实现的。此时的“科学”，在其地位和内涵上都发生了衰变。一如前文所述，“科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科幻构思往往成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往往是负面的）概念、问题、倾向的具象化身。至于科学上的真实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则被彻底悬置。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还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人类——往往以外星人的面目出现——的观察视角，现实生活因此得以被放置在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当中进行考察。尽管这种视角本质上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此时作者们更加倾向于从科幻小说的文类传统（而非科技史）当中去寻找支持——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仅仅求助于直觉。郑文光以“折光镜”来进行譬喻，以为科幻小说可以从更高的角度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正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

在今天看来，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科学”显然会同时招致两方面的尴尬。在科幻创作界之外，来自科学界对于科技上的知识性错误与不可能、乃至“并非科幻”的批判从来不绝于耳；在文类之内，“科幻”成为表现现实的隐喻和讽喻手法，其自身独立性也因此在其根源处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此外，对于国外科幻文类自身的理论发展，无论来自苏联还是英美，基本都并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认同。尤其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引入的苏联科学文艺观念，虽然还局限于科普话语当中，但本身就已经较为完善地给出了一批颇为成熟的创作理念：“不要把科学和技术写成储藏着现成的发现和发明的仓库，而应该把它们写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克服物质和传统的抵抗的斗争场所”[84]，“在进点上的，应该是人……而技术应该看作是他们的活动”[85]。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要求将科学视为生活进程当中的一部分，这一观念在国内虽然偶有提及，但毕竟未能被广泛接受。

实际上，在科幻小说的漫长发展过程当中，对于科学、科幻之位置的提法，早有可供参考的资源。早在启蒙运动的年代，浪漫主义诗人们早已高呼要将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扩展到科学技术身上；而时至二十世纪，美国科幻作者甚至有这样的表述：“即便是在遥远的关于星际问题的题材中……也要体现出彻底的现实主义。”[86]至于国内，五十年代对各类工程、机械的夸张赞颂虽然失之肤浅，至少还能觉察到人类个体经由科技所能够抵达的，与现代世界（及其发展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们似乎已经在潜意识当中，察觉到科技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科技已然引发的、将要引发的，可能引发的各类问题，自然也是社会现实的问题——虽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问题”依旧常常转换为带有革命乐观主义色彩的“发展”或“增长”。但我们毕竟可以发现，在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当中，已经有不少作品已经从各自角度，在谨小慎微地实践着这一观念。例如《命运夜总会》之主人公徐国甡乃是科学技术的实施者和受害者，而非研发者；在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中，主人公同样是科技产物的使用者，甚至是消费者。

郑文光等人对于“科幻现实主义”的探索，是中国科幻作者建构本土传统的有益尝试，集中反映了一代科幻作者深刻的现实焦虑与强烈的自我认同欲望。吴岩认为，从童恩正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开始，建国以来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功利主义”时代便开始走向终结[87]。在不同的创作方向上，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郑文光们都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而郑文光是其中步伐最为稳健，思虑也最为深刻的一位。

他们以敏锐直觉观察到的核心问题，在此后数十年间科幻文类的发展当中，以种种面目一再复现。如何在作品中接纳、处理、批判现实？如何深入理解和发掘科学活动、科学家们的形象？如何判断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当中，个体的复杂处境？如何与科幻小说漫长的文类传统进行对话？或许还有更为“现实主义”的疑问：向何处谋求这一文类的正当性与影响力？不同年代的科幻创作者和阅读者，都不得不，却也往往是极为主动和自觉地，参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他们所试图传达的基本理念，也成为中国科幻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资源。科幻应当关注现实问题，特别是当下这个科幻经验逐渐日常化的科技社会；科幻可以具象化地表达思想概念，因而它成为了表现哲学思考，进行思想实验的最佳阵地；科幻也能够提供超越日常经验的观察视角、审美态度和价值评判立场，这使得我们能够将个体生命拓展到微观世界和宇宙尺度，现实生活便由此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注释：

[1] 郑文光：《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关于科幻小说的发言》，《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2年5月，总第4期，第6页。

[2] 郑文光：《谈幻想性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讲稿》，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编，1984年版，第249页。

[3] Liu Yunmei: The Father of Chinese Sci-Fi, ASIA2000, Hong Kong,1981,5.pp45-46. 中文版见[美]刘美云 著；陈珏译；陈冠商校：《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1年10月，总第2期，第37页。

[4] 彥樺：《中国科幻小说的现况及发展》，《明报》1981年7月8日。

[5] 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见《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4页。

[6] 郑文光：《前记》，见《郑文光科幻小说》，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页。

[7] 郑文光：《谈幻想性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讲稿》，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编，1984年版，第249页。

[8] 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参见刘杰英编辑：《作家谈儿童文学》，湖南少儿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9页

[9] 郑文光：《现实和幻想》，《中国青年科技》，2000年第6期，第12页。

[10] 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中国少年报》1954年5月。

[11] Liu Yunmei: The Father of Chinese Sci-Fi, ASIA2000, Hong Kong,1981,5.pp45-46. 中文版见[美]刘美云 著；陈珏译；陈冠商校：《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1年10月，总第2期，第37页。

[12] 韩松：《郑文光——我面前的一堵墙》，北方网，http://tech.enorth.com.cn/system/2003/06/30/000588589.shtml ，2017年4月28日查询。

[13] 吴岩：《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6页。

[14] 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第63页。

[15] 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第73页。

[16] 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第21页。修改后以《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为题收入《怎样编写自然科学通俗作品》，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

[17] 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第21页。

[18] 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第22页。.

[19] 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第23页。

[20] 郑文光：《鲨鱼侦察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6，第1页。

[21] 郑文光：《飞向人马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第281页。

[22] 郑文光：《少年儿童科学读物的创作问题——读“少年儿童知识丛书”后所想到的》，《读书》1956年第7期，第20页。

[23] 郑文光：《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见《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56年8月版，第389页。

[24] 郑文光：《少年儿童科学读物的创作问题——读“少年儿童知识丛书”后所想到的》，《读书》1956年第7期，第21页。

[25] 有意思的是，在50年之后，刘慈欣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阐述科幻小说中具体内容与所处之世界的联系。参见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科普创作》，2011年第3期，第64页。

[26] 郑文光：《科学琐语》，《光明日报》1978年6月4日

[27] 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1979年11月，见黄伊主编：《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84页。

[28] 郑文光：《应该精心培育科学文艺这株花》，《光明日报》1978年5月20日。这一说法后来在层层发酵中，逐渐酿成科幻小说“蝙蝠论”和“姓‘科’还是姓‘文’”之争的导火索，倒应当是郑文光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参见郑文光：《科学文艺小议》，《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第31页。

[29] 参见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第110页；童恩正：《关于〈珊瑚岛上的死光〉》，《语文教育通讯》1980年第3期，第58页。

[30]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第110页。

[31] 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1979年11月，参见黄伊主编：《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0页。

[32] 郑文光：《〈三个孩子去蛇岛〉的启示》，《中国出版》1981年第2期，第40页。

[33] 郑文光：《从科幻小说谈起》，《文艺报》1981年第10期，第9页。

[34] 郑文光：《科幻小说要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科普创作》1982年第4期，第7页。

[35] 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第22页。

[36] 郑文光：《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关于科幻小说的发言》，《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2年5月，总第4期，第7页。

[37] 杜渐：《不要把读者当阿斗》，《明报》1980年5月19日。

[38] 杜渐：《谈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开卷》1980年第10期，第5页。

[39] 杜渐：《不要把读者当阿斗》，《明报》1980年5月19日。

[40]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第110页。

[41]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第110页。

[42] 童恩正：《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体会》，《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1年11月，总第3期，第40页。

[43] 参见董鼎山：《特约稿》，《大公报》副刊，1980年4月17日。

[44] 金涛：《读〈书海夜航〉所想起的》，《读书》1981年第3期，第38页。

[45] 蔡景峰：《多给孩子们写些好的科学故事》，《科普创作》1980年第1期，第21页。

[46] 张大放：《科学的现实美妙的幻想——评<美洲来的哥伦布>》，《科普创作》1983年第1期，第24页。

[47] 建安：《漫谈科学幻想小说》，《山花》1979年第9期，第61页。

[48] 赵之：《名实之辩》，《中国青年报》1980年11月20日。

[49] 高士其：《科普创作的两个方面》，《科普创作》1980年第1期，第11页。

[50] 鲁兵：《灵魂出窍的文学》，《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14日。

[51] 吕辰：《访问中国SF作家郑文光》，《开卷》1980年5月，第5页。

[52] 刘兴诗：《打开联系现实的道路》，《光明日报》1981年2月16日。

[53] 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科普研究》，2016年第1期，第83页。

[54] 魏雅华：《我写〈瞳孔〉》，《芒种》1983年第9期，第77页。

[55] 金涛：《我对科学文艺创作的反思》，《科普研究》，2016年第1期，第84页。

[56] 郑文光：《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2期，第79页。

[57] 郑文光：《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2期，第79页。

[58] 郑文光：《要正视现实——喜读金涛同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2期，第80页。

[59] 金涛：《月光岛》（续），《科学时代》1980年第2期，第77页。

[60] [日]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下》，大修馆书店，2001.12，第113页。

[61] 李英、尹传红：《打开幻想的魔盒》，《名作欣赏》，2013年第2期，第16页。

[62] 郑文光：《前记》，见《郑文光科幻小说》，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页。

[63] 郑文光：《地球的镜像》，《上海文学》1980年第10期，第5页。

[64] 郑文光：《地球的镜像》，见《郑文光科幻小说》，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19页。

[65] 郑文光：《地球的镜像》，见《郑文光科幻小说》，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21页。

[66] 郑文光：《命运夜总会》，《小说界》1981年第2期，第190页。

[67] 郑文光：《命运夜总会》，《小说界》1981年第2期，第212页。

[68] 郑文光：《命运夜总会》，《小说界》1981年第2期，第204页。

[69] 鲍昌：《把未来和现实放在一起思考》，《小说界》1981年第2期，第221页。

[70] 鲍昌：《把未来和现实放在一起思考》，《小说界》1981年第2期，第221页。

[71] 彭钟岷，彭辛岷：《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崛起》，《文艺报》1981年第1期，第25页。

[72]饶忠华：《幻想·创新·科学——1979~1980全国科幻小说读后感》，《科普创作》1981年第2期，第10页。

[73] 魏威：《科幻小说的发展趋势和郑文光的科幻现实主义》，《文学评论丛刊·第28辑》，文学评论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74] 陶力：《郑文光论》，《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4期，第71页。

[75] 吴岩：《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6页。

[76] “科学性，预见性，文学性”，参见饶忠华，林耀琛：《现实·预测·幻想》，《光明日报》1979年4月18日。“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通俗性”，参见温济泽：《关于科普创作的几个问题》，载黄伊编：《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45页；“文艺性、科学性”，参见高士其《科普创作的两个方面》，载《科普创作》1980年第1期，第10页。“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趣味性”，参见《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吉林省召开科幻小说讨论会》，《中国青年报》1982年7月17日。

[77] 于中宁，李逢武：《钱学森同志谈科教电影》，《电影通讯》1980年第13期。

[78] 温济泽：《创作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献给祖国和人民》，《科普创作》1981年第3期，第4页。

[79] 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参见刘杰英编辑：《作家谈儿童文学》，湖南少儿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7页

[80] 童恩正：《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体会》，《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1年11月，总第3期，第42页。

[81] 童恩正：《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体会》，《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1981年11月，总第3期，第42页。

[82]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是报告文学，但在描写陈景润时，着力突出的也是其“古怪”的一面。

[83] 郑文光，童恩正：《幻想是极其可贵的》，《文汇报》1979年1月20日。

[84] [苏]高尔基：《论主题》，载《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3页。

[85] [苏]胡捷：《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载《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99页。

[86] [美]保罗·A·卡特 著，赵启光、赵毅衡 译：《今日的夸张小说——明日的严峻现实》，参见《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89页。

[87] 吴岩：《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载王泉根主编《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36页。

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猫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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