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玲：1980年代前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 （下）

肖建亨曾感叹，「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23如果说科普是科幻小说因“工具意识”走过的第一段弯路，那么“时代鼓手”的姿态，或可说是中国科幻小说因“工具意识”走过的第二段弯路。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从属于科学文艺之下，划归到科普或儿童文学领域，加上本身“文学性”缺乏等因素，被排斥在主流文学话语圈外。现有的当代文学史中，几乎看不到科幻小说的痕迹。这种漠视和低估，让不少科幻小说家感到不满24。“文革”结束后，为了改变多年来不接地气的局面，一些作家开始将体现时代风云变换的政治斗争引入科幻故事，这种介入现实的努力让部分科幻小说成功跻身主流文学话语圈，但就像彼时的主流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带上了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一样，不少科幻小说亦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时代传声筒的角色。

一些科幻小说因此丧失了科幻的独特个性。以金涛的〈月光岛〉（1980)为例，这篇小说的科幻情节有两处：一处是梅生用蚂蟥提炼的生命复原素救活孟教授的女儿孟薇，另一处是月光岛上的居民都是来地球考察的天狼星人。

如果去掉其中的医学和天文学元素，小说依然会很完整，并且会是一篇典型的“伤痕文学”作品25。类似的小说还有一大批，如〈神秘的报案人〉（《科学文艺》1980.4，邱耀全、莫树清）、〈天窗〉（《科学文艺》1980.4，魏雅华）、〈大青山上的魔影〉（《科幻海洋》第一辑，尤异）等，其中，科学幻想已经不再是小说的主体，而是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调料，从而失去了科幻小说的特质。当时这些作品曾遭受一些质疑26，但与时代思潮的强烈共鸣，让这些批评都相对温和，像〈月光岛〉这样情节起伏、情感丰厚的作品还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如刘秋生在〈略谈金涛科幻小说的创作特色〉一文中认为作者“有力地鞭挞了‘四人帮’横行时那种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致人死地，以至‘株连九族’的封建法西斯行径；深挖了以反动血统论为根基的那种不正常‘政治审查’的广泛而严重的流毒”，具有“广阔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题意义”。——刘秋生：〈略谈金涛科幻小说的创作特色〉，《科幻海洋》第三辑，页156。)

意识形态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诉求上，还表现在对科学观认识的规约上。相比前者，后者的要求更为强烈。因为在文学领域，前者可以由精英文学来完成，而后者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承担。我们从叶永烈的小说〈自食其果〉(1981)遭受的批判入手展开探讨。

严格说来，〈自食其果〉并不是一篇以反思科学进步论为中心的科幻小说。它是叶永烈对美国科幻小说〈酷肖其人〉的续写，讲述的是极端利己主义者莫克斯用单性生殖的办法生下小莫克斯，他与父亲一样是「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最后为金钱用阴谋杀死了父亲。(叶永烈：〈自食其果〉，叶永烈等：《自食其果：生命的幻想》，（四川：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如叶永烈所说，他在这篇作品里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的冰水。」27但这篇小说引起争议的焦点，却是对自私遗传的幻想。有论者质问，「如果未来科学的发展真如〈自食其果〉中那样可怕，人类的美好未来又在何方？一切有真知的人们能接受这种‘科学未来的预告’吗？」28强调「科学的幻想符合人类，社会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总是积极、上进，能推动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29；认为这种「科学的发展仅仅是为尔虞我诈提供条件」的写法，「不仅是对科学的污染，而且也是对文学的污染」30；谴责小说「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科学，不仅污染了读者的心灵，也败坏了科幻小说的名声」。31 对〈自食其果〉的批判上升到思想政治的高度。

为什么一个关于自私遗传的幻想会遭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原因在于「科学进步论」之于新时期初中国社会政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完全的后发国家，「科学进步论」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在「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明确定位下，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再次启动重建。相信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进步，以「科学进步论」为主导的价值观让新时期初的科幻小说充满了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明朗色调。如郑文光的〈泅渡东海〉（《科幻海洋》第一辑，1981）、童恩正的〈追踪恐龙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科学幻想小说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等，都描绘了人类在先进科技帮助下获得更强大发展的美好未来。

这一由意识形态推动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不仅作为体制化的“知识”被人们接受，而且在未能冲破“文革”敌我思维惯性的新时期初期，是否认同这种发展模式，还成为考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准。这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对文明与进步问题的反思遭受极大压抑。相关科幻小说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都没有受到重视，像金涛的〈小安妮之死〉（金涛等：《名家经典科幻文学精粹（第2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该作品创作于1981，未能找到初版的出处）、〈暴风雨的奇遇〉（《科幻海洋》第二辑，1981）等反思人类的贪婪毁坏自然的优秀作品，仅有个别评论略有提及(如赵世洲：〈幻想中的现实〉，赵世洲编：《科幻小说十家》，（河南：海燕出版社1989)）；二是思考空间受到局限，如在〈生与死的搏斗〉（白锡喜，《儿童时代》1979年第19期）、〈β这个谜〉（刘肇贵，《科学文艺》1979年第2期）、〈万国博览会上的窃案〉（王宝安，《“飞毯”的风波》，（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等大批小说里，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均凝结了深重的国族及民族焦虑。这种强烈且持续的焦虑意识犹如一道屏障，不仅让科幻小说无法从中华性上升至人类性，进入对人类普遍情感及共同未来的深广思考空间，而且阻碍了科幻小说创作眺望未来的目光，集中于当下现实的价值思考，让科幻小说难以构建起具有超前意识的世界观、历史观。

跟从时代转型既有其失，亦有其得。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下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兴，让“人”、“人性”成为具有普遍整合力的新价值话语。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科幻小说在完成政治控诉的同时，也开始了吁求人性的书写。肖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误〉，讲述了沙洛姆教授想用机器人改造流浪儿却失败的故事，告诉读者「人的独特的气质，复杂的心理，是机器永远模拟不了的。32」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1981）通过“我”与机器人丽丽的婚姻经历来证明没有灵魂、只知道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伴侣(魏雅华：〈温柔之乡的梦〉，《北京文学》1981年1月号)。童恩正的〈遥远的爱〉（1980）则叙说了一段地球人与外星人相恋的动人爱情(童恩正：〈遥远的爱〉，《四川文学》1980年第5-6期)。鲁迅曾指出科学小说应「经以科学，纬以人情33」，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发展却一直趋向有经无纬，缺乏社会人情的表现。对人性的开掘，应该说是科幻小说从时代思潮中汲取到的最宝贵资源。虽然上述科幻小说对人性的书写还比较简单，缺乏将科学假设与人性伦理融为一体的佳作，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转型的艰难一步，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小说家们跟随时代转型的努力也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不仅《人民文学》接连发表了〈沙洛姆教授的迷误〉（肖建亨，1980）、〈腐蚀〉（叶永烈，1981）、〈乔二患病记〉（肖建亨，1981）等小说，《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当代》、《小说界》、《四川文学》等主流文学期刊也纷纷刊载科幻小说。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还获得了“北京文学奖”，郑文光的长篇科幻《飞向人马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则改编了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在“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中，为了保住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作家和编辑们多方奔走，积极邀请文艺界领导和科学家如周扬、林默涵、马识途、钱学森等人写文章支持。正是这样的努力，让科幻小说“文学性”的火种得以存活，并在“清污”运动打击后，全国仅存《科学文艺》一家科幻杂志的局面下依然燃烧。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文学类型， “科学”与“文学”不同关系的重构，以及不同的价值观重建，让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儿童科普的创作传统依然被承继下来，成为新时期初科幻创作的重要类型，相比1950-60年代，这类作品在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丰富性方面有所加强，想象力也有所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说教的枯燥。如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邓鲁的〈没有鼻子的“大象”〉（1980）等，都是很受小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品。除此之外，新时期初科幻小说创作还有另外两种新的类型：一种是前文探讨的以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将主流价值观与科幻个性融合一体的创作，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泅渡东海〉、童恩正的〈追踪恐龙的人〉、尤异的〈大青山上的魔影〉（1981）等；另一种是结合了侦探推理等叙事技巧，以惊险奇异为幻想特色的创作，如叶永烈的“金明”破案系列(1980-1982)、王金海的〈鹿角宾馆奇案〉（1980）、王金海、戴山合著的〈地下魔影〉（1980）等。相较前两种类型的价值内涵与彼时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度同一，第三种类型，即“惊险科幻小说”，则有着逸出政治导向，朝向民间自在生长的意味。也正因于此，这类小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到了后来，这场关于叙事手法的论争，还因意识形态的介入发生了从文学技巧性到思想科学性的质的改变。

如布莱恩·W·奥尔迪斯（Brian W. Aldiss）所言，「科幻小说是一种充满了意外惊奇的文学」34。这种意外的惊奇，需要离奇的冒险、悬疑的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等等制造出来。《苏联大百科全书》把“科学幻想读物”称为是「接近于空想和惊险作品」35的文学样式，认为它要能具备刺激读者心理，将读者带入紧张惊险情境的能力。1950-6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弊病，就在于毫无趣味的说教，缺乏这种惊险的阅读效果，失却了文学价值。因而，新时期初科幻小说艺术手法的改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其惊险性，用生动可感的形象和波澜起伏的情节让故事变得引人入胜，从而拾回曾经失落的文学性。

如何增强惊险性？新时期以前，中国科幻小说吸收、借鉴的国外同类小说惊险叙事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地表之外的历险记模式，如凡尔纳( Jules Gabriel Verne)的〈地心游记〉（1864，杨宪益、闻时清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月界旅行〉（1866，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等；

二是人际之间的敌特斗争模式，如阿达莫夫的〈驱魔记〉（陈复庵、鲁林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55）、罗萨霍夫斯基的〈金刚石〉（奈温等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这两种模式在新时期初纠偏科幻小说科普化倾向的“法宝”，得到广泛使用，如使用历险记模式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刘兴诗，1980）、〈冰下的梦〉（王晓达，1980）、〈远探水晶山〉（嵇鸿、缪士，1981）等，还有传承敌我斗争模式的〈刻着“T·K”的戒指〉（胡晓林，1980）、〈“114”号元素的秘密〉（胡学增、王胜荣，1980）、〈腐蚀〉（叶永烈，1981）、〈月光岛〉（金涛，1981）等。

从1970年代末起，国外科幻出版物的译介进入有史以来最繁盛的时期，据郭建中的统计，1979年到1984年间翻译的科幻小说数量远远超过了20世纪前七十多年翻译的总和。不仅经典的如凡尔纳、威尔斯(Herbert G. Wells)及前苏联的作品被重新引进，而且英美当代科幻创作大师，如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等人的作品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36。其中，美国科幻作品及其创作理论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惊险叙事技巧提供了第三种模式：侦探推理。

作为消费文化造就的产物，美国科幻生长于通俗杂志，通过下层社会民众能够认同的叙事套路来回应时代，呈现对未来的思考。商业化色彩和通俗化定位，决定了美国科幻小说强调奇异和恐怖，喜欢新发明和新科学概念的创作风格。早在1979年，叶永烈就尝试将阿西莫夫的侦探科幻，还有英国柯南道尔、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等国外推理小说的创作技巧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37。从最开始的〈生死未卜〉（1979）、〈欲擒故纵〉（1979）、〈神秘衣〉（1979）、〈弦外之音〉（1980）到后来以金明为主角的惊险科学幻想系列，再到长篇小说〈秘密纵队〉（1981），叶创作出了许多以侦探疑案为中心事件的惊险科幻小说。缕缕不绝的悬疑之惑，层层剥茧的严密推理，奇幻冒险的案件情节，将读者带进一个神秘惊悚的科幻世界，因此大受好评。于是，王金海、吴岩、尤异等新锐作家也纷纷效仿，向惊险科幻小说进军，写出了〈怪岛幽魂〉（王金海，徐杰等著：《怪岛幽魂》，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引力的深渊〉（吴岩，吴岩：《飞向虚无》，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创作于1982）、〈我就是我〉（骆汉城，《科学文艺》1983年第1期）等作品。

然而，他们的尝试却招致了文坛的严厉批评。批评的声音有两类。一类基本上来自科普界，他们认为惊险科幻小说固然增加了趣味性，却削弱了科学性38。但随着科幻小说不再担负科普功能的观点逐渐被文坛接受后，这类批评在1980年之后数量渐少，且多为“清污运动”时期泛起的沉渣之作。第二类批评是从文学性层面展开的「科学性」批评。这类批评聚焦于惊险科幻小说使用的侦探推理叙事手段，以及在作品中呈现的血腥凶杀、诡秘奇异等情节，认为其写法的「价值可以说连过去的一些鸳鸯蝴蝶、才子佳人还不如。」39还有的批评「相当一部分惊险小说思想贫乏，格调不高」，科学幻想成为增加惊险气氛的道具，「致命的弱点是一个‘假’字，不真实，不合情理，荒诞就由此而生了。」40

这些批评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科学观“异化”的科学小说的批判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如前文所述，晚清文学商业化大潮催生了以娱乐性阅读为目的的谈神说鬼类科幻小说，导致“科学”被严重“异化”，背离了反迷信、崇科学的根本宗旨，激起了鲁迅等新文化先锋的强烈批判。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打着“重返启蒙”旗号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同样抱着对科学观的捍卫心理，对惊险科幻小说大加笔伐。有论者在罗列了〈鬼山黑影〉（叶永烈，1981）、〈地下魔影〉（王金海、戴山，1980）、〈方教授的鬼魂〉(乔清昶，1980)等多部带「鬼魂」、「杀人」、「尸」、「怪兽」标题的小说后，指责这些小说都是「按照某些科幻作家提出的‘幻想’+‘惊险’、‘幻想’+‘爱情’的程式制造出来的‘商品’」，只会「刺激得读者毛骨耸然、头脑发昏。41」更有严厉的批评称这些小说「一味仿制外国商业性科幻小说」，「已经不是拾人牙慧，而是在拾破烂了。」42

无论是晚清的神鬼掺杂还是1980年代的暴力、色情掺杂，其根本问题在于科幻小说的「幻想」成分。五四新文化先锋用利笔诛伐了歪曲、异化了「科学」的幻想，其结果是科幻小说失去了其幻想成分，从此丧失了它在新文学中的独立地位，成了单纯的科普读物；新时期的「姓科」还是「姓文」之争，依然讨论的是幻想是否能够与科学并存的问题。

所幸的是，这场争议最后还是以肯定文学幻想的存在而告终，这就使得文学界能够进而探讨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幻想来支撑科学？为什么评论者们能接受凡尔纳、别里亚耶夫、阿西莫夫的惊险叙事模式，却无法认同国内兴起的惊险科幻小说？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时期初的惊险科幻小说的确存在自身格调不高，在精神理念和审美品格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美女蛇奇案〉（孙传松、杨北星，1982）、〈王府怪影〉 (马程，1981)、〈尸变〉（毅康，1981）、〈多头蛇妖〉（忻趵，1980）等作品，过分追求阅读刺激和欲望宣泄，故意制造一些暴力、色情的故事情节，使科学幻想成了增强感官冲击力的道具，导致叙事滑向粗鄙庸俗，更有甚者，一些作品走上了晚清鬼神类科幻小说的老路，脱离了科幻小说的创作本质，如〈王府怪影〉中用科学仪器唤出清朝宁王福晋那颜氏，并从她那里获得埋宝确切位置的构想。而且，在商品化的运作下，程式化的情节设计，以及夹杂着推理、悬疑等叙事技巧的模式化表现手法造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如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故事内容的重复化，缺乏思想上的提升等等。

其二，这种拒斥亦是中国文学雅俗对峙历史格局的体现。从古代的诗文正宗、小说戏曲被视为「鄙俗」的「小道」，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两大阵营对峙，雅俗之争始终存在。以通俗文学面目出现的惊险科幻小说，会成为严肃文学的批判对象，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正如陈平原所言，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但谁也别想把对方完全扳倒。」而小说艺术正是在这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中悄悄地「移步变形。」43并且，虽然「小说的市场化很容易使作品流于庸俗化和模式化，……但是优秀的通俗小说往往利用市场性的特点向一些新型文学文类和艺术门类学习，不断地更新自我的美学内涵」44。

从美国科幻的发展史来看，好的惊险科幻小说往往会立足于通俗，从两个方面实现模式的突破：一是微观层面的，对科技未来的想像性突破，如机器人的类人化，向银河外星系的探索等等；二是宏观层面的，对科学基本理论的想像性突破，如反相对论，反“薛定谔的猫”的量子理论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突破，惊险科幻小说得以逐渐渗透进更高文化智力层次的读者群，从通俗进入高雅，从简单的以娱乐为目的的现实逃离，进入严肃的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探索。以推理侦探擅长的阿西莫夫，以及将宗教、军事主义与太空幻想完美结合的罗伯特·A·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等科幻大师，正是借用大众文化，又突破了大众文化的幻想模式，将科学的想象力延展至无限未来，挣脱现实主义束缚展开无羁的宇宙思索的佼佼者。

1980年代后期，坚持下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家选择了一条与精英文学同步的发展道路。1983年前后，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文艺界纷纷召开座谈会，撰写文章，展开文艺创作民族化的讨论，宣布「社会主义文艺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54中国科幻小说的西化问题本来就十分严重，如日本评论家武田雅哉曾批评中国科幻小说「人物、地名都是中国的，但是，故事的内容和味道并不像中国。甚至连人物、地点也是外国的‘作品’，并不能算‘中国人的科幻小说’」，只是模仿外国科幻小说的「自我消遣」。55因此，文艺界提出“民族化”口号后，科幻界也迅速跟进，把在美学风格上实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作为创作的新目标。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就是改编自《列子·汤问》的〈偃师〉。（《科学文艺》1983年第1期）1985年，文学「寻根」热兴起后，科幻小说又开始从民族心理结构方面展开民族化的新探索，并催生了缪士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科学文艺》1986年第1期）、魏雅华的〈深山狼嗥声〉（《科学文艺》1986年第2期）等一批「寻根」科幻小说。及至1990年代“国学热”及“文化怀旧热”盛行，探寻中国风格再次成为一些科幻小说新的目标。

1990年代以来，除了杨鹏等少数作家有意识地坚持走大众化路线（但也多限于少儿科幻的范围内）外，精英化成为科幻小说，尤其是成人科幻小说的发展方向。尽管这种自我精英化没能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再次获得精英文学的认同，但从精英文学中汲取的精神资源，却成为了科幻小说后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姜云生、何宏伟、王晋康等作家关于「人」、「人性」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出现了〈光恋〉（何宏伟、1992）、〈万年孤寂〉（姜云生、1992）、〈宇宙墓碑〉（韩松、1992）〈亚当回归〉（王晋康、1993）、〈生命之歌〉（王晋康、1995）等许多优秀作品，晶静、海子等则用外星人造访地球解释女娲造人、后羿射日、蚩尤与炎帝之战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缘起，创作出极具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说。

然而，精英文学在对科幻小说产生提升其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等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想象力束缚等负面影响。超越日常、超越现实的未来前景构筑是科幻小说的致力所在，这也是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尤其是非幻想小说的本质区别。如果说1980年代初期科幻小说的想象力是因政治意识形态而丧失，那么到了1990年代，精英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则成了导致科幻小说想象力丧失的新力量。从1990年代韩建国的〈二十分钟等于……〉（1993）、孔斌的〈黑夜广告〉（1994）、〈梦视〉（1994）等作家对市场经济下社会物欲化、商品化的讽刺批判，到新世纪骆灵左的〈高楼〉（2010）、迟卉的〈古曼人棉城遗址调查手记〉（2009）、陈茜的〈纸上海〉（2010）等对中国城市化社会现实的影射，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将未来照进现实成为了这些科幻小说的创作旨归，与社会现实的距离无疑走得过近，这些科幻小说再度丧失了飞扬的想象力。同理，无法与未来结合的人性思考和民族化想象也许成为一部优秀的现实文学，但不可能是一部杰出的科幻之作。刘慈欣的《三体》(2006-2010)之所以能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得到「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的评价，（严锋：〈从这里到永恒〉，《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7日，GB 24版）就在于作者以现实人性为基础又超越现实，将伦理思考扩展至囊括外星文明在内的宇宙，从而建构出一种基于理性与科技的新道德体系。而这种想象，如刘自己所言，是为了「寻找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科幻要在天上飞」56。刘的这句话，或许寓示了今后中国科幻小说家们需要更加努力的方向。

                                                                           责编：东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