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姜振宇：反者道之动：中国人的科技乌托邦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姜振宇，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出版学本科毕业，中国社科院文艺学硕士，201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国内首个科幻方向文学博士，师从著名科幻研究专家吴岩教授。

对于当今的中国科幻作家而言，“乌托邦”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它者”。在一般文化语境当中，它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来源之一，与莫尔、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等人名一起放置在人类社会演变之时间轴的远端。“乌托邦社会主义”甚至在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当中被意译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以凸显其实践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与之相对的，是扬弃了乌托邦遗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是百年来中国科技乌托邦不断建构的结果，也是讨论当下科幻创作的前提。

在上述对抗性的叙述模式尚未被构建起的晚清时期，无论是“乌托邦”还是“科学”，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毫无疑问纯属外来之物，并被投以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国科幻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当中，这二者都经过了漫长而繁复的本土化改造。乌托邦从一开始就以其崩溃或缺席，在与现实的对抗中发挥功用；科学则被想象为具象化的世界规律，非但它自身就往往被视为具有先天的合法性，而且能够为横跨真理、伦理和审美等诸多领域的其它话语提供合法性来源。

科学和乌托邦二者都被指认为对“当下的”、“短暂的”社会现实的对抗者，而对他们的言说和想象——主要以科幻作品当中繁复的科技乌托邦的面目出现——呈现出一种类似于“道”的功能：首先，它无处不在，但处柔居下，几乎总是占据虚构性而非现实支配性的地位；其次，它成为了与现实对抗之物的投射，总在彰显被当下现实所忽视或遮蔽的另一面的力量，并以呈现自身不可能性——而非实践或理念意义上的对抗性——的方式，来实践对未来的建构。

中国科幻文学、科幻作家正是在对乌托邦和科学的繁复幻想与追求当中，逐渐确立起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这些本土探索者的笔下，乌托邦否定性力量的发挥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科幻作者鲜少去书写那种“过头了的乌托邦”亦即“反乌托邦”、“恶托邦”或“敌托邦”的传统，而是对“一个理想而完满的社会形态”之存在可能的彻底否认。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即便是建构性的乌托邦图景，也往往直接来自对当时现实存在的问题或趋势的反向刻画——与中国不断变幻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中国的科技乌托邦总是不断地在无数政治立场和社会思潮之间往复震荡。但也正是在这一切否定性的幻想当中，仍旧有一种绝对的、普遍的，对绝望和虚无进行反抗的——却也因为脱离现实而可称为观念意义上的“乌托邦式的”——核心元素逐渐呈现出来：这就是科技。

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是“乌托邦”不断地被中国化。它最初作为对未来理想社会图景的摹写广泛地存在于一般前沿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普遍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非某种特定政治组织结构——成为其中最具标志性也最具有广泛接受度的重要因素。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实验般的中国政局变化和剧烈的社会形态变迁，作为一种幻想图景的“乌托邦”叙述很快在更残酷也更现实的社会实践面前失去了力量。从三十年代开始的“救亡图存”的战争背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整体崩溃，再到当下的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代国内诸多文化力量的激烈竞争，中国科幻作家们在各个时间段几乎总是被各种历史性的文化和思想转变所裹挟。描述、再现、理解和批判现实的责任，几乎总是遮蔽构筑未来理想的需求。在现实重压之下，幻想已经难得一见，乌托邦叙事也自然不得不在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和现代宏大叙事——以及它们的衰颓——的碰撞当中，主要以其缺失或崩坏来彰显价值。

另一方面，“科学”的内涵被一再扩大，同时也不断地被道德化和审美化。“科学”往往将实践性的“技术”——包括物理和工程意义上的技术，以及社会组织与治理层面的技术——一并包括在内：有时人们能够相对较为准确地使用“科技”一词，但更宽泛意义上的讨论鲜少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这一臃肿的“科技”概念，自晚清以降便被寄以过多的愿景，且在不同知识背景和政治立场的话语当中，其内涵被不断地、往往是潜在地更新与重构。在展现不同人群理念认同与碰撞的公共语境当中，中国的“科技”一直是乌托邦式的，既折射当时最深切的现实欲望，又充分凸显一个时代的不可能性：由于科幻小说预设了绝对的虚构前提，它恰恰总是容纳其中最具反叛力和前瞻性的思想与需求。

无之以为用：乌托邦的缺席或失败

由于缺乏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来自西方的乌托邦故事最初被视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严肃学术著作，相关的译介和仿作主要是为了填补清末知识界在社会组织理论方面的缺位：但在科幻小说当中，这种填补却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当时中外政治理想和实践的全面否定。

1902年，梁启超在为他的杂志《新小说》打出的广告《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1]当中，提及“哲理科学小说”一类，并将其界定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这是中文语境中“科学小说”一词的首次出现，当时的具体内涵主要是“学术小说”或“知识小说”。

《理想国》

《乌托邦》

《新社会》

我们所熟悉的乌托邦著作如《理想国》、《乌托邦》、《新社会》等，都被归入其中。这意味着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在作品更像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人们对于社会组织基本理论的一些学术探索。

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梁启超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弗拉马里翁的《世界末日记》。在他的后记中，这篇小说被指认为一个隐喻：它描写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人类组织形态的普遍失败。但与此同时，梁启超又强调所谓“不死者”、“爱之花”的存在：这意味着晚清知识分子在与科技乌托邦第一次相互碰撞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些幻象当中所蕴含的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与延续的重大命题。他们一方面认为，这一目的的实现必然要冒着所有可能性都转化为不可能性，进而走向全面死灭的风险；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样的风险当中，对文明延续的追求与希望则永恒存在。

 晚清干零活赚钱的年轻人 ▲

容易发现，这一独特认知的关键，在于晚清科幻作者是在以乌托邦叙事来比拟现实的晚清中国社会。这一过程既是对威尔斯以科技乌托邦改造此前漫长的乌托邦传统的呼应，也隐约预示着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反乌托邦叙事。当然与因为种种乌托邦实践的普遍失败而转向对乌托邦的彻底抵抗不同，乌托邦在中国的退潮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而存在。此时的政治家和文学幻想家所凭借的，几乎只有充满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想象力，并且以之来对中国发展的诸多可能性进行逐一试错。

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们实际上并未偏离孜孜求“道”的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理想，只是中国和世界的变化都远远超出了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想象。这种面对新世界时，国家民族的生存复兴之“道”岌岌可危，探索与实践迫在眉睫而又无可凭借的深层焦虑，造成了鲁迅和后来“五四”以降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苦闷：在随处可见的政治失败与理想破灭面前，如何能保持对“爱之花”的追求，相信“不死者”的存在呢？

有之以为利：科技的效用与想象

恰恰是在乌托邦叙事的普遍失败面前，“科学”仍旧站住了脚跟。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在创作诸多不着边际的科技乌托邦叙事的同时，作家们令人瞩目地表现出了一种极为难得的科学立场，并以此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对单纯民族立场的超越性。他们在想象对外来殖民者的进行直接反抗，颠覆既有世界格局，使得本国占据一个较强有力的国际地位之后，又借由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的参与欲望，表现出了倚仗科学，积极参与此后世界局势发展的冲动。

《电世界》插图

《新石头记》

《火星游记》

在《电世界》《新石头记》《火星游记》等作品中，对“科学”的依赖同时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器物方面的优胜，其二是站在以科学为代表的立场之上，对理想文化形态的想象。此时中国人的科技乌托邦构想,更强调其幻想中的发展路径对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也就是“道”——的深层次契合：因为科学是现代之道，又因为科技乌托邦是符合科学的，所以这样的设想是先进且有益的。

尽管“乌托邦”叙事的普遍失败暗示着现代之“道”的尚未获得，但对理想未来、中国地位的描述，实际依旧遵循着中国自古以降“大道之争”的潜在模式，只是其表现深受现实社会的政治观念、种族观念和时间观念的深刻侵蚀，并且往往以对科学话语的援引作为最具时代性的标志。从晚清到文革结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对幼稚（却也真诚）的工业化想象，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提供了垄断性未来政治和社会叙事。甚至直到“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以及他的翻译）在第一次面对奥尔迪斯提出的关于一百年、一千年后的中国发展这一的科幻设问时，表现出的误解恰恰展现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强大惯性。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科幻的短暂复兴，也主要依旧局限在对现实科技实践的想象和话语权争夺当中。

而将科技重新视为审美对象乃至现代之道，一方面有赖于现代科技对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经验的逐渐渗透，另一方面则依靠吴岩、韩松、刘慈欣、姚海军等中国第一代“科幻迷”的成长。对于这一批主要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作者、从业者们来说，对科技的理想化认同和对于乌托邦的普遍不信任仍旧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与梁启超甚至老舍类似，当年最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刘慈欣等人往往都乐于想象一切被指认为“完善”或“理想”秩序的崩溃。韩松批判的核心指向，是整个关于启蒙和工业化的现代叙述，其中最知名的譬喻，出现在2006年发表《乘客与创造者》当中：所有人都早已被劫夺进由发达国家营造的波音客机当中，快速的前进成为麻痹人类思考的神话，他们既不知晓飞机的来源和构造，也无法落回地面。

 电影《雪国列车》▲

这种令人想起《雪国列车》的意象并不单纯指向特定的国度，韩松认为自己始终处在“飘零”的状态，从而与一切既有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氛围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由量子论等前沿科学所产生未来可能与世界观念，却依旧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柱；至于世界本身是否存在某种发展的方向或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理想，韩松抱有清晰的怀疑姿态。

刘慈欣则更强调作为“现代之道”的科技。他甚至极为罕见地不仅仅以强大力量来源的定位来看待“科技”，而且将之视为最高的美学和神学体验的来源。除去较为知名的情节性文本之外，刘慈欣尝试构建了一系列极为独特的审美意象，例如《欢乐颂》以恒星来弹奏音乐，以之复现生命演化的历程；《带上她的眼晴》虚构的“透明的地球”；《流浪地球》在明显违反科学常识和本人倾向的情况下，描写“宇宙中流浪的星球”这一审美形象等。在最极端的《西洋》当中，刘慈欣甚至尝试用蕴含在月球岩石和地下煤矿中的“内在美”，来弥合殖民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沟壑。理想的科技实践，在此时重新获得了超越性的定位，它被刘慈欣指认为“超脱飞扬的思想”，放置在“现实的引力”[3]的对立面。这一逻辑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中，被抽象塑造并获得极大社会影响的陈景润、李四光等其它科学家形象，往往成为有限个体通过科学研究直达自然规律的典型代表。科技在此时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逃遁空间，而刘慈欣无疑将这种构想进一步传播和深化了。在他的短篇小说《朝闻道》和随笔《SF教》中，尤其凸显了面对“大自然”时难以言喻的“宗教情感”。科技由此不但逐渐剥离了漫长的西方与发达国家的印记，而且也从家国民族复兴的话语当中抽象出来，成为超越人类的、更普遍的“道”。

这种体认在更青年的创作者当中也得到普遍认同，夏笳、宝树、吴霜等青年作家们往往也都默认作为“现代之道”的科技，乃是不可抵抗和无处不在的。问题在于，正如《荀子·天论》中所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刘慈欣式的道之审美已然难以纾解青年作家们面对的全新现实的必然困境，新的焦虑自然出现了。在这焦虑和苦闷的意义上，反而是这些青年作家与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们有相似之处——晚清的先辈苦闷于尚不知“道”在何处；对夏笳们来说，焦虑的是“道”在身边，却依旧难以把握。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一代人所熟悉的事物，必然会被“道”深刻地改变。

 乌托邦艺术 ▲

在这些青年作家中，夏笳以“中国百科全书”为总题的一系列创作极具代表性，她在其中尝试书写已然为科技所永久改变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情感联系。在《2044年春节旧事》中，传统的阖家团圆场面只能借助着科技部分地实现，但其中仍旧流淌着无可否认的家族亲情——这种亲情同样早已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有趣之处在于，当作者书写变化之时，她并未采取抽身而去、以较为疏离的姿态进行审视或批判的视角，而是深入到情绪的流动当中，捕捉“实时”的体验。因此科技之道带来的改变，就只剩下提供现实差异性的技术奇观，而隐去了优势或劣势的价值评判。

类似的，在宝树的《真爱乌托邦》和吴霜的《功夫牡丹》当中，异质性的想象、体验甚至情节的推进，也总是大于立场的表达。《真爱乌托邦》对未来婚姻的游戏式呈现，实际暗示着现代科技将迫使我们重新考量熟悉的“永恒之物”，爱情当然概莫能外。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当然在于“重新考量”本身，他甚至无暇去构架刘慈欣《乡村教师》或《梦之海》那种从极高、极宏大、极科技的视角审视现实困顿角落的审美效果，而是聚焦在由寿命延长这一现代之道所提供的现实可能——作为乌托邦的真爱的永恒消逝。《功夫牡丹》则立足于全民基因库这一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讲似乎都必然导向恶托邦的霸权式技术构想，并将其视为商业这一真实之恶的破坏者和拯救者。容易发现，作者此时放弃了对隐私和监控问题的讨论，而只是将其视作英国的CCTV、中国的“天网系统”或美国“棱镜”计划等必然到来的技术后果。从技术可能性上来讲，这是合乎“现代之道”的；此时反而是所谓的个体隐私的正当性或必要性，需要被重新思考。

有无相生：科技乌托邦的流动

科技乌托邦进入中国之后，重新遇到的是“德”与“道”的终极论断。《道德经》中将最高级的“天地之德”，陈述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这恰恰符合于恒常而同样终极的“道”。对于中国的科幻作家而言，在二十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现实的逼仄使得“幻想”缺乏紧迫性。由此，非但建构性的科技想象的空间时常无有，对于未来之“善”、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式推演也总是缺乏正当性。但这些现实本身就容易催生出作为其否定或不在的对立面，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科幻尽管身处边缘、不受关注，但毕竟能够作为一种与现实相对抗的异质性想象存在。

而随着形而上的科技作为“现代之道”进入中国现实社会，形而下的科技产品成为一般个体的经验，它将造成的一切破坏或改变突然就成为了一个常识，科幻也因此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生长空间。尽管在更多的时候，在大众商业市场和政府主流话语当中，科幻常常被期待能够对现实发挥某种作用，或至少作为思想和话语的资源存在，这几乎是科幻文化的难以承受以重。

好在与此同时，还有一小群科幻迷仍旧成为了与现实相对抗的科学、幻想的投射地。即便是在呼唤“打破科幻圈，救出科幻迷”的当下，一小撮人的科技乌托邦仍有自己的幼稚和骄傲。

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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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署名为“新小说报社”，《梁启超全集》未收。但据其内容及其它相关证据推断，基本可以认为是出自梁启超手笔。详细推断可参见杜慧敏.读《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J].中州学报，2014(01):273.

[2]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 序》，《胡适文集》(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7-138页.

[3] 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6:64.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责任编辑：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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