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郁旭映：中国当代反乌托邦和恶托邦科幻小说比较研究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郁旭映：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哲学博士，现为香港都会大学人文、语言及翻译系副教授。学术兴趣包括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和中国现代思想史。她曾主持获多项科幻研究项目，如“中国当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研究”，“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态叙事：以刘慈欣为例”，并参与“1990年后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资助项目。她曾在《中外文学》、《扬子江评论》、《文学论衡》发表多篇科幻研究文章。

一、绪论：反乌托邦和恶托邦

无论在西方语境还是中文语境，都习惯于将反乌托邦（anti-utopia）与恶托邦（dystopia）混用，指向“反向的乌托邦”。但若细究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和恶托邦作品，我们会发现两者其实有所区别。区分两者不仅对于深入理解反乌托邦、恶托邦的本质及其它们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而且对深度剖析具体作品也不可或缺。

 萨金特曾如此区分两者：“恶托邦（或否定乌托邦）是指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它被描述得十分细致，而且通常被设定在一定的时空中，是作者有意让同时代的读者看到的一个比自己所处的社会糟糕得多的社会。”1而反乌托邦同样是指“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同样被描述得十分细致，通常也被设定于一定的时空中，但作者的意图则是让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对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和一些独特的乌托邦（Eutopia）的批判。”2

  萨金特同时定义了乌托邦（utopia）、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和正面乌托邦（Eutopia or positive utopia）：“乌托邦是指一个被描述得十分仔细的、被设定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而所谓正面乌托邦即在一般乌托邦的定义之外再加上这个社会比读者所处的时代要好得多。” 3尽管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反乌托邦文学在社会讽刺上的目标相似，但这三者在批判策略上有所不同。乌托邦文学表现一种社会梦想，即通过构建一个与现实的有缺陷的、不理性的、不公平的相反世界而达到对作者所处社会的谴责。而恶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则是在社会谴责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对未来的隐忧和警告。而在警告方面，恶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又有非常具体的分别。前者所警示的黑暗未来却并不必然与乌托邦想象本身有关，而后者则集中于对一种乌托邦想象或实践的批判。例如，以华语作品中的恶托邦故事，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30），老舍的《猫城记》（1932）为例，我们看到的是依据现实中国这一原型，以夸张、讽刺手法刻画出一个糟糕的恶托邦，以起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警示。

  《猫城记》插画 ▲

然而，这些作品中的恶托邦并非由一个乌托邦蓝图所致。虽是对现实的直接讽刺，但指向的原因却不一定可以清晰定位，只是较为笼统地反映了国民性或文化批判。反之，反乌托邦作品的社会批判则多是通过对乌托邦的反思和批判而实现，因而其对乌托邦思维，即构成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有着十分清醒的判断。被视为经典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扎米亚京 《我们》（1924），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尽管风格和批判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所描述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是经过统治者精心设计，基于乌托邦蓝图的“秩序的世界”。《美丽新世界》在1946年重版时加入别尔嘉耶夫的话作为前言，道出了反乌托邦小说的共同思想：“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直向着乌托邦迈步前进。或许会开始一个新的世纪，在那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阶级将梦寐以求着逃避乌托邦，而回归到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较少的‘完美’，而较多的自由。” 4

  《一九八四》▲

 别尔嘉耶夫的关于“逃避乌托邦”预言在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文学家们首先表达了对乌托邦的恐惧。大一统王国、美丽新世界和大洋国等形态各异而内在相似：即“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甚至于“秩序与人的愿望达成了一致”的乌托邦世界。完美的秩序所对应的是自由意志与人性的彻底丧失。作为社会梦想的乌托邦是如何变成社会噩梦的？托曼曾指出：“乌托邦主义悲剧性的悖论，就在于它没有如其承诺地那样实现一个最终和永久稳定的制度，而是产生了彻底的不安宁，并且取代了人类自由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和解，它带来了全能政体（totalitarianism）的高压 ……”5

 对乌托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二十世纪的思想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库尔马曾问道：“在面对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种族屠杀、大规模失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乌托邦还怎么能立得住脚？”6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目睹了斯大林专制与纳粹主义的大屠杀，众多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卡尔·波普尔、雅各布·托曼、哈耶克等都不断地试图将这些与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体系相关联。在他们看来，两者的共通点是“两者都提倡一种必须使每个人，包括不相信的人都接受的独一无二和不容置疑的真理”，而且，在这两种社会中，“关于手段的争辩都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关于目的的争论了。”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乌托邦设计的动因就在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对于不公正或人类苦难的感受，促使思想家设想一种理想的制度来根除这些邪恶的假定根源。” 8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然而，这种“事物的完美模式”的设定虽然是极有吸引力的，却是危险的，因其导向暴力。波普尔认为，乌托邦主义的前提是：“合理的政治行动必须建基于对我们的理想国家的相当清楚和详细的描绘或蓝图，还必须建基于通向这个目标的历史道路的计划或蓝图。”9所以，为了确保理想的、终极的目标得以实现，“乌托邦主义者必须说服，否则便压服和他对抗的乌托邦主义者，那些不赞同他的目标，并且不肯皈依乌托邦主义宗教的”，甚至于，“必须彻底根绝一切相竞争的异端邪说”。10为镇压对抗者，为避免终极目标的任何改变，诉诸暴力就成为了唯一的手段。这就是为何不管乌托邦的目的如何慈善，最终却变成一种虐待狂的哲学。

  《乌托邦》封面画 ▲

文学家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乌托邦中的恶政与以往的暴政不同。他们所塑造的大一统王国的大恩主，美丽新世界的控制者，大洋国的老大哥并不像传统的、残暴的、个性鲜明的暴君，却是一种抽象的、没有个人特征的、是绝对秩序与真理的象征（他们自己也受制于这种秩序）。借助阿伦特的分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控制：“全能政体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的超意义(supersense)是正确的。” 11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而是改变人性。要达到此目的，现代专制国家，无论是国家主义的、军事化的专制，还是超国家的“福利专制”乌托邦，都已不再是旧的——“由棍棒、行刑队、人造饥荒、集体下狱、集体驱逐出境等方式实行的统治”，因其“不仅不人道，而且已被证明是低效率的”, “在科技先进的时代，低效即原罪”12，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这种新的体制是不仅将科技作为手段，更似乎是将科学思维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石。如《我们》中经过数学方法精密计算“毫无瑕疵的幸福”，《美丽新世界》通过生物技术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快乐从而爱上奴隶状态，《一九八四》用“电幕”实现的思想控制等等，几乎可以得到一个印象：科技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转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

如果说如冷战结束前，乌托邦主义的同义词几乎是斯大林主义13，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对乌托邦主义的反思开始指向现代性本身。利奥塔在试图定义后现代性时表明：那种社会会永远进步的信念已然崩溃,“人们可以发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对进步的信心已经有点退化”14 。而其中，对科技的态度转变尤为明显。显然，从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对未来的乐观、对进步的信念到了二十世纪则反转未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恐惧。环境问题、生态灾难、信息科技、赛博空间对人类秩序的挑战、后人类对人的控制等等成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恶托邦文学最喜欢的话题。然而，这些固然是由科技进步所催生的新问题，却不是科技之所以可怕的根本原因。技术恶托邦 （technological dystopia）作品的核心主题常常被误解为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反思甚至于恐惧，而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核心还在于展示权力或资本对科技和科技理性的利用。正如《美丽新世界》借穆斯塔法·蒙德之口说明：“跟快乐不能共存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给它拴上链子，戴上口套豢养着。” 15此处的“幸福”指的是一种稳定的奴役状态。尽管在美丽新世界民众被不断被灌输“科学就是一切”，然而统治者却直白地袒露，“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因此，“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损害它自己的杰作”16。蒙德的这一番话，几乎佐证了波普尔的结论：“尽管乌托邦主义常常会披着理性主义的外衣出现，但不过是一种假的理性主义。”17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形式上的“技术反乌托邦”中，以求真为目的科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工具性的，而非一种本质性的力量。

  《美丽新世界》剧照 ▲

那么，相应地，如果要分析从“乌托邦蓝图”向 “恶托邦”的转变过程，应该追踪的是权力如何运作，即如何将各方面的意识，包括科学和艺术，编织成为意识形态，去创造一个“秩序的世界”，而不应将视角局限于对技术的警惕上。

基于以上对概念边界的划定，本文将选择有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魔鬼积木》(2002)、王晋康的《蚁生》(2007) 、韩松的《地铁》(2011)、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3)为例来一窥中国反乌托邦科幻与恶托邦在主题与美学上特色。本文认为《蚁生》与《魔鬼积木》 具有反乌托邦小说特质，而 《地铁》与《北京折叠》是典型的恶托邦小说。前者追踪乌托邦的“秩序世界”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而后者则将社会种种危机归结为技术发展带来的隐忧。然而，在差异之下，中国反乌托邦和恶托邦科幻中均存在着颇具特色的悖论：反乌托邦小说中隐含着乌托邦冲动，而恶托邦小说普遍的虚无感和无力感又形成了对乌托邦的彻底拒斥。悖论的显现恰好让我们思考：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乌托邦是否仍有其价值？又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二、反乌托邦叙事： 

人道主义和后人类主义视角中的“上帝”

《蚁生》和《魔鬼积木》的故事设定上看似不同：前者是文革这一特定背景，有显而易见的“国族寓言”特性，而后者则是设定在未来的美国和虚构的桑比亚，既有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南北冲突”背景，又表达了一个对“基因工程”的世界性忧虑。但是，两部作品均隐含一个反转模式：对完美人性或完美基因的乌托邦想象成为逆转为恶托邦——一个压迫人的社会和一个恐怖、仇恨的世界。

王晋康的《蚁生》是一个以文革为背景，具有“伤痕文学”特质的软科幻作品。小说用女知青秋云的回忆讲述了一个知青农场从“恶托邦”－“乌托邦”－“乌托邦覆灭”的过程。小说的男主人公知青颜哲因痛恨农场人性之恶而利用“蚁素”来改造国民性。“蚁素”是从蚁群身上提炼出来的能够控制人们成为“利他主义者”的一种生物制剂。当颜哲将知青农场改造成一个所有人无私奉献、互帮互助的乌托邦时，他自己则成了试图掌控一切、生死予夺的“蚁王”。为了持续乌托邦试验，颜哲研发出新一批“蚁素”，投入使用时，因新旧蚁素的不兼容，造成了大规模血案，最后导致利他主义乌托邦的毁灭。而众人失去“蚁素”约束以后，最终回归他们的本性，四散在一个丛林社会。

  《蚁生》▲

《蚁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反乌托邦科幻的代表作品之一。按学者刘志荣的话说：“可以说为‘反乌托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本，其与实际发生过的中国历史的互文性作用，更使得这部作品可以很容易被当做历史寓言来读解18。”的确，这部作品具有一般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特征：反转——即从天堂般、秩序井然的社区形态暴露一个威权制雏形，对完美人性（利他主义）的追求最终导致思想的禁锢与压迫。而颜哲这一形象，“一个独自清醒、霄旰焦劳的上帝，放牧着一群梦游状态下的幸福蚁众” 19，亦属于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统治者。《蚁生》又是一个典型“国族寓言”。宋明炜曾指出：“是关于毛泽东社会革命的道德影响的严肃反思之作。”20

不过，《蚁生》 与经典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有两点不同。首先，小说并不是成熟的乌托邦社会为开端，也并非简单以正/反模式出现，而是描述了恶托邦——乌托邦——乌托邦覆灭的曲折过程。小说一开始就描述文革所造就的一个极恶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普通人道德沦落，人性之恶得到极大张扬。有才华、有道德原则的颜哲则被迫于生死边缘。在这样的环境下，颜哲的利他主义乌托邦试验，既符合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责任，又符合一般“惩恶扬善”的道义感。

其次，无论是控制者颜哲，还是被控制的人都真诚地认为利他主义的社会是“这是天底下最干净的地方”。如干部老魏叔，即使从蚁素中醒来，亦假装没醒，想继续留在利他主义的温馨社会。即使是原先的恶人，“五个恶人如此迷恋利他素，迷恋着当好人，就像瘾君子迷恋可卡因” 21。甚至，当乌托邦覆灭的三十六年之后，众人恢复本性，各奔前程之后，想起被蚁素控制的日子，仍然念念不忘。由此可见尽管人性各异，而即使是普通人仍怀有对乌托邦的向往。正如，小说在最后一章引用虚构的生物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所指出：“既然我们推崇社会的利他主义，既然我们能对自身的劣根性一代一代地作出反省，那就证明————利他主义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天性中。”22

以上两点——人类劣根性改造的必要与天性中对利他主义的向往使得乌托邦试验成为必然甚至于必需。然而，看起来具有现实根据和“合理性”的乌托邦为何走向反乌托邦？叙事者秋云发现：“原来失败之咎并不是蚁众中‘恶’的复苏，而完全在于蚁王，是因为蚁王本性中的多疑，而这种多疑实质是对于‘恶’的迷恋。” 23无论众醉独醒的正蚁王颜哲，还是对蚁素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并最后终止试验的副蚁王秋云。两者之间看上去对立，而本质上却是异曲同工。首先，作为监管者和清醒者的正副蚁王，是外在于“利他主义乌托邦”的，即他们自身被赋予无限制的权力，却并不受制于蚁素所产生的道德约束力。其次，秋云固然比颜哲更为善良，更多人道主义的关怀，更所谓“妇人之仁”，然而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一致的——二分的和静止的：人以善恶截然相分；恶人永恶，而善人永善。正是这样的人性观促成了他们对同一的、全善的、服从的利他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不同种蚁素的碰撞造成的血案表面上是技术失误，而本质上反映了被不同的利益所控制的“非自主的”蚁群所必然发生的冲突。那么，如秋云所问的，“如果两个正副蚁王也喷上蚁素，达到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那会是什么结局呢？”24小说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小说结尾揭示了自然人性的本质：      

“本性自私的人类，磕磕绊绊的，最终走到今天的文明社会，而且显然比野蛮时代多一些善，多一些利他天性，这说明上帝的设计还是很有效的。而蚂蚁社会呢，在颜哲父子心中恁般伟大的蚂蚁社会，今天仍旧停滞在8000万年前那个水平上，不再发展，是僵化的、低水平的。你能瞎说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高明？所以――咱们还是按老路走下去吧，说不定，自私基因才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动力。”25

一方面坦承人性的自私性，而另一方面认为自私可成为前进动力，可见小说中对于人性的要求经历了从完美主义的、道德乌托邦理想到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转变。   

  《白垩纪往事 魔鬼积木》▲

刘慈欣的《魔鬼积木》是一个关于基因工程的故事。怀有“物种共产主义”理想的非洲裔美籍生物学家奥拉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秘密开始一项“创世计划”，旨在通过组合人类与其它物种基因的方式来为美国军队培养出具有敏捷、凶猛、冷酷、狡猾、忠诚等优点的军人。然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具有生存能力的废品组合体，成为了人类恐惧的对象。军队无法接受异类的潜在威胁而对该计划产生的“废品”进行了灭绝，并与持物种平等理念的奥拉分道扬镳。奥拉在桑比亚军政府的秘密支持下制造出了具有完美基因组合的“鸟人”，最终打败了美国军队。小说从结局而言似乎是“物种共产主义”的这一乌托邦理想得以实现，但若是从多重视角来看，小说不仅描述了基因工程带来的“后人类”对人类的威胁，更加质疑了上帝/先祖在创世工作中的作用。

作为小说《天使时代》的扩充和修改版本，《魔鬼积木》做了最重要的两处修改：其一是大篇幅地增加了对基因工程开始和中间阶段的“失败和成品”的细致的、可怖的描述，突出了人类对“合成品”，即“他者”的强烈恐惧；其二是通过非裔美籍科学家奥拉对美国和桑比亚的身份认同的转变，而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民族主义与物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复杂化处理。修改之后的版本将原来清晰和绝对的善恶对比、第一世界的冷漠和第三世界的绝望对比、人类与后人类的对比变得含糊并且复杂。因此，主人公奥拉教授用基因工程所创造出来的新物种的胜利就并非简化为“乌托邦的实现”。

表面上，奥拉“物种共产主义”目标所示的是一种超越于人道主义的蓝图：“要实现所有物种平等的超大同世界！”然而，奥拉也清楚，这个伟大理想的实现需要战斗——

 “为了人类各种族的平等，我们已战斗了很长时间，但为地球上所有物种平等所进行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要实现所有物种平等的超大同世界，可能还要进行成千上万次南北战争。我愿意为这样一个世界而献身，实现人类与其它物种基因的组合，将首次把物种平等的问题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也可能是这场革命的开始！”26

 “成千上万次南北战争”并不是虚指战斗精神，而是真正的腥风血雨。奥拉非常清楚，要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无数一出生就被称为“废品”的生命和人类自身。

当妻子质问奥拉：“那你对人类的生命岂不是太不尊重了？” 奥拉反问：“亲爱的，你真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生命受到尊重吗？”27出于对人类自身之间不平等的不满，对人类压迫其它物种的不满，而试图以上帝创世的方式来推行物种平等，这是乌托邦主义的一贯逻辑。小说进一步展现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一体两面：奥拉这个创始者一方面批判人类无法接受异类，无论是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种族上的异类，另一方面却一直回避去理解和接受人类对异类的本能反应。当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的死亡真相是于对他所制造出的他者的恐惧时，他既无悔意和反思，甚至没有表示同情和理解，只是一味批评“人类中心主义者”一叶障目。从人类角度而言，他只看到人类种族在基因上的差异甚小，而无视人类个体在情感与理性层面的差异。为完成目的甚至支持专制军政府利用民众身体为“创世计划”提供子宫，不仅不择手段地用基因技术追求绝对的同一性，而且是从物种共产主义直接倒向军政府。从后人类角度而言，他虽然标榜物种平等，但从未考虑过为这个终极平等的理想所牺牲的无数个体。明知实验过程中会产生无数牺牲品，他不仅未在胚胎状态时对它们进行人道处理，反而为了技术改进的需要，任其成长，制造大量废品。在面临人类的排斥时，作为先祖的奥拉既未阻止人类对后人类的屠杀，也并无试图去缓解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矛盾。他鼓动后人类们奋起反抗突围，认为“只要能让外部世界知道你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28，这与其说是同情组合体，不如说利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急先锋，用生命的代价为遥远的理想而冲锋陷阵。

那么，暴露“物种共产主义”在建构过程中的“不择手段”，是否意味著作为其对立面的 “美国爱国主义”具有合理性？并非如此。小说展现两者从合作到 “分道扬镳”的过程。正是因为两者最初的合作意向是建立在“各取所需”和“互相利用”之上，而缺乏任何道德共识，因而当两种意识形态出现冲突时，便以各自的封闭和绝对的理念为原则，来铲除“他者”。因此，“爱国主义”与“物种共产主义”在小说中展示出共同逻辑：一、只在意目的，无视程序正义；二、只追求同一性、整体性理念，无视个体。这些亦是乌托邦主义的特点。

《蚁生》和《魔鬼积木》看似不同：以文革为背景的前者，其反乌托邦的政治隐喻相对容易辨识，而杂糅着反殖民主义背景和后人类主义议题的后者却需要从乌托邦叙事中提炼出反乌托邦的视角。但是，两部小说异曲同工地塑造了一个追求“完美秩序”的“上帝”，如何用科学理性构建一个同一、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而将人性或物种个体的复杂与差异性压制至最低。相比于《蚁生》的单一意识形态导向的乌托邦计划，《魔鬼积木》更进一步展现了多重乌托邦计划之间的竞争。如果说前者是关于经典形式的乌托邦覆灭的故事，那么后者则不免让我们质疑多元化乌托邦计划的可能性。当世界从“历史的终结”到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乌托邦主义者不再致力于某个特定的机制或蓝图，而是致力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象可能的乌托邦”29。诺齐克曾描述这种新形式的乌托邦社会：“结论是，将来的乌托邦中并不会有单一形式的共同体存在或单一形式的生活主导。乌托邦将包含着乌托邦，包含着无多不同的，相左的的共同体，其中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过着不同的生活。有些类型的共同体可能会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共同体会繁荣和衰亡。人们会离开某个共同体去到其他地方，也可以毕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乌托邦是许多个乌托邦的框架，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内，人们自愿平等地聚集去追求、去尽力实现他们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但是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乌托邦愿景强加于他人。”30诺齐克将这种“乌托邦社会”称为是“元乌托邦”（meta-utopia）。然而，《魔鬼积木》提醒我们，元乌托邦并不能解决乌托邦主义所附有的压迫性、同一性和封闭性问题 。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三、恶托邦叙事：技术时代的无力 

Antonis Balasopoulos指出：“恶托邦有别于反乌托邦的几个方面：1、它们并不预设或它们的结果并不是对乌托邦冲动或乌托邦抱负的全面拒绝；2、它们的批判是全然主观的，比如，明确地由主体在具体情境中的位置而定的，而不是来自于推定性的客观评判位置；3、本质上，它们绝大多数叙述性的，而非论争性的，所以不常包括非虚构性作品。4、正因为上述原因，它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是含糊的。”  31

韩松的《地铁》和郝景芳《北京折叠》两部作品虽然被标签为“反乌托邦小说”，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更属于恶托邦文学。它们共同描述了技术时代的梦魇——前者被喻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而后者则暴露了自动化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和经济停滞。但两部小说均没有说明恶托邦是由乌托邦的蓝图所致，并且两者在渲染了技术恐惧之后，展现了叙述上的虚无与无力感。

  《地铁》▲

被标签为“华文世界反乌托邦的新长征”的小说集《地铁》由五个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五篇小说有个共同的主题：在地铁上发生的失踪、变异的故事。韩松自述写地铁的原因在于：“地铁已成为了凝聚当代中国人情感、欲望、价值、命运的一个焦点。”32他希望通过对这一焦点的展现来还原中国的真实：“至少在我的成长岁月里，那些偶像般的作家们，并没有把中国最深的痛，她心灵的最大裂隙，并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她深处的危机，在世界的重重包围中的惨烈突围，还有她的儿女们游荡不安的灵魂，等等这些，更加真实地还原出来。”33

地铁系列被评论者认为是对发展神话的反思。那么，当小说指出“整个中国，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34，具体指向哪些社会现实？我们不妨选取《地铁》系列中的最具有探究意味的《符号》为例来看看韩松的鬼魅美学是否挖掘出了地铁狂欢背后的秘密。

《符号》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小武的男青年从地铁站到地铁隧道，试图寻找这个S市“宇宙化”的秘密。小武“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不清楚为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来到S市”35，他只是从一张身份证辨识到自己的名字。他被一个叫卡卡的貌似知道地铁内幕的女孩引领着进入地铁隧道，进入前，卡卡还提示他：“难道不可以说，我们国家也新近加入了无历史的技术型国家的行列？”36

所谓“技术型国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小武的地下游历除了见到各种光怪陆离的人——记者、侦探、农民、外商、学者、妇人和孩子以及他们诡异、恶心的变异之外，就是从他们口中听到关于新型地铁的各种猜想：“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看法……有人说是力场扭曲，有人说是磁场倒转，有人说是电子病毒，有人说是时间回旋……”37还有外星人袭击地球，宇宙地铁网、虫洞，被跨国资本控制的NASA 等等浮光掠影，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有评论者因此称其为“形容词小说”: “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活生生的人和事，只有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在‘红色’形容词统治下长大成人的韩松，作为一个反抗者，端给我们的，却不过是另一群‘黑色’的形容词。”38小说有诸多类似的描述：“这些在洪水中竭尽全力用一己之躯阻止溃坝的生物，光是小武能认出来的，就有苏格拉底、荷马、欧几里德、莎士比亚、牛顿、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卢梭、华盛顿……忽然，一队骄傲的飞侠俯冲下来，从像是嘴巴的部位伸出长长的、锯齿状的口器，噗地戳入水兽的天灵感，从那里美美地吮吸脑浆。”39对于主题——“技术导致异化”的表现，似乎是通过密集的技术名词与形容词的强化效应来完成。

有学者认为：“韩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来结构其文本形式，一方面，他将技术的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而另一方面，他抛弃情节，转而通过‘感觉’，通过描述技术时代的魑魅一般的不安，来让人‘体验’，而不是‘理解’技术异化之可怖。从而在感性，而非理智，在感染力，而非说服力上，达到批判技术异化的效果。”40

比如，小说中有一段话试图解释地铁异象：

“英尼斯是它的外星学名呀！也就是制造宇宙地铁网的基本材料。不知道吗？宇宙地铁网是一种时空媒介。它的功能，说来也很简单，就是让宇宙重新生长出具有记忆互联功能的垄断拓扑结构，恢复它那基于观察的全息量子计算模块并保持数据链的畅通，哦，就可以用来纠正信息失衡了。知道吗，一场亘古未有的剧变正在发生，在末日性质的灾难中，诸世界发生了翻转，宇宙的视神经力场被来自其内部的新生活性智慧系统破坏了，很不幸地丢掉了它储存在介质中的全部资料。不仅仅物质和能量乱成一团，行程壅塞，更糟的是连宇宙自己也丧失了记忆，造成一切正严重地向空间方向倾斜，处理不好时间的持续问题。”41

这段话与其说是给予解释，不如说是用各种自创的术语增加了含混性。这一“术语链”是否是技术理性的象征，又或者，其实质是与人体和环境一样的“变异”景象？感官层面体验的集中描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出“技术异化”之警示？因为小说不仅没有论证变异与技术的逻辑关系，甚至于对与技术的描述也是似是而非 。

总言之，在《地铁》中，与其说技术理性导致异化进，不如说，技术本身是异化之后的景观之一。小说固然某种程度上，如韩松自陈，浓缩地展现了“她的儿女们游荡不安的灵魂”，却没有真正去探究“为什么游荡”。正因为如此，小说由一系列“不知道”而始，而仍然终于“不知道”：“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宏伟工程中，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只能看着。”“噢，妈妈啊！——不，喂，喂，孩子们，救救我吧。我名叫小武，是顶着调查者的名义才进入这个世界的。是的，我是被叫做小武”42……小武的调查并不是调查，并不是在揭示技术乌托邦向技术反乌托邦的转变过程，只是对一种恶托邦景象的描述。他问了很多为什么，但只是为了呈现一番“无从解释”的景象。如果韩松将“异化”本身当作是对当代中国的隐喻，那么，我们从《地铁》中所得到“中国印象”只是一个抽象的景观，却无法从中辨识现实中国。正如评论者所言，“假如只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那么她所有的痛苦、挣扎、不确定性乃至危机，正如她所谓的繁荣、和谐、发展一样，不过是一体两面，都是可能被预设和被控制的。”43

  《孤独深处》▲

2016年8月，继刘慈欣之后，中国作家郝景芳以《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再次将中国科幻带入世界读者的视野。小说把当今中国日趋明显的阶级固化问题作了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呈现：整个北京城被折叠成三个时空，由三个阶层的人来分享。第一空间居住着 500万权贵阶级，享受头一天早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的24小时；第二空间住着2500万中产阶级，享受第二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的16个小时；第三空间住着5000万底层劳动者，每天只有晚上10点到早上6点的8个小时。三个空间相互折叠，不可随意穿越，三个阶层平行生活，流动无望。小说以第三空间垃圾工老刀非法进入第一、二空间送信为主线，借他之眼，描述了三个世界的不平等并试图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作者坦承：“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是一篇幻想小说，我写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44的确，除了城市“折叠”与时间分配之外，《北京折叠》的“科技含量”很低。然而，这似乎越发凸显出小说的现实指涉性。评论认为小说以未来之名，暴露了时下中国日趋严重的阶层隔离、经济停滞、资源分配不公平、失业等问题，击中了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的焦虑。更有甚者将《北京折叠》比作《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类的反乌托邦小说，认为其触及了不公平制度的意识形态之源。

然而，细看之下，若抽离科幻标签，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虽有“反乌托邦文学”之形，却无其实质。尽管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三个空间种种不公平，然而，在探究这种不平等的“折叠城市”的形成原因时，小说“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是含糊的”45。这种含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小说不是道出“真相”，而是道出“苦衷”。让来自第三世界的老刀误闯折叠城市三十周年庆祝会场，探究该计划的“前世今生”，原本既可揭示整个不平等的计划背后的深层原因，又能以反差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但“真相”道出的方式如此之简单，仅借用一个在第一空间获得工作的原第三空间居民的一段话即解释了“折叠城市”的背景：

“其实当初的情况就跟欧洲二十世纪末差不多，经济发展，但失业率上升，印钱也不管用，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合” ⋯⋯“人工成本往上涨，机器成本往下降，到一定时候就是机器便宜，生产力一改造，升级了，GDP上去了，失业也上去了。怎么办？政策保护?福利?越保护工厂越不雇人。你现在上城外看看，那几公里的厂区就没几个人。农场不也是吗。大农场一搞几千亩地，全设备耕种，根本要不了几个人。咱们当时怎么搞过欧美的，不就是这么规模化搞的吗。但问题是，地都腾出来了，人都省出来了，这些人干嘛去呢。欧洲那边是强行减少每人工作时间，增加就业机会，可是这样没活力你明白吗。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到活儿干。你明白了吧?就是塞到夜里。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次通货膨胀几乎传不到底层去，印钞票、花钞票都是能贷款的人消化了，GDP涨了，底下的物价却不涨。人们根本不知道。”46

这番“真相”是由一个跨越了空间隔阂的管家老葛来道出，并且“老葛的话里有一股凉意”。他甚至直白地说“只是这么多年过来，人就麻木了，好多事儿，没法改变，也只能当那么回事了”47。因而，客观效果上，与其说是揭示“真相”，不如说是道出“苦衷”。将折叠计划归因于生产力本身的飞跃，而没有归罪任何人，也由此得出了“没法改变”的终极结论。

小说还刻画了一个殚精竭虑的管理者形象。作为折叠城市的总设计师，白发老人不仅不像其它乌托邦小说中的“上帝”那样目空一切，为抽象的完美理念而无视个体和社群，而恰恰相反，他是个颇为现实主义的人。当第一空间的精英们提出用溶液技术处理垃圾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技术理想”时，老人予以了否定：“事情哪是那么简单的，你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大规模一改造，又不需要工人，现在那些劳动力怎么办，上千万垃圾工失业怎么办?”48

可见他不仅并不以“技术乌托邦”为目标，还切实站在底层的垃圾工角度考虑。小说还描述他的尽责，“他经常工作到午夜”，“白发老人终于疲倦地倒在办公室的小床上” 等等49。这一“人民的总设计师”形象冲淡了讽刺性，使得整个折叠计划看起来是对付科技发展不得已而为之的，且是又实际又有效的上策。

二、“不了了之”的无力叙事。整部小说借老刀的视角来游历三个空间，描绘出各自特征形成强烈反差，然而却没引起老刀的太大反应。在整个游历过程中，叙述视角始终描述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他对一切都不予置评，更不打算“有所行动”。例如，“他也跟着鼓了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50；“他反复想着吴闻和白发老人说的话，自动垃圾处理，这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真的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51；“老刀有点明白老葛的意思了，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52，“他不知道糖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唱歌跳舞，成为一个淑女”53等等。这种木讷甚至于冷漠的形象并不足以承担起反乌托邦小说通常有的反抗力量。那么，这种“不了了之”的风格是否出于反讽效果呢？并无迹象显示其反讽性，因为小说并无可反讽的具体对象和原因。如果将阶级固化和隔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折叠城市所造成的不平等景象则是一个既情有可原又无解的结果。受此结果支配的底层人们似乎只有接受这样的命运，甚至于还要对于第一空间尚未决定推行“自动垃圾处理”感到庆幸。于是，从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曾经穿越于各个空间的走私贩和冒险家彭蠡已是“胸无大志只知道吃喝的怂包”模样；而到了小说结尾，从第一空间回来的老刀，也是“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54。

《地铁》与《北京折叠》虽然风格迥异：前者鬼魅怪诞；后者偏向现实主义。然而，它们在主题上和叙事的氛围上却十分类似：表面上属于“技术反乌托邦”，而实际上既见不到“高科技”与“低生活”之间的关联，亦看不到对这种既定生活秩序的反抗。郝景芳在获奖感言中亦解释了“改变”的无力: “这样一个有关不平等的故事，得到许多人认可，说明周遭世界的不平等如此昭然若揭。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但一定意味着许多许多人生存的艰难。在我日常的工作中，我们是如此努力致力于研究并消除整个世界的不平等，可是最终也许一切都是徒然，就连人类历史上所有为不平等而奋斗的浴血奋战最终也只是制造了更多不平等。” 55

四、结论

从以上四部作品可见，中国当代反乌托邦与恶托邦科幻中在现实批判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对意识形态议题的不同处理。前者详尽地显示了乌托邦主义是如何反转为反面乌托邦，由此对具体化为对某种或某几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探讨；而后者尽管描述了“发展神话”破灭之后的恶托邦状态，但只将问题归结于“科技发展”本身，而回避了意识形态议题和权力追踪。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反乌托邦小说中残存了乌托邦冲动——如《蚁生》中临近结尾时秋云仍想要体验利他主义的快感，《魔鬼积木》中鸟人对于人类战争的短暂胜利，说明尽管“乌托邦模式/规划”(Utopian models/projects) 被质疑，而“乌托邦冲动/欲望”(Utopian impulse /desire)却若隐若现 。而中国恶托邦小说叙事中的现实批判性虽然缺乏针对性，而叙事模式中普遍的虚无感和无力感，却又透露出一种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彻底拒斥，尽管恶托邦叙事透露出的不信任未必会转化为一种反乌托邦、反同一性的力量则，因为虚无主义或是犬儒主义阻止了其行动。例如，《地铁》与《北京折叠》中经常出现的“不知道”和“不相信”意味着对探究真相的无力，也意味着对改变现实的无力。如果说《蚁生》和《魔鬼积木》更接近于经典模式的反乌托邦小说，立足于个体，质疑同一性和 “大同世界”，那么，《地铁》和《北京折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终结”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没有天敌”与后现代“不确定性”症状。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

詹明信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追溯了乌托邦议题从冷战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演变历程，借用萨特“反-反共产主义”结构，提出“反-反乌托邦主义”建议：“也许相类似的情形可以给后来的乌托邦旅行者以提示：确实，对于那些——对乌托邦批判的动机过于谨慎、但同样意识到乌托邦在结构上的含混性，那些注意乌托邦观念和计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政治功能的——人们而言，‘反-反乌托邦主义’的口号可能也许提供了最好的作战策略。”56也许，在整体性乌托邦计划遭到普遍质疑之后，想要避免虚无与犬儒，“反-反乌托邦主义”或不失为一种策略。

【本文为香港公开大学PACRD资助计划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R6243。】

本文原刊于《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

注 释 

1、2、 3. Sargent, Lyman Tower.1994.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Vol. 5, No. 1. P10, 10, 10.

4.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语。

5.Talmon, Jacob. 2017.“Utopianism and politics”. George Kateb eds. Utopia: The Potential and Prospec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Routlege: Tyler & Francs Group. p95.

6.Kumar, Krishan. 1991. Utopia and anti-utopia.  Blackwell Pub. P381.

7、8.戴维·米勒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789页，第785页。

9、10.Popper, Karl.1986. “Utopia and Violence”. World Affairs. Vol. 149, No. 1. P5, P5.

17.Popper, Karl.1986. “Utopia and Violence”. World Affairs. Vol. 149, No. 1. P5, P8.

11.Arendt, Hanna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Brace & World. P458.

12.Huxley,Aldous. 1946.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oreword”.

13、29、56.Jameson, Fredric.2005.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Verso. P.xi,P217.

14.Lyotard, F. 1989. “Defining the Postmodern” in Appignanesi, L. (ed.). Postmodernism: ICA Documents. Free Association Books. P9.

15、16.阿道斯・赫胥黎著 ; 李黎译：《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1997版，第220页 ，第222页。

18.刘志荣：《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第51页。

19、21、22、23、24、25.王晋康：《蚁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第243页，第231页，第224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43页。

20.宋明炜：《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变奏》，《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第108页 。

26、27、28.刘慈欣：《白垩纪往事·魔鬼积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143，176页。

30.Nozick,Robert.1999.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Blackwell.P312.

31、45.Balasopoulos, Antonis.2011. “Anti-Utopia and Dystopia: Rethinking the Generic Field”, Utopia Project Archive, School of Fine Arts Publications. P63.

32、33、34、35、36、37、39、41、42.韩松：《地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第11页，12页，8页，第94页，第110页，第158页，第187页，第190，第199页。

38、43.张定浩：《一个地狱的受害者》, 《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 6月3日。

40.康凌：《如何批判技术异化——读韩松《地铁》》，《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第5页。

44、55.郝景芳：《北京折叠写作感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ca40a10102vwra.html。

46、47、48、49、50、51、53、54.郝景芳：《孤独深处》 远流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8-39页，第39页，第36页，第43页，第35页，第37页，第39页，第45页，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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