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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检查

章女士 历史之瞳 2018-11-10

前言

  没文化的时代,把十二兽首当成了珍贵文物,还有莫名其妙的动辄几千万几亿的当代书画作品拍卖。如果张伯驹先生九泉下有知,不知何感。

  张伯驹先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曾作诗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两将军,辽东是指张学良,东北军少帅;红豆是指溥侗,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的曾孙,贝勒载治第三子,别号“红豆馆主”,世袭镇国将军。中州是河南古称,双词客指袁克文和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痴迷于戏曲的票友,克文号“寒云”,伯驹别号“冻云楼主”,所以称为“双词客”和“二云”。

  比起冲动无脑的花花公子张学良,其它三位公子明显在学识修养上高出一筹,张伯驹更是其中的杰出人物。生逢乱世,张伯驹先生的前半生为阻止国宝流失而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后半生又将国宝全数上交国家,其修养学识堪称近代士人楷模。

  看一下张先生捐献的华夏国宝。


《平复帖》 西晋 陆机

  《平复帖》作于公元三世纪后期晋武帝初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比王羲之《兰亭序》早数十年,是中国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被称为“天下第一贴”。作者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之孙。

  《平复帖》是陆机为祝福好友病情康复而草就的手札,历经千年未能完全释读。启功先生的释文如下: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游春图》 隋朝 展子虔

  《游春图》是隋代绘画大师展子虔唯一传世的真迹。其距今一千四百多年,也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画作,被尊为“天下第一画卷”。



《上阳台帖》 唐朝 李白

  《上阳台帖》为大诗人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724年(唐开元十二年)李白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彼此投缘,相谈甚欢。二十年后,744年(天宝三年)李白游王屋山阳台宫寻访司马承祯,方知司马已经仙逝,无缘再见。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李白有感而作《上阳台》。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张好好诗》 唐朝 杜牧 

  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一千二百年前,唐代诗人杜牧用诗句描述了歌妓张好好的不幸身世。江西少女张好好因容颜娇美、才华出众,得高官沈传师宠遇,并随其来到宣城,与杜牧颇有往来,后被沈传师之弟沈述师纳为妾。数年后杜牧来到洛阳,才发现张好好已被弃,在洛阳东城的一处酒家卖酒。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诗绝句传世,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小杜和老杜一样,关注民生疾苦: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子来。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23岁就作出《阿房宫赋》这样的伟大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百年来一直发人深省,为人们世代传颂。

  杜牧,他是京兆万年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人。杜牧家族祖茔在长安区司马村以西,杜淹、杜如晦、杜济、杜亚、杜佑、杜敳等均祔葬于此,作为华夏历史上一位极其杰出的人物,他的墓地却沦为垃圾废弃地。当地管理者舍得化巨资搞伊斯兰文化街,却对如此厚重的华夏文化传承视而不见,真是让人痛彻心扉,愧对先人啊!


《道服赞》 北宋 范仲淹

  这篇《道服赞》是范仲淹的好友“平海书记许兄”在新得道服后延请范仲淹写下的赞文。书卷中内容如下:道服赞并序。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范仲淹是中国杰出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正如《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辈子都在践行“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不忘初心容易,坚守初心很难。这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

  有网友这样评价:早年三次离京,只为与皇家据理力争,可见其气节;其曰一家之哭,不如一路之人皆哭,可见其正直;庆历新政损害大批官员利益,凛然不惧,可见其坚毅;上马可带兵为将,下马可执政为相,远谪可执教兴学,政绩显耀,可见其才华;郁郁不得志而死,天下士人皆悲,谥号文正,可见其得人心。千古完人范仲淹,诚不欺我。

  历史上有很多佳话。范文正公次子范纯仁继承父风,官职北宋宰相,同样立身守正,为人简朴,为官正直。后世的曾文正公,同样是其次子曾纪泽,担任驻英法公使,在国难之际临危受命出使沙俄,历经千辛万苦终收回伊犁,创造了近代弱国外交的奇迹。家风传承,并非虚言。


  试想一下,如果故宫博物馆没有了这些文化瑰宝,那么......

  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看一下张伯驹在那十年困境中写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还有过去的那个年代。


  

  在那十年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运动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qú shū,毛织的地毯,古指舞台],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瑯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世人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科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始终有坚守。优秀的文化传承,可以超越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张伯驹倾家荡产收藏国宝,不为占有,也不为谋利,而是为了传承华夏文明。正如他收藏的座右铭:“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把这些无价之宝都献给了国家,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同样珍贵的精神传承。而这种千古传承的士人精神,是用多少金钱都无法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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