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年的五月，明星和导演们都会云集戛纳，这个最有特色的电影节之一。
在疯狂的一周半时间里，名家和新秀同场亮相，热烈的喝彩与激烈的嘘声充斥着现场。
由于疫情的严峻，今年属于戛纳电影节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纽约时报》特地采访了世界各地的电影制作人，他们都与戛纳有着渊源和故事，有很多想在此时诉说的话。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他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作品有：“Babel”（通天塔）。
当我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展映的电影是《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2000）。事实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因为预算紧张，我们决定住在离戛纳25分钟的一个小镇上，那里的房租要便宜得多。有一天，我在王家卫导演的新片《花样年华》晚上七点放映前，受邀与其他导演一起拍摄宣传片。我的妻子玛利亚和我认为，在6点15坐出租车可以按时到指定地点。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出租车已经超额预定了，尽管我和我的妻子分别身着燕尾服和高跟鞋长裙，我们除了跑着过去别无其他选择。当时的室外温度有95华氏度（35摄氏度），车辆都堵在了路上。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我的妻子脱下了她的高跟鞋，我也脱下了夹克衫，接着是领结，之后解开了一颗、两颗、三颗纽扣。我们在7点01分到达，我穿上了夹克，感受到汗水跑遍了我的全身。微笑！闪光！快门！闪光！欢呼！作为一名电影制作者，进入有着2000个座位有着盛名的影节宫（Palais Des Festivals, 戛纳影展的重要会议地点），当时就像一个天主教男孩走进梵蒂冈。坐在最后面，在一个比我们大了40倍的屏幕上观看了《花样年华》。玛利亚和我沉默地走了10分钟（观看电影之后）。我们在海边突然停了下来，玛利亚抱着我，靠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而我也哭了。《花样年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深受感动。而也就是那一刻，提醒了我为什么，即使在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如此多愚蠢的困难，我还是想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 他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亮相始于2001年的《距离》，还有2018年的《小偷家族》。
我将永远记得第一次走红地毯的情景。那是2001年，我38岁。我对那一刻的记忆与骄傲、自尊甚至成就感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亲身体验了电影的广泛影响和丰富的历史。当我接受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和作为一名导演的不成熟，我体验到了快乐。我意识到，虽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却在电影这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中流淌。我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掩盖了我在拍电影时经常经历的孤独。他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带来了2013年的《天注定》）、2018年的《江湖儿女》和其他几部影片。
2013年，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天注定》参加第66届戛纳电影节。电影节每年会在电影宫外面用帐篷搭出一个巨大的“餐厅”，每天中午请一些来宾共进午餐。我英文水平欠佳，尤其听力不足，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觉得累。《天注定》首映前又收到了午餐的邀请，我打算礼貌性地去晃一下就尽快离开。
我看福茂、李安导演和一个坐轮椅的人围在一起聊天，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走到外面的海滩边，独自坐下来抽烟。不一会儿，李安导演的助手过来叫我，让我进去一下。我进了帐篷，走到李安身边再次和大家问好。李安看着坐轮椅的人说：小贾，贝托鲁奇导演想和你聊几句。我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喊出来：“啊，他是老贝啊！”这不是不恭。因为贝托鲁奇在中国拍摄过《末代皇帝》，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用中国人的方式称呼“老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我这才意识到电影史上让我尊敬的人物就在眼前。贝托鲁奇导演握着我的手，开始说话。我用目光向李安导演求助，李安开始帮助我翻译。贝托鲁奇说：“怎样能看到《无用》？你的电影我就这一部还没有看过。”我连忙说：“我给您寄个DVD吧。”一阵忙乱，有人拿来纸和笔，贝托鲁奇导演留下了他的联系方法。 《无用》在我的作品序列里面并不是太受关注的一部，我很惊讶贝托鲁奇导演知道它的存在。作为前辈，他不吝表达对晚辈的鼓励。自己的创作被他关注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鼓舞人心了。
戛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奇遇的地方，不仅是与那些崭新的电影相遇，也是人与人的相遇。2008年，《二十四城记》戛纳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阿巴斯导演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说，他转身离去，留下了他的的体温，温暖着我。2015年，《山河故人》Photo call时，阿涅斯·瓦尔达导演在几十台相机面前突然径直走了过来，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赵涛。她的视线一直看着我俩，目光中有一种外祖母般的溺爱。贝托鲁奇、阿巴斯、阿涅斯·瓦尔达如今都走了，但在戛纳电影节，他们把自己的体温和目光留给了年轻一代。我们从中吸取力量，活着，拍摄着。 他的《坏中尉》（1992）、《异形基地》（1993）和《绝色惊狂》（1997）都曾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
《异形基地》首映的那天晚上，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在我从酒店步行五分钟到皇宫酒店的五分钟里，就剩没有系领带了。结果没有合适的领带。我吓坏了。当时我妻子对任何领带都不太满意，公关人员求我别系领带：“你是导演，你不需要领带。”但我当时如此“上头”，便有了个绝妙的主意。我打电话给客房服务部，告诉服务员我需要他的领结，会给他50美元。他拒绝了，后来我又加了50法郎给他，直到午夜，我终于用上了这条领带。我们整整迟到了5分钟才到达红地毯，对负责人来说，这相当于在敬礼时掐死戴高乐将军。回到《绝色惊狂》（The Blackout）的展映时刻。“这部电影并不参与竞争，但因为有丹尼斯·霍珀 （Dennis Hopper）、碧翠斯·黛尔（Beatrice Dalle） 和克劳迪亚·席弗 （Claudia Schiffer）参演，所以我们准备进行一场特别的非竞赛放映。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充裕，穿着整齐，没系领带，等着我们的演员。我听到我们的公关人员（拿着两个手机）重复说，“好吧，碧翠斯还在浴室里，好吧，她拒绝出来，”然后从另一个电话里说，“在克劳迪亚刚把把鞋子脱下了后，终于又穿上了。”45分钟后，比碧翠斯和克劳迪亚到了。没有人对比碧翠斯或克劳迪亚说过一句话，他们在地毯上昂首阔步地走着，世界上所有的灯光都在闪烁。他的戛纳参展电影包括2016年的《私人采购员》(Personal Shopper)和2014年的《锡尔斯玛利亚》(Clouds of Sils Maria)。
A：1977年，我第一次去那里，和我的朋友、已故电影制作人劳伦特·佩兰 (Laurent Perrin) 一起。我们住在他母亲的别墅里，离戛纳只有20多英里。我们通常早上搭便车去参加节日，晚上很晚才回来。我记得看到法斯宾德（我是他的超级粉丝，但从来不敢接近他）穿着全套皮衣在小卡尔顿咖啡馆 (Le Petit Carlton) 点餐。Q：您这段时间在做些什么？看什么电影以及阅读什么书目呢？A：我住在乡下，家里的房子激发了《夏日时光》 （Summer Hours） 的灵感（不要幻想它，它确实很棒，但电影里的房子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和我10岁的女儿薇琪（Viki）一起被关在这里。因此，我是一名兼职教师，至少到5月中旬，学校可能会重新开学。这些天我在为A24系列写剧本，基于我1996年的作品《迷离劫》（Irma Vep）。“它让我保持忙碌，我发现它非常令人激动，甚至令人兴奋，因为它有滑稽的快餐元素，这也关乎今天的电影状态。”1960年的戛纳海滩
他的戛纳电影包括《喜欢，轻吻，快跑》(2018)。
我的生日在四月。那时候，巴黎经常有传言说，一些电影可能会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对我来说，春天总是与逃避时间和繁荣的电影联系在一起。我在生活中失去的，在电影院得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从布列塔尼那里梦想着这些电影，它们似乎是法国南部最美丽的生活。后来，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时，我经历了戛纳电影节上精彩而又令人遗憾的冒险。今年，在我巴黎的阳台上，如果有一两部电影的片名能让我耳根一颤，那微弱的声音就会让我想起墓志铭。我不想说，没有戛纳，它们就成了死气沉沉的电影，但它们会错过一些东西。它们被剥夺了梦幻般问世的权利。他们被剥夺了可能的蜕变。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想要童话般的命运，但是观众需要这些传奇故事继续下去，我们需要相信电影拯救了我们失去的生活。没有戛纳的一年是贫瘠的一年。没有必要否认。这是一个空洞，一种空虚，一种无法安慰的缺憾。他已经在电影节上展示了两部电影，包括2015年《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纪录片。
如果你幸运的话，你会有一个黄金时刻。对我来说，是“艾米”，我们带着这部电影踏上这段奇妙旅程的开始。和人群在一起，和房间里的情绪在一起。那是一个很晚的放映，大概在凌晨3点左右结束，然后走到黑暗中，在街上游荡，然后看到好评如潮。你会想“哦，也许我们找到了什么”，但你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我来说，这个阶段比颁奖季结束时更令人兴奋。这就变成了一件苦差事。这事关电影。这是一个观众在街区周围排队、乞求入场门票的故事。你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和文化，并将其视为高雅艺术的国家。那么，如果你喜欢电影，为什么不愿意去体验和分享呢？如果你足够幸运，为什么不愿意在那里有自己的工作呢？1946年，戛纳电影节
2017年，他与哥哥约书亚共同执导的《好时光》”Good Time”，入选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那是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The Directors’Fortnight，戛纳的一个单元）放映。我当时很着急，我的朋友让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但我没有头盔，这两种行为在戛纳都是违法的。我预测这段路程很短，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我们立即被一位警官拦下。在红楼梯的顶端：本尼，约书亚，影星Buddy Duress，Robert Pattinson 和Taliah Webste。
在警察局，警察局长 Jean-Marie Beulaygu 想见我，想和我一起喝杯咖啡。我很震惊，问他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兴奋地说。告别之后，局长让我保证，如果我再到镇上来，一定要来向他问好。我笑着同意了，当时我有几乎百分之百的肯定，认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令我惊讶的是，第二年我和哥哥又回到了戛纳。更疯狂的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去做什么事。当我们从一个会场跑到另一个会场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我们法国制片人的一个疯狂的电话。“刚有两个警察来家里找你。”我让他先冷静下来，然后去了警察局。Jean-Marie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走了出来，说道：“欢迎回来！”快进到2017年。约书亚和我又去了戛纳，这次我们的作品是在主竞赛单元。我不想让警察搜查，所以我直接去警察局向我的朋友问好。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知道我说的人是谁。我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告诉他们他 Jean-Marie 的名字......依旧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走回克鲁瓦塞特大道，开始怀疑我自己对这一切的记忆。当情绪达到最低点时，我听到导演双周总部有人在喊叫。是 Jean-Marie！原来他说自己多年前就退休了，现在在戛纳电影节工作！他笑着把我拖进大楼，（对着其他工作人员喊道）“看！我们真的彼此认识！”原来他一直在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讲述着同样一段故事，始终没有人相信他。“有什么事情可以与在地中海岸边观看
251分钟版的《美国往事》相提并论的？”
2012年，他带着他的作品《月升王国》（Moonrise Kingdom）来到了戛纳。
A：我只去过一次戛纳电影节。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与在地中海岸边观看251分钟珍藏版的《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所相提并论的？Q：您这段时间在做些什么？看什么电影以及阅读什么书目呢？A：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所以，像许多人一样，我现在是个业余的家庭教师。我读到的很多东西都与古埃及、恐龙、昆虫和亚马逊雨林有关：还有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埃尔摩·伦纳德（Elmore Leonard）和一本关于瘟疫的书。我们每天晚上都看一部电影。我们最近喜欢在晚上看的一些作品是:《寂寞芳心》（Alice Adams）、《击败魔鬼》（Beat the Devil）、《没有什么永垂不朽》（Nothing Sacred）、《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归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近松物语》（A Story From Chikamatsu）、《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撒哈拉六号基地》（Station Six-Sahara）、《好莱坞的价值》（What Price Hollywood）、《杀机》（Winter Kills）。伊斯特伍德是戛纳电影节的宠儿，曾五次入围主竞赛单元。2009年，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金棕榈奖。
我去过好几次戛纳电影节了。几年前，他们举办了《不可饶恕》（Unforgiven）上映2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里。有新观众一起观看一部老电影，真是太好了。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这部电影了，所以我对看这部电影很感兴趣。它在很多时候能够支撑你。有时候你会想，只要我一直在做，就会琢磨到底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很多东西（原本遗忘的东西）会重新回到你的脑海中。“东木老爷子” 1985年在戛纳，“第一次去令人头晕目眩”。
Jean-Pierre Dardenne & Luc Dardenne他们在戛纳电影节上的电影包括《罗塞塔》（1999）和《两天一夜》（2014）。
对于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说，可能会想念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损失，因为戛纳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第二故乡，这个地方欢迎我们的电影并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希望明年能回来，由斯派克·李 (Spike Lee) 担任评委会主席（这是今年的计划）。在我们等待2021年5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反思我们的工作、电影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人说，电影的未来在于流媒体平台的私人空间。据推测，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在隔离期间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平台。但这种增长难道不只是证明了，流媒体符合一个被封锁的社会的需求吗？真正的社会生活已经从这个封闭的社会中消失了。我们真的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偏执的世界里吗？我们这些社会性的人难道不是渴望在公共空间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尤其是在电影院，我们一起在比我们更大的屏幕上看电影，然后聚在咖啡馆和餐馆里谈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难道这不应该让我们警醒起来，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创造并扩大健康、教育和文化的基本权利吗？我们也许正处于一种新的团结曙光里。我们需要它。
他已经有六部电影参加了主竞赛单元的角逐，包括2008年的《属于我们的圣诞节》。
对我来说，谈论戛纳总是很困难，即使我去过那里很多次。我们知道，电影观众观看电影的方式，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我们知道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的立场，他拒绝了Netflix制作的电影，而威尼斯则接受了精彩的《罗马》 (Roma)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电影行业的危机之中，而疫情将迫使我们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危机将迫使我们重新创造新的形式、新的联系和新的形态。我们不能继续这样想下去，好吧，我们可以再这样坚持一年，一年。不，这是荒谬的。戛纳没有《罗马》是荒谬的，因为它是今年最好的电影。它属于戛纳，你知道吗？《罗马》在报名戛纳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它是由视频流媒体网站Netflix出品。后来，它转战威尼斯，获得了最高奖。
她创作过许多戛纳参赛的电影，包括她的处女作《巧克力》(Chocolat, 1988)
无论我去不去，在这次疫情之前的戛纳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温暖的春天。即使我不去，我也总能知道参赛影片的名单。我看报纸。如果我不在那里，我也总是会去阅读相关文章。没有戛纳电影节的五月，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3/movies/cannes-filmmaker-memorie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