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 马菲菲 | 开启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领域——读《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开启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领域

《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以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研究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问题，尽管作者在该书中并没有对各章节进行明确划分，但通读下来后，仍能体会其逻辑清晰、论证严谨，大体按照边疆及边疆治理概念界定、中国从古至今各时期的边疆观念与措施、海洋利益与海疆治理、国外边疆理论启示及构建中国特色边疆与边疆理论四大板块展开论述，由古至今、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环环相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边疆及边疆理论问题，最后希望在国内外学者关于边疆问题及边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因此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边疆及边疆理论问题研究应该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读过《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后，深切地感受到，当代人在从事中国的边疆问题研究时，离不开对历史时期中国边疆观念演变的梳理，这是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提，因此该书第二章至第五章详细梳理了中国从王朝国家时期至民族国家时期边疆问题的嬗变。在王朝国家时期，国家疆域虽然一直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但统治者对边疆区域的关注一直是有增无减。从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出发，国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政治形式，在不同的文明和社会环境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国家或具备哪种特征，国家都是疆域形成和存在的前提。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作者梳理了从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时期的中国边疆相关问题的演变。王朝国家，是中国从秦至清，存在时段较长的国家形态，作者认为在这一段历史时期，虽然中央政权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边疆王朝与政权却也是中国疆域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在漫长的王朝国家时代，政权的构成是多元的，既有占主导地位并且影响较大的中原王朝，也包括参与构建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确实是这样，作为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中国边疆形成的实际参与者，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如秦汉时期较强大的边疆王朝，有匈奴、鲜卑和乌桓；唐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南诏在西南地区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这一现象，就说明在王朝国家时期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边疆王朝或政权在面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时，双方的博弈在无形之中推动了中国边疆的逐渐稳定及中国疆域的不断形成。为了稳定局面，中央王朝、边疆王朝或政权在边疆地区大设管理机构，可以说使出浑身解数，包括唐朝的羁縻之制、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因此作者认为“整个国家除了以王朝的形式及相应制度进行统治外，还包括王朝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局部统一再到持续统一的发展过程；王朝国家的统治主体及相应形态，曾出现曲折的变动与演化，最终形成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摩擦与分裂、统一的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既肯定中央政权及边疆政权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又注意到王朝国家在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形成中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同时也注重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尽管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边疆王朝或政权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肯定了中央王朝在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尤其是中央政权在治理边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开始，边疆地区经常面临着周边族群或政权的侵扰，边疆呈现出“有疆无界”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增强了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的话语影响。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这一套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在统治者心中又形成了共识，并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因此，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作为研究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课题，该书中也有明确论述。治边思想、治边方略、治边制度，根据作者的论述三者关系紧密，治边思想是治边方略与治边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治边方略与治边制度是在治边思想的理论指导下，有效实施的具体措施。

作者在第三章详细阐述了中原王朝的传统治边思想、方略与制度，“每个具体的王朝国家，在应对面临的边疆问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念、方略与制度的同时，王朝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吸收前代思想与制度中的有效内容，从而使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的理论、方略与制度不断丰富”。作者认为中原王朝的治边思想主要包括“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远交近攻”“重根干轻枝叶”“德泽洽夷”“以夷制夷”“重北轻南”等。是不是中国古代的治边思想中仅有上述几种呢？不是，作者认为上述几种治边思想是在特定的人文及自然环境中，中原王朝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治边思想。“传统的治边方略，是指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基本的谋略与传统，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与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因此从其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治边方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内容更为庞杂。作者根据史籍中的记载归纳总结，认为治边方略既涉及应对外邦的方略、文化软实力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又涉及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在对治边制度的论述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主要归因于“元明清三朝先后统治650余年。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历史版图最终底定……这一时期的边疆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元明清三朝实施了较为合理与完善的边疆治理制度有密切关系。”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土司制度，明朝实行的卫所制度，均极大地推动了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力度，至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重视超过元朝之前任何一朝代，清朝的边疆治理已经达到王朝国家时期的较高水平。“为维护国家疆域的稳定和统一，清朝统治者历来重视边疆安定和边疆治理。清朝边疆治理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充分注意到根据不同区域实施差别化的制度机制，并根据边疆形式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实现规范化和持续化的边疆治理。”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清朝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取得极大成效，如运用政治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并控制边疆地区上层人士，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运用文化手段，促进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等。

民族国家建构的边疆架构与王朝国家时期边疆架构有着极大的不同。随着王朝国家的结束，中国进入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之中，边疆状态也随之变化。“《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尽管该书中所用国家形态的名称是民族国家，而不是主权国家，但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是在王朝国家结束后，边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在论述民族国家阶段中国边疆发生巨大转变时，作者从对传统边疆架构的挑战、边疆观念由文化性向政治性转变、边疆形态由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变、边疆治理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及民族国家边疆治理时代开启等四个方面展开。“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开启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这要求传统的边疆架构必须按照民族国家的性质和治理需要进行转型和重构。”也就是说，作者认为中国在王朝国家时期所形成的，关于边疆及边疆治理的一系列思想、观念、方略、制度等都受到颠覆，民族国家时期的中国边疆构建，必须根据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国族属性、人民属性、政治制度属性等内容进行重新架构。例如，从边疆界定的特性上看，针对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范畴边疆属性界定论述的变化表明，作者作为从政治学视角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学者，跳出历史学研究边疆问题的局囿，突出强调边疆观念的政治性，对文化性在边疆地区的表现随着边疆与中原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逐步淡化。

作者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历史进程的基本完成，中国从整体上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并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期，陆地边疆及边疆治理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与历史上的中国对陆地边疆较为重视有关。因此，对陆地边疆的关注是围绕中国发展与崛起展开的。

总之，这部分内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边疆发展、演变的状态，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和扎实的历史学功底，为后面章节的论述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边疆治理研究中，海疆的治理往往容易被忽视。“随着陆地上可资利用资源的日益枯竭，全球化形势下的经济增速已因资源制约而进入发展的瓶颈期……海洋已经成为沿海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尤其随着陆地边疆治理的相关理念、措施、制度日趋完善，“有效地保障国家海洋利益和实施海洋边疆治理战略将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重要途径”。因此，作者以国家利益为主线，不仅把“海洋利益的凸显和海洋边疆的治理”作为研究对象，单列一章对其进行阐述，而且也将“国家疆域安全与边疆风险防控”和“国家利益外溢与海外利益的维护”也列专章做了有益探讨。

作者认为从秦至元中国的海洋疆域一直处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中，周边海洋邻国也未在海洋方面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威胁，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逐渐增强了对海洋的兴趣，中国也加强了对海洋边疆的防范，“明清时期是中国海疆从‘有疆有界’的状态到疆界形成的重要时期”。正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历代王朝在对海疆治理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有关海疆治理的理念，至民族国家阶段又经历了海疆治理观念的重构。由于“陆地边疆的逐渐定性和利益的相对固化，使海洋已成为世界新的利益交集点，控制海洋也成为新时期实现国家崛起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不被侵犯，不仅要关注海洋利益，更要重视海洋边疆的治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发展战略及国家发展战略。这些认识和以往有关海疆的研究在视角上还是存在差异。

“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是疆域安全问题首当其冲的风险感知之地、压力承担之地、矛盾多发之地”，这一认识自然也是源自于国家利益，因为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关乎国家整体安全。与众不同的是该书对国家疆域安全和边疆风险防控的探讨关注点在当代，提出在当前边疆地区治理中，既需要关注我国边疆内部的安全与风险防控，但也不能忽视周边邻国在我国边疆地区造成的威胁，“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的边疆挤压”“周边国家生存理性下的边疆争夺”等问题。该书用一章的篇幅，阐述边疆风险的防控与国家的疆域安全问题，正是基于当前中国在边疆地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中关于边疆发展、边疆巩固、边疆安全的大形势，作者将学术研究与国家现实需求相结合，使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进而为解决现实问题与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将“利益边疆”纳入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研究的范围曾经引起过中国边疆研究学界的讨论，本文作者之一对此也发表过反对意见，理由是因为传统的“边疆”是国家领土的外缘地区，“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的“边疆”只是借用“边疆”一词，“利益”“战略”依附的主体是国家并非“边疆”。《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虽然没有用“利益边疆”一词，而是从“国家利益外溢”的视角，通过对国家利益外溢的背景与途径、海外利益的分布及其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中国主要海外利益及其维护情况等做了有益探索，并针对海外利益的维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作者所言“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些具体的国家利益所涉及的空间范围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主权的管辖范围”，实际上也看到了“国家利益外溢”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边疆研究范围。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家利益的外溢以及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是学界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作者探讨的重要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总之，以“国家利益”为主线拓宽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围，为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但这方面的研究是否需要纳入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围，因为涉及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依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四、话语体系建设：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

中国的边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也拥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秩序的重新调整，新的边疆形态随之产生，“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新的边疆理论纷纷出现，并在与边疆实践的互动中相互促进，促成了边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作者认为在新型边疆理论出现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的到来，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新型边疆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新型边疆理论主要集中在几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的“移动的边疆理论”“高边疆理论”“利益边疆理论”等理论，苏联—俄罗斯以“大空间”观点为核心的疆域理论、以“国家海洋学说”为核心的边疆理论等，欧盟的“欧盟空间一体化发展战略”理论等，日本的“大陆扩张论”“海洋国家论”等边疆理论。“从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到全球化时期疆域及边疆理论的新发展，整个边疆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完成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受到西方国家边疆理论的影响，在边疆问题及边疆理论研究上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甚至陷进西方国家设置的陷进中。因此，要摆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束缚，势必要构建起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将中国边疆理论及边疆问题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西方国家的这些新的边疆理论相比，中国的边疆观念则显得较为内敛而传统。”因此，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过程中，要适时增强创新意识，加强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全面的理论创新来构建新型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为中国边疆的发展，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理论支撑，以理论服务现实需求。作者不仅阐释了国外边疆理论，更重要的是在提防国外边疆理论的侵蚀与思想灌输的同时，试图提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这种做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作为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研究视角新颖、宏大，研究领域也在已有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基础上有所拓展，不仅梳理了中国从古至今历代中国边疆的形成与演变轨迹，治边思想、观念、方略与制度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这些均充分地体现出周平教授等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学科背景，及众多学者未具备的看待问题的高度与深度。尽管该书在论证内容、论证方法及论证逻辑方面，都非常全面与系统，但是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补充和完善。如作者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确定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起始环节，认为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民族国家，但“民族国家”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都是存在分歧的概念，而无论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近代中国还是1949年后的现代中国，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特点，因此作者将这两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称之为“民族国家”，事关国家属性认定的重大问题，似乎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文献选用方面，该书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著作，对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中国边疆问题论述时对原始文献使用相对较少，较多参考了今人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似乎不利于提高说服力。

尽管《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在一些具体阐述中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著作是当前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对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中国边疆学的形成与发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构建了一个关于边疆和边疆治理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有效的知识供给和理论供给，并开拓了边疆研究新的视角和新的领域。”应该说，周平教授对该书的自评是恰当的。我们也认同马大正先生在《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序言中的评价：“是当前国内第一部从国家治理层面，全方位、多视角阐释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专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故而将《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推荐给从事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同仁，并期盼有更多学者关注和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共同为中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