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  要

1

人工智能与智能社会的多维审度

深度智能化时代算法认知的伦理与政治审视

［摘要］当前数据驱动的算法认知的观念源于科学革命以来现代性建构进程中对“计算理性”和“量化社会”的追寻，它正在从根本上决定着深度智能化时代的伦理与政治结构。在基于世界的数据化的认知生态系统中，算法认知是一种生成性的力量，发挥着预测机器和现实制造的功能，同时基于算法认知的人机认知组合也导致了智能折叠。算法治理之道不能仅仅关注透明度和问责等一般性的科技伦理和法律治理框架，而应该从算法认知对伦理与政治的重新安排入手，探寻如何恰当运用技术赋予的权力构造一种可以让人们能够共处的生活方式，进而走出机器役使和社会驯化的困境，获得超越技术解决主义的足够智慧。

［关键词］深度智能化时代；算法认知；预测机器；智能折叠

［作者简介］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数字生态下的信息体与智能关联主义

［摘要］在思考未来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上，存在人工智能将淘汰人类的取代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无关的外在论两种倾向。我们提出第三种路径，即数字生态下的智能关联主义。智能关联主义并不注重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将之还原为数字生态的信息体，信息体即被一定的数字环境赋形的数据。在赋形的信息体基础上，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解释性路径，形成了与行动元和其他行动元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大的数字生态信息层，而人与非人、真实与虚拟、自然与社会的行动元都是这个信息层上运行和展开。这个数字生态的信息不断构造出新的关联，而新的智能关联进一步促成了人与智能体在行动元基础上的共同进化。

［关键词］数字生态；信息体；行动元；智能关联主义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永谋

［摘要］近年来，智能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于公共治理活动中，正在将当代社会的技术治理实践推进到智能化的新阶段。从远景看，存在着关于智能治理未来的两种极端看法，但更可能的发展道路是“介于乌托邦和敌托邦之间”的。从现状看，当前智能治理正在重塑社会面貌，其本质是数据治理，而智慧城市是其主要抓手，各种反治理现象和社会风险也与之相伴而生。结合中国国情，推进智能治理必须贯彻有限工具原则，坚持利用与控制并重原则，注重诸种智能技术与人的融合，在具体语境中区别治理与操控，妥善处理“AI失业问题”。 

［关键词］智能技术；智能治理；技术治理；哲学反思

［作者简介］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哲学

谭清华

［摘要］吴晓明教授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现实两个角度对当前国内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反映了吴文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现实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关系的诸多误解，而且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吴文对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属性的拒斥。然而，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规范理论，不仅符合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且也是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与马克思的伦理学等相关或相近学科区分开来的关键，同时也能更好地明确和凸显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意义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谭清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立法的类比性与自律的必然性

——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

［摘要］康德伦理学的当代研究者大多倾向于把“立法”和“自律”看作一回事，进而在实义上将“自律”解释为“意志的自我立法”，这难以回应平卡德提出的“康德悖论”。实际上，这两个术语存在多个方面的差异。“立法”更适于被看作一个类比概念，充当“自律”的类比解释。类比解释依据的是类比双方的一种完全的相似性，但不能在类比中把一方的特殊性质转移给另一方。然而，“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法则以何种方式产生”。康德曾明确指出：意志主体不是法则的创作者，只是法则的约束性的创作者。道德原则是意志自身固有的原则，道德诫命是意志依据其固有原则的必然判断。在这两个层面上，意志都不能在实义上为自己立法。因此，“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仅仅在于“服从自己的法则”或“受到自己法则的约束”。类比解释更加契合康德作为必然性的自由观念，还能使“康德悖论”自行消解。

［关键词］康德；立法；自律；类比；自由

［作者简介］李科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3

经济学

生产网络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结构

——基于时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张红霞

［摘要］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利用Ghosh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产品入手构建测度数字经济规模的方法，同时考虑数字部门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测算和分析2002—2018年期间全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及分布，并基于我国2012年和2017年省级投入产出表分析数字经济区域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从2002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最终产品规模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6.33%，远高于GDP平均增长率；(2)数字经济最终产品中资本形成的占比在2007年之后大幅提高，从24.18%提高到2018年的37.56%；(3)在数字经济总规模中，数字部门产品占比高于数字化产品占比，而数字化产品规模稳步提高，广泛分布于各个传统产业，同时又具有集中性；(4)数字经济的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占地区GDP比例差异显著，区域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

［关键词］数字经济；生产网络；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Ghosh投入产出模型

［作者简介］张红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问题与反思

孙睿  李育

［摘要］近代英国国家能力中的三个核心经济要素——财政、贸易与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状态，而且还与政治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由此，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关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而且该框架对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以此框架来观察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特征以及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因为上述三个核心经济要素在中国历史实践中不仅表现出离散性，而且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这意味着，该分析框架未必具有普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持批判态度。

［关键词］国家能力；比较经济史；离散性；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孙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与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院讲师；李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4

案例研究

5

政治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的历史制度机制及其启示

王成  林凡彬

［摘要］制度是形塑共同体的核心变量。制度的形成、激活以及再次观念化是考察制度效度的周延思路。羁縻制度或羁縻政策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固化，并且一直处于变迁之中。这种变迁一方面是中央权力与羁縻边疆政权权力之间持续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央王朝有意识地调整，从而渐趋完成了由羁縻边疆向政区化管理的治理模式转换。羁縻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一种更为稳固的制度文化（观念），从而给予羁縻边疆政权以“脚本”化认知，进一步提高了羁縻制度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上的效度。上述过程并没有终结，当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需为中华民族的“组合一体”与“民族交融”提供有效助益。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羁縻制度；制度机制；观念；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王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凡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林  邓青南

［摘要］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原理，人类的实践活动由物质生产和自我繁衍的两个维度构成，并由此形成包括纵向和横向维度的人类社会基本格局：一方面是纵向的由物质生产延伸出来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和由此出现的阶层阶级格局，另一方面则是横向的由自我繁衍而出现的氏族部落到族群民族的人类空间格局。随着人类政治建构的进程，尤其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和建构进程，使这种纵向的社会分工与横向的人类空间格局在各自和彼此的互动中实现统一，并在进一步的互动中展开现代国家整合的理论和实践场景。

［关键词］两种生产；阶级互动；民族互动；阶级与民族互动；国家整合

［作者简介］李林，南通大学海洋文化资源研究院海外少数民族研究室研究员；邓青南，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马列教研部讲师

6

法学

刘志刚  万千慧

［摘要］立法实施是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宪法在公法、私法场域不同部门法中的实施路径不甚相同。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既要确保宪法对部门法的价值统合，又要维护和尊重部门法自身的体系完整，还要维护和实现部门法之间，尤其是跨法域部门之间的较为妥当的衔接。目前，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宪法与民法的衔接通畅问题、公法与社会法场域诸部门法单方面推进对宪法统领效果的稀释问题、宪法对部分性质定位不清的法律的统合问题等。这些问题是由法域分化时期划分标准的变迁冲突、作为顶点的宪法制度结构性不均衡以及部门法彼此之间的衔接不顺畅造成的。完善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路径，需以部门立法为着眼基点，明确法律部门划分的逻辑，确保宪法和部门法及部门法体系之间的衔接沟通。

［关键词］宪法实施；立法实施；公法；私法；部门法

［作者简介］刘志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千慧，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丁晓东

［摘要］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二元框架、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具体权利义务适用等方面的挑战。究其原因，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劳动法所调整的都是具有一定支配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其关系都兼具合作性与对抗性。二者的问题叠加使得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不能简单套用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框架。应当坚持信义义务与实用主义原则，在兼顾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需求的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企业的个人信息治理责任，为劳动者个体与集体提供安全与可信赖的个人信息处理。在制度上，应根据不同场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制度，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劳动者保护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劳动保护；不平等；个人信息；信义义务；实用主义

［作者简介］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7

史学

徐建委

［摘要］西汉武帝以前时代，儒术的含义相对驳杂，一般是指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仪式和制度。这种广义儒术的知识资源主要是六艺类文献。以六艺知识和文献为基础文饰政治，重建社会伦理、培养各级官吏、塑造王朝礼仪与形象，进而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是汉王朝面对当时社会政治诸难题的自然选择。至迟自汉文帝时期，广义上的儒术就已经开始受到王朝政治的青睐，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景时期政治选择的自然延续。在中长时段的政治史视野中，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尊崇儒术其实是西汉王朝所实施的稳固统治根基的主要治策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儒生的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政治事件。

［关键词］独尊儒术；行政实践；董仲舒；西汉学术

［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试论汉文帝朝三大政治势力及其权力互动

［摘要］汉文帝是西汉早期的重要皇帝，与景帝共同缔造了“文景之治”。然而，在“清静无为”的治理方式和崇尚节俭的道德垂范下，文帝朝的政治局势却是暗潮涌动，各方势力博弈不断。当时中央权力结构大体可分为文帝集团、权臣集团和文官群体三部分。文帝集团与权臣集团间的权力博弈比较明显，斗争相对激烈。文官群体由汉朝中下层官僚发展而来，相对比较松散，且他们效忠的终极对象是汉朝而非汉帝，所以在文帝与权臣博弈的过程中，常常起一种微妙的平衡作用。文帝因个人集团力量薄弱，所以有意招揽和拉拢文官群体，以抗衡权臣集团，稳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三大政治势力的纠缠与博弈，构成了文帝朝中央政治权力行使的重要图景。

［关键词］汉文帝；政治势力；袁盎；张释之；薄昭

［作者简介］邓骏捷，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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