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工程思维

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之中，甚至于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刘慈欣的小说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不仅因为其科学幻想之瑰丽，更是因为其科学技术情怀的深厚。长期作为工程师工作在技术一线的小说家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技术至上主义者，并且也在作品中以科学技术为对象，书写了一个个当代神话。相对于当代科幻文学中较多的对科技与自然、人伦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刘慈欣作品的特点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问题导向的技术性思维，对工程技术解决人类问题的前景表示乐观，这表现出世界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特征，有学者称为“新古典主义”科幻文学。¹

正是从较多表现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在宇宙中生存的巨大助力，而非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阻力这一角度，刘慈欣自称自己的小说有些“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后者都正在占据科幻小说中的“主流”。确实存在对刘慈欣作品中“技术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声音。然而，作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国际国内文学界和学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过时”的表现。可以说，刘慈欣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思想内核的工业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仍然持续具有吸引力，得到广泛的认同？其社会文化根基是什么？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具体是如何体现的？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在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当代中国，工业思维和工程精神仍然是一种根本性精神需要，而刘慈欣作品正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这方面的精神食粮。

对刘慈欣作品中蕴含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已经有研究进行了分析。²

下文将以几篇（部）代表性作品为例，将刘慈欣小说中蕴含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置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探讨这一思想谱系之下，探讨这一倾向对发展中的中国的意义。

一、《三体》三部曲：科学发展道路的文化障碍

在刘慈欣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三体》（2008—2010）中，面临三体文明的威胁，地球人第一次认识到，茫茫宇宙是一个“黑暗森林”，诸多星际生命之间鲜有联系的原因是自保和生存的巨大压力。向外界发出信号、暴露自己坐标的星球会被更高级的文明毁灭：这一设定在战略决策上的告诫是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保持低调。法则看似残酷，但蕴含的基本设定是技术乐观主义的，因为这一法则的基本假设是任何文明，即使目前发展水平不高，都可以通过科技水平的突发性增长，成长为高级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巨大的威胁。小说的发展也确实如此，虽然面对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超过自身的三体世界，但地球人并未放弃，在对峙与周旋之中，地球人发现自身最为特别、不为外星人理解的特质是可以说谎，也即思想和语言、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现象。正是因此，虽然掌握了更高的科技和武器，但三体人无法从思想上攫住地球人的弱点；而只剩下了一个大脑孤身进入三体世界的云天明，也因此得以通过故事向人类传达了三体世界的重要情报。这一情节设定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这一特质进行了开掘和利用，在不进行道德判断的情况下分析人性在星际冲突中的可资发挥之处，具有战略性眼光。

《三体》系列小说，与刘慈欣的许多其他小说一样，常被论者以“雄浑”、“崇高”等特质加以描述。不过一方面未知世界的广阔与科学的神圣地位被赋予无上的崇高感，另一方面这种崇高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洁癖或感性的浪漫。³对广阔宇宙之崇高的敬畏与实用主义、脚踏实地的精神同时体现于《三体》中的诸多英雄人物身上。如第一部中的警察大史，虽然言语粗俗、行为出格，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实践经验，以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为依靠，在诸多科学家都束手无策的状况中屡出奇招，起到定海神针般的作用。第二部、第三部中的罗辑，本是一位不思进取的大学教授，虽然被选中为“面壁者”，但并不以地球和人类的前途为意，反而借助“面壁者”身份尽享世俗私利。但是也正是在对人的本性需求的充分体味之后，他才从自己研究的宇宙社会学中获得了置身事外的视角，从而抛开道德、文明的束缚，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慑，成为人类的守护者。而第三部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云天明虽然蹉跎一生、无甚成就，却从对暗恋之人诚挚的爱情出发，舍弃永恒的宁静，孤身进入三体世界，以一己之身承载了人类的希望。这些英雄人物的共同点是从社会的最基层出发，在生死爱欲这类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中寻找出口。而几乎可以作为对比人物的程心，虽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学识，却几次因此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使得人类遭受重大损失以致灭亡。这种强烈的对比暗示，人类必须以科学理性为指导，以顽强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寻找自身发展的路径，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也就是说，道德和文化习惯有其适用场景，在危机时刻应该首先保证种族的生存。

有学者用“文明冲突”来描述《三体》三部曲中的主要矛盾，将第一部概括为“知识分子叙事”，第二部概括为“英雄叙事”，第三部概括为“末人叙事”。⁴这一论述点出了三部曲中关于科学技术和人伦观的几个最重要观点：科学家与大众、与国家政权合作的重要性；科学家应该承担起延续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保证人类生存才是最大的道德，不是保证普世价值。充满价值观叙事的三部曲从多个角度论述，科学技术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人类的安全发展和文明延续，但是整个系统必须要在客观、“科学”的方式下运行，科学研究和政策实施要以操作机器般准确、冷静、理性的态度进行，否则出现结果只能是悲剧。《三体·死神永生》的悲剧性结局正源于一个不尊重科学规律的“普世价值”错误。三部曲中提出的训诫，可以理解为站在技术乐观主义立场上，对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文化障碍的批评。

二、《流浪地球》：坚持本土经验与大型工程实施

在另一篇小说《流浪地球》（2000）中，因为太阳可能发生氦闪，对地球造成毁灭性打击，人类启动了史无前例的“流浪地球”工程。开动这一工程的决策是在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集中机制下做出的：在一切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太阳即将消失的时刻，人类的社会政治文化建制全部改变了形态：单独的国家政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消弭了国家区别的联合政府，政府决策不再根据一国利益，而是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为最优先的考虑。对于政府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小说提出的方案是：长期的规划必不可少，充分论证过的规划必定严格执行。跨越100代人、2500年的流浪地球计划，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的，而其准备工作则是在400年内完成的。研究、规划和实施由联合政府主导，科学家、军人、政府参与其中，普通民众所做的是配合和支持。这种支持的前提是联合政府不带任何私心，完全代表人类利益，不惜为此做出牺牲。

在特殊的条件下，家庭形态和人伦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⁵在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刻，最大限度保证物种延续的铁则毋容置疑地投入使用。牺牲与死亡成为常态，叙事者父亲作为军人的奉献型牺牲、母亲作为中老年群体的一员，将生存机会让给年轻人而做出的牺牲、妻子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由于缺乏理智而在战斗中死去，这些生命的消亡在象征的意义上呈现了革命年代的悲壮与残酷，而无论如何，保持希望，保持奋斗，保持理智的先锋队所指明的方向，最后获得成功——故事的逻辑中体现出的组织方式、集体主义精神和价值取向和中国革命时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具有高度一致性。

有研究者将《流浪地球》中体现出的对地球的眷恋和保护欲描述为一种强烈的“家园意识”，⁶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相关联。这的确是小说重要的文化根基，同时也可隐喻化地解读为对本土发展的坚持：世代居住之地，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也一定要坚持守护下去。与刘慈欣许多其他作品不同，《流浪地球》中并没有突出的英雄人物，无论叙事者，其家庭成员，还是涉及到的老师、同学和周围的人，都并非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而领导这场巨大工程的先锋队，也即最后时刻还能保持理智的联合政府成员，也是以5000人的集体面貌出现的。小说提示，像流浪地球这种规模的大型工程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属于所有人民，并非一些英雄人物能够独力解决的；但必定有一个更为坚定、理性和具备相应能力的先锋队，以集体的力量去领导它。⁷

坚持本土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时刻反思和自我批判。集体情绪泛滥的任性结果，在小说中遭到了揭露和批判：由于阴谋论的流布，联合政府的流浪地球工程遭到平民的质疑，在大规模的叛乱之后，联合政府的五千人被处死。讽刺的是，在他们被以残忍的方式冻死，成为五千尊冰雕像的同时，太阳氦闪发生了，谣言不攻自破，但五千尊冰冻雕像永远屹立在冰原上，记载着在宇宙巨变之下追求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带来的严重后果，小说的高潮也正在此出现。小说一方面认同集体主义价值，另一方面又提示集体主义需要理性的规约，也即有节制的、真正基于集体利益的集体决策。结合中国历史解读这样的反思，在今天仍然具有警醒意义。

三、《微纪元》：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在生存与灭绝之间，这一系列小说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存，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延续人类的基因，并且达到一个快乐、理想的生活方式，即便人类的生命形态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种主张在《微纪元》（2001）中达到了顶峰：同样基于太阳发生氦闪，对地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这一背景，小说中为了适应资源的急剧变少和环境的变化，人类运用基因工程将后代塑造成了细菌般大小的“微人类”，并且运用纳米技术将生存所需的科学技术产品成比例地缩小，塑造出一个占用资源极少，但保留了人类文明的新物种。20代人以后，地球上的人类已经完全以微人的状态存在，建立了上万个城市，拥有180亿人口，却只占据极少的土地，消耗极少的资源。

小说关于微人类的想象是自然而有趣的，其核心创意对读者并非完全陌生，虽然微人类在尺度上非常微小，通常这类想象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能够见到，但中外既存的“小人国”故事谱系仍然可以帮助读者解读和想象它。⁸不过，《微纪元》并非像此前存在的故事一样，将微小的人类作为一种异域风情的猎奇对象，或是某种思想倾向的讽喻客体，而是将它作为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在故事的聚焦人物——“先行者”的观察和行动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太阳氦闪发生前，人类为探索可能移民的星球，派出“方舟号”飞船，载着若干“先行者”到方圆一百光年内为人类寻找出路。由于技术问题耽搁回程的最后一位先行者回到地球的时候，太阳氦闪已经爆发过，因此他已经成了宇宙中最后一个“人”，小说中称为“宏人”，与“微人”相对。在自己的同族已经灭绝的大悲怆之中，先行者被微人类发现，了解到发生了的一切，惊喜地发现人类文明的延续者虽然微小，但在生存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并且因资源的相对可获得而具有乐观、无忧无虑的性格特征。先行者为微人类文明所打动，自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全人类最幸福的人，至少是宏人中最幸福的人，我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其实，用文明的延续来形容微纪元是不够的，这是人类文明的升华！我们都是一脉相传的人类……”并且，在意识到微人类唯一可能的敌人就是宏人之后，先行者选择将保存了两万五千年的一百个宏人胚胎细胞毁掉，彻底使人类进入了微纪元时代。

如果说关于微人类的设想尚带有既存文学传统中一些志怪想象的影子，那么先行者的心理变化和选择使小说告别了诗意化的文学想象，而成为了一个带有实践意义的社会行动方案，为资源匮乏的地球发展提供了思路。在世界人口增长迅速、资源减少、环境恶化的今天，如果有这样一种办法，使得“地球生态资源的千亿分之一就可以哺育微纪元的一千亿人口”，使得“一小片草地”就意味着“一个草原”，而“一个草原”就意味着“一个绿色宇宙”，那确实可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态乌托邦”了。⁹

虽然在小说中，这种关于人类生存和生态保护的方案具体呈现为将人类缩小，具有强烈的科学幻想色彩，但在隐喻的意义上，小说所提出的方案也可解读为少消耗、少占有的绿色生存策略。“宏人”与“微人”的对比不仅在于体型的大小、资源消耗的多少，还在于心态的不同；少消耗、少占有的微人类由于节制了物质欲望，获得了比宏人类更为民主、平等的社会状态以及更为乐观、天真的生活心态。在强烈的对比下，既经历过宏纪元又经历过微纪元的先行者决意放弃自己同类宏人类的未来，将地球让给微人类，以迎来更为幸福的人类文明，这种隐喻式的姿态提示，现实中的人类社会发展应该选择健康、绿色的生存路径。

对于《微纪元》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方案，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认为“微人类”的纪元是“‘轻松’和‘失重’的, 他们的忧患意识随其微小体型而成比例地缩小, 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完全无忧无虑, 充满快乐。相应地, 他们没有责任和负担, 没有过去的记忆, 没有历史感, 也没有自我发展的需求。‘微人类’像是生活在无休止的节日里, 沉溺于梦幻般的狂欢, 享受着孩子一般, 天真和永远年轻的生活”，而这“更多是对当代中国各种问题症结的一种令人警醒的回应。”¹⁰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沉重、记忆和悲伤是人类应有的背负，而失却了历史和发展需求、“无忧无虑”的后人类生活所提供的更多是警醒。小说中呈现的乐观技术主义的社会与这种基于人文主义的思考正形成了强烈的张力关系：在微纪元，人类的文明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对于东西方哲学、艺术、音乐、戏剧经典，微人类都能信手拈来。微人类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很少体会到负面情绪，“忧郁”只存在于博物馆之中。如果地球和人类已经遭受过太多的苦难，甚至于世代依赖的美丽家园永远不能恢复，连基本的生存也是勉强通过基因编辑才得以保证，那么，小说提出，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为什么不值得追求呢？小说中的设想带来如下启示：如果一个非常不同的后人类时代来临，那么生存要求的技术与物质生活状态都会发生变化，人类的心理、历史观和发展观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文精神的内涵并非永恒不变。

四、《超新星纪元》：工业制造和统筹规划

《超新星纪元》（2002）是小说家在创作早期非常重视的一部作品。从1989年开始酝酿，到1990年提笔创作，再到2002年最终出版，小说经历了五次创作和大改写，经手编辑和相关人员接近二十位。在最终出版之际，刘慈欣坦诚地写道，由于出版历程很长，这过程中由于个人思想发展加上编辑意见等外部因素，“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在最后一稿中已与第一稿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在现在日新月异的科幻创作中应该是不常见的。”¹¹反复的修改后，最终文本呈现了坚定的工业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结。

《超新星纪元》讲述二十世纪末，位于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爆发，强烈的辐射使地球上的成人患病，走向死亡。但由于基因的自主修复功能强，十三岁以下孩子的健康不会受到辐射的影响。获知大人很快就要全体死亡、世界上将只剩下孩子之后，中国大人迅速采取行动，以游戏选拔的方式从全国孩子中选出了未来的领导人，并对所有孩子进行专业和生活方面的培训。世界其他国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交接。在全世界的大人全部死亡后，地球进入“超新星纪元”。纪元之初，恐慌感和无所适从占据了孩子们的心灵，国家陷入了混乱，是谓“悬空时代”。利用超级计算机“大量子”，中国孩子领导人解决了混乱危机。在接下去的“惯性时代”，孩子们对大人世界的运行方式感到无趣，纷纷在虚拟网络社区“新世界”表达不想工作、只想玩的意愿，并在虚拟空间中建立了以游戏为核心的国度。很快，享乐主义盛行，社会进入“糖城时代”，孩子们肆意消耗着大人留下的食品、商品，不事生产。而这并不是中国一国的情况——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也进入了“糖城时代”，孩子们拿着武器开始了死亡游戏。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谈判中，最终各国协商决定全体派出部队，到南极进行战争游戏，以决定南极的所属权。游戏中，美国向中国基地发送了核弹，而作为反击，中国也启动了核弹，战争结束。由于气候突变，在南极的各国军队紧急撤兵。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孩子们终于看到了中国的海岸线，开始欢呼。而这时，国内已经完成了大迁移，所有孩子迁到长江以南居住，长江以北将成为绿色的世界。

以一个灾难造成的“儿童世界”故事为外壳，小说实际上设想了一套在较低的人力资源水平下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方案。孩子的特质是注重感官体验、缺乏理性和自我约束，容易耽于玩乐；在小说的世界中，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不存在人力资源水平的差别。那么在各国力量的博弈中，取胜的关键点如何？小说中的答案是领导人理性、高瞻远瞩的领导思路，以及丰厚的历史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小说中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国，正是依赖于其领导核心的强有力理性指导和在超新星爆发灾难中逝去的大人们留下的遗产而在地球上诸多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了不败之地。

小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在中国的大人和孩子合作下取得的胜利，其实质来自于中国大人高瞻远瞩的规划。同时，超新星纪元的中国领导人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由普通的小学生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领导者。在超新星爆发后仅剩下的一段短短时间里，小说中的中国领导人通过游戏的方式选拔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以战略能力、思辨力和人文关怀为标杆，选出具有决策和实干能力的领导核心。以华华、眼镜、晓梦为代表的孩子延续了大人世界的责任感，因而成为孩子世界继续运行的保障力量。华华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战略眼光，能够处理外交事务，言语行为成熟；眼镜代表了研究思辨的力量，名言是“我只负责想，不负责说”；晓梦则是人文关怀的化身。在移交国家之前，给人带来极大冲击的一幕是，大人领导者带领未来的孩子领导者参观用火车皮装载的味精和盐——二百多火车皮的味精和盐只够全国人民一天的供应。这一直观地想象人口规模的方式也象征了大人世界的全局观和责任感。“味精和盐”这一典故在单行本后文中再次出现，被孩子领导核心用来指代负责任的民生观。在美国对中国基地进行核打击后的关键时期，“特别观察组”向中国领导核心移交了“公元地雷”——中国的秘密武器——和大人留下的信，使得中国在战争游戏中重获主动权。这是秩序、理性和技术的力量在全文中的最强音。

在某种意义上，《超新星纪元》所描绘的社会状况也可以解读为后现代社会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走向。同《微纪元》中的微人类一样，孩子们倾向于淡化历史和悲伤，以享乐精神为指引前行。对于一个这样的社会，小说仍然抱有乐观的看法，即在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合理的社会规划之下，人类仍能在自我调整之后走向一个平衡、绿色的生存状态，同时保持民族的特质。

结论：工业思维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以上分析说明，刘慈欣小说中的一些典型文本具有技术乐观主义、工程思维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点，关注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并且将这种关注扩大到地球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去。这种特点在科幻文学界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并非仅此一家。举例来说，可以一起讨论的就有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回顾与设想，以工程科技思维引领，强调工业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研究者这样描述其中一个群体：“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代表一股成分驳杂的社会思潮，他们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并籍此处理当代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同时，他们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¹²

这一思潮的重要特点是以工程科技人员为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讨论中国发展问题时更多地借助工程技术思维和话语，并且对世界走势，尤其是中国在这种走势中的发展道路最为关注。刘慈欣的许多小说正好体现了这些特点，因此在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时，也成为最常提到的文学文本。《流浪地球》、《地火》、《三体》等在诸多讨论中被认为体现了工业和工程思维。尤其是，这些小说对资源紧缺问题的关注，对国别/物种/星球之间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之激烈的强调，对科学技术解决问题能力的信任，以及对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的精细描绘，都使这些文本具备了异于大部分其他文学文本的精神实质。

但是相较之下，刘慈欣小说的总体图景又更为复杂。如果上述网络讨论确实是从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出发，最后又落实到这一问题之上，而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源于解决问题的急切性的话，刘慈欣小说则并不带有这样强烈的问题意识。诚如《三体》带来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缺失的“整体性”这一评论所提示的，¹³刘慈欣小说的重要关注点包括宏观尺度上的国计民生和发展问题，但这只是文本的一个面向，很难说是终极指向。¹⁴宇宙蕴含的万般可能，人类倚仗自有科技水平在不同状况下能做出的选择，及这些选择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上呈现出的一环扣一环的影响，这些构成了刘慈欣小说的整体性图景。其文本中蕴含的技术与工程思维，塑造的新的“崇高”，以及体现的中国精神，这些毋宁说是科幻精神在想象和描绘上述繁复图景中的表露。在一些语境下，刘慈欣的作品确实作为工程思维的代表作品被讨论，但其文化内涵却远大于此。

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化建设中，工业精神和工程思维一直在发展和深入，互联网的发展则使相应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在世界多元化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化的今天，民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关心与日俱增，亦是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立足点的同时，强大的工业仍是中国发展自身所依据的重要基础，独特的本土实践经验给相应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呈现准备了土壤。刘慈欣部分重要作品中体现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正是这种土壤上开出的花朵，它的独特之处也显示了科技相关的思想的多样性。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和穆蕴秋曾提出，科学幻想之间的互动特别频繁，以至于“两者间的边界几乎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¹⁵这样说的依据是我们阅读到的科学史受到了“辉格史学”（Whig History）的影响：“即我们总是以今天的科学知识作为标准，来‘过滤’掉科学发展中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正确的内容、结论、思想和活动。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给出的科学形象就总是‘纯洁’的。所有那些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猜想，科学家走过的弯路，乃至骗局……都被毫不犹豫地过滤掉，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或在潜意识中同意），科学史只能处理‘善而有成’的事情。”¹⁶他们认为，科学研究和科学幻想一样，都是提出眼下无法验证的理论和不可能实现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二者的边界并不清晰。科学之所以给人正确和客观的印象，乃是因为科学史的写作方式过滤了那些“荒谬”的理论和想法。

以科学史和科学幻想的关系来类比战略政策研究和科学幻想的关系，虽然幻想看起来天马行空，但同样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策略应用意义，也许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明晰。文学中充分浸润了工业精神的国家/地区发展方案，如果不能直接称为某种策略建言，至少可以成为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中一些灵感的来源。 

[1] 吴岩：《新古典主义的科幻文学》，载《文艺报》，2015年9月30日第3版；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 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 比如，王洪喆在《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一文中认为，《三体》与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作品一样，是一种“应用文学”，蕴含战略思维。王洪喆：《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载《读书》，2016年第7期。亦参见李广益：《光面与暗面：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工业形象》，载《东方学刊》，2019年夏季刊（总第4期）。

[3] 参考贾立元：《“光荣中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载《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 陈颀：《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载《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5] 关于这种巨大的情感和伦理跨度，参见杨琼：《科幻文学史诗性的呈现——以〈流浪地球〉为中心》，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6] 参见王卫英、徐彦利：《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的悲剧内核》，载《科技视界》，2018年第28期；王卫英、徐彦利：《永无归期的航程——〈流浪地球〉赏析》，载颜实、王卫英主编：《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下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第569—580页。

[7] 参见罗雅琳：《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刘慈欣科幻》，载石晓岩主编：《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7—161页，尤其是第三部分。

[8] 关于中国古代诸多“小人国”故事，可参见王立：《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小人国母题——兼谈博物视野中的文化偏见和优越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西方经典的“小人国”故事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所作《格列佛游记》。

[9] 关于小说作为一个“自然生态乌托邦”的论述，参见胡用琼、任美衡：《重建科幻文学的“生态”意识——〈微纪元〉赏析》，载颜实、王卫英主编：《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上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第161—167页。

[10] 宋明炜、王振：《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38—39页。

[11] 刘慈欣：《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写在<超新星纪元>出版之际》，载《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12] 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第49-60页。

[13] 杨宸、罗岗：《“整体性”的确实与呼唤——论〈三体〉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载石晓岩主编：《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2页。

[14] 作者本人多次表示作用于现实并非自己科幻小说的目的，科幻本身才是目的。可作参考。

[15] 江晓原、穆蕴秋：《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载江晓原、穆蕴秋著：《新科学史：科幻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16] 江晓原、穆蕴秋：《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载江晓原、穆蕴秋著：《新科学史：科幻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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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