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婕 | 德国数字人文教育的启示

引  言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早期被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意大利耶稣会的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修士和IBM公司合作，基于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使用计算机进行语言和文字分析，完成了《托马斯著作索引》。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在欧美国家与高校图书馆紧密结合，90年代开始逐渐进入大学课堂。近年来，欧美综合性大学相继建立数字人文中心，以“项目制”的形式，促进信息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开设数字人文专业的高校也逐年增加。2019年，数字人文联盟组织（ADHO）在荷兰举办“数字人文年会”，会议开设的两个工作坊都对数字人文教育进行了讨论。会议共接收教育为主题的论文15篇，占到总论文数的5.8%。2020年7月，爱尔兰科克大学在国内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上直播了一门“数字人文导论”的课程，最高同时观看人数高达三千多。一方面，数字人文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数字人文相关课程的缺口较大。数字人文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前赴后继的年轻学生加入其中，所以教学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2015年以来我国数字人文领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数字人文主题文献数量自该年起以指数增长，同时涌现了一批以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和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库为代表的数据开放平台。然而在数字人文教学领域，我国才刚刚起步。2016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生的“数字工具与世界史研究”课程，这是内地高校首次尝试将数字人文引入大学课堂。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和人文北京研究中心联合开设数字人文荣誉研究辅修学位。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开设了国内首个数字人文硕士专业。

回顾我国高校数字人文的发展，自武汉大学2011年开设我国首个数字人文中心以来，各高校从建立数字人文中心、主持数字人文项目，到召开国际国内研讨会、创办数字人文杂志，数字人文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如今数字人文正在进入高校课堂，未来也将逐步形成科学、系统的数字人文人才培养体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数字人文教育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王涛以自身本科教育实践着手，探讨数字人文课程开设的价值和困境；朱令俊以伦敦国王学院作为个案，分析其课程设置和教育资源建设；祁天娇通过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案例研究，窥探跨学科教育整合机制和实践平台。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数字人文位居全球前列的德国着手，以其整体的高校数字人文教育发展为对象，采用文献分析，网站调研，比较研究，采访调研等方法对德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开展情况加以梳理和总结，以期为我国数字人文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

早在1970年6月，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就召开了第一届 “文献与数据处理” 国际研讨会。来自6个国家不同学科约100名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和人文学者齐聚一堂，讨论现代电子数据和信息处理对人文学科的意义。1998年，特里尔大学创建了德国第一个数字人文中心。当时，随着“人文计算”的发展，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数字人文中心，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意大利的比萨大学以及法国的南希大学。尽管起步时间上在欧洲范围内并不领先，但德国的数字人文领域在之后发展迅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型数字人文项目“D-Grid”。该项目是TextGrid下唯一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子项目，2006年由哥廷根国家与大学图书馆、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曼海姆德国语言中心、特里尔大学、沃尔姆斯应用技术大学以及维尔茨堡大学六家单位和两家商业公司合作开发，旨在创建数字化的研究环境和基础设施，为人文学者提供处理各种数字化的跨学科研究工具。该项目至今仍在延续，马克思·普朗克历史科学研究所和柏林工业大学后续也加入其中。

相关论文方面，高瑾等对CHum、LLC/DSH、DHQ等3种期刊中1966—2017年所有被引用的作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被引用量排名前3,000的作者所在国中，德国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19年在荷兰举办的“数字人文年会”共收到来自38个国家的379篇论文，其中德国独立发文52篇，合作发文23篇，以75篇的数量位居第一，美国69篇紧随其后。

经历了主要在语言学领域进行数字人文研究的第一阶段之后，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深化到德国更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其体系也逐渐稳固，创设了一些数字人文教席；第一批学生从新开设的数字人文课程中毕业；基础性的项目也告别了探索阶段，进入到更深化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德国数字人文研究也开始与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结合，支持“生而数字（born-digital）”出版物的开发。

德国目前共有23所大学开设数字人文课程，分为证书课程，选修模块/辅修，硕士学位课程和本科学位课程5种类型，包括纽伦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科隆大学在内的8所高校，都至少提供两种类型的课程。

大部分德国高校的学位课程最终是授予文科学位，仅有莱比锡大学、班贝格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学生毕业时取得理科学位。授予学位的不同，也反映了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侧重点的不同。以帕绍大学“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专业的硕士课程为例，该专业于2019年夏季学期在人文学院（Faculty of Philosophy）开设，是德国第一个明确规定教学重点为“数字史学”方向的硕士课程。此前德国数字人文硕士课程的“人文”部分往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专业中自由选择具体的课程方向，例如文学研究、语言学、音乐学、历史研究、媒体研究、艺术史等，不会固定为某个具体的专业方向。和帕绍大学类似，纽伦堡大学的“数字人文与社会科学（Digi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专业，伍珀塔尔大学的“编辑与文献科学（Editions-und Dokumentwissenschaft）”专业同样是在“人文”部分设置较为细化且固定授课方向的数字人文课程。

相较之下，莱比锡大学的“数字人文”硕士课程区别明显，该专业由信息学院开设，授予的是理科学位。与帕绍大学 “历史科学” 专业中人文科学相关学分占到总学分的50%比重所不同的是，莱比锡大学 “数字人文” 专业中人文的部分仅占33%，但计算机科学的学分却达到了50%，远远高于帕绍大学的16.7%。从计算机科学部分的授课内容来看，帕绍大学“历史科学”专业的相关课程全部是围绕历史学展开的，例如远读、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 （NLP）以及计算机辅助历史研究的定量分析等，目的是让历史专业的学生获得用计算机分析数据的方法，并且针对该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些实操性项目，“数字”真正融入于传统的人文学科之中，拓展了文科学生的研究方法；而莱比锡大学的“数字人文”专业仅有数字古典语言学和语言学两门围绕人文学科的计算机课程，其它的诸如建模、编程、逻辑和算法等课程，与传统的计算机专业无异。从课程结构来看，只是让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辅修了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本质上仍旧是计算机专业，“数字”与“人文”是以“拼盘”的形式呈现在学科设置中。

非学历课程方面，有5所大学提供数字人文证书课程。以慕尼黑大学为例，数字人文证书课程专门为历史及艺术科学系（Fakultät für Geschichts- und Kunstwissenschaften）的学生开设，所有本硕博的学生都可以提交申请。学生经过4个学期的学习，修满24学分并通过结业考试方可获得证书。该课程提供了一些较为基础且应用型较强的计算机科学类课程，如数据库、Python、统计学和网络技术等，并配套一些练习和实践的机会。

数字人文的工作坊（workshop），学术讨论会（colloquium）也是德国高校数字人文的重要教学形式。一些学校尽管没有开设数字人文的常规课程，但已经成立数字人文中心，常常会以数字人文中心为主办单位举办这类教学活动，例如柏林洪堡大学2020年夏季学期开展为期八周的数字史学研讨课，除本校老师外，来自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学者也参与授课。课程中有两周时间是学生分享自己如何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完成硕士论文的经验。

数字人文专业的师资对数字人文的长远发展也至关重要，是数字人文体系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标志着数字人文走向专业化。科隆大学、维尔茨堡大学、特里尔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帕绍大学、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以及斯图加特大学这8所大学，已经拥有专业的数字人文师资和独立的数字人文教席。以维尔茨堡大学的数字人文专业为例，由9位本教席的老师，5位兼职老师，以及4位分别来自古典语言学、法兰克国家历史、德语语言学、古希腊罗马史教席的老师共同为该专业的学生进行授课。

德语区数字人文协会成立于2013年，截止到2020年4月共有来自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410位成员。从2014年开始，德语区数字人文年会每年都会由该协会主办，并由德语区内的一所高校承办。承办数字人文年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对该领域发展的重视。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会议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相互交流的平台，也创造了学术讨论和批评的开放空间。数字人文尚属新兴学科，大型相关会议的举办对承办校高校的学科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从2014年开始, 帕绍大学、莱比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帕特伯恩大学都曾陆续举办过德语区数字人文年会，波茨坦大学和波茨坦应用技术大学也将在2021年联合举办这一年会。上述高校中，仅有法兰克福大学没有开设数字人文课程。尽管没有开设课程，但在科研领域，它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及法兰克福的歌德博物馆，三方共建黑森州数字人文共享项目Loewe。除德语区数字人文年会外，图宾根大学和汉堡大学承办过世界最大的国际数字人文交流平台——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DHO）的年会。

国际数字人文联盟网络（centerNet）是面向数字人文研究与协作的国际性科研组织，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07年创建，已有两百多家学术机构加入。centerNet强调为各孤立的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一个共享和教育的平台。我国目前有武汉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台湾大学三家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加入其中。在centerNet上德国共注册有10个数字人文中心，是德国学术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对话的重要平台。除德国研究协会（DFG）和DARIAH-DE外，7所大学名列其中，分别是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汉堡大学、科隆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其中科隆大学的两个下属单位数字人文科隆中心（CCeH）、历史和文化信息处理中心（HKI）都进行了注册。这七所大学中的四所都至少开设了两类数字人文课程，另三所则依托数字人文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活动。

此外，笔者通过对2015年2月至2020年10月间Springer Link中数字人文类的德语文章和德国数字人文杂志（ZfdG）上发表的所有文章进行统计，除去瑞士、奥地利等国学者的论文，共70所德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总计发表209篇文章。维尔茨堡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波恩大学、纽伦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和科隆大学等高校排名靠前，同时以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和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理工类大学在发文量上也表现不俗。

将开设数字人文课程，承办数字人文年会，在centerNet上注册数字人文中心以及数字人文方向论文发表数位于前10名看作四项评价指标的话，共有19所大学至少满足两项指标，反映了这些大学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积极发展与探索。从这些高校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德国大部分联邦州中都有在数字人文领域较为活跃的大学，并且德国的数字人文发展也没有只集中在个别高校。但必须承认的是，德国东部地区受限于自身教育资源和高校规模，在数字人文领域稍显薄弱，开设课程的高校较少，其研究阵地主要集中在柏林和莱比锡，尤其是位于东北部与波兰接壤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目前没有大学参与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

相较之下，巴伐利亚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这四个高等教育发达的联邦州已经展现出一定的学科发展优势，尤其巴伐利亚州有5所大学都在数字人文领域具有雄厚的实力。此外，帕绍大学、美因茨应用技术大学、帕特伯恩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等20世纪后半叶建校的年轻大学，也积极参与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开设了极具特色的数字人文课程。伍珀塔尔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等一批德国“小而精”的大学也加入了这一轮的新兴学科建设中。综合类大学具有天然和广阔的跨学科平台，是德国数字人文发展的主要力量。数字人文学科体系最为完整的科隆大学、哥廷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等都是有数百年建校历史的德国传统名校，在这些学校中，数字人文课程由专门的数字人文教席授课，有完善的学科设置以整合校内外各类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康斯坦茨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一些德国“精英大学”，在数字人文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并没有处于领先的地位。

尽管数字人文在德国学界仍具争议，比如《法兰克福汇报》在2018年曾用两个版面对数字人文进行讨论，其中不乏对数字人文的怀疑和对人文科学传统的捍卫。而数字人文项目时间长，成本高，其结论又很少在社会系统中被直接运用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德国学者诟病。其实，数字人文这个概念的无法精确定义性，正恰恰反映了数字人文发起的学科交叉原动力。伴随着更加开放的来源获取，人文学科局限性的突破，数字人文研究所带来的“精确人文科学”被更多德国人文学者视作未来的方向，他们认为即使面对非议，也应该继续推进数字人文研究。也正因如此，无论官方还是社会，都对德国高校数字人文教学及研究给予了巨大支持。

从欧盟层面来看，数字人文在德国得到两个项目的支持。第一个是“DARIAH-DE”，该项目属于欧盟“DARIAH”项目中的德国子项目。“DARIAH（人文及文科学科数字化研究基础建设）”旨在研究和教学领域上支持人文与文化学者用数字化的资源方法解决问题。该协会建立数字化的研究基础设施，为数字人文教育提供资源。“DARIAH-DE”目前有16个合作机构，机构间交流合作广泛。而2008年启动的“CLARIN（常见语言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项目，致力于建立跨越欧洲各国边界和打破语言障碍的研究资源共享平台，促进欧盟各成员国在研究领域内的合作。该项目计划建立一个将欧洲多所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库，“CLARIN-D”为其在德国的子项目。“CLARIN-D”和“DARIAH-DE”两所机构自2019年起，共同构建基础建设德国项目“CLARIAH-DE”。

从德国层面上看，德国研究协会（DFG）及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在国家层面对数字人文领域进行资助。各州政府对州内高校也在数字人文领域给予支持，比如黑森州对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资助以及巴伐利亚州对于帕绍大学的资助。可以说德国高校的数字人文发展得到欧盟、德国和各州政府的三方助力。以2011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学数字人文中心（GCDH）为例，GCDH在开展“eTRAP28 （电子文本重用项目）”时，首先获得了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并且由于GCDH是“CENDARI（协作式欧洲数字档案基础设施）”的成员之一，也获得欧盟“DARIAH-DE”项目资助。

比较具有德国特色的是基金会对于高校数字人文的扶持。基金会在德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高校和研究所常常受到基金会的资助。例如作为德国东部地区首个开设数字人文专业的大学，莱比锡大学受到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弗里茨·蒂森基金会则资助了海德堡大学主办的数字史学会议。

由于联邦制的特点及受到州层面的大力支持，德国高校的数字人文研究呈现一定地域性的特点，地区范围内的学术资源高度集中。慕尼黑数字人文中心（DHMUC）是2016年由巴伐利亚科学院、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慕尼黑大学和德意志博物馆四方共建的合作机构，旨在加强以慕尼黑为中心的数字化人文科学学科。DHMUC将慕尼黑地区的数字人文资源高度整合，后期将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也纳入其中，并定期举办研讨会、讲座、课程等活动，例如慕尼黑数字人文夏令营。

然而也有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数字人文发展因其联邦制特点，目前呈现出了一定的发展局限。一些数字化项目常出现地域局限，数据大多时候无法整合到国家层面。同时德国缺乏像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一样完全官方性质的数字人文办公室去推进基础性的工作，即使是德国研究协会（DFG）支持的项目也存在学科上的不均衡。科隆大学拥有全德第一个非语言学方向的数字人文教席，一直深耕于德国数字人文领域，马弗瑞德·塔勒（Manfred Thaller）教授结合了多项他在科隆大学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经历后指出，目前德国数字人文项目往往前期的数据搜集整合工程繁琐而庞大，造成了项目到尾声才匆匆开始分析工作，这样的情况让他深感惋惜。

另一个当前德国数字人文研究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很少能吸引到德语国家之外的学者加入其中。由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在德国数字人文研究中提供绝大部分的经费，所以用德语来研究和发表相关的成果成为一种常态。德语语言、文学和历史是德国数字人文研究的三个重点，都带有极强的乡土地缘性，以“DARIAH-DE”为例，不仅用德语开展，其策划文书、公开声明、出版策略、38页的报告草拟文件等都体现了国家内向型的特征。如何扩大德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受众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宗教、艺术、音乐等具有更强国际互通性的领域应该被重视。莱比锡大学数字人文专业美籍教授格里高利·科瑞奈（Gregory Crane）认为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是国际间共同开展数字人文合作的极佳主题，比如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来到德国接受高等教育，而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又有大批移民前往美国。他还强调“努力探索，建立体系对于数字人文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仅仅是投入资金，那么当那些基于数字模型的研究并不能反映研究发展前沿的话，反而会毁掉德国的学术研究。”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学界对德国数字人文目前发展的忧思。不可否认的是，在BMBF的大力资助下，德国高校数字人文发展迅速，大量高水平的人文学者加入数字人文领域，是跟风而行，还是大势所趋，这值得深思。

通过对德国数字人文发展和高校数字人文教育情况的整理和分析，也包括对两名德国数字人文专业学生的简单采访，笔者认为对我国处于尝试阶段的数字人文教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 数字人文应该进入更多的高校

2020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数字人文年会，共18所国内大学参与，其中有12所985院校，4所211院校及两所双非院校。目前中国内地成立数字人文中心的大学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前四所为985院校，也是内地较早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相继建立数字人文中心。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数字人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少数顶尖大学，可喜的是近年来也有几所普通院校加入到数字人文发展的浪潮中。在德国，很多非顶尖大学数字人文领域发展成果显著，例如帕绍大学。这所1978年才建校的大学，在现代大学教育发源地的德国，无疑是一所相当年轻的学校。该校只有四个学院，发展数字人文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校内最大的人文学院的跨学科合作。也正是因为其锐意进取的精神，该校在2019年被泰晤士报THE评为全球最佳30所年轻大学之一。我国新建立的或者规模精简的大学，可以借鉴帕绍大学的发展模式，在数字人文教学领域率先发力，建立学科优势。

2. 数字人文和 “新文科”理念的结合

数字人文课程在国内推广上的困难与我国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的学制有一定的关系，学生跨大类、跨院系选课较为困难。实际上，教育部2018年下半年以来就积极倡导“新文科”建设的理念。现代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也早就提出打破科学与人文分裂与对立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的概念。人文学科和理工专业的交叉融合正体现了对学科框架的一种突破，有利于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之所以能在内地最早开设数字人文方向的本科生课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大学“三三制”的跨学科通识教育体系。此外，数字人文的网络资源也理应获得更多的重视。慕课（MOOC）和其他实时直播软件可以用以整合国内外各高校的资源，辅助以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学术论坛等）进行宣传，让有需求的学生和学者可以便捷地找到资源。除了课堂教学，数字人文实验室、工作坊，也是提供各学院学生合作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重要实践机会，例如埃尔福特大学的东德时期电影院探究项目。该数字人文项目由各院系的同学在史料搜集、技术探索和应用展望上分工合作，最终完成了一个还原当时市民生活的数据共享平台，非常具有公共史学的价值。

3. 数字人文课程的设置要兼顾文理，综合考量

王涛教授在完成两年的本科数字人文教学实践后曾总结道，大学应该继续推广数字人文的概念，让人文社科背景和技术背景的学生都能意识到数字人文的重要性，加入到这个新兴学科中来。提供数字人文课程的德国大学中，课程设置既有偏“人文”的，也有偏“数字”的，但选修模块和证书课程几乎都面向文科同学。中国大学在开设选修课程的情况下，可以兼顾两种思路。在数字人文课程的框架下，课程设置也应该避免浮于表面的“拼盘”形式，真正将“数字”和“人文”在课堂中融合起来。一方面，给人文专业的同学教授辅助文科研究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另一方面，给理工科的同学开设人文方面的课程。同时向各专业的学生展示和分析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文科研究的案例，并创造一个可以相互讨论和协作的平台。

4. 数字人文专业的开设需要理性思考，并培养合格的师资

笔者认为，开设数字人文专业要符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不应当盲目扩张。目前，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开设数字人文选修模块，辅修课程以及证书课程是比较合理的尝试。也可以先通过建立数字人文中心，举办工作坊、学术研讨课、专家报告会、数字人文实验课等。

数字人文这类跨学科的专业，由于学科界定上存在模糊地带，毕业生可能在就业中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学生在专业选择时也有可能产生误读。笔者采访的两位德国数字人文专业的毕业生在采访中都提到了自己曾经对就业的担心。最大的顾虑是，当寻找“数字”类的工作时，可能相比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不具备优势；而应聘“人文”的工作，又竞争不过纯粹的文科生。受访的一名曾在莱比锡大学数字人文专业就读的同学，目前从事程序员的工作，职业选择上基本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无异，这和莱比锡大学偏重计算机模块的专业设置有关。而另一名曾在伍珀塔尔大学就读的同学目前从事出版社客服经理的工作，她此前的专业是“编辑和文档学”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数字人文的课程对她的职业有一定帮助，但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让数字人文学科得到就业市场的认可，也是各高校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数字人文学科的师资是否合格。数字人文，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和“人文”的组合，需要授课老师自身对数字人文的应用有深刻的认识。数字人文学科的体系构建尤为重要，由于涉及跨学科的领域，即使是一门数字人文入门课程，光靠一位老师“单打独斗”，也很难完成一整个学期的授课。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年新设的数字人文选修课，就邀请了本学院、计算机学院、本校图书馆（具有历史学背景）和上海图书馆的多位老师轮流授课。所以，首先应整合校内外资源，其次完善学科建设，再从市场角度进行调研，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从而避免盲目开设专业。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开设的数字人文专业，就是在有丰富的数字人文项目积累之后，统筹该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此前数字人文辅修课程成功开展之上，进一步的学科建设探索。

5. 数字人文的发展需要各层面的扶持，并且扩大研究范围和国际合作

德国高校数字人文课程和项目可以从欧盟层面、国家层面、州层面以及基金会四个层面得到极大的经济和资源支持。目前正主持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中国地方志”研究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薛凤教授（Dagmar Schäfer），刚刚荣获2020年度德国最高学术荣誉——莱布尼茨奖，并得到了250万欧元研究经费，这也将是其实现学术研究自由的极大保障。我国数字人文的发展，也需要各方加大对人文学科以及数字人文的扶持。可喜的是，当下数字人文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如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与研究”及其子课题“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古典诗歌分析系统构建”，就是一项数字人文应用于古典诗词的研究。目前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还是以中国史和中国文学为主，未来可以与更多其他的人文学科结合，并且从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观等的角度积极寻求与外国学者的合作，挖掘同一历史背景或者同一文化概念下的跨国延伸。

6. 数字人文研究应该构建学术共同体，并做到产研学的结合

从德国大学开设的不同侧重的各类型数字人文课程中，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的潜能。综合类大学可以利用其教育资源优势建立完整的学科平台；新兴的大学、规模较小的大学，抑或是理工类的大学，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在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整合各专业教育资源，完善合格的师资，建立学生实践的平台是德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数字人文教育的目标。现阶段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数字人文的学术共同体，是我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的迫切需求，而互联网和AR技术的发展也给数字人文教育提供了共享与互动的新平台以及产研学联合的新方向，相信在数字人文高速发展的浪潮中，我国的高校数字人文教育也一定会迸发曙光。

[责任编辑  刘泽生]